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绵之方剂讲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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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总论

什么叫方剂？是在辨证审因、决定治法的基础上，选择切合病情的药物，酌定合适的用量，也就是定量，通过一定的规矩，配伍组合，规定剂型，说明服法，这是方剂的一个主要精神，这个概念是根据中医辨证论治提出的。

一方剂学的形成与发展

方剂的形成发展：方剂形成很早，具体是何时，何人所为，尚不能查。从历料上看，方剂的发展至少在周以前，在发展药物治病后，积累经验，从单味发展为多味治病，在多味治病中逐步摸索出一些东西，知道了如何配伍治疗最好，这是第一个前提，第二个前提是方剂形成离不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有一定的知识、工具，才能有方剂的产生，从生食到熟食，有这些条件为方剂的形成提供基础，在周休《礼记》“君有疾饮药，臣先偿之，亲有疾饮药，子先偿之”。可见当时已药煎后饮用，也说明当时人们对药有无毒性，尝不明了，故先用人偿之。《史记·仓公列传》及《流沙阴简》中见出有方，如长桑君教扁鹊以“禁方”，禁方乃自己的积累的方剂，不轻易传与人，扁鹊治病人假死时，用了“八”之剂和煮之，说明当时方剂已具备了一定的形式，也有一定的道理，证明这些方不将药物草率的堆切，而是有一定的规律和目的，更主要证明了这一问题。在《内经》中，关于治疗原则、方法、方剂配伍组合的一些理论，都有很多记载，说明到了《内经》时代，方剂的理论已经成熟了，此处成熟并不意味完善，从开始到定形，已经把它当中经验的东西抽取出来，总结成为比较有系统的理论，所以说它是成熟的，在《内经》虽只记载了十个方，但这十三方还是相当原始的，有的还是单味药，有些方用药简单，从此可能会疑问，理论发展到这样地步，为什么没有方？因为古代著作，从《汉书·艺文志》中看出，它是分开的。《内经》是医经，有七家，经方比它多，有十一家，所以在《内经》中少，还有更多的，虽没传下来，但有记载，在那里已积累相当的资料，形成了理论，在此以后，更进一步是张仲景的著作，记载了相当多的方，有314方（除去重复及后世的附方），从方的数量、药的数量及剂型上，都说明在这一时期又有很大的发展。应特别指出的是，仲景方有它的特点，非常精练严谨，针对性强，换一药便是另一方名，加减一些剂量是另一方名，证有所不同，方便有了改变，而经过后人的研究，这些方的配伍当中，有相当的经验和道理，从方剂来说，它的立法、用药非常精练、严谨，针对性强，为我们后人学习和研究方剂提供了很宝贵的东西，后人不仅尊之为“医圣”，而且称其书为“方书之祖”。

从发病原因分析、探讨，对病因病机，隋代的巢元方《诸病源侯论》侧重谈病的发生、特殊症状，由于这样的发展，促进了临床各科的发展，促进了用药物治病的发展，在这样的情况下，方就更多了，这是一方面，另一个是到了后来，在这些方书里有一些可以明显地看出来是海外来的，如婆罗门，它不是咱们的名字，是南洋的，由于交通的发达，中外的交流，各种各样的文化、物产，也扩大交流，包括了外来的医药药方。在祖国医学的遗产中，包括了一个部分是吸收了外来的东西在里面，在这些外来的东西不是拿来的，而是融合起来的，是融合在祖国医学的系统里面，很明显，不仅善于吸收，而且善于有机地将其融合要一起也

是中医的一个传统。

唐《千金要方》《千金翼方》将他们能收集对的，经它们的选择加以分类整理，另外引用历代著作的理论，《内》《难》《伤》《金匮》《巢氏病源》等加以论述，还有一些他们自己的，是现在可以看到的专门的方剂书籍，当中可以看出用药的精神与伤寒没有太大的变化，《伤》侧重用辛温，“寒为阴邪，伤人之阳，保护阳气”，用温热，这是现在可以看到的，《伤》的六经辨证，辨证论治，有理到法，从法到方，从方到药，理法方药全了，而这里着重谈方，这是主要的方书。《肘后方》比较简单，用药基本上跟《伤》精神没有太大的变化，是治疗表证，但已经用清热药与其配合，也开始有了一些清热解毒的方剂。从这里可以看到用药的发展，结合药物的发展，由于治疗中积累经验，由于药物的不断发现，使用药物的增多，使用药物的方法理论更加发展，到这时基本没有太大的变化。方剂的形成发现，也有个“风格”的变化，最明显从宋代开始，习惯上讲金元四大家的学说，另外还有对药物理论的研究，从宋开始，对这个问题比较重视，从张元素开始研究，过去说药物的性味、归经、功用，但它为什么产生这些功用，为什么能归经，对这理论的阐发从宋开始。宋时战乱多，生活不稳定，病的情况比较复杂，对人体的影响也有了不同的变化，还有就是宋封建统治阶级对这也比较重视，知心民众，实质上是为了长生，讲究炼丹、服石，同时收集了民间各种有效方剂。从宋中叶开始，将药材作为封建统治的专利、专卖、垄断，随着医学的发展，积累了相当的经验，在这样的基础上，有了新的发展。从整个医学的发展中，方剂也得了相应的发展，而由于方剂的发展，又促进了医学理论和临床各科的发展。在医疗实践中，方剂的发展使得方法更多了，在这时期，辛凉解表的方剂开始形成，表里同治的方剂比较多见，《伤》仲景是先表后里，是非常严格的，表证先需解表，张也提到表里同治，辛温加辛凉的问题，如加石膏等，但这些方面的应用比较少，不像在宋代比较多，不仅是辛温与石膏等的配伍，而且发现的药物增多，也开始用辛凉解表的药物治疗，由病理、人的体质、人们对病的认识的深入，在用药上看起来味数多了，但它的主治配伍还是比较严格的，不是随便的加减，它还是有机的配伍，药多理不乱，由于对疾病的认识深化了，考虑的面比较全了。宋开始对过去的方进行了理论分析，成无已对《伤寒》进了解释，在《伤寒明理论》中讲了20多首方，完全用《内》的理论来解释，说明这方为什么能治这病，这方为什么这样组成，它的配伍的道理是什么，它内在药物与药物之间的联系有什么东西作了一些说明，从这以后方剂的理论研究更加深入，更加广泛了，对方剂理论分析的书籍多起来了。宋以来的方书多，不单是时代性问题，也由于印刷术的进步，书流传的比较多。另外，促使方剂的发展还有一个原因是温病学说开始萌芽，方剂的治疗方面的问题也有所不同，在温病当中强调的是阴液，特别强调的是救阴液、保阴液，与《伤》保阳气不同，保阴液并不是否定保阳气，救阴液也不否定护卫气，只是侧重面不所不同，由于接触的病接触的具体情况，具体实践的对象不同了，所以强调的侧重面不同了，正因为这样，促使了方剂的进一步发展。金元四大家在他们各自的学说当中，有它独特的发展，刘河间善用清热，他研究《内》结合当时的实践，认为病机十九条不出一个火字，“六气皆从火化，皆从热化”，主张用寒凉，用寒凉并不等于它不用别的药物治病，而是他有用寒凉治病中他在自己独特的经验，从理论到实践他有自己独特的经验，也就是在理法方药都有特长，如地黄饮子，不仅是寒凉的问题；张子和主张用汗、吐、下，人称“攻下派”；李东垣主张调脾胃，从脾胃立论，侧重五脏六腑的功能，以后天为本，认为人的饮食亦为气血，人体的营养从脾胃而来，先天所有的东西很有限，而人所伤，脾胃为主，创立了脾胃学说，同时创立了许多方，具有代表性的是补中益气汤，也就是在临床上提出的“甘温除大热”的问题，这对后来治疗内伤杂病影响很大，在这个学说上确有成就，除此之外，他也擅长治外科病；朱丹溪特别强调相火，他对相火的研究比较深，强调“阳常有余，阴常不足”，一水不二火（君相二火）或五火（五脏之火），主张滋阴降火，与其说其为滋阴派，不如说其为降火派，用一黄柏就是大补阴丸，从这一角度，他认为降火就是滋阴。四家各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