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贫困代际传递

浅析贫困代际传递
一、贫困代际传递概念
“代”的概念本来是一个生物学概念，借用到社会学中，便具有了自然和社会的双重属性。

其自然属性表示人类自身繁衍过程中祖辈、父辈、子辈等代际之间的关系；其社会属性是指一定社会中具有大致相同年龄和类似社会特征的人群。

不同代人由于所处的社会文化环境不同，在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上存在一定的差异性，这种差异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代沟”。

在后代与前代之间存在着一定差异的同时，更多地表现出在思想观念、文化习俗和行为方式等方面具有明显的继承性。

这种继承性就是“代际传递”。

贫困代际传递（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of Poverty）概念是从社会学阶层继承和地位获得的研究范式中发展出来的。

美国的经济学家在研究贫困阶层长期性贫困的过程中发现贫困家庭和贫困社区存在贫困的代际传承现象，从而于20世纪60年代初提出了“贫困代际传递”概念。

贫困代际传递就是指贫困以及导致贫困的相关条件和因素，在家庭内部由父母传递给子女，使子女在成年后重复父母的境遇——继承父母的贫困和不利因素并将贫困和不利因素传递给后代这样一种恶性遗传链；也指在一定的社区或阶层范围内贫困以及导致贫困的相关条件和因素在代际之间延续，使后代重复前代的贫困境遇。

二．对贫困代际传递概念的多种解释。

斯坦因伯格（Stenberg，2000）就提出了三种相关性解释，即：与文化行为相关、与政策相关、与经济结构等因素相关。

[6]第一种解释强调文化行为因素，与奥斯卡·刘易斯（Oscar Lewis 1965，1969）的观点相类似。

刘易斯在提出贫困文化概念后认为，贫困代际传递以具有各种相互作用的经济的和心理的特征为表征。

例如，缺乏适当的学校教育, 穷困的经济境遇，猜疑和缺少社会活动的参预，或者缺乏除了家庭以外的其他任何社会资源，构成贫困文化的一个基本特征——代际传递。

一个坚固的核心家庭其家庭成员之间可产生强烈的相互依赖和信任关系，这样可以使年轻一代从年老的一代那里继承其价值观、态度和习俗，从而确保贫困文化代际传递。

与社会政策相关的解释特别强调了福利依赖的代际传
递性。

米德（Mead，1992）认为，依赖福利的家庭陷入贫困陷阱是因为长期接受福利救济已经使这些家庭的父母和孩子改变了价值观。

[7]第三种解释强调了经济结构因素对贫困代际传递的影响，其中人力资本具有关键性的作用。

如贝克尔与托马斯的研究（Becker & Tomes，1986）强调了贫困与劳动力市场的关联。

[8]他们的研究显示，缺乏经济资源阻碍了儿童人力资本的发展，也由于人力资本低，孩子们缺少找到好工作的能力。

同时，贫困父母与非贫困父母相比缺少与劳动力市场的联系（Coleman，1990）。

[9]威尔逊（Wilson，1987）指出，贫困代际传递和城市下层阶级形成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由于大批制造业迁出城市中心区，使他们失去了城市中心制造业的工作，这使他们减少了摆脱贫困的机会。

[10]也有研究表明，贫困父母存在与贫困代际传递相关的非经济资源。

如学校教育和家庭结构。

由于父母受教育水平低影响他们鼓励和帮助自己的孩子完成适当的教育。

家庭结构也是造成贫困本身及其代际传递的一个基本因素。

如家庭中兄弟姊妹多，或父母离异等都可能导致孩子贫困、缺乏营养和监管甚至缺乏行为榜样等，这些因素都有可能导致儿童成人后的贫困。

在贫困代际传递研究中，儿童贫困（child poverty）也是一个核心概念。

儿童贫困意味着儿童在成长过程中缺乏接近资源的机会，而这些资源对他们的成长和摆脱贫困来说恰恰是至关重要的。

这些资源主要包括经济、社会、文化、物质、环境和政治等资源。

儿童贫困也不仅仅是因家庭经济困窘而不能享有适当的物质生活，同时，还包括人力资本发展机会的匮乏、家庭社会网络资源的贫乏、表达自己要求和希望的权利缺乏、以及参与权利的缺失等。

儿童贫困既是贫困代际传递产生的重要原因，也是贫困代际传递的结果。

二、贫困代际传递理论的产生和发展
关于贫困代际传递问题的理论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贫困化的理论。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从分析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入手，揭示了资本积累的一般规律及其趋势，得出了关于无产阶级贫困化的理论结论：即随着资本积累而产生社会贫富两极分化，“在一极是财富的积累，同时在另一极，即在把自己的产品作为资本来生产的阶级方面，是贫困、劳动折磨、受奴役、无知、粗野和道德堕落的积累。

”[11]这一理论揭示了资本主义制度下无产阶级贫困化的根源
和不断增长的趋势，同时也指明了无产阶级摆脱贫困命运的根本出路——消灭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制度。

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贫困化理论第一次指明了工人阶级的贫困代际传递问题——即在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工人阶级及其子女与后代无法摆脱受压迫、受剥削、受奴役、受贫穷困扰的命运，贫困将在工人阶级及其家庭中代代相传。

1.社会分层学家认为，如果大多数社会成员在等级有序的阶层结构中获得的社会位置主要由阶级出身和家庭背景所决定，那么，这个社会就是封闭型社会(或传统型社会)。

在这种社会中，子女主要继承着父亲的阶级位置，阶级继承是社会成员获得社会地位的主要形式。

如果大多数社会成员的阶层位置主要取决于自己后天的努力(如自己通过学习所获得的受教育水平和技术技能等)，这个社会就是开放型社会(或现代型社会)。

在这种社会中，子女的社会地位主要由自己后天努力取得的人力资本所决定。

社会学中的代际流动理论认为，贫困的世代相传问题实际上反映了社会中代际之间垂直流动率及流动机制的问题。

在一个社会流动率较高的“开放社会”中，个人有较多的向上流动的机会，穷人及其子女也可以通过个人的努力而摆脱贫困，实现向上的社会流动。

反之，在一个流动率较低的相对“封闭社会”中，穷人的子女也成为穷人的可能性则大得多。

[12]
美国社会学家布劳（P.M.Blau）与邓肯(O.D.Duncan)认为，一个人的成就决不是偶然的，它可能受个人的天赋才能、后天努力和家庭背景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上一代的社会不平等现象可能全部或部分地在下一代中再现。

为了测量与把握这一再现程度与过程，他们在1967年出版的《美国的职业结构》一书中，以“16岁时父亲的职业地位”、“父亲的受教育水平”为先赋性变量(继承性因素)；以被访问者(年龄在20-64岁的男性)获得的“受教育水平”、“初职职业地位”和“目前职业地位”为自获性变量(后致性因素)，并以邓肯发明的社会经济指数量化了父亲与被访问者本人的职业地位，以路径分析递归模型计算了各个先赋性因素和后致性因素对个人“目前职业地位”的影响。

[13]这一“地位实现模型”可用来反映父亲的受教育程度和职业地位对子女成人后所取得的社会地位的影响程度。

但是，这一分析模型的不足之处也很明显。

一是该模型的阶层测定将不平等结构纳入了一个简单的等级秩序之中，而现实中的不平等的实际情况要复杂得多；同时该模型缺乏对社会结构影响因素的考虑，表现出一种个体还原论的倾向。

二是
该模型采用的路径分析技术假设太多，无法处理复杂因果关系问题，以及该模型忽略了地位获得过程对时间的依赖性。

2.从国家层面对贫困代际传递研究做出重大贡献的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拉格纳·纳克斯（Ragnar·Narkse）。

他在1953年出版的《不发达国家的资本形成问题》一书中，考察了发展中国家长期贫困的根源，提出了“贫困的恶性循环”理论。

他认为，发展中国家长期存在的贫困，是由若干个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的“恶性循环系列”造成的，其中，“贫困的恶性循环”居于支配地位。

从资本的供给方面看，他认为发展中国家存在“低收入——低储蓄水平——低资本形成——低生产率——低产出——低收入”的恶性循环；从需求上看，存在“低收入——投资引诱不足——低资本形成——低生产率——低收入”的恶性循环。

纳克斯认为，产生供给和需求两个恶性循环的原因是发展中国家人均收入过低，人均收入过低的原因是资本稀缺，而资本稀缺的根源又在于人均收入过低，低收入使一国贫穷，低收入和贫困无法创造经济发展所需要的储蓄，而没有储蓄就没有投资和资本形成，其结果又导致该国的低收入和持久贫穷。

这是一个难以打破的恶性循环。

[14]1956年，美国经济学家纳尔逊（R·R·Nelson）在《不发达国家的一种低水平均衡陷阱理论》一文中，也提出了与“贫困的恶性循环”理论相类似的“低水平均衡陷阱”理论。

受到马尔萨斯人口论的影响，他认为，贫困是一种自我维系的循环过程。

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表现为人均收入处于维持生命或接近于维持生命的低水平均衡状态，只要人均收入低于人均收入的理论值，国民收入的增长就会被更快的人口增长所抵消，使人均收入逼回到维持生存的水平上，并且固定不变。

在一个最低人均收入水平增长到与人口增长率相齐的人均收入水平之间，存在一个“低水平均衡陷阱”。

在这个陷阱中，任何超过最低水平的人均国民收入的增长都将被人口增长所抵消，这种均衡也是稳定的。

发展中国家必须进行大规模的资本投资，使投资和产出的增长超过人口增长，才能冲出“低水平均衡陷阱”。

[15]纳克斯、纳尔逊的理论都把持续性贫困看成只是经济欠发展的缘故，强调贫困的存在只因为缺乏资本投资。

他们过分强调了储蓄作用和资本积累的重要性，具有片面性。

3.从文化角度讨论贫困代际传递问题的是美国著名人类学家奥斯卡·刘易斯（Oscar Lewis）。

1959年，他在《五个家庭：关于贫困文化的墨西哥人实例研究》
一书中，首先提出了“贫困文化”(the culture of poverty)的概念，并从社会、社区、家庭、个人等层面对其作了系统研究。

[16]他在对贫困家庭和社区的实际比较研究中，发现社会文化是贫困问题产生的重要原因。

他认为，贫困是一种自我维持的文化体系，穷人与其他社会成员在社会文化方面是相互隔离的。

在长期的贫困生活中，穷人形成了一整套特定的文化体系、行为规范和价值观念体系。

如贫民窟中会形成特有的群体意识和归属感，还使生活于其中的人形成特殊的生活方式（如赌博、举债、靠典当度日等）和行为方式（如自我控制力较弱、自暴自弃等）。

这是一种脱离社会主流文化的贫困亚文化。

贫困文化一旦形成，便会对“圈内”的人甚至周围的人产生影响，尤其是对贫困者的后代产生影响。

贫困文化使生活在其中的人逐渐脱离社会生活的主流，在封闭的状态下，不断复制着贫困。

贫困文化论者试图从穷人自身的因素中寻找原因，把贫困归咎于穷人在智力上和文化上的缺陷；将贫困的主要责任推给穷人，认为穷人应该对自己的贫困负责，从而完全忽视了结构性因素的影响，为一些社会强势集团谴责穷人提供了口实。

近年来，不少西方贫困问题研究专家对贫困代际传递问题十分关注。

除了继续从传统的社会代际流动、贫困文化、经济收入等方面研究贫困代际传递问题之外，还分别从权利的缺失、公共参与、政治资源、环境资源、社会网络资源、社会资本、人力资本、劳动力市场结构、家庭规模与结构、儿童劳动、儿童贫困、教育与贫困的关系、社会安全网的构建、种族、性别、遗传性疾病等方面，拓展了贫困代际传递问题研究的视角，并取得了一些有较大影响的研究成果。

三、贫困代际传递理论的主要观点
贫困代际传递理论在分析造成几代人都难以摆脱的持续性贫困成因时不仅强调结构性因素的影响，也强调文化性因素的相互影响和作用；并侧重从国家、社会、社区、家庭、贫困者个体等几个层面分析贫困何以发生何以再生的根本原因。

认为贫困农户的家庭经济行为、社区文化、政治体制、资源、环境和贫困者个体素质等因素在自身逻辑的推动下相互渗透、长期积累和沉淀，导致了这部分群体的代际贫困。

关于贫困代际传递产生的原因，不少学者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并形成了众多的理论观点。

概括起来讲，其中较有影响的观点主要有以下几种：
1、要素短缺论。

美国著名学者戴维"S"兰德斯在《国富国穷》一书中提出，贫困的原因在于要素的短缺。

[17]他所说的要素主要是指脱贫致富必不可少的基本条件，如资本、资源、科学技术等。

并由此派生出资本短缺论，资源短缺论、科技落后论等等观点。

经济学者倾向于从经济要素配置角度研究贫困性质，认为贫困是贫困者对生产要素——土地、资金和劳动力不能进行有效配置的结果。

贫困地区资金和土地都是短缺要素，贫困农户所能够控制的生产要素主要是劳动力。

因此，用人力投入替代资金技术的投入，不断增加劳动投入来扩大或维持土地产出和物质再生产，以保证最基本生活消费需求，成为贫困农户经济行为的基本模式。

由于贫困地区技术条件的限制，农民增加劳动投入的方法通常是延长劳动时间或者增加劳动人口。

人口增加不仅直接降低生活水平，而且使得短缺的生产要素更为短缺，达不到正常积累点，贫困无法缓解。

贫困农户陷入生产要素流程的恶性循环或低水平资源配置均衡。

要素短缺论虽有一定解释力，但忽视了文化和社会结构性因素的影响。

2、智力低下论。

1973年，理查德·赫伦斯坦曾提出，穷人的智商要低于不贫困的人，而他们又常常同智力较低的人结婚，因此生育出低智力的孩子。

认为贫困的产生是因为智力的原因。

在1994年《钟形曲线》一书中，赫伦斯坦和查尔斯·莫雷重申了这种遗传学观点，将低智商和贫困、福利依赖、违法犯罪联系在一起。

[18]这一令人怀疑的理论观点成为某些人指责穷人的口实。

3、贫困文化论。

根据奥斯卡·刘易斯以及爱德华·班菲尔德等人的观点，认为穷人已经形成了一种贫困文化。

贫困现象的持续加强和循环发生是因为孩子从父母那里学到了引起贫困的价值观和态度。

由此产生了一系列信仰和行为方式，包括冷漠、屈从和宿命论的态度，对学校教育的不重视，倾向即刻的满足而不是节俭，早期性体验和导致的意外怀孕，不稳定的家庭生活，以及对权威——无论是警察、学校、政府或社会机构等任何形式——的不信任。

当孩子长大成人后，他们对生活和工作的消极倾向使他们难以进入社会的主流。

贫困文化既是贫困代际传递的原因，又是贫困代际传递的结果。

他们试图分析贫困者在文化、价值观上与其他人有什么不同，而后，这些差异又被错误地界定为造成贫困代际传递这一
社会问题的根本原因和结果。

[19]贫困文化虽然存在，但他们将贫困完全归因于有缺陷的亚文化价值体系，忽视了造成贫困的社会结构力量的持续影响。

这种主张贫困的原因在于贫困者个人的观点，在国外已受到质疑。

4、环境成因论。

认为恶劣的自然环境与交通条件是贫困的根源。

将持续性贫困归因于贫困者与其所生活的自然环境的关系的失败，要么以一定的自然环境条件为前提认为贫困人口过多，要么以一定的人口数量为前提认为现有自然资源贫乏。

[20]显然，这两种观点都失之偏颇。

事实上，尽管在大多数贫困地区确实存在着人与环境的矛盾，如人口过多造成的过度垦荒引起环境退化以及自然环境超载从而导致人们生活水平下降等，但这些并不能充分解释贫困地区的长期性贫困成因。

因为在人口与环境同样存在着矛盾的很多地区，人们并不贫困；贫困的地区中也有富裕者，而且对发达地区存在的贫困不能解释。

不利的自然环境虽然对贫困地区的发展起着重要的制约作用，但环境决定论的偏颇也是显而易见的。

5、素质贫困论。

持此观点的学者认为，贫困的真正原因不是资源的匮乏，不是产值的高低，也不是发展速度的快慢和收入的多少，而是“人的素质差”——即人们从事商品生产和经营的能力差。

美国社会学家英格尔斯（Alex Inkeles）主张，不发达国家应当改变人的行为方式和思想观念，提高个人现代性，以适应工业化进程的要求。

[21]“素质贫困观”曾被广为接受并在学界、政界和市民态度中流行。

与之相应的大众话语是，既然穷人懒，素质差，那么扶贫是扶懒、保护落后。

相应的政策话语是，扶贫牺牲了效率，扶贫本身的合理性值得怀疑。

这一观点采用一种单线因果决定论来分析社会、经济这样一个复杂的有机系统，失之偏颇；而且，将贫困根源归咎到人的素质差时，其原因又返回到了基础设施薄弱、经济要素水平低、资源条件约束，陷入循环论证。

6、功能贫困论。

功能贫困理论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著名哲学家斯宾塞的影响，但与斯宾塞的思想又不完全相同。

斯宾塞认为，富人之所以富裕，是因为他们具有较强的适应能力，比别人更强，更优秀；穷人之所以穷，是因为他们没有适应自己生存环境的能力，是生存竞争自然淘汰的结果。

功能贫困理论认为，贫困是社会存在的一种功能和一种需要。

功能贫困理论的著名代表美国社会学家赫伯特·J·甘斯（Herbert·J·Gans）指出：一方面，贫困者之所以贫困，主要是因为他们天赋较低，或者是由于他们不愿意为接受较高的教育培训而付出代价，因
而只能担当一些重要程度较低的职位，低职位决定低工资，低工资决定他们处于贫困状态。

另一方面，贫困自身的存在对整个社会也有积极的作用；它发挥着某种有利于社会正常运转的功能，有助于保持社会效率。

[22]
7、社会排斥论。

英国学者Peter Townsend在1979年提出了“相对剥夺”（relative deprivation）的概念，认为当个人、家庭和社会集团缺乏必要的资源，不易获取食物、参加活动、拥有公认的居住和生活条件，并且被排除在一般的居住条件、社会习惯和活动之外时，即为贫困。

[23]与“社会剥夺”（social deprivation）相联系，“社会排斥”（social exclusion ）主要是指一个社会成员被排斥在一般社会大众所应享受的各种社会经济待遇之外。

[24]但是，社会排斥只是描述了贫困阶层被歧视、被剥夺的过程和现象，对造成“社会排斥”的原因和结果缺乏深入的分析。

8.能力贫困论。

印度著名经济学家阿玛蒂亚·森（Sen .Amartyak）在其代表作《贫困与饥荒》和《以自由看待发展》两书中深刻分析了隐藏在贫困背后的生产方式的作用，以及贫困的实质。

他认为：“要理解普遍存在的贫困，频繁出现的饥饿或饥荒，我们不仅要关注所有权模式和交换权利，还要关注隐藏在它们背后的因素。

这就要求我们认真思考生产方式、经济等级结构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

[25]他认为，贫困的实质是能力的缺乏。

一个人避免饥饿的能力依赖于他的所有权（所有权是权利关系之一），以及他所面临的交换权利映射（exchange entitlement mapping），而饥饿的直接原因是个人交换权利的下降。

一个人所具有的交换权利就其本质而言，取决于“他在社会经济等级结构中的地位，以及经济中的生产方式”，但同时也依赖于“市场交换”以及“国家所提供的社会保障”。

他主张，应该改变传统的以个人收入或资源的占有量为参照来衡量贫富，而应该引入关于能力的参数来测度人们的生活质量。

其核心意义是必须考察个人在实现自我价值功能方面的实际能力，因为能力不足才是导致贫困的根源。

[26]同时，森提出，只有能力才能保证机会的平等；没有能力，机会的平等是一句空话，也就是说“真正的机会平等必须通过能力的平等”才能实现。

[27]森的“能力贫困理论”的一大贡献是强调解决贫困和失业的根本之道是提高个人的能力，而不是单纯发放失业救济。

但是，森的“能力贫困理论”只强调主观的能力，却忽略了客观的机会。

而且，如果说个人能力的增强主要依靠个人的主观努力的话，那么，
机会和权利的提供、增加和保障，则主要是政府和社会的责任。

由此，有学者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权利贫困论”，认为森的“能力贫困论”忽视了从权利角度去观察社会排斥。

穷人不一定是由于个人能力不足而受到社会排斥，更多的情况是由于权利不足和机会缺失而陷入贫困陷阱不能自拔。

三．贫困代际传递的解决办法
1.有专家给贫困城市开出的药方包括：深化改革，大力发展城市服务业，但反对的专家认为，依靠服务产业脱贫可能在经济发达地区走得通，但在贫困地区就不一定行得通。

2.就近实现城镇化，减轻农村贫困转移的程度
3.农村贫困人口向城市的转移是我国目前城市贫困的来源之一，因此，一些专家认为，对于从农村转移出来的贫困人口，城市政府应该给予相对宽松的环境，沿海发达城市应把这一部分人口统一纳入城市管理之中，积极探索外来人口贫困问题的解决办法。

4.此外，还应从源头抓起，加强农村劳动力服务体系建设，建立健全农村劳动力培训的投入机制、运行机制、绩效评价机制和管理机制，减缓农村贫困的转移程度。

5.对城市化过快的质疑，有专家指出，当前的关键是要缩小地区差异、城乡差异，避免农村剩余劳动力过度集中转移到少数几个较大的城市中来，就近实现城镇化、市民化。

制度纠偏，政府的公共政策急需做出调整
6.中国社会学研究会会长陆学艺曾说：“穷人贫穷并不仅是因为他们观念落后，而是一些政策性歧视造成的。

”所以要改变穷人的观念。

7.政府必须在教育上，更多地向那些天赋较低和出生条件不利的社会群体倾斜。

给年轻一代的发展创造平等的条件，让年轻一代能力普遍得到培育，是防止贫困代际转移的第一步。

尤其是早期教育，要把较大的资源花费在智力较差而不是较高的人们身上。

所以，教育上那种“重点班”“重点学校”等制度，其实是加重了代际之间的特权和不平等。

8.由于城市贫困群体在实现再就业、获得失业和养老保险、参加就业培训、享受医疗和教育服务方面，遭遇到了严重的排斥。

既然社会排斥是这些人生活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