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新闻史读书笔记

英国新闻史读书笔记【篇一：《英国新闻史》读后感】姓名：李晴学号：t01314121新传三班悲喜交加的自由报业史——读《英国新闻史》有感如果说自古以来的各种有形的战役最终塑造了今天的世界格局——“一超多强”，那么我认为世界各国的报业发展史则是另一种无形的战役。

自从新闻或者说报业诞生的那一刻起，这种为争取新闻自由独立的战斗就从未停歇，也许有时这种战斗比遍布铁马金戈的战场更为波澜壮阔、风起云涌。

在这场长久的博弈中，成功，固可喜；失败，固悲哀。

但一切都只是暂时的。

这是一场长久的悲喜交加的战斗。

有形抑或无形，无论哪种形式、哪个方面的战斗，我想，人类的目标确切的说是人民的最终目标只有一个——那就是争取属于自己的自由——肉体的自由、精神的自由、灵魂的自由。

不同国家争取新闻自由的方式有同有异，在众多斗争中，英国新闻史算得上是独树一帜，别具特色。

在此，我便根据自己读的由詹姆斯?卡瑞和珍?辛顿两位英国新闻学者合著的《有权无责——英国新闻史》（power withoutresponsibility.the press, broadcasting, and new media in britain)一书，来表达一下我对新国新闻史的感受以及对这本书的感受。

本书共分为五个部分，分别是：报业史、广播电视史、新媒体的兴起、媒介理论和媒介政策。

而我主要注意的则是“报业史”这部分，它用大众化的语言向读者描绘了英国报业斗争的画面，表达了作者不落窠臼的观点。

英国报业有300多年的历史，曾是近代报业的中心，在当今西方世界的新闻事业中仍然有着重要的地位。

但报业真正取得自由权的历史却并不长。

大卫?钱尼说：“人们一般认为，英国报业是在十九世纪中叶取得自由权的。

”这个观点最早出现于对维多利亚时期新闻史的开拓性研究之中，并从那时起，一再出现于新闻史和近代英国史的研究之中，几乎无人质疑。

但是从詹姆斯?卡瑞在本书中给我们展示的十九世纪中叶以后的英国报业发展斗争情况看来，十九世纪中期的那段时间，英国并没有开创报业自由独立的新纪元；事实上，只是以一个新的报业审查系统取代了之前的政府对报业苛刻无理的压制，这个系统比以前任何时期的审查都更实际，更有效。

自十九世纪中叶始，法律压制手段已无法将报业纳入到社会秩序的领域中，市场力量开始逐渐在报业发展中发挥作用。

十九世纪前半期，英国激进报纸在争取新闻自由的战斗中承担了重要的角色。

激进报纸大多是反映工人阶级的利益，或是由于这个原因，他们大有浓厚的政治色彩。

富有战斗精神的激进报纸做了很多英国政府所不能容忍的事，因为他们触犯了煽动和诽谤罪的戒律，如激进报纸于1842年发动一场要求工人普遍选举权的大罢工。

他们还有组织的逃避印花税，他们甚至建立了“受害者基金”——如果有人因为销售未缴印花税的报纸而入狱，该基金就会对其家庭进行经济援助。

这些在英国议会严重的“野蛮”报纸最终使得政府对报业的行政控制失败了。

在这一政府和报业的博弈中，无论是政府对报业人员或集团煽动诽谤罪的起诉，还是旨在限制读者群的赋税体系，都没能够压制激进报业的成长。

看到这，不禁为当时的新闻工作者们鼓舞喝彩，心中满满的都是喜悦。

不过，英国政府从未打算善罢甘休。

19世纪30年代报纸的普遍逃税现象，使英国议会中的保守派和改革派产生了分歧。

前者主张政府应该采取更为严厉的措施来加强印花税的征收，后者则支持废除印花税。

两者的最终目的却都是为了封住激进报业的嘴。

最终，广告税、印花税、纸张税分别于1853年，1855年，1861年被废除。

但不幸的是，在报业赋税废除之后，激进报业却日渐衰退。

在知识税被废除的半个多世纪里，很多激进报纸被停刊或合并，有些甚至转变了工人阶级的立场。

形成这种局面的原因归根结底是报业产业结构的变化。

一系列限制报业发展的法律被废除，使得英国整个报业市场快速扩张，富人为了谋求自身利益，取得自身的政治权利，纷纷创办并购买报刊。

这就导致了通俗报纸所有权的转变，从劳动阶级转向富有的商人（即资产阶级）。

也就是“报业大亨”时代到来了。

同时，由于对广告的依赖日益严重，也加速了早期的激进报纸被吞并或灭亡。

市场能够对报纸的主导地位加强，报纸不再依附于政府而是转向依靠广告收入来维持生计，但广告商并不喜欢像激进报纸，因为它的主要阅读对象是购买能力较弱的穷人（工人），虽发行量大，但不能为广告商带来可观的经济利益。

在这种新的经济环境下，激进报纸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灾难——卖的越多，赔得越多。

要么迎合广告主的需要，要么关门大吉。

这使得激进报纸在一战之前灾难翻身。

如此看来，这段历程的结果难免让人悲痛。

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报业王国建立起来，地区性日报和全国性日报大多属于几个报业大亨所有。

贝瑞兄弟，卡姆瑞斯爵士和凯姆斯利就是这场报业集团扩张过程中的领头羊。

他们操控着自己的报纸有选择的反映世界，引导者读者对政党的支持方向。

由此可以看出这些报业大亨不仅是报业的掌控者，也是具有政治野心的角色。

不过随着工人阶级收入的增加，广告主的媒体立场也有所改变，不在认为激进报纸对他们来说无利可图，这为激进报纸的复苏和继续追求民主社会提供了可能。

二战后，全球化时代报业到来了，在1951到1974年间，报业的自主权逐渐提高，1974至1992年间，报纸的党派倾向和集权控制日益加强。

随后，报业王国开始改旗易帜，报业大鳄们也是有起有浮。

而激进报纸也由于各种原因彻底的消亡了。

但是，广告体制的调整、通俗报纸的去政治化、严肃报纸与通俗报纸的分野和新技术的出现，都推动着英国报业一步步走向完善。

至此为止，我认为，英国报业发展历程确可用“悲喜交加”一次来概括。

今日的我们回顾这新闻界的这些历史（虽不是我国），不知能从中感受到什么，是否深刻？可不论怎样，我想我们都有职责继续为我国的新闻发展自由而继续探索、努力。

媒体在每个国家的社会生活中都承担着重要的角色，它有着批判意识，它大胆的揭示着一切社会丑恶阴暗。

也许，当今的媒体还存在许多不足，但我相信，通过公众的干预，媒介会不断完善。

我相信着，并期待着??【篇二：英国新闻史——读书笔记】中国传媒大学南广学院媒介传播史论读书笔记——《英国新闻史》系别新闻传播学院专业新闻系班级新闻3班姓名张晓指导教师汪兴和中国传媒大学南广学院2012年05月21日读书笔记——《英国新闻史》《英国新闻史》这本书分为五个部分。

第一部分是“报业史”，分为七个章节：第一章政治神话般的自由报业史；第二章报业摆脱监管的斗争；第三章改革的丑恶一面；第四章报纸的产业化；第五章报业的大亨时代；第六章公共管制下的报业；第七章全球化时代的报业。

第二部分是“广播电视史”：第八章瑞思与政治中立；第九章广播与闪电战；第十章社会革命；第十一章bbc的衰落；第十二章阶级品味和利润；第十三章观众是如何被“制造”的；第十四章录像机、有线电视和卫星电视；第十五章广播事业的急转突变。

第三部分是“新媒体的兴起”：第十六章科学家、资本家和计算机宪章主义者；第十七章网络社会学；第十八章英国的新媒体。

第四部分是“媒介理论”：第十九章全球未来、信息社会和广播电视；第二十章大众媒体社会学；第二十一章报业自由的自由主义理论；第二十二章广播电视与公共服务理论。

第五部分是“媒体政策”：第二十三章媒体政策的矛盾；第二十四章媒体政策的中心议题新闻自由的获取的关键事件是：星室法庭（the court of star chamber）的废除（1641年），报刊许可制的终结（1694年），福克斯诽谤法案的颁布（1792年）以及实施与1853年至1861年的报刊税（即所谓的知识税）废止。

报刊市场获得发展的主要原因是因为市场自然进化的结果。

报纸广告的增多或许是将报纸从政府经济的依赖中解放出来的根本原因。

政府实现控制的一个最主要的方法就是有计划地抑制报刊所有权的集中。

在18世纪后半期和19世纪初期，有一部分商业报纸的确是因为广告收入的增长，在政治上更加独立了。

来自广告的额外收入大大降低了报纸对政府（党）补贴的以来；使报纸有勇气拒绝来自政治机构的秘密资助。

；广告收入还在某种程度上改善了新闻从业人员的工资和福利情况，使得他们不必一味顺从于政府立场；广告收入可以支付新闻采访的费用。

到了20世纪，任有一些全国性报纸接受政党成员或政治基金的资助。

事实上，报纸一直都是政党体系中不可或缺的分支机构。

历任政府都试图通过法律途径来限制激进报纸的发展，包括发布了一系列关于“煽动叛乱和亵渎诽谤”的法律规定。

即使这样，真正操作起来也不是那么简单。

陪审团往往很难做出有罪的判定。

通过诽谤罪起诉报纸的方式通常并不很奏效，不能根本上达到压制报纸的目的。

从1825年至1834年，只有16件关于煽动和诽谤罪的起诉案件，而在这之前的8年中，这类起诉案件的数量高达167件。

在1789年至1815年间，印花税提高了266%。

1819年，政府对需要缴纳印花税的出版物范围进行了重新界定，政治性期刊也被包括在内。

19世纪30年代，一些地下报纸有组织地逃缴印花税。

这类报纸的印刷商被逮捕；纸张供应被拦截；销售者被监禁。

但是，即使实施了这些措施，激进报纸依然茁壮成长。

“起诉、罚款、监禁，这些手段似乎都失败”。

下议院在当年的6月20日被告之，政府“已经用尽了现在法律提供的所有手段”，但“仍无法有效地消灭拒缴印花税的报纸”。

1836年，报纸控制的整套体系似乎已经到了最后崩溃的临界点。

一些新的措施被通过实施，对持有未纳税报纸者的罚款金额增加了。

政府的新策略立即取得了预期的效果。

拒缴印花税的报纸无一幸免。

到了1837年，这些地下的秘密激进报纸全部消失了。

1836年之后，激进报纸确实不像以前那样可以和主流报纸分庭抗礼了。

在1836年和1855年之间，地方性的各类商业周刊的发行量都出现了稳步增长，同时，宗教类出版物，家庭刊物和“实用知识”类刊物的读者数量也稳步增长。

在1815年至1855年期间，激进报纸始终在全国性报刊发行量上遥遥领先。

激进报纸发行的成功，是激进工会组织和政治运动发展的直接产物。

19世纪前半期，一些主要的激进报纸的发行已经遍及全国。

到了19世纪30年代早期，发行量较大的几家报纸都拥有了自己的发行网络。

激进报纸兴起的第一波高潮出现与18世纪90年代至19世纪20年代晚期，它们在政治动员之前，对工人阶级作为一个整体的重新定位上，发挥了非常重新的作用。

在这个愈来愈动荡不安的社会里，激进报纸已经成为了一股强大的力量。

19世纪30年代普遍的逃避印花税的现象，使得报业管制成为了一个重要的政治课题。

1848年，议会中掀起了新一轮反对“知识税”的游说活动。

激进的劳动阶级运动在19世纪50年代开始减弱。

他们非凡的政治斗争艺术最终获得了圆满的回报：广告税于1853年废除；印花税于1855年废除；纸张税于1861年废除；安全检查机制于1869年废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