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二八事件文献综述(四稿)

漳州师范学院毕业论文文献综述

题目：从群众口号看“二·二八”

爆发的政治机制

姓名：郑超珊

学号：090701119

系别：历史与社会学系

专业：历史学

年级：09级

指导教师：王建红

2012年11 月20日

文献综述

1947年，在战后台湾发生了一次严重的政治事件——“二·二八”事件，随之而来的是长久的白色恐怖。“二·二八”事件不仅在当时引起岛内外舆论和各党各派的广泛关注，而且对此后台湾的政治、经济、文化、族群划分及国家认同等诸多方面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此后不论是台湾当局、中共、台独分子、受害者或是学术界都从各自的立场出发，对“二·二八”事件的原因进行各种解读，而相关的研究成果也较为丰富。而本文则主要是通过对海峡两岸以及一些国外学者的文献资料的整理与分析，以求比较全面的介绍和总结相关的学术研究成果，希望通过比较分析事件爆发的各种机制，从而为接下来所要进行的关于“二·二八”事件的毕业论文写作提供有益的参考。

一、研究状况：

（一）“二·二八”事件的经过

1947年2月27日晚，台湾省专卖局职员在查缉私烟过程中，打伤了女烟贩林江迈，打死围观群众陈文溪。这就是直接引发“二·二八”事件的“二二七缉私血案”。第二天，即1947年2月28日，许多市民自发地聚集起来，血案加上平日的不满，使得事件最终发展为群体性暴力冲突。自此陈仪宣布戒严，而人民群众盲目进行斗争，事件最终由台北迅速扩大到全岛。而国民党政权最终在3月8日派兵登陆台湾，对全岛展开镇压，至3月10日“‘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被解散，台湾“二·二八”事件宣告失败。此后虽然在台中、嘉义还有一些抵抗，但台湾全岛基本上已处在国民党政权白色恐怖的笼罩之下了。

“二·二八”事件看起来是由“缉私血案”偶然引起的，事实上其爆发具有一定的偶然性和必然性。表面上由“二二七缉私血案”引起，具有偶然性；而从群众口号所代表的民众诉求来看，此次事件爆发是有其历史的必然性的，其中就包含了许多政治机制层面上的缘由。

（二）对“二·二八”事件研究的主要问题

1.关于“二·二八”事件爆发的政治机制

“二·二八”事件的直接原因是“二二七缉私血案”，但其深层因素却十分复杂，不仅国民党、中共和人各界人士看法迥然，学者们也因各自政治立场不同而观点杂陈。

首先，从党派斗争和政治体制的角度上看。

认为“二·二八”事件由“奸党（指共产党）煽动”导致的说法，曾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成为国民党官方的主流说法，在学术界也曾有人应和。例如“拂尘专案”中的学者就认为，“中共利用台共在社会上的影响力，利用‘二·二八’事件，试图以其初期组织的有限人力，加入暴乱行列”，以便“坐享其成”[1] 。可事实上当时台共党人数较少，影响力和组织能力有限，很难组织得了像“二·二八”事件这样大规模的活动。并且“二·二八”事件是台湾人民自发形成的，于体制外的一种抗争，具有一定的偶发性。在国民党“指责”共产党的同时，许多在海外或是岛内的台独势力从特殊的政治立场出发，利用“二·二八”事件来为自己的所主张的“台湾托管”或是“台湾独立”做舆论渲染。也有部分学者虽不是台独分子，但是也认为“二·二八”事件中省籍矛盾、文化冲突是导致“二·二八”事件发生并且扩大的一个重要的原因。例如许雪姬在《台湾光复初期的民变：以嘉义三二事件为例》中就认为，事件发生的原因是“台海两岸隔绝太久，双方意识形态相差太远，而主政当局并未完全洞悉此点，而做有效的施政所致。”[2]笔者并不是很赞同把省籍矛盾和文化冲突作为“二·二八”事件爆发的原因。在日剧时期也产生过与此相类似的文化上的冲突，日本与台湾之间虽没有省际矛盾，但是却存在着严重的民族矛盾。可是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日据时期的台湾也并不曾有过像“二·二八”事件这样大规模的群体性冲突事件。所以我觉得不能够把省籍矛盾和文化冲突作为“二·二八”事件的原因。但是它们却极有可能是“二·二八”事件在参与阶层，爆发领域等方面持续扩大并且是事件一时间难以平息的原因。

但也有部分学者认为“二·二八”事件究其原因应该是国民党当局在台的政策失当所致。例如张旭成在《二·二八事件的政治背景及其影响》中就从3个方面分析事件的背景：高度专制的台湾行政长官公署制度；专卖、掠夺以及与民争利的经济体制与政策；贪污、腐败和无能的政府。[3]又比如白纯在《论“二·二八”事件爆发的社会背景》中，通过分析光复之初国民党政府在台的各项政策，指出“二·二八”事件爆发的原因虽然有台湾民众对当时国民党政府缺乏全面深刻的了解，以及对战后台湾重建困难缺乏足够的认识，因此产生了对当局期望过高的因素，但根本原因还在于国民党政府的不当统治。[4]邓孔昭则在《光复初期台湾的行政长官公署制》中全面分析了光复初期台湾的行政长官公署制度，认为行政长官公署制，是日据时期的总督府的翻版，加之行政长官公署制事与愿违的失败运行最终才导致了“二·二八”的发生。[5]

笔者以为当时台湾刚刚光复，日本殖民者在离台前进行了疯狂破坏性掠夺，致使台湾台湾社会各个领域面临危机和动荡。加之国民党在台政府政策失当，腐败横行，以至于治下的台湾社会各领域产生种种危机，致使人民生活困苦，民怨沸腾。同时在血案爆发的刺激下，最终导致台湾发生大规模暴力性冲突事件。

其次，从经济制度和经济政策的角度上看。

台湾在日据时本身就遭到日本的经济掠夺，光复后又备受国民党政府的各种盘剥，所以经济方面的原因是“二·二八”爆发的一个不可忽略的原因。陈正卿在《试析台湾二二八起义前的四大经济矛盾》中说道，国民党当局于接收台湾后对台湾人民的政治压迫和经济掠夺导致四大经济矛盾：①战后台湾、大陆两种不同经济体制的矛盾；②国民党政府高度经济统制政策与台湾民间资本要求复苏发展的矛盾；③国民党台湾政权日益膨胀的财政支出与省内生产锐减、物质匮乏的矛盾；④国民党政府转移法币危机与台湾人民要求维持台币币值的矛盾。陈正卿认为就是这经济上的四大矛盾使得“二·二八”事件成为必然。[6]李祖基则是在分析了光复初期台湾的种种经济问题后，认为“光复初期台湾经济形势的持续恶化”，是引发台湾“二·二八”事件的最主要原因。[7]而马起华的《“二·二八”事件结论》更是把经济原因当作“二·二八”事件的“基本原因”，其他原因都只是“助成原因”。[8]

通过对比日据时期和台湾光复初期的社会经济状况，我们可以知道：比之日据时期，国民党治下的台湾社会面临着更严重的经济危机和社会问题，物极必反，发生大规模的社会群体性冲突只是时间的早晚而已，“二·二八”不过是整个社会危机爆发的一个导火索和表象罢了，而事件背后的真正原因还是要从治台当局的各种政治、经济、文化政策着手研究才行。

笔者以为，国民党在接收台湾后，在台湾重建方面存在许多不当的举措：在政治上，由于行政长官公署制和用人制度旳施行不当，加之官员腐败，导致民众心寒；在经济上，专卖制度与民争利；在文化上，由于日本政治遗留问题，官民离心。最终导致政府民心尽失，官民冲突，“二·二八”爆发。

然后，从文化制度和文化政策的角度上看。

随着西方的各种理论的传入，社会期望理论(social expectation theory)就开始出现在人们的视野当中。许多学者认为当时台湾民众对国民党有着过高的期待，以至于在面对国民党腐败统治的时候，内心的期望与现实出现强烈的反差，以至于“二·二八”事件最终爆发，并迅速扩大。其中萧圣铁在论文《台湾“二·二八”事件的经济与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