我所了解的Facebook入华全过程

但是，Facebook的入华动作一直很慢，其中包含Facebook自身的踌躇和犹豫，亦有难以逾越的现实中的山脉。

我只说我知道的。

一、Facebook入华始于2010年年末2010年圣诞节前夕，刚刚荣膺《时代周刊》年度人物的马克·扎克伯格造访中国，当时他还没有和他的华裔女友普莉希拉·陈结婚，虽然马克·扎克伯格对媒体称这是一次度假之旅——网友们也纷纷调侃Facebook的掌门这是上门拜见岳父大人来了——但是随后由Facebook公关部门安排的紧凑行程，则暴露了这场长途旅行的真正目的：李彦宏、王建宙（时任中国移动董事长）、曹国伟、马云，他们分别单独与马克·扎克伯格密谈，并在之后的媒体询问时三缄其口。

那次，除了找王建宙是为了了解中国移动互联网的目的之外，其余三个大佬及其身后的公司，都是Facebook寻求合资的意向对象。

二、为什么是百度、阿里和新浪Google退出中国一事，对马克·扎克伯格的触动极大，尤其是他与谢尔盖·布林私交甚密——扎克伯格后来还将布林弃之不用的一处宅邸买了下来当作婚房——而谢尔盖·布林出生于苏联的犹太家庭，自小遭受政治审查的迫害终致举家迁往美国方才得救，布林始终是反对互联网审查的前沿人物，他劝诫扎克伯格“警惕中国市场”。

2010年，马克·扎克伯格邀请了Google曾经的大中华区总裁李开复来到硅谷总部做演讲，并收到了李开复对于Facebook入华的建议。

在当时，李开复被认为是一个拥有西方智慧、同时又懂得中国特色的职业经理人，即使是Google在与中国政府的博弈当中一败涂地之后，Google总部也并未认为这是李开复及其团队的失误和责任。

在与马克·扎克伯格的会谈上，李开复提出了许多关于如何在中国市场“软着陆”的技巧，比如一定要采取合资的形式入华，不要立足于海外的视角和思维来慢慢学习中国的互联网政策，而且用户需求高于法律——没错，李开复认为美国科技公司过度重视基于本国法律的价值观，而不愿屈从于中国的特殊性去寻找用户的实际需求——基本上，马克·扎克伯格的妥协程度很高，他愿意为了获得中国的巨量用户而承担委屈。

最后，马克·扎克伯格需要寻找与Facebook体量对等的中国互联网公司作为合资伙伴，符合条件的自然只有”BAT“，但是由于腾讯的社交业务与Facebook太过接近缺少互补空间，所以被排除在外。

而新浪能够补进来，只是因为彼时新浪微博风头正劲，李开复亦是新浪微博的核心鼓吹者之一，所以扎克伯格也去新浪坐了一会，最后发现新浪微博只不过是一个Twitter式的产品，颇为失望。

（在美国，Facebook是十分看不上Twitter的）。

三、2011年是Facebook的实际入华年，但终究功亏一篑李开复在对马克·扎克伯格的建议里提到过，Facebook入华的有效窗口只有一年，错过之后就希望渺茫。

事实证明李开复的行业直觉非常敏锐，就在一年之后，腾讯的微信开始生猛崛起，横扫一切。

由于保密协议的关系，迄今仍然无人能够证实2011年与Facebook合作并试图帮助它落地中国的公司是哪一家，但是百度的可能性最大。

2010年，百度推出社交产品百度说吧，并明确定位“不是微博，不是Twitter”，实施严格的实名制度来拓展用户，操盘这个产品的，也是百度新成立的社会化网络事业部，种种迹象表明，百度是想以百度说吧为社交平台，横向撼动腾讯的市场地位。

同时，百度说吧作为百度历史上寿命最短的一款产品——2010年9月上线，2011年8月关闭，运营时间不到一年——这个周期，与Facebook尝试入华最终反悔的完整过程恰好重叠。

也就是说，百度说吧这款产品很有可能是百度为Facebook准备的嫁妆，也是百度表示出的诚意。

四、Facebook“食言”的原因只保留技术，让出运营权、销售权和一半的品牌（就像“一汽·奥迪”这样），马克·扎克伯格几乎已经同意了如此苛刻的条件，但是在他最看重的一项原则上，双方都没有妥协的打算，而这种方向相异的坚持，导致了Facebook的中国之旅“去而又返”。

马克·扎克伯格对于Facebook的愿景，在于“连接全球的每一个人，直至整个世界”，所以它不接受在中国“另建新站”的落地模式（域名使用2005年就注册了的）。

然而，中国的监管政策，亦不能允许这么一家全球性的内容社区让那些有可能“危害”中国用户的信息自由流通。

在争吵的最激烈阶段，Facebook甚至收到过一份极尽讨巧的方案：在表面上，让Facebook看起来无缝接入中国，但是在运营时，则单独针对中国用户建立数据库，并储存在中国本土的服务器上，接受中国的审查法律监管，另外，由中国方面制定中国用户的访问权限，禁止中国用户接受来自海外的分享、私信以及某些触犯特定关键词的信息。

最终，Faceook也拒绝了这份虚与委蛇的方案，在紧锣密鼓的筹划了近半年后，马克·扎克伯格决定将日本、韩国以及南亚为重点开拓市场，放弃“艰难的”中国。

五、入华与否，扎克伯格说了不算十年前，刚刚创建Facebook的马克·扎克伯格年少轻狂，他假意答应红杉资本的投资意向，然后在约见当天诚心迟到，并穿着睡衣在红杉资本的办公室里展示他的PPT，PPT的主题是“你不应该投资Facebook的十大理由”。

扎克伯格后来坦言自己对那时的行为感到“非常抱歉”，当然，红杉资本没有投资Facebook，他们转而投资了WhatsApp，独占近40%的股权，最后让Facebook不得不掏出190亿美元收购了WhatsApp，成为最大的赢家。

红杉资本将这宗收购案称之为“壮观的里程碑”，显然，这是在回应马克·扎克伯格于Facebook上市敲钟时的演讲——“Facebook上市只是个里程碑”——越到后来，扎克伯格就越发尊重华尔街。

所以，纵使扎克伯格不喜欢中国的独特规矩，Facebook背后的投资者却无法对富饶的中国市场视而不见。

2013年，Facebook的COO雪莉·桑德伯格带队抵达中国，与国新办主任蔡名照有过一次公开会晤，桑德伯格主动提议，让Facebook帮助中国企业开拓海外市场，让生意回归生意，毫无疑问，中国政府并不排斥这种层面的合作。

一个靠谱的猜测是，Facebook希望借助企业级的合作，来与中国发生商务关联，从而降低其产品形态可能蕴藏的对抗性。

在美剧《纸牌屋》中，有一个被创造出来的概念叫作“滴入式外交”，这个恐怕也是Facebook的投资者希望推动Facebook入华的执行策略。

而马克·扎克伯格“连接所有用户”的理想，也列在可以被牺牲掉的名单上。

六、海外互联网公司入华面临的现实如果中国能够赶走全球最大的互联网公司（Google），那么这意味着它不会容忍一切形式的讨价还价，不论请求来自何方。

尤其是在当下的中国，国家安全——或者说是信息主权——的地位居高不下，如果一款互联网产品拒绝被中国的现行法律管理，或是回避中国执法部门对他提出的任何要求，那么中国就不会对其开放市场，而且与很多西方企业思维不同的是，这不是谈判，而是一刀切式的合同，海外公司只有签与不签的权利。

比如Line和Instagram就不愿接受审查，所以自从今年7月以来，它们就在中国失去了稳定访问的网络环境，而Evernote和LinkedIn则低下了头，它们使用两套原则——中国注册的用户及其产生的内容，都可以被审查及删除处理，“遵守中国相关法律法规”，而海外则不受影响，保持信息自由——随着胡萝卜与大棒的交替授予，越来越多的海外互联网公司可能都会偏向于让步的后者，毕竟，进不来，任何竞争都轮不上。

不过，最头疼的也不是遵守中国法律有多难，而是中国对于互联网的监管有着很大的模糊性，其解释权掌握在政府相关部门，即使内容向的海外互联网公司愿意接受审查，它们也很难通过技术判断来屏蔽非法内容，而是需要组建一支专门用于信息审查的团队来实时运营，由团队成员基于经验来甄别和判断信息，这种劳动密集型的返祖设计，让海外公司大为头痛。

新浪微博的一名员工就在微博上得意的调侃Facebook入华事件，他说：“有一支团队在技术上准备入华事宜，但是他们也许真的不知道应该删什么，祝福他们能找到好的小秘书队长。

”七、令硅谷非议的中国互联网硅谷一度藐视中国互联网，认为这只是一个如同“Made in China”那样，依靠抄袭和廉价的策略向本国用户提供劣质服务的行业，毫无对外竞争力。

但是，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加剧和两大互联网国家的接触增多，中国互联网的某种悖论已经开始在硅谷的社交圈中发酵：非自由市场通常可以利用体制排挤来自自由市场的商业竞争，但是同时，当非自由市场的商品前往自由市场进行流通时，又享受着后者保障的权利。

比如，Facebook、Twitter在中国被禁止访问，但是它们的模仿者人人网和新浪微博却能够坦然的在美国上市从容募资，这种不对称的战争背景使得硅谷通常会选择避免与中国的产品直接竞争。

美国的商业社会十分推崇游戏规则，一旦规则制定且所有参与者都承诺遵守，那么竞争就来自纯粹的市场选择，谁输谁赢都无须多言。

只是，中国的互联网在本国市场制定一个不公平的游戏规则排挤海外参与者韬光养晦羽翼渐丰，然后又在海外相对公平的游戏规则下展开对抗拉低下限，这种狡黠而机巧的做法，令硅谷多有非议。

在Google被迫退出中国时，曾有人半开玩笑的建议Google封杀Android上一切来自中国的应用，但是Google没有这么做，它对于游戏规则的遵守，成就了包括小米和微信在内的中国移动互联网的兴盛。

美国政治学家、同时也是麻省理工学院教授的Lucian Pye曾经如此描述中国难以走入现代文明的迹象和特征：“获取权力的人，不是那些了解现代世界的人，而经常是那些更熟悉中国传统游戏规则的人……于是，经济问题变成了意识形态问题，货币汇率则是民族大义。

迫在眉睫的国内问题，变成了一个国际问题。

正常的解决方案，必须要服从国家利益。

汇率不再是汇率问题，金融也不仅是经济问题，它是另一种战争，而在战争状态下，政府可以动用一切非常规手段。

”而今，这幅穿着礼服茹毛饮血的图景，正在互联网行业上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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