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中西文化交流的物证
上古中国与西方文化交流
上古中国与西方文化交流上古中国与西方文化交流交流, 文化, 上古, 中国中国上古文化交流上古中国与西亚文化交流王新中刘精忠春秋中文社区自古以来,中国就与周边的国家和地区有着各种形式的接触,与西亚的文化交流就是其中最重要的部分之一。
本文在综合一些新的材料与证据的基础上,把中国与西亚文化交流的时间上推到新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这对于整体认识旧大陆各地区的交流具有启发意义。
一、彩陶与中国和西亚早期的文化交流近年来,我国有研究民族文化的学者发现,在我国盘古创世神话和彝族创世神话中都有左眼为日,右眼为月的描述,并认为这两个神话实际上是同出一源的变体,都源于西亚巴比伦混沌之神的传说。
还有彝族英雄神话支格阿龙中关于鹰和马的母题以及支格阿龙所使用的武器三叉戟都有浓厚的西方色彩(西亚、埃及、希腊)。
仅仅是通过神话母题的相似来证明中国古代神话与西亚古代神话有某种联系,给人的印象也许有些玄奥和牵强,然而,我国学者在新石器时代的彩陶上发现的与上述神话有关联的证据,的确使人信服。
首先是在陕西临潼姜寨仰韶文化遗址出土的一个虎首类人面彩陶葫芦瓶上(距今5000~6000年)和西亚萨马腊文化(在伊拉克北部,距今约7000年)遗址出土的一个人面瓮上都发现了“左眼睁”(表示太阳)、“右眼闭”(表示月亮)的人面图像。
这种相似并不奇怪,因为地处西北的古羌戎与西亚的文化交流也是便当的,两地发现的“左眼开,右眼合”这样一种母题的神面像,正说明盘古神话、彝族创世神话以及姜寨虎头变型葫芦瓶,可能都接受过来自西亚文化的某些影响。
[1](P114)其次是彝族古老的“变体彝文宗教示意书”中反映支格阿龙形象的彝族古代民间艺术、甘肃青海地区辛店文化(青铜时代)彩陶、新疆阿尔泰山洞岩画、伊朗西南部彩陶(距今约6000~7000年)和伊拉克萨马腊(距今约7000年)彩陶上的人物造型,其画法和艺术风格都完全一致。
由此可见,彝族文化中融入了西羌、西亚文化因素,也表明了中西文化交流在远古时期所达到的深远程度,大大超出我们今天的想象。
古代丝绸之路的文化交流材料
古代丝绸之路的文化交流材料古代丝绸之路是一条连接东西方的重要商路，随着商贸活动的展开，丝绸之路也成为了东西方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道。
通过丝绸之路，东西方的文化得以相互交融，产生了许多有影响力的文化交流材料。
首先，丝绸之路促进了丝绸的传播，丝绸成为了古代东西方文化交流的象征。
在古代，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发现丝绸并加以利用的国家。
丝绸是中国的独特产品，由于丝绸在东西方的独特性和高质量，使得丝绸成为了丝绸之路上最重要的贸易品。
西方国家对于中国的丝绸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丝绸成为了中国影响西方文化的一种手段。
丝绸之路的开通，使得丝绸成为了两个文化之间的纽带，促进了东西方文化的相互了解和交流。
其次，丝绸之路也促进了宗教和哲学的传播。
在丝绸之路上，东西方各国人民通过商贸活动接触并了解到了彼此的宗教和哲学思想。
佛教作为东方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丝绸之路传播到了西方。
佛教的传播使得西方人民开始了解和接受佛教思想，佛教也逐渐在西方产生了影响。
同样，西方的基督教也通过丝绸之路传播到了东方国家，影响了当地人民的宗教信仰。
丝绸之路不仅促进了宗教的传播，也促进了哲学思想的交流，使得东西方的文化得以相互交融。
此外，丝绸之路也促进了艺术和科学的交流。
随着商贸活动的展开，丝绸之路两端的国家开始交流艺术作品和科学技术。
中国的丝绸和陶瓷成为了古代东西方艺术交流的重要载体。
丝绸和陶瓷作为中国的独特艺术形式，通过丝绸之路传到了西方，得到了西方人民的喜爱。
同时，西方的绘画和雕塑也通过丝绸之路传到了东方，对当地艺术产生了深远影响。
丝绸之路的开通也促进了科学技术的交流，东西方的科学家通过丝绸之路交流科技成果和研究成果，推动了科学的发展。
古代丝绸之路的文化交流材料丰富多样，其中丝绸的传播、宗教和哲学的交流、艺术和科学的交流都成为了影响东西方文化交流的重要因素。
丝绸之路的开通为东西方两个重要文明的交流提供了契机和便利，使得古代丝绸之路成为了东西方文化交流的重要桥梁。
唐代与中西方交流的典型物证
唐代与中西方交流的典型物证两千多年前，张骞出使西域，开辟了一条横贯东西的丝绸之路。
如今，“一带一路”倡议构想将赋予古老丝绸之路以崭新的时代内涵。
1972年12月，唐三彩凤首壶发现于甘谷县新兴镇杨家庄村。
凤首壶的出土可以佐证昔日丝绸古道上贸易的繁荣，对研究唐代经济文化交流发展提供了珍贵实物资料。
该壶为国家一级文物，现藏于甘肃省博物馆。
标签：一带一路；凤首壶；甘肃省博物馆；古丝绸之路古代中西方的交流始于“丝绸之路”开通前。
“丝绸之路”除了人们熟知的张骞通西域的“陆上丝绸之路”外，还包括“草原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和“茶马古道”。
甘肃地处中西交通要道，陆上丝绸之路通过甘肃长达1600多公里，留下了众多的文物古迹，成为中西方交流的物证。
唐代是中国经济、文化高度发达的时期，在这时产生了极具魅力和闻名于世的艺术珍品：丝绸、壁画和唐三彩。
唐三彩是最能呈现大唐气象与盛唐文化形态的，唐三彩多半出现在盛唐经济繁荣、民富国强时期，充分反映出唐代陶瓷艺术的高度水准和华丽侈奢的大唐社会生活。
甘肃甘谷县出土的一件唐三彩凤头壶就是其中之一。
唐三彩凤首壶，1972年12月出土于甘谷县新兴镇杨家庄村的一座唐墓中。
壶高31厘米。
胎呈白色，直口，细颈，口颈相交处作一凤首，凤眼圆睁，啄张噙珠，神姿英发。
椭圆腹，高圈足。
凤冠长伸至腹为柄。
腹部两面的中央雕塑着凸起四瓣形的团花，圆形器座上还雕塑着垂莲瓣纹，并且精细地刻画出头部额下的毛羽、花瓣的脉络。
器身各部位，交错地施绘鲜亮的赭红、黄、青三种釉色，流光溢彩。
整个壶的形体庄重，落落大方。
特别是细颈溜肩，降低了前代饮酒器皿的重心，外形更加稳重大方，可以说开创了执壶器皿的先河，这种器形一直影响到后世的执壶的造型，是唐三彩中极为罕见的艺术瑰宝。
唐三彩凤首壶最早出现于初唐时期，为唐三彩中常见的器形，它明显具有波斯萨珊式器物造型的风格。
萨珊是3～7世纪波斯（今伊朗一带）的一个王朝，其疆域从幼发拉底河一直延伸到兴都库什山脉。
中外文明交流的代表性物件
中外文明交流的代表性物件青铜四羊首权杖头它的外形极似一细颈的小壶，中空。
在下端位置饰四道凹弦纹，下端小銎孔内尚存木柄残质，故人们都以“四羊首权杖”称之。
在腹中部偏下对称地镶铸四个盘角的羊头，羊首微下俯，双角大曲度内弯，形象逼真，制作精巧。
这件杖饰的4只羊首是用复合模具分铸后，再镶嵌于器身的。
如手触罐形体的内壁，在与4只羊首对应的部位，可摸到4处凸起，那正是羊首预制后嵌接于器体所造成的。
其造型和结构均比较复杂，使用了比较复杂的复合范、分铸技术，是一件显示四坝文化铸铜工艺技术的代表作，是我国目前最早的青铜镶嵌铸品，这也说明当时已具备了制造铜容器的技术。
权杖头是昭示身份、象征权威的特殊器具，距今5500年或更早的权杖头比较集中地发现于古埃及、西亚、安那托利亚、黑海及里海周边地区。
中国境内的权杖头仅分布于甘肃、陕西西部、新疆等地。
其形态与近东和中亚发现的同类物非常相似，权杖这种具有特殊功能的器具，应属外来文明因素。
权杖头是中国史前东西方文明交流的重要见证物，从火烧沟发掘的文物看，火烧沟文化明显受到印欧文化及近东文化的影响。
高加索山脉南麓的特利墓地所出青铜杖首中，有一类下部出梃纳柄而在器腹铸4枚至5枚瘤状凸钮，同火烧沟所出这件杖饰的造型接近。
权杖上的装饰，应为氏族社会图腾崇拜的衍生物，它赋予权杖以象征祖灵所在的神圣含义，许多动物形的杖首或杖饰，都具有这种性质。
四坝文化以畜牧业为主体经济，而羊受到普遍尊尚，很可能就是部族的图腾崇拜物，故以羊首作杖饰。
这件文物的造型风格和铸造技术不仅显示出与中亚、西亚的某些联系，还反映出当时四坝文化内部生产部门的分工进一步细化，已产生出一批技术熟练的专业工匠，以适应从采矿、冶炼、制范到铸造等一系列比较复杂的工艺流程。
此器为国家一级文物，现藏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同时，在该遗址还出土了其他权杖头若干件。
古代中西文化交流的物证
古代中西文化交流的物证中国位于东亚，巍峨的崇山峻岭和延绵的戈壁沙漠把中国与欧亚大陆的西部地区隔离开来。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中国文明是在完全封闭的状态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相反，自古以来，中国与西方一直在进行着各种形式的文化交流。
这些交流不仅见诸文献，而且还反映在考古学上。
经过考古工作者长期的艰辛工作，中国境内发现了不少西方制造或与西方有关的文物古迹，它们是中西文化交流的物证。
限于篇幅，本文仅就先秦至公元3世纪左右有关中西文化交流史的文物古迹及相关内容作一概述。
[1]一、纺织品20世纪前期，英国探险家斯坦因在我国新疆楼兰发现了一块彩色缂毛残片，时代为东汉晚期。
在这块羊毛织成的纺织品上，残存着“十足希腊罗马式图案的赫密士（Hermes）头部”（插图1）。
[2]赫密士（又译作赫尔墨斯）是古希腊神话中一个多才多艺的神，他掌管贸易、旅行、竞技等（插图2）。
赫密士还是众神的信使，为神祗们传递信息。
他的标志是手持双蛇杖（caduceus）。
在有些现代世界的一些国家中，这种双蛇杖依然作为医生或医学的一种象征，如美国军医部队（U.S. Army Medical Corps）就以此为标志。
在斯坦因所发现的这块羊毛织品残片上，可以看到比较完整的双蛇杖图案。
这块彩色缂毛织物，应当是从地中海地区输入的。
新中国建立后，在新疆发现了许多毛织品。
有学者在对这些毛织品进行研究后认为，其中的普通毛织品是当地土产的，而高档毛织品则来自葱岭以西地区。
这些外来的高档毛织品都是在丝绸之路所经的遗址中发现的，它们主要有两大类。
第一类是栽绒织物，其组织结构如地毯。
此类毛织物如果按照栽绒织扣方法进行区分的话，可以分作三式：结吉奥狄斯（Ghiordes）扣，结生纳（Senna）扣，结半环形扣。
吉奥狄斯扣起源于现在土耳其的西部，生纳扣起源于伊朗的西北部，半环形结扣的发源地则不清楚。
第二类是毲织物，其织造工艺为局部挖织花纹。
这种毲织工艺的发祥地是小亚细亚，波斯语称其为gilim，汉代中文文献所说的毛织物“罽”很可能与此波斯语有关。
例举近年中西文化交流的考古发现及简评
中西文化交流的考古发现及简评1. 文章引言中西文化交流自古至今一直是一个备受研究和探讨的话题。
随着考古技术的不断进步，近年来出土的许多考古发现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资料，揭示了古代中西文化交流的历史和影响。
本文将从考古发现的角度，例举近年中西文化交流的考古发现，对其进行简评，并共享个人观点和理解。
2. 西方文化在我国的传播在我国的历史长河中，西方文化的传播一直是一个不断进行的过程。
近年来的考古发现也不断证实了这一点。
2015年在西安出土的一批古希腊货币，以及出现在西藏的佛教壁画，都充分显示了西方文化在我国的传播和影响。
这些考古发现为我们揭示了古代中西文化交流的频繁程度和深度，对于我们更好地理解两种文化的交融是非常有价值的。
3. 我国文化在西方的传播相对于西方文化在我国的传播，我国文化在西方的传播也是一个备受关注的话题。
随着对我国古代丝绸之路的深入研究，近年来出土的大量我国陶瓷器和丝绸制品在西方地区被发现，证明了古代我国商品对西方社会的影响和渗透。
这些考古发现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实物证据，揭示了古代我国商品如何通过丝绸之路传播到西方，并对西方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4. 考古发现对文化交流的启示通过近年的考古发现，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古代中西文化交流的广度和深度。
这些文物不仅是历史的见证，更是文化交流的载体。
它们不仅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历史资料，也为我们提供了深刻的启示。
古代中西文化交流在商贸、宗教、艺术等领域有着广泛的交流和影响，而这些考古发现正是这一深远影响的具体体现。
5. 个人观点和总结在我看来，近年来的中西文化交流考古发现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历史数据，也使我们更好地认识和理解了古代中西文化交流的广度和深度。
这些发现不仅是学术研究的重要依据，也是促进中西文化交流与理解的桥梁。
在未来的研究中，我们应该继续重视考古发现，以期从古代文物中发现更多关于中西文化交流的宝贵资料，为我们更好地认识和理解古代文化交流提供更有力的支持。
宋元明清中西文化交流 考古资料
宋元明清时期是我国历史上文化交流最为频繁的时期之一，其中中西文化交流也有着丰富的资料和考古发现。
以下将从不同的角度分析宋元明清时期中西文化交流的考古资料。
一、书籍和手稿1. 宋元明清时期的书籍和手稿中，不乏受到西方文化影响的作品。
比如在我国考古领域，发现了一些载有西方宗教、科学、艺术等内容的书籍和手稿。
这些书籍反映了当时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性，也为我们了解当时中西文化交流提供了重要的依据。
二、艺术作品2. 在艺术领域，也有一些反映中西文化交流的考古资料。
比如在明清时期的绘画作品中，可以看到一些西方元素的影响。
这些作品不仅在内容上受到了西方艺术的影响，同时在绘画技法方面也发生了一些改变。
三、考古遗址3. 在考古遗址中，也可以看到一些反映中西文化交流的证据。
比如在北京附近发现的一些明清时期的宫殿建筑，就融合了一些西方建筑元素。
这些建筑不仅在形式上受到了西方建筑的影响，同时在建筑材料和施工工艺上也融合了一些西方的技术。
四、文物和器物4. 在文物和器物方面，也有一些反映中西文化交流的证据。
比如在考古发掘中发现了一些明清时期的西方进口器物，这些器物不仅是中西文化交流的产物，同时也为我们了解当时的贸易和外交关系提供了重要的资料。
五、文字记载5. 除了考古资料外，书籍和手稿中的文字记载也是了解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来源。
在宋元明清时期的文献中，可以看到一些关于中西文化交流的记载，这些文字资料不仅为我们提供了一些中西文化交流的具体情况，同时也为我们了解当时的思想和意识形态提供了重要的线索。
以上是关于宋元明清时期中西文化交流的考古资料的一些分析，这些考古资料不仅为我们了解当时的中西文化交流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证据，同时也为我们深入研究当时的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希望未来能够有更多的考古发现和研究，为我们揭开中西文化交流的面纱，更加全面地了解当时的历史和文化。
在宋元明清时期的中西文化交流中，书籍和手稿的碰撞与融合成为了一种重要的文化表现形式。
古代文化交流与贸易的考古证据
古代文化交流与贸易的考古证据古代文化交流与贸易是人类历史上重要而有影响力的现象。
通过考古学的研究，我们可以发现丰富的证据来证明古代文化交流与贸易的存在。
这些证据包括出土的物品、建筑结构以及文字记录等，它们共同揭示了古代人类之间的联系和交流。
本文将探讨一些重要的考古证据，以加深我们对古代文化交流与贸易的了解。
首先，古代货币的存在是文化交流与贸易的重要证据之一。
考古学家在被发掘的遗址中发现了各种各样的古代货币，如古希腊的银币和金币、古埃及的铜币等。
这些货币的存在表明当时的人们已经建立了一种交换物品的方式，并且通过交易实现了跨区域的文化交流。
此外，不同地区的货币形式也可以反映出当地的经济状况和文化特点，从而进一步证明了文化交流与贸易。
其次，古代航海技术和船只的考古证据也证明了古代文化交流与贸易的存在。
在各个历史时期的考古遗址中，我们发现了大量的船只遗迹、航海工具和航海记录。
例如，埃及古城亚历山大建设时所使用的巨型灯塔-“非索斯灯塔”，它直达的地中海的贸易航线上有着重要的作用。
这些证据都显示古代人类掌握了航海技术，并通过航行实现了跨大陆和跨海洋的贸易往来。
这也为古代文化交流提供了条件。
此外，考古学家还通过发掘和研究古代遗址中的建筑结构，揭示了古代文化交流和贸易的证据。
例如，古罗马城市庞贝，是由古罗马人所建，其城市规划和建筑风格深受希腊、埃及和波斯等地文化的影响。
庞贝的建筑结构融合了不同文化的元素，反映了当时文化交流的广泛性和深度。
类似的例子还有古代丝绸之路上的各个城市，它们的建筑风格和城市规划都显示了多元文化的融合和繁荣的贸易活动。
最后，文字记录也是考古学家研究文化交流与贸易的重要证据之一。
古代文明中的文字记录提供了关于文化交流和贸易的详细信息。
例如，埃及古墓壁画上描绘了埃及人与周边地区进行贸易的场景，这些场景包括了商品交换、外国人融入埃及文化等。
另外，古代的商业契约、公开信件、手抄本等文件也记录了古代人们进行的商业交流，揭示了贸易活动的广度和深度。
唐代中外文化交流的材料
唐代中外文化交流的材料
1. 中世纪初期，唐朝皇室开始对外交流，接纳了许多来自中亚、哥萨克斯坦以及蒙古等地的使节。
这些使节带来了各种物品和文化，包括战马、丝绸、琉璃、金银器等。
同时，唐朝也派遣使节去这些国家，带回了外国科技、艺术以及文化。
2. 文化交流不仅限于物品的交换，也包括观念的交流。
比如，唐朝开始引进佛教，随着时间的推移，佛教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佛教的传入也促进了中外文化的交流，许多佛教艺术作品和建筑风格都融合了中外元素。
3. 唐朝还在诗歌和文学方面进行了广泛的国际交流。
唐朝的文人墨客以及官员们经常与来自各国的使节、学者和艺术家交流，互相学习。
这种交流促进了唐代文学的繁荣，也把唐朝的文学艺术传播到世界各地。
4. 唐朝开放的国际贸易也是文化交流的一种方式。
唐朝与海上丝绸之路和陆上丝绸之路上的国家有着广泛的经济交流，这导致了文化上的交流。
一方面，外国商品和技术进入了中国，丰富了唐朝人民的生活；另一方面，中国的丝绸、瓷器和文化产品也被带到了世界各地。
5. 唐朝的艺术和音乐也受到了来自中亚、蒙古以及其他地方文化的影响。
雕塑、绘画、音乐等艺术形式中融合了中外元素，展现了唐代文化的多元性和开放性。
6. 唐朝还通过外交婚姻进行文化交流。
唐朝皇室嫁女给吐蕃、
回纥、契丹、渤海等国的国王，实现了政治联姻的同时也推动了文化的交流和融合。
总的来说，唐代中外文化交流丰富多样，不仅仅限于物质交流，还包括观念、艺术、文学等多个方面的交汇与融合。
这种文化交流不仅拓宽了唐代人民的眼界和视野，也促进了世界文化的繁荣与发展。
古代中外文化交流的材料
古代中外文化交流的材料中外文化交流是世界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所谓文化交流，就是指不同地区和国家之间的文化交流和相互影响。
自古以来，许多国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都保持着文化交流。
中国和外国之间的文化交流也有着很悠久的历史。
下面我们就来看看古代中外文化交流的例子。
一、东西方文化交流中国古代与希腊罗马古代文化交流较早。
公元前3世纪，中国汉朝与西域及中亚地区结成同盟，大量展开了文化交流。
此后，中国一直对希腊罗马文明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据史书记载，公元2世纪末，东汉大儒经学家班固写了《汉书》中的《西域传》，详细地记载了中西文化交流的情况。
《晋书》中更将“四方文物”视为国家财宝之一。
随后，唐宋时期，中西文化交流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
唐朝两度派遣使团到达阿拉伯，与之交流文化，使之进入我国。
唐代还有南海海上丝绸之路，与东南亚国家广泛发展文化交流，文莫阿拍佛塔上刻的唐文、两广佛教文书，便是很好的例子。
古代汉文对外文化交流也有一定的影响力和贡献。
二、中日文化交流中日文化交流始于汉、魏、晋三国时期。
当时，日本与中国广泛的保持了文化交流。
在唐朝时期，日本的官员，学者和诗人都到中国留学，学习汉文化。
他们回到日本时，带回了很多中国文化和知识，推动了日本各个领域的进步和发展。
唐朝宗室、学者、书法家等大量涌入日本，垂直式的汉字文化对日本的书写、印刷、出版等方面产生了深远影响。
唐宋断绝后，明清时期和近代以来的中日交往是书信、文稿的传递和翻译。
明清时期日本儒学家极力推崇宋明理学，建立了江户时代的朱子学派。
现代日本的一些学者还认为朱子学是真正的东方哲学传统。
三、中韩文化交流中国和韩国的文化交流，可以追溯到魏晋南北朝的时期。
当时，鲜卑族人和中国文化人相互之间保持着大量的交往。
后来，唐朝时期，中韩文化交流又达到了巅峰。
唐太宗时期，韩国向唐朝供奉使节，贡献了大量的礼品。
同时唐朝也向韩国赐予了不少的礼物，如唐玄宗派遣大臣出使韩国，赐韩王玉玺，赠送金币银簪等。
琉璃东西方文化交流的见证
琉璃:东西方文化交流的见证作者：王文元来源：《丝绸之路》2010年第13期“丝绸之路”是古代东西方陆路通道的总称,它以丝绸贸易为媒介,进而成为联系亚洲、欧洲乃至非洲间政治、经济、文化的桥梁和纽带。
丝绸之路分东、中、西三段,其中东段均经甘肃,直线距离为1700公里左右。
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难以计数的物品被东来西往的商队转运到了欧亚大陆的各个角落。
琉璃就是众多商品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琉璃亦作流离、琉璃。
在历史上,人们往往将琉璃和玻璃混淆在一起。
中国古籍中关于琉璃的记载比较多,而且往往是西方的特产。
它们在中原地区的出现和丝绸之路上商旅的往来密不可分。
《汉书·西域传》中记载:“(厨宾)出珠玑、珊瑚、虎魄、流离。
”颜师古引《魏略》说:“大秦国出赤、白、黑、黄、绿、红、紫等十种流离。
”《魏略》中的“大秦”就是指东罗马帝国,而这里所说的流离应当是一种玻璃。
《魏书·大月氏传》载:“其国人商贩,自云能铸石为五色瑁璃。
”不可否认的是,在各种古籍中,对琉璃的记述往往比较含糊,琉璃有时指真正挂了釉的陶,有时则又指玻璃。
人们对琉璃的生产也有多种不同的说法,甚至有人说中国古代根本就没有出产过琉璃,还有些人认为,琉璃就是中国古代的玻璃。
据考证,琉璃最早出现在公元前5000年,它的发明者是生活在两河流域的苏美尔人。
到公元前2000年的时候,地中海东岸的腓尼基(今黎巴嫩)人将琉璃制作技术发展到玻璃,并且将这种技术传到了埃及。
埃及人则将琉璃(玻璃)的制作技术发挥到了淋漓尽致的地步。
在公元前1000年,西方的玻璃珠就已经传人了我国的新疆拜城。
中国古代的琉璃主要指两种物品,一种是低温铅钡玻璃,另外一种是挂了釉的陶。
据记载,西周时期,我国就已经出现了原始的琉璃制品(铅钡),后来,随着丝绸之路的正式开通,中亚地区的琉璃、玻璃制造技术也逐渐传人中国,对中国的琉璃、玻璃制造业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琉璃工艺是中国传统的民间工艺,它以陶为胎施以琉璃釉(主要成分是氧化铅),再人窑烧制而成。
古代文化交流与贸易路线的考古发现
古代文化交流与贸易路线的考古发现从古代以来，人类就通过文化交流和贸易活动来实现相互影响、文化交融和经济繁荣。
通过考古学的研究，我们可以发现古代文化交流和贸易路线的线索。
本文将通过几个重要的考古发现，探讨古代文化交流和贸易路线的形成与发展。
I. 考古发现与古代文化交流1. 丝绸之路在古代，丝绸之路是东西方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道。
考古发现表明，丝绸之路贯穿了中国、中亚和欧洲等地，对古代世界的文化传播和贸易起到了重要作用。
例如，出土的古代文物中经常发现大量的中国丝绸和陶瓷器物，证明了丝绸之路的存在和文化交流的广泛性。
2. 阿拉伯贸易在古代，阿拉伯是重要的贸易中心，通过阿拉伯贸易，东西方文化得以交流和传播。
考古发现表明，阿拉伯地区出土了许多中国青花瓷和香料等物品，证明了古代阿拉伯与中国之间的贸易往来。
这种文化交流也促进了世界各地对阿拉伯文化的了解与接受。
II. 古代贸易路线的考古发现1. 东亚古代贸易东亚古代贸易路线的考古发现主要包括中国的海上丝绸之路和陆上丝绸之路。
海上丝绸之路通过长江、黄河等水系与中亚、南亚贸易路线相连，经过海上航行和陆上交通运输来实现贸易活动。
陆上丝绸之路则通过陆路贸易来实现东西方之间的贸易。
考古发现的文物以及与之相联系的地理环境都为研究古代贸易路线提供了重要线索。
2. 地中海古代贸易地中海地区是古代世界最重要的贸易中心之一。
通过对地中海地区的考古发现，我们可以了解到古代地中海地区与其他文明之间的贸易活动。
例如，古希腊和古罗马帝国通过地中海贸易与北非、中东等地进行大规模的贸易往来。
古代地中海地区出土的文物和俯瞰这一地区的地理环境可以帮助我们还原古代贸易路线及其发展演变。
III. 文化融合与贸易的意义1. 文化交流的意义古代文化交流通过互相影响和借鉴，促进了世界文明的发展。
通过文化交流，人们了解不同的文化传统、价值观和生活方式，有助于推动 civilizations 发展和促进人类的精神文明进步。
一起去听千年的驼铃——《丝绸之路》展印象阅读答案
一起去听千年的驼铃——《丝绸之路》展印象阅读答案一起去听千年的驼铃——《丝绸之路》展印象丝绸之路是指起始于古代中国，连接亚洲、非洲和欧洲的古代陆上商业贸易路线。
西汉汉武帝时张骞首次开拓丝路，东汉时的班超经营西域并再次打通延伸了丝路。
丝绸之路是一条东方与西方之间经济、政治、文化进行交流的主要道路。
丝绸之路开通以前，中原与欧亚草原之间就存在着密切的文化交流。
中原青铜器、车器、兵器等常常出现在中国北方地区草原民族的墓葬中。
战国时期中原的丝绸、漆器、铜镜等经由草原民族远播至新疆、哈萨克斯坦阿尔泰地区以及更遥远的希腊，欧亚草原流行的动物纹样由西至东传入中国北方地区，被包括秦国工匠在内的中国工匠借鉴和创新，形成一种全新的具有浓郁草原风情的神兽纹样。
这种神兽纹样还受到中原国家的青睐，被用来装饰马具、漆器、饰贝腰带的腰饰牌等，如徐州狮子山西汉楚王陵出土的一对金腰饰牌上就有这样的纹样，这对金腰饰牌正面纹饰采用浅浮雕，勾勒了两只猛兽噬咬有角蹄足神兽的场景，足以说明这种神兽纹样在西汉早期已成为一种贵族时尚。
张骞凿通西域后，东西方的交通开始在汉朝政府的经营下持续发展。
汉朝以来，各王朝都重视在西域的经营，即便在中原纷乱的魏晋南北朝时期，占据河西地区的诸政权都“疆理西域”，确保丝绸之路的畅通，丝路贸易和文化交流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和扩大。
作为“丝绸之路”象征符号的骆驼，在展览中自然不可或缺。
大大小小的10件骆驼俑摆放在连绵起伏的沙丘上，再加上旁边那幅“胡商牵驼图”壁画，让人对当年的丝路商队有了直观的印象。
而展厅中五六十件各地出土的胡人俑，有商贾、养马（驼）者、酒家胡、卖艺者、奴仆等，也有为中原朝廷效力的文臣武将，还有着胡服的汉族女子、骑骆驼的汉人，生动地展现了当时胡人大量来华、胡风东渐为中原带来的异域风情。
丝绸是当年中外贸易中最主要的货物之一。
著名的“五星出东方利中国”织锦护膊吸引了众多观众。
它被誉为汉式织锦最高技术的代表。
织锦的图案总体采用山状云做骨架，在循环的花纹间织出隶书“五星出东方利中国”星占祈瑞文字。
说明中外文化交融的器物初一
说明中外文化交融的器物初一
中外文化交融的器物有很多，其中一件著名的器物是唐代齐国太夫人墓出土的“椭圆荷叶形银器”。
这件器物具有中西文化交融的特点，整件器物为椭圆荷叶形，宽扁沿，四角上翘，浅腹四曲，带有突棱，平底内凹。
底部托盘上錾刻荷叶纹，中间饰双鱼纹，腹部饰双雁流云纹，整个纹样非常漂亮，錾刻精细。
它有一个明显的特点，就是器内有花纹，人们可以欣赏到器物的内表纹样。
该器物出土于唐代齐国太夫人的墓中，是中国文化和外国文化碰撞融合的产物。
展现中外文明交流的展品
展现中外文明交流的展品1. 丝绸之路展品：展示中西文明在古代通过丝绸之路进行的贸易和文化交流。
展品可以包括具有历史价值的丝绸、陶瓷、珠宝等产品，以及相关的文物和图文资料。
2. 明清时期的西洋器物展品：展示明清时期中外交流的结果，如中国制作的模仿欧洲风格的瓷器、家具等，以及中国丝绸在欧洲市场的受欢迎程度。
3. 书信和文献展品：展示中外之间的书信和文献往来，如中外历史名人之间的通信、外交文件等。
这些展品可以提供对交流过程的实际记录和细节。
4. 建筑展品：展示中外文明交流对建筑风格的影响和融合。
可以展示中国和西方建筑风格的相互影响，如在中国的教堂建筑，以及在西方的中国式花园等。
5. 星期四会议展品：展示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中外文明交流的一个重要事件——星期四会议。
可以展示会议的照片、文件、会议记录等。
6. 音乐和舞蹈展品：展示中外文明交流中的音乐和舞蹈表达形式，如中国的京剧和西方的管弦乐队。
可以展示音乐乐器、舞蹈服饰、演出记录等。
7. 语言学习展品：展示中外文明交流中的语言学习和翻译工作。
可以展示中文教学材料、西方人学习中文的工具和方法，以及中文书籍在西方国家的翻译成果。
8. 艺术品展品：展示中外艺术家通过绘画、雕塑等形式表达交流的成果。
可以展示中外艺术家的作品，比较其风格和表现主题的相似之处。
9. 旅行纪录展品：展示中外人士的旅行纪录和游记，如中国人去西方国家的旅行纪录，以及西方人在中国的旅行纪录。
可以展示游记的原件、插图和摄影作品。
10. 文化衍生品展品：展示中外文明交流对文化衍生品的影响，如中国的茶具、丝绸制品在西方的流行，以及西方音乐、电影在中国的受欢迎程度。
可以展示相关的产品和广告资料。
2022 年高教社杯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题目 C题
2022年高教社杯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题目（请先阅读“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论文格式规范”）C题古代玻璃制品的成分分析与鉴别丝绸之路是古代中西方文化交流的通道，其中玻璃是早期贸易往来的宝贵物证。
早期的玻璃在西亚和埃及地区常被制作成珠形饰品传入我国，我国古代玻璃吸收其技术后在本土就地取材制作，因此与外来的玻璃制品外观相似，但化学成分却不相同。
玻璃的主要原料是石英砂，主要化学成分是二氧化硅（SiO2）。
由于纯石英砂的熔点较高，为了降低熔化温度，在炼制时需要添加助熔剂。
古代常用的助熔剂有草木灰、天然泡碱、硝石和铅矿石等，并添加石灰石作为稳定剂，石灰石煅烧以后转化为氧化钙（CaO）。
添加的助熔剂不同，其主要化学成分也不同。
例如，铅钡玻璃在烧制过程中加入铅矿石作为助熔剂，其氧化铅（PbO）、氧化钡（BaO）的含量较高，通常被认为是我国自己发明的玻璃品种，楚文化的玻璃就是以铅钡玻璃为主。
钾玻璃是以含钾量高的物质如草木灰作为助熔剂烧制而成的，主要流行于我国岭南以及东南亚和印度等区域。
古代玻璃极易受埋藏环境的影响而风化。
在风化过程中，内部元素与环境元素进行大量交换，导致其成分比例发生变化，从而影响对其类别的正确判断。
如图1的文物标记为表面无风化，表面能明显看出文物的颜色、纹饰，但不排除局部有较浅的风化；图2的文物标记为表面风化，表面大面积灰黄色区域为风化层，是明显风化区域，紫色部分是一般风化表面。
在部分风化的文物中，其表面也有未风化的区域。
图1 未风化的蜻蜓眼玻璃珠样品图2 风化的玻璃棋子样品现有一批我国古代玻璃制品的相关数据，考古工作者依据这些文物样品的化学成分和其他检测手段已将其分为高钾玻璃和铅钡玻璃两种类型。
附件表单1给出了这些文物的分类信息，附件表单2给出了相应的主要成分所占比例（空白处表示未检测到该成分）。
这些数据的特点是成分性，即各成分比例的累加和应为100%，但因检测手段等原因可能导致其成分比例的累加和非100%的情况。
研究古代文化交流的材料有
研究古代文化交流的材料有
研究古代文化交流的材料包括各种历史文献、考古遗物、艺术品、建筑遗迹等。
以下是一些常见的古代文化交流的材料：
1. 历史文献：古代历史文献是研究古代文化交流的重要资料。
其中包括史书、编年体史料、诗词、游记等。
这些文献记载了古代朝代兴衰、国与国之间的交往与互动，为我们了解古代文化交流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2. 考古遗物：考古遗物是研究古代文化交流的直接证据。
通过对古代建筑、陶瓷、器物、雕塑等的发掘与研究，可以揭示古代文化交流的具体情况。
例如，出土的古代陶瓷中发现了外来文化的影响，表明了古代国家之间的贸易与文化交流。
3. 艺术品：古代的绘画、雕塑、工艺品等艺术品也是研究文化交流的重要材料。
通过对这些艺术品的研究，可以看到不同地域和文化间的艺术风格与技艺的交流与融合。
例如，佛教传入中国后，中原文化与佛教艺术相融合，创造了独具特色的中原佛教艺术。
4. 塔寺与建筑遗迹：古代的塔寺和建筑遗迹也是研究文化交流的重要依据。
通过对不同建筑风格和技艺的比较，可以看到不同地域文化的交流与融合。
例如，丝绸之路上的莫高窟、敦煌等佛教石窟艺术，展示了中亚、波斯、印度等文化与中国本土文化的交流与影响。
总之，研究古代文化交流的材料非常丰富多样。
通过对历史文
献、考古遗物、艺术品和建筑遗迹等的综合研究，我们可以深入了解古代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与互动，揭示出古代文化发展的多元性和交流的重要性。
中外文化交流的实物见证
中外文化交流的实物见证中华文明博大精深，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她从周边诸多文明中不断地汲取营养，消化利用。
闻名于世的“丝绸之路”确实是一条中西文化交流的纽带。
早在春秋战国时期，中外关系已见诸史籍文献。
从希罗多德笔下所记的欧亚草原民族，人们能够见到至迟在前6世纪，欧亚草原之路事实上已经走通。
古代波斯、印度和希腊等称中国为“秦”，说明秦国或秦朝的消息已经向西传播。
汉代是中外关系的开拓时期。
张骞两次出使西域，历史上称为“凿空”。
“凿空”的确实是途经新疆塔里木盆地南北两缘的绿洲之路。
事实上汉代中外关系的开拓，不仅有绿洲之路，还有匈奴沟通的欧亚草原之路和中西海道的创辟。
许多古代民族参与了东西通道的开辟并作出了自己的奉献。
人类各类文明彼此沟通的要求，乃是东西通道开辟的庞大动力。
魏晋南北朝时期割裂、对峙和纷争的局面，促使这些小王朝和政权为了保留、进展自己而采取比较踊跃的对外政策，在对外关系上各找前途，这也在某种程度上推动了中外文化交流。
这一时期中外交通有了明显的进展和转变，要紧表此刻绿洲之路的进展、青海道的兴起及海道的成熟。
那个时期的中外经济交流相当繁盛，中国与相关各国都希望在经济交流中互补互利。
除国家间的朝贡贸易外，那些被称为“胡商”的粟特人、波斯人、印度人、东罗马人，专门是粟特人已成为中西陆上贸易活动的要紧中介。
他们以洛阳、姑臧(后称凉州，即今甘肃武威)为大本营，普遍活动在新疆及内地淮河以北的各个贸易集散中心。
中西间的国际贸易致使西方金银货币在中国一些地址流通，这已为在我国境内陆续出土的东罗马金币、萨珊银币所证明。
隋唐时期的中外关系有专门大进展。
隋朝历时虽仅38年，但在中外交通方面却有所开拓。
隋炀帝“扬威异域”，多次遣使前去西域和海南，与很多国家成立友好关系，其中常俊出使赤土国(位于今马来半岛)，是中国南海航行的重要一步。
到了唐朝，中外文化交流形成了自汉代以来的第二次高潮。
唐朝的中国社会，其政治经济文化等方方面面都高度发达，在那时世界上处于先进地位。
浅谈汉唐文物与中外文化交流
浅谈汉唐文物与中外文化交流关键词：文化交流;铅饼;61尊无头王宾像;梵汉合文经幢1“丝绸之路”出土的外国铭文铅饼铅饼出土的地方大部分在汉代繁华的城市和“丝绸之路”沿线。
1956年，汉长安城遗址出土外国铭文铅饼14枚，这些铅饼出土时装在一个陶罐里，其中一件平素无纹的铅饼是作陶罐盖子使用的。
1972年，陕西扶风姜塬发现铅饼2枚，陕西长武也发现同样的铅饼10枚。
另外，1975年还在甘肃灵台发现274枚外国铭文铅饼，数量之多是前所未有的。
这批出土的铅饼散放在由拳头大小的青石堆成的坑内，坑底放置两块相互衔接的筒瓦，其上再盖两块筒瓦，两层筒瓦之间放置四行铅饼，分上下两层，排列整齐。
铅饼的形制、铭文、纹饰与陕西出土的铅饼基本相似，经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化验，确定成分以铅为主。
铅饼的用途说法不一，有的认为它是“旌武功勋章”或“器盖”，有的认为它是“压胜钱”，说法都不确定。
从它与我国出土的两汉马蹄金形状相似来看，应该是作为货币流通的，但铸刻希腊文又很令人费解。
2弥足珍贵的乾陵石雕“61尊无头王宾像”乾陵规模宏伟，仅石雕就有120余件，那些高耸的华表、带翼的飞鸟、城外的鸵鸟、侍卫将军、石马、石狮以及分列在朱雀门东西两侧（西侧32尊，东侧29尊）的61尊王宾石雕像群，都使人目不暇接。
这些王宾石雕像，据说是以参加高宗李治葬礼的西北少数民族首领和西亚各国的特使作为模特雕刻陪立的。
石像背后都刻有他们的国籍、姓名和官衔，但因千年的风化与剥蚀，今天只有6尊石像背后的字迹些许可辨。
好在北宋时陕西转运使游师雄对关中一带的文物古迹做过考证，曾把散失在民间的旧拓本搜集成册，刻成4块碑石。
元代李好文编纂志书时仅找到3块，计有39尊王宾石雕像的字拓，逐收入《长安志图》一书里，使39尊王宾像背后的志文保留下来。
经鉴别与考证，按他们所属的国别和来自的地区可分为两类：一是参加高宗葬礼的西亚各国的特使和侨居长安的外国国王，如石国王子石忽那（石像两侧第五排北数第一尊）、吐火罗王子特勒羯达犍（石像两侧第四排南数第一尊）、右骁卫大将军兼波斯王卑路斯（后客死长安），还有波斯大首领南昧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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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中西文化交流的物证中国位于东亚，巍峨的崇山峻岭和延绵的戈壁沙漠把中国与欧亚大陆的西部地区隔离开来。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中国文明是在完全封闭的状态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相反，自古以来，中国与西方一直在进行着各种形式的文化交流。
这些交流不仅见诸文献，而且还反映在考古学上。
经过考古工作者长期的艰辛工作，中国境内发现了不少西方制造或与西方有关的文物古迹，它们是中西文化交流的物证。
限于篇幅，本文仅就先秦至公元3世纪左右有关中西文化交流史的文物古迹及相关内容作一概述。
[1]一、纺织品20世纪前期，英国探险家斯坦因在我国新疆楼兰发现了一块彩色缂毛残片，时代为东汉晚期。
在这块羊毛织成的纺织品上，残存着“十足希腊罗马式图案的赫密士（Hermes）头部”（插图1）。
[2]赫密士（又译作赫尔墨斯）是古希腊神话中一个多才多艺的神，他掌管贸易、旅行、竞技等（插图2）。
赫密士还是众神的信使，为神祗们传递信息。
他的标志是手持双蛇杖（caduceus）。
在有些现代世界的一些国家中，这种双蛇杖依然作为医生或医学的一种象征，如美国军医部队（U.S. Army Medical Corps）就以此为标志。
在斯坦因所发现的这块羊毛织品残片上，可以看到比较完整的双蛇杖图案。
这块彩色缂毛织物，应当是从地中海地区输入的。
新中国建立后，在新疆发现了许多毛织品。
有学者在对这些毛织品进行研究后认为，其中的普通毛织品是当地土产的，而高档毛织品则来自葱岭以西地区。
这些外来的高档毛织品都是在丝绸之路所经的遗址中发现的，它们主要有两大类。
第一类是栽绒织物，其组织结构如地毯。
此类毛织物如果按照栽绒织扣方法进行区分的话，可以分作三式：结吉奥狄斯（Ghiordes）扣，结生纳（Senna）扣，结半环形扣。
吉奥狄斯扣起源于现在土耳其的西部，生纳扣起源于伊朗的西北部，半环形结扣的发源地则不清楚。
第二类是毲织物，其织造工艺为局部挖织花纹。
这种毲织工艺的发祥地是小亚细亚，波斯语称其为gilim，汉代中文文献所说的毛织物“罽”很可能与此波斯语有关。
研究表明，新疆出土的外来毛织品并非来自一个产地，而是产自中亚、西亚以及地中海周围的不同地区。
例如从这些毛织品的题材及风格上来看，有的是两河流域风格的狮形图案，有的则是希腊风格的马人图案。
再如，第一类栽绒织物结扣方式的多样性，也说明了这些毛织物的多种来源。
[3]在这些外来毛织品中，不乏珍品。
最著名的有1984年新疆洛浦县山普拉墓地1号墓中出土的一件彩色毛织壁挂，时代为公元1-2世纪（相当于东汉时期）。
[4]这件壁挂出土时已被剪成四块，缝制成一条裤子。
左裤腿上是一个倒置了的武士像，右裤腿上有人首马身图案。
复原后应为一块大型壁挂，右裤腿原是壁挂的上部分，左裤腿则为下部分（插图3，插图4）。
壁挂上部分的人首马身图案，实际上是希腊罗马神话中的马人（Centaurs，插图5）。
整幅图案洋溢着希腊艺术的风格：“高耸的鼻梁几乎与额头垂直，飘动在肩头的兽（狮？）皮隐喻着勇敢，手中的号角象征着对自己荣誉的宣扬，马的四蹄也与中国传统摆法不同；马人四周的菱格图案，却带着西域韵味。
”[5]壁挂下部的武士右手握矛，立体感很强。
虽然目前还不能确定这个武士像所包含的意义，但它显然具有希腊文化的特征，特别是与前面提到的斯坦因从楼兰所获彩色缂毛残片上的赫密士头像相似。
山普拉古墓出土的这块彩色壁挂，由20多种颜色的细毛线织成，是一块采用局部挖织法织成的缀织物。
1995年，考古工作者在新疆尉犁县营盘遗址清理发掘了一个汉晋时代的大型墓地，获得文物约400件。
营盘遗址在汉代属于墨山国（又称“山国”或“山王国”），位于古丝绸之路的交通要道上，这里出土的文物，既有来自中原的丝织品，又有产于中亚、西亚的装饰品，有的甚至还来自地中海地区，充分反映了古代东西方文化的交融。
在营盘墓地中，最引人注目的是15号墓，时代为东汉中晚期。
[6]此墓的木棺外盖着一条长方形彩色狮纹栽绒毛毯，残长312厘米、宽178厘米。
毛毯的主体是一头伏卧的雄狮，狮头侧视，神态和善，富于动感。
整个毛毯充满西方艺术风味。
棺内是一个身材高大的男性，脸上覆盖着麻质人面形面具（插图6）。
死者身上穿着一件红地对人兽树纹罽袍（插图7，插图8）。
这件罽袍基本完好，色泽鲜丽，图案精美，堪称稀世珍品。
罽面上每一区由六组图案构成，每组图案之间则是长满果实的石榴树。
第一、二、四、五组为人物，都是裸体的男子，高鼻大眼，头发卷曲，是典型的欧罗巴人。
他们两人一对，或持盾挥矛（剑），或单手刺击，栩栩如生。
特别是他们的肌肉被夸张地隆起，更使画面充满力量与生气。
第三组是牛，第六组为羊。
这两组动物造型生动，姿态活泼。
整个图案把希腊艺术与中亚、西亚艺术有机地融合在一起，令人叹为观止。
这件罽袍应当是西方所产的。
身穿此袍的墓主，原有学者认为是墨山国贵族。
[7]但墓地的发掘者认为：“M15不见墓地流行的木器、羊骨等为组合形式的随葬品。
死者面罩面具、随葬冥衣、四肢缠帛等习俗也是独一无二的。
墓主人服饰华丽，其外袍纹样带有浓厚的希腊化艺术风格。
棺外覆盖具有异域特色的狮纹毯。
15号墓十分独特的资料，显示出墓主人生前特殊的身份。
联系营盘在丝绸之路上的位置以及汉晋时期丝路沿线文化交流、贸易往来的历史背景，推测墓主人可能是一位来自西方从事贸易的富商”。
[8]在新疆，除了出土一些西来的毛织品外，还发现了外来的棉织品。
1959年，新疆考古工作者在新疆民丰县古尼雅遗址中发现了一座东汉晚期（公元2世纪）的墓葬，墓中出土了两块蓝白印花棉布的残片，这是我国目前所知的最早的棉布（插图9）。
[9]其中有一块棉布中心部分已经缺失，只能见到半只赤裸的脚，一段狮尾。
所幸的是，在它的左下角有一个大约32厘米见方的方框，框内画有一个半身女神像。
女神胸怀袒露，侧身斜视，神情安详恬静，身后有圆形光环。
她的颈上及臂上都有装饰品，手中持有一个角状长筒容器，容器内盛满了果实。
这个女神最初曾被当作是佛教中的菩萨像，这块棉布也曾被看成是从印度输入的。
[10]但随着研究的深入，学者们提出了许多不同的解释。
有的认为此图系希腊风格，图中的角状容器并非佛教的法器，而是希腊神话中的丰饶之角；[11]图中的女神不是佛教中的菩萨，而是希腊神话中的丰收女神堤喀（Tyche）；也有的认为她是希腊神话中的大地女神该亚（Gaea）与谷物女神得墨忒耳（Demeter）的混合体。
另有学者提出这幅图案的主题本应是中亚与西亚风格的狮子，只是已经残缺了；图中的女神应是波斯女神。
最近有学者通过与贵霜王朝金币上的图案进行对比，认为棉布上的女神应是中亚的丰收女神阿尔多克洒（Ardochsho），这样，我国的棉织品最早应是东汉时期从贵霜传入的。
[12]二、金银器等建国后在我国还发现了一些西方所制的金银器皿。
1978年至1980年，山东省考古工作者对位于淄博市郊的西汉齐王墓进行了发掘，在一号随葬坑中出土了一个保存较好的列瓣纹银盒（插图10）。
[13]此盒高11厘米，口径11．4厘米。
1983年，在广州象岗山发现了南越王之墓。
[14]墓中发现了三支非洲象牙，其中最大的一支为126厘米长。
在一个漆盒里残存着26克的红海乳香，呈树脂状。
这些来自异域的文物，充分说明了广州通过海上航线与印度洋地区的贸易联系。
墓中还发现了一只列瓣纹银盒，出土时里面还藏有药丸。
南越王墓中的这个银盒高10．3厘米，口径13厘米，形状与山东齐王墓出土的银盒极其相似（插图11）。
上述西汉齐王墓与越王墓中出土的两件银器，都是用锤揲技法在表面打压出相互交错的列瓣纹，这与中国当时用陶范或蜡模铸造纹饰的工艺传统完全不同，显然是外来器皿。
但对于这种器皿的原产地，尚有不同看法。
有学者认为这种器皿通称为Phialae，其技术源流可以上溯到两河流域的古亚述，盛行于古波斯的阿契美尼德王朝时期（公元前6世纪—公元前4世纪），并在安息统治时期继续发展。
由于我国出土的两件汉代银盒与安息的同类银器几乎完全相同，所以它们应当是通过海路从中亚的安息输入的。
[15]但也有学者认为，这种银盒应是罗马人的器物，山东齐王墓和广州越王墓中的这两个银盒可能来自罗马，经海路传入。
[16]据研究，山东齐王墓的下葬时代约为公元前179年，广州越王墓的下葬时代约为公元前122年。
不管这两座坟墓中发现的银盒其原产地是中亚的安息还是地中海地区的罗马，它们都有力地证明，早在公元前2世纪，中国与印度洋地区之间的海上交通线就已经存在了。
有意思的是，这两件来自域外的银盒传入中国后，中国人又按照自己的使用习惯以及审美标准对它们进行了改装，在银盒下面加上铜圈足，使之成为中国人所熟悉器皿——豆。
这种“土洋结合”的豆，正体现了古代中西文化的交融。
1988年，在甘肃省靖远县北滩乡一个农舍的房基下发现了一只鎏金银盘（插图12）。
此盘高4．4厘米，直径31厘米，重3180克。
[17]盘中的图案可以分为三层。
最外面的一层是相互勾联的葡萄卷草纹。
每颗葡萄中心都有一个小凹点。
葡萄的花下叶底还若隐若现地刻划着29个姿态各异的昆虫飞鸟，如鹦鹉、蚱蜢、蜥蝎、蜗牛、蜜蜂等。
第二层被分成了12个单元，在每个单元中，左侧为一个动物，右侧为一个神头像。
最里面的一层直径为9．5厘米，上体为一个青年男神，头发卷曲，上身裸露，肩扛“权杖”，倚坐在一头威武的动物上。
这只充满西方情调的银盘，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兴趣。
这个银盘的最初研究者初师宾认为银盘第二层的12个神像应是古希腊神话中的“奥林匹斯山十二神”：太阳神阿波罗、月神阿耳忒弥斯、天帝宙斯、处女神雅典娜、海神波塞冬、天后赫拉、火神赫淮斯托斯、谷神得墨忒耳、战神阿瑞斯、美神阿芙洛狄忒、使者神赫尔墨斯、春神帕尔赛芙涅。
初师宾的这个考证，已为其它学者所接受。
对于盘子正中的那个男神，初师宾认为此神“可能是阿波罗，也可能是酒神巴卡斯或希腊神话中别的人物”。
初师宾还推测，此盘的“时代约在4～5世纪，最晚不过6世纪前半期；其产地大约不会超出意大利、希腊和土耳其”。
后来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银盘正中的男神应当是罗马神祗巴卡斯(Bacchus)，此神相当于希腊神话中的酒神狄俄尼索斯（Dionysus）。
至于这个银盘的产地，有人认为是公元2～3世纪罗马东方行省北非或西亚，也有人认为是公元3～4世纪罗马帝国东部行省所产。
1997年，我国学者林梅村释读出这只银盘上的一行大夏文铭文，其意为“价值490斯塔特”或“价值490金币”。
这样，林梅村认为这个银盘应当是大夏银器。
他写道，甘肃靖远发现的这个充满希腊罗马艺术风格的银器表明“公元5世纪末至6世纪初希腊文化仍为大夏文化主体”。
[18]这里，附带介绍一下有外国铭文的铜饼与铅饼。
早在解放前，就发现了几件这类铜饼，其形状为一面凸起，上面有像龙一样的纹样；另一面凹下，周围铭有外国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