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两个知识分子——胡适与鲁迅》：在阳光与闪电间

胡适：世界上两个大革命，一个法国革命，一个俄国革命，表面上可算是根本解决了，然而骨子里总逃不出那枝枝节节的具体问题；虽然快意一时，震动百世，而法国与俄国终不的当然不是自然现象，而是中国近代史上两个最重要的知识分子，他们是两面鲜明的旗帜，用自己特有的方式影响着一代代后来人。他们的敌人是共同的，那就是黑暗。阳光温暖和煦，在黑暗之外将黑暗照亮；闪电迅猛锐利，在黑暗内部将黑暗刺穿。他们就是胡适和鲁迅。
成稿于08-03-06
摘抄：
如果说“威权型独裁”基本上是一种传统型独裁的话，极权型独裁则是它的现代形态。极权型独裁表现为“政治全能主义”，它从两个方向上把政治权力发挥到极致：一是权力的范围，一是权力的程度。前者，权力走向“无限”，即政治权力渗透于社会的每一空间，它使经济、文化和一般社会生活都高度政治化。整个社会已然没有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区分，没有民间社会可言。社会的边界在哪里，权力的半径就指向哪里。后者，权力走向“无形”，作为一种深度渗透，政治权力以“意识形态”的方式进入看不见的思想、观念、意识和人心。
关于鲁迅，说得太多了，前文《假如鲁迅还活着》已经表达了我的景仰之情。而由于历史的原因，我们对胡适的了解也许并不真实，更不客观。加上胡适温和宽忍的性格，以及与蒋家王朝特殊的渊源，使其始终游离于“官方的”道德体系和是非标准之外，以至成为“软弱、妥协、不彻底”、“帮闲、帮凶”的代名词而大受挞伐，甚至蒙尘于史。
鲁迅的自由主义体现在个人自由和捍卫个人自由的实践上，这种以己为中枢的的自由初读之下给人痛快淋漓的个性豪放解放快感，然细细回味，我却读出了卢梭的民粹主义气息。个人自由须止于他人自由之前，是法治下的自由，这点在密尔和霍布豪斯的思想体系里表明无疑。而且洛克的《政府论》指出，在一个政治社会里，遵照社会契约，每一成员放弃自然法权力并把所有不排斥他可以向社会所建立的法律请求保护的事项都交由社会处理。所以严复翻译密尔的《论自由》时，由于中文词库里尚无自由一词，故神使鬼差命名为《群己权界论》，默契中得真谛，绝妙！故由此分析鲁迅身上的自由主义，是不完整的，同时他浓厚的无政府主义、唯意志主义和尼采的超人哲学让我有点心悸不安，一边呼吁立人，一边大斥庸众，“置众人”“排众数”，很是矛盾。这在自由主义那里是解释不痛的，倒是鲁迅曾自谓为“个人的无治主义”，此等同“无治的自由主义“，与胡适“法治的自由主义”泾渭分明。从自由到自由主义，是人类天性向理性的演绎。再者，从两人的思想启蒙典籍上即能一瞥，鲁迅熟习达尔文的《天演论》甚至能背诵一些篇章可是对密尔的《论自由》是轻斥的；胡适则相反，从他的多次演讲中皆能看到密尔的萍踪，虽然作为“古典自由主义最后一人”的密尔较之洛克纯正的古典自由主义学说缺乏对于私有财产的肯定态度，是为白璧微瑕。按此相对应到各自的民主观，鲁迅归于古希腊广场意义上的“直接民主”，胡适则是以立宪代议制出现的现代民主。
从两人最直接的行为效应上看差异，体现在一个如何解决中国出路的“路径依赖”之上，胡适是“政治制度的依赖”，他素抱的自由主义从根本上说是一种制度诉求，力图将英美自由主义在制度上的内容即代议制政府与宪政民主移植到中国社会中来，例如胡适的好政府主义建立在三项基本要求上，宪政的政府、公开的政府、有计划的政府；鲁迅是“思想启蒙的依赖”，强调最要紧的是改革国民性，坚持“文明批评”和“社会批评”。两种路径以及向着各自方向行进所作的努力，合起来绘出了了中国现代思想界的波澜壮阔画卷，筚路蓝缕，以启山林。
要了解胡适必须先了解他是身世。胡适祖籍安徽绩溪，世代乡居，靠小本经营茶叶为生，主要是将家乡的茶叶贩运到上海一带自设的茶叶店销售。父亲胡铁花于同治四年进学为秀才，但参加了几次省试都不能如愿，便进了龙门书院读书，在此期间对中国地理，尤其是边疆的地理发生了研究的兴趣。光绪七年，胡铁花远游北京，被一位经商的族伯推荐给时在宁古塔（现黑龙江省牡丹江市境内）的钦差吴大徵，吴对他的地理知识非常赏识，带着他巡行阅边，1882年中俄堪定疆界时，他们曾一同会晤俄方堪界人员，也在这年，吴大徵聘请胡铁花作为其幕僚，参与机要，并专折向朝廷保荐了胡铁花。
胡适与鲁迅，阳光与闪电，公民与国民，见仁见智。
作为鲁迅的乡人，作为红旗下的臭蛋，鲁迅对我的影响可谓刻骨铭心，自然包括权威化和商业化后的形象，这些已不再是一个真正的“人间鲁迅”；而饮汲胡适的“清汤寡水”则是近两年内的事。按理说，一个开放社会、宽容时代，蕴涵了各种分化群体，容许接纳各自的不同理想、不同使命，彼此无法互换。不过，我内心里是倾向胡适，从上推行制度改良，从下唤醒人们的权利意识，吃喝拉撒中培养政治生活的习惯，在妥协与调和中上下层面良性互动。一个博弈的时代里，宪政就这般开张了。而鲁迅的呐喊似乎难以适合一个“蝇营狗苟”的世俗社会，他的思想走向不是趋于无政府主义即是道德至上的政治全能主义，也就是像1793年腥风血雨里的雅各宾派。
到美国后，迫于生计，胡适先是就读于康乃尔大学的农学院，一年后转入该校的文学院，读政治、经济、哲学等，1915年，胡适对杜威的实验主义哲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便转到常春藤盟校的哥伦比亚大学专攻哲学。唐德刚先生著的《胡适口述自传》中说：“杜威对我其后一生的文化生命有决定性的影响。”他的实证主义思想体系帮助胡适找到了我国近千年来，尤其是近三百年来古典学术和史学的治学方法，诸如“考据学”、“考证学”等。
当然早期的胡适身上也有着激进因子作怪，这点在邵建《瞧，这人》一书里有详述，炸弹诗也罢，“推翻这个鸟政府”也罢，或者是将“惑世诬民”的否定冠于《西游记》《封神演义》之类的神魔小说，但胡适一生的轨迹是始终趋于保守的，及至晚年的胡适被余英时喻为“落日余晖”，而殷海光则略带着腹诽，称为“余晖犹存”。值得玩味的是，“落日余晖”之意象不仅仅独属于胡适一人，也属于殷海光、雷震和他们的《自由中国》，属于20世纪在凄风苦雨中死守阵地的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们。
关于Tolerance（宽容）之议上，是本书一大吃重点，作者总揽观点如下：“胡文化”便是一种以宽容理念为价值取向的自由主义文化，“鲁文化”则相反，它是公开拒绝宽容并带有其独断性的刀笔文化。从“我一个都不宽恕”到“容忍比自由更重要”，从“明确的是非”“热烈的好恶”到反对“正义的火气”，一边本能一边知性，一边“怨恨伦理学”一边“责任伦理学”，前者由“恨”生出复仇心理，绝望中对谁都开枪。孰对孰过，不言自喻。
胡铁花笃信宋儒，尤其崇奉程朱，即所谓的理学，对当时清朝政府信仰的政治宗教提出诸多怀疑，这些对胡适后来的治学理念和政治信仰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
1910年，胡适作为第二批“庚款留学生”赴美，据说胡适是提前一个月从上海赶到北京参加清华的留美考试，结果全榜70名，胡适以勉强及格的分数（五十九点几）考中第55名，用胡适自己的话说就是“我很接近榜尾了”。
鲁迅揭示的是一种道德症候和精神痼疾，他的医治之道是从精神自身入手，如此一来过分相信精神的内在超越，就好比当下面对道德败落、世风日下用喊唱道德高调是于事无济的；更何况，人性这东西我认为是无法改造的，趋利避害是人的本性，毋论古今中西，个性乃人类的福祉，个性自然包括各种毛病缺陷，要想给每人本性任何公平的发展机会，最主要的事是容许不同的人过不同的生活。若真有改造成功之日，岂不成了赫胥黎笔下的《美丽新世界》，所有人可以按各自生产编号来称呼了。
与出生于没落的封建地主家庭，亲身体会到家道中落的世态炎凉，并希望从根本上“砸碎”旧体制的鲁迅不同，深受英美文化熏陶，一生服膺英美自由主义的胡适，希望用西方传统的改良方式实现他心目中的民主政治。
胡适首先从改良文学入手，“五四”前夕，他最有名的一篇文学革命宣言式的文章题目就叫《文学改良刍议》，对文学改良提出了八条建议，俗称“胡八条”。这一运动对推动白话文的革命厥功至伟。从文学到政治，胡适自然而然地运用了他的改良主张，提倡从体制内部实行温和的政策改变现状，反对使用激烈的革命手段，从而使他的后半生始终与需要改良的体制纠缠不清，甚至进入了体制内部，被人们误认为是旧体制的维护者，这也是他“帮闲、帮凶”恶名的起因。然而遗憾的是，20世纪的中国显然选择了鲁迅而不是胡适，即使在当时，鲁迅的声音也比胡适更响亮，更具号召力。
1892年，胡铁花被遴选赴台湾襄赞省政（相当与巡抚助理），在此期间他巡视全岛防务，重新训练海军，改革台湾盐政。1895年中日签订马关条约，台湾被割让给日本，遭到台湾军民的一致反对，他们群起呼吁当时的巡抚唐景崧制止割让，并宣布成立“台湾民主国”，推选唐景崧为“总统”。胡铁花则奉命回国，并与同年病逝于厦门。
《20世纪两个知识分子——胡适与鲁迅》：在阳光与闪电间
闲话几句，此书的责任编辑是徐晓，那个参与《今天》的徐晓，那个写作《半生为人》的徐晓，傅老师极力举荐此书，作者贯注的心血与思想是一方面，出版的艰难更是值得书写。
尚在封皮上，邵建开门见山将温和的胡适与犀利的鲁迅比作阳光与闪电，同为面对黑暗的两种方式。我猜测此譬喻采颉自朱学勤《道德理想国的覆灭》一书，朱学勤是这么说的：“所谓阳光，是指北美革命的性格，温和而耐久；而闪电则指法国革命之特色，爆发于黑暗，电闪雷鸣，暴雨如注，照亮并荡涤旧世界的角角落落，但也迅速回归黑暗。”无独有偶，如此具有对立性的相似现象不仅浮现在胡鲁之争，美法革命上，还有法兰西民族自己的知识分子群体，激进而张扬着感情力量的一方可以从左拉、卢梭历数到当代的萨特、福科、德里达；而代表理性、自由主义的则有托克维尔、雷蒙?阿隆，相对孤单势薄，所以法国总是左翼知识分子的温床，至始笼罩着一种为各式乌托邦信念而奋斗的浪漫主义情怀，一种轻浮的文学家情结，或者按照朱学勤的说法“几何与美学的差别”。而中国呢？
但20世纪里，鲁迅的价值更多被官方扭曲包装了，所以一俟有机会重新解读，我承认我也无可避免带上了不公正的心理，犹如将对官方意识形态对我造成的伤害无辜旁及到夫子身上。作为独立知识分子，至始远离权力，这种体制外的批判精神难能可贵，与胡适的体制内建设性批判形成互补。在这点上，鲁迅是决绝孤傲、令人起敬的，胡适的矛盾言行多被世人诟病，邵建的辩护理由很准确到位“胡适不断更换主子，就是不断承认现政权的合法性。承认现政权的合法性，就是反对推翻现政权的一切暴力行为。”就是说维护现政权出自反对火与剑的革命，反对现政权出于实行宪政之梦，出于知识分子的批判定位。同时体制内批评进入权力本身之故不追求社会效应，尤需要一种不刺激对方的温和方式。导致悲剧的是，胡适身上的欧美民主底色在中国的畸形土壤上遭遇了困境，力求程序正义的他往往身不由己被推到实质正义的反面，成为愤怒民意和道德理由下的替罪羊，哎，谁让这个过程中行为主体的方式手段总是充满阴谋与鲜血呢，然，揆诸长远意义上看，胡适功莫大焉。具体举一例，面对辛亥革命后不久发生的贿选丑闻，胡适的分析与众不同：“民治的本身就是一种公民教育。给他一票，他今天也许拿去做买卖，但将来总有不肯卖票的一日；但是你若不给他一票，他现在虽然没有卖票的机会，将来也没有不卖票的本领。”时光倏忽而去，今日的我感受巨深，选票能标价买卖，从反面肯定了选票的价值，现今是杜绝了贿选陋习，可连着选举的形式一并废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