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重臣及洋务运动的主要倡导者

晚清重臣及洋务运动的主要倡导者

——李鸿章人物简介

李鸿章（1823年－1901年）本名章桐，字渐甫或子黻，名字出自《周易•渐卦》“鸿渐于陆”，号少荃（泉），汉族人，世人多尊称李中堂，李傅相，亦称李合肥，被西方人称呼为“东方的俾斯麦”。其先祖本姓许，从江西湖口迁至安徽省庐州府合肥县。李鸿章的八世祖许迎溪将次子慎所过继给姻亲李心庄。李家到李鸿章高祖时，终于勤俭致富，有田二顷。父亲李文安（1801年－1855年）经多年苦读，终于在道光十八年（1838年）与曾国藩同年考取同榜进士，使李氏家族成为当地名门望族。

道光三年正月初五（1823年2月15日），李鸿章出生于合肥肥东县东乡（现属合肥瑶海区）磨店乡。李鸿章在兄弟中排行第二，大哥李瀚章（1821年－1899年），后来也官至总督；三弟李鹤章、四弟李蕴章、五弟李凤章、六弟李昭庆（1835年－1873年），后来也都非富即贵。

至于李鸿章本人，生前官至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授文华殿大学士，身后被慈禧太后称赞为“再造玄黄”之人。清朝追赠其为太傅、晋一等肃毅侯、谥文忠，赐白银五千两治丧，在其原籍和立功省建祠10处，京师祠由地方官员定期祭祀。清代汉族官员京师建祠仅此一人。

一生事迹

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李鸿章在庐州府学被选为优贡。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第一次科考落榜，住京曾国藩宅邸受曾补习教导；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二十四岁的李鸿章考中进士，选入翰林院任庶吉士。同时，受业曾国藩门下，讲求经世之学。三年后翰林院散馆，获留馆任翰林院编修之职。

道光三十年十二月十日（1851年1月11日），以广州塾师洪秀全为首的农民，在广西桂平紫荆山麓金田村树旗造反，建号太平天国，军曰太平军，经过两年多的战斗，便从广西一隅直入长江流域，奠都南京，建立了一个与清朝抗衡之政权，并开始北伐西征。

咸丰三年（1853年），从武汉顺江东下的太平军占领安庆，杀死巡抚蒋文庆。咸丰帝诏谕工部左侍郎吕贤基前往安徽，办理团练防剿事宜。吕贤基以李鸿章籍隶安徽，熟悉乡情，奏请随营帮办一切，遂受命回籍办团练。多次领兵与太平军作战。

咸丰八年（1858年）冬，李鸿章入曾国藩幕府襄办营务，负责起草文书。他生活散漫，晚睡懒起，曾国藩教训他：“少荃，既入我幕，我有言相告，此处所尚惟一诚字而已。”言讫拂袖而去，李鸿章“为之悚然”。其后安徽巡抚翁同书（同治帝、光绪帝之师翁同龢长兄）对太平天国战争时弃城逃跑，曾国藩起草《参翁同书片》时采用李鸿章之草稿：“臣职份所在，例应纠参，不敢以翁同书之门第鼎盛瞻顾迁就”（当时翁同书之父翁心存正处高位），并因此更欣赏李鸿章的才华。但李鸿章也因此与翁同龢结下不共戴天之仇，日后翁同龢处处刁难北洋水师，乃至甲午一战，一败涂地。

咸丰十年（1860年），李鸿章统带淮扬水师。湘军占领安庆后，被曾国藩奏荐“才可大用”，命回合肥一带募勇。同治元年（1862年），编成淮勇五营，曾国藩以上海系“筹饷膏腴之地”，命淮勇乘英国轮船抵达上海，自成一军李鸿章夫人，称为淮军。旋经曾国藩推荐任江苏巡抚。在掌握地方实权后，在江苏大力扩军，采用西方新式枪炮，俨然乃新式陆军，使淮军在2年内由6000多人增至六、七万人，成为清军中装备精良、战斗力较强的一支地方武装（后来的淮系军阀集团在此基础上逐渐形成）。李鸿章到上海后，同外国雇佣军（后组建为常胜军）进攻太平军。

同治二年（1863年）和三年（1864年），李鸿章率淮军攻陷苏州、常州等地，和湘军一起基本剿灭太平天国。接着李鸿章又镇压了捻军，因功加封为协办大学士，且保住了即将崩溃的清王朝，因此被誉为“中兴名臣”。

李鸿章军功显赫，历任江苏巡抚、湖广总督，终于在1870年继曾国藩出任直隶总督，后又兼北洋通商大臣，授文华殿大学士，筹办洋务，成为同治、光绪两朝的地方重臣。因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手握兵权，统领一方，有人甚至称其“坐镇北洋，遥执朝政”。

客观上讲，无论是日吞琉球，还是法占越南，李鸿章都深切意识到，列强的威胁来自海上。因此，从七十年代起，他就开始提出“海防论”，积极倡议建立近代化的海军。同治十三年（1874年），李鸿章在海防大筹议中上奏，系统提出以定购铁甲舰、组建北、东、南三洋舰队的设想，并辅以沿海陆防，形成了中国近代海防战略。中法战争后，鉴于福建船政水师几乎全军覆没，清政府决定“大治水师”，于光绪十一年（1885年）成立海军衙门，醇亲王总理海军事务，李鸿章为会办。利用这个机会，北洋水师建设成军。

成军后的北洋海军，拥有舰艇25艘，官兵4千余人，在当时是亚洲最强大的海上力量。与此同时，李鸿章加紧旅顺、大沽、威海等海军基地的建设，以加强海防。但是，清廷文恬武嬉，内耗众生，户部迭次以经费支绌为借口，要求停止添船购炮，自此，北洋海军的建设陷于停顿、倒退的困境。

大清中叶以后，由于京杭运河淤塞，朝廷南北货物的调运部分改为海路，李鸿章抓住时机，督办创立了“轮船招商局”。这是中国第一家民营轮船公司，它承揽了朝廷“官物”运输一半的运量，而其随后展开的客运业竟挤垮了英美合办的旗昌公司。

由于李鸿章的主持和参与，洋务派创办了中国近代第一条铁路、第一座钢铁厂、第一座机器制造厂、第一所近代化军校、第一支近代化海军舰队等。有曾国藩和李鸿章共同创造的安庆内军械所。李鸿章创办的江南制造总局、轮船招商局。不但促进了没落王朝的工业化，而且为在财政上捉襟见肘的政府提供了大量稳定的资金。不过李鸿章始终没有逃脱时代对思维的束缚，李鸿章所建企业皆为官督商办体制，企业初建之时官府没有实力独立创办，便与民资合作。待企业步入正轨，官府便想法设法排斥民资，形成官府独霸企业。由于连年战乱政府不断从企业中抽离资金、强加冗员，长期的政策保护又使企业暮气沉沉。这些重病缠身的企业随着外国势力的入侵和民资本的崛起难逃悲剧命运。

人物评价

被称之为“东方俾斯麦”的李鸿章，在清末那个动荡的年代扮演了许多的角色。在剿灭太平天国运动和捻军时，他是封建王朝的卫道士；在发起洋务运动时，

他是引领中国潮流的领军者；在与列强周旋时，他是机敏灵活的外交家。这么一个复杂多变的人物，在清末的政坛和世界舞台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如何评价他，应当从时代背景、个人经历等方面来考虑。那个时代充满动荡，清王朝的统治岌岌可危，周围列强虎视眈眈，各地起义暴乱不断。而李鸿章本人是接受儒家正统教育的士大夫，但因为当时进步人士的开眼看世界，他看到欧美的先进技术，让他认识到了中国与世界的差距。所以，在剿灭太平天国运动和捻军中，他的行为是以维护封建统治为目的，力求挽回清王朝的江山，这点或许在后世看来是一个腐朽官员的形象，但是在当时来看，这是维护当时真正政府的合理做法。

洋务运动可以说是李鸿章一生中最大的功绩，他与其他洋务派官员一起开启了中国近代化的大门，给中国这个弥漫着古老气息的社会带来了科学和文明的曙光。无论是江南制造总局，还是船政招商局，他竭尽全力为中国自强做出努力，这点是任何人也无法抹杀的。在甲午战争中，李中堂的保船避战导致北洋水师全军覆没成为后人对他口诛笔伐的重要凭借，但仔细查看历史即可知道，无论是在武器装备上的差距，还是为了日后在海上拥有威慑力量，李鸿章作为北洋大臣这么做无可厚非。

李鸿章一生签订过三十多个条约，其中大多是不平等条约，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灾难，其中最著名的就是《马关条约》和《辛丑条约》。“卖国贼”、“汉奸”的外号从来没有在李鸿章的头顶上消失过，但真的如此吗？这么多不平等条约的签订真的是李鸿章一人就能决定的么？深入思考一下就能知道，归根结底还是中国弱，欧美强。外强中干的大清帝国早已落后于世界潮流，这岂是一个人就能导致的？形势所逼，身不由己，这可以说是李鸿章的切身体会。

而在世界的外交舞台上，李鸿章已然竭尽所能，为保护华工的《中英烟台条约》，在访美时为保护移民华人争取合法权益而故意不走美国西部，这一切都是一个为国为民的好中堂的表现。

当然，李鸿章是清王朝的忠臣。他出身于崇尚宋学的官僚地主家庭，自幼受到严格的封建传统教育。在他的心目中，忠君观念根深蒂固。他与清廷互相依存，荣辱与共。他需要依靠清朝皇权维护地主阶级的统治，清廷也需要依靠他“安内攘外”，维护清王朝的稳定。他的悲剧在于既看出清朝统治风雨飘摇；又在自己“实力足可除清廷自立有余”时，仍“勤勤恳恳服侍皇室，决不另有他途”。他镇压太平天国、倡导洋务新政、推行“和戎”外交，无一不是为了拯救面临沉没的“漏舟”和倾覆的“广厦”。他形象地把清王朝比为“破屋”，自己比作“裱糊匠”，宣称“裱糊匠”只会“修葺”而不能改造“破屋”，及至“破屋”“真相破露，不可收拾”，“裱糊匠”自然无计可施。他为“无力回天”而深长叹息，瞻望前景而茫然若失。

时代和个人局限了李鸿章的眼光和思考，导致他最后悲剧的产生。梁启超先生曾评价道：“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在这历史变迁的百年里，各色人物悉数登场，而李中堂却是一个特别令人可敬可叹可悲的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