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二八事件文献综述(四稿)

漳州师范学院毕业论文文献综述
题目：从群众口号看“二·二八”
爆发的政治机制
姓名：郑超珊
学号：090701119
系别：历史与社会学系
专业：历史学
年级：09级
指导教师：王建红
2012年11 月20日
文献综述
1947年，在战后台湾发生了一次严重的政治事件——“二·二八”事件，随之而来的是长久的白色恐怖。

“二·二八”事件不仅在当时引起岛内外舆论和各党各派的广泛关注，而且对此后台湾的政治、经济、文化、族群划分及国家认同等诸多方面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此后不论是台湾当局、中共、台独分子、受害者或是学术界都从各自的立场出发，对“二·二八”事件的原因进行各种解读，而相关的研究成果也较为丰富。

而本文则主要是通过对海峡两岸以及一些国外学者的文献资料的整理与分析，以求比较全面的介绍和总结相关的学术研究成果，希望通过比较分析事件爆发的各种机制，从而为接下来所要进行的关于“二·二八”事件的毕业论文写作提供有益的参考。

一、研究状况：
（一）“二·二八”事件的经过
1947年2月27日晚，台湾省专卖局职员在查缉私烟过程中，打伤了女烟贩林江迈，打死围观群众陈文溪。

这就是直接引发“二·二八”事件的“二二七缉私血案”。

第二天，即1947年2月28日，许多市民自发地聚集起来，血案加上平日的不满，使得事件最终发展为群体性暴力冲突。

自此陈仪宣布戒严，而人民群众盲目进行斗争，事件最终由台北迅速扩大到全岛。

而国民党政权最终在3月8日派兵登陆台湾，对全岛展开镇压，至3月10日“‘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被解散，台湾“二·二八”事件宣告失败。

此后虽然在台中、嘉义还有一些抵抗，但台湾全岛基本上已处在国民党政权白色恐怖的笼罩之下了。

“二·二八”事件看起来是由“缉私血案”偶然引起的，事实上其爆发具有一定的偶然性和必然性。

表面上由“二二七缉私血案”引起，具有偶然性；而从群众口号所代表的民众诉求来看，此次事件爆发是有其历史的必然性的，其中就包含了许多政治机制层面上的缘由。

（二）对“二·二八”事件研究的主要问题
1.关于“二·二八”事件爆发的政治机制
“二·二八”事件的直接原因是“二二七缉私血案”，但其深层因素却十分复杂，不仅国民党、中共和人各界人士看法迥然，学者们也因各自政治立场不同而观点杂陈。

首先，从党派斗争和政治体制的角度上看。

认为“二·二八”事件由“奸党（指共产党）煽动”导致的说法，曾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成为国民党官方的主流说法，在学术界也曾有人应和。

例如“拂尘专案”中的学者就认为，“中共利用台共在社会上的影响力，利用‘二·二八’事件，试图以其初期组织的有限人力，加入暴乱行列”，以便“坐享其成”[1] 。

可事实上当时台共党人数较少，影响力和组织能力有限，很难组织得了像“二·二八”事件这样大规模的活动。

并且“二·二八”事件是台湾人民自发形成的，于体制外的一种抗争，具有一定的偶发性。

在国民党“指责”共产党的同时，许多在海外或是岛内的台独势力从特殊的政治立场出发，利用“二·二八”事件来为自己的所主张的“台湾托管”或是“台湾独立”做舆论渲染。

也有部分学者虽不是台独分子，但是也认为“二·二八”事件中省籍矛盾、文化冲突是导致“二·二八”事件发生并且扩大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例如许雪姬在《台湾光复初期的民变：以嘉义三二事件为例》中就认为，事件发生的原因是“台海两岸隔绝太久，双方意识形态相差太远，而主政当局并未完全洞悉此点，而做有效的施政所致。

”[2]笔者并不是很赞同把省籍矛盾和文化冲突作为“二·二八”事件爆发的原因。

在日剧时期也产生过与此相类似的文化上的冲突，日本与台湾之间虽没有省际矛盾，但是却存在着严重的民族矛盾。

可是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日据时期的台湾也并不曾有过像“二·二八”事件这样大规模的群体性冲突事件。

所以我觉得不能够把省籍矛盾和文化冲突作为“二·二八”事件的原因。

但是它们却极有可能是“二·二八”事件在参与阶层，爆发领域等方面持续扩大并且是事件一时间难以平息的原因。

但也有部分学者认为“二·二八”事件究其原因应该是国民党当局在台的政策失当所致。

例如张旭成在《二·二八事件的政治背景及其影响》中就从3个方面分析事件的背景：高度专制的台湾行政长官公署制度；专卖、掠夺以及与民争利的经济体制与政策；贪污、腐败和无能的政府。

[3]又比如白纯在《论“二·二八”事件爆发的社会背景》中，通过分析光复之初国民党政府在台的各项政策，指出“二·二八”事件爆发的原因虽然有台湾民众对当时国民党政府缺乏全面深刻的了解，以及对战后台湾重建困难缺乏足够的认识，因此产生了对当局期望过高的因素，但根本原因还在于国民党政府的不当统治。

[4]邓孔昭则在《光复初期台湾的行政长官公署制》中全面分析了光复初期台湾的行政长官公署制度，认为行政长官公署制，是日据时期的总督府的翻版，加之行政长官公署制事与愿违的失败运行最终才导致了“二·二八”的发生。

[5]
笔者以为当时台湾刚刚光复，日本殖民者在离台前进行了疯狂破坏性掠夺，致使台湾台湾社会各个领域面临危机和动荡。

加之国民党在台政府政策失当，腐败横行，以至于治下的台湾社会各领域产生种种危机，致使人民生活困苦，民怨沸腾。

同时在血案爆发的刺激下，最终导致台湾发生大规模暴力性冲突事件。

其次，从经济制度和经济政策的角度上看。

台湾在日据时本身就遭到日本的经济掠夺，光复后又备受国民党政府的各种盘剥，所以经济方面的原因是“二·二八”爆发的一个不可忽略的原因。

陈正卿在《试析台湾二二八起义前的四大经济矛盾》中说道，国民党当局于接收台湾后对台湾人民的政治压迫和经济掠夺导致四大经济矛盾：①战后台湾、大陆两种不同经济体制的矛盾；②国民党政府高度经济统制政策与台湾民间资本要求复苏发展的矛盾；③国民党台湾政权日益膨胀的财政支出与省内生产锐减、物质匮乏的矛盾；④国民党政府转移法币危机与台湾人民要求维持台币币值的矛盾。

陈正卿认为就是这经济上的四大矛盾使得“二·二八”事件成为必然。

[6]李祖基则是在分析了光复初期台湾的种种经济问题后，认为“光复初期台湾经济形势的持续恶化”，是引发台湾“二·二八”事件的最主要原因。

[7]而马起华的《“二·二八”事件结论》更是把经济原因当作“二·二八”事件的“基本原因”，其他原因都只是“助成原因”。

[8]
通过对比日据时期和台湾光复初期的社会经济状况，我们可以知道：比之日据时期，国民党治下的台湾社会面临着更严重的经济危机和社会问题，物极必反，发生大规模的社会群体性冲突只是时间的早晚而已，“二·二八”不过是整个社会危机爆发的一个导火索和表象罢了，而事件背后的真正原因还是要从治台当局的各种政治、经济、文化政策着手研究才行。

笔者以为，国民党在接收台湾后，在台湾重建方面存在许多不当的举措：在政治上，由于行政长官公署制和用人制度旳施行不当，加之官员腐败，导致民众心寒；在经济上，专卖制度与民争利；在文化上，由于日本政治遗留问题，官民离心。

最终导致政府民心尽失，官民冲突，“二·二八”爆发。

然后，从文化制度和文化政策的角度上看。

随着西方的各种理论的传入，社会期望理论(social expectation theory)就开始出现在人们的视野当中。

许多学者认为当时台湾民众对国民党有着过高的期待，以至于在面对国民党腐败统治的时候，内心的期望与现实出现强烈的反差，以至于“二·二八”事件最终爆发，并迅速扩大。

其中萧圣铁在论文《台湾“二·二八”事件的经济与文
化背景——社会期望理论之应用》中就是利用政治暴动理论中的社会期望理论探究“二·二八”事件的深层原因。

萧圣铁指出，日据时代后期台湾人受到日本人的歧视，被当作二等公民看待。

日本战败投降，给台湾人尤其是台湾知识分子带来很大希望，以为从此可以消除歧视。

然而，在长官公署的统治下，政治腐败、经济凋敝、政治和文化歧视等种种弊端丛生，从而导致台湾的社会期望指数与社会成就指数之间形成巨大反差，“二·二八”事件由此变得不可避免。

[9]这种观点在一定程度上有一定道理，台湾人民在日据时期被定性为“二等公民”，本以为台湾光复后自己的地位会得到提升，知识分子们以为从此可以实现自己参政的愿望，结果却遭到国民党政府各种就业政策上的歧视，两相比较之下出现心理落差，同时对统治者产生排斥和敌对的心理，在缉私血案的导火索点燃的情况之下，二二八冲突的爆发就有着一定的必然性。

与此同时，台湾有少数学者认为，部分台湾人脑中的“皇民意识”，也是事件发生的原因之一。

这种说法也是源于陈仪、白崇禧等人，虽然为大多数学者所不取，但也有部分学者受其影响。

如徐百川在《与彭明敏先生等论“二·二八”事件的原因》一文中就谈到，在部分台湾人中存在的“亲日反华的皇民意识”，“皇民意识一直存在台湾人的心中”。

而“‘二·二八’事件之所以发生得既速且烈，就是这部分皇民化的台湾人在当中激化矛盾。

”[10]然而日本遗毒这种说法过于片面，不能将其简简单单就作为“二·二八”事件的主要原因。

当时“二·二八”事件的参与阶层十分复杂，除了一般市民，其中还不乏失业工人、饥饿的百姓、青年学生、台籍日本兵、在台的共产党、失业的留台日人、流氓、浪人等等。

他们都或直接或间接的以不同方式参与了事件。

由于事件参与阶级复杂，政治机制矛盾重重，事件原因复杂。

所以不能够简单的从“皇民意识”、“社会期望”的角度来分析事件原因。

但笔者认为可以从“二·二八”爆发时，参与的群众所提出的一些口号和主张，来分析当时台湾民众的诉求。

从这些诉求中，我们可以更深入的了解到事件爆发的一些缘由。

2.关于“二·二八”事件的影响
有学者说：“在台湾四百年的历史上，再也找不到第二个政治事件，对台湾人民的价值观念、思想方式、生活态度，产生如此巨大的冲击。

无可否认的，‘二·二八’事件的影响，已经变成台湾文化深层结构中的重要部分。

台湾人民对政治的畏惧，对现实的疏离，对历史的逃避，都可以在一九四七年的流血经验中找到原因。

”[11]在经历了“二·二八”之后，国民党高层进行了反思并作出了一些调整，从此台湾的政治
运行机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国民党政府任命魏道明为台湾省政府主席，台籍人士在省政府权力核心占四分之一，下属各机关亦尽量起用台籍人士。

5月16日，台湾省政府正式建立。

魏道明着手化解因“二·二八”造成的不幸局面，发展民营经济，撤销贸易局，改组专卖局，并尝试推行土改。

这些都是“二·二八”事件的直接后果。

但是，事件给台湾社会和民众所带来的打击与影响却远不止此。

首先，在政治机制层面上。

张旭成认为，“二·二八”事件对台湾和台湾人民造成了无可估量的损失，对台湾政治造成了长期的负面影响：①大批本地精英受到残害；
②一些流亡海外的人觉得台湾的和平政治改革没有希望，“因而走上台独运动之路”；
③国民党政权更加不信任台湾人，在台湾采取高压统治，“实施‘军政’与‘训政’”；
④一党专制和长期戒严，“加深了台人的疏离感和分离意识”。

[12]其实自“二·二八”事件的爆发激化了台湾民众与行政当局的矛盾，激化了省籍矛盾，造成了台湾民众的历史悲情，台湾人民直至“解禁”很久之后才真正开始回顾和直面这段历史。

其次，在经济机制层面上。

翁嘉禧指出，事件对台湾经济造成了直接伤害，以至于使得人力资源、公私财产、人民经济生活遭到了严重的损失等等。

[13]黄秀政却认为，二二八之后台湾社会精英基本不再过问世事，转而从事工商业，台湾经济奇迹的创造与此不无关系。

[14]所以尽管“二·二八”事件爆发对台湾经济造成了一定的破坏，可是从另一个层面上来看，它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台湾经济的复苏和重新起步。

最后，在精神文化层面上。

李乔引述文化心理和精神医学等学科的理论，说明“二·二八”事件不仅使台湾人的“文化祖国”虚位化了，而且对台湾人造成群体性的惨痛伤害，严重扭曲了台湾人的族性，更使得台湾人意识的确立与深刻化，开启了“台湾意识”的源泉，形成一种对台湾前途、理想、价值判定影响深远的独特信仰与观念体系。

[15]在经历了“二·二八”事件之后，多数台湾民众对国民党执政的“中华民国政府”产生严重的逆反情绪，这与台湾光复初期人民迎接国民党时万人空巷、箪食壶浆的情形大相近庭。

不仅如此，影响台湾社会甚深的省籍情结在二二八的阴影缠绕之下，几乎成了解不开的死结。

所以“二·二八”事件是造成部分台湾同胞国家认同变迁的直接原因。

笔者以为“二·二八”虽然是一场官民冲突的事件，但是其对台湾的历史影响十分深刻。

大部分台湾人在经历了“二·二八”事件之后，参与政治的积极性倍受打击。

大多数台湾民众不愿意轻易参政，避之若浼，并且宁愿接受“台独”影响，最终造成国家和民族认同感变迁，也不愿意再接触政治。

同时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台湾人民对省
籍矛盾十分敏感，对大陆的情感更是越加疏离陌生，两岸文化交流越来越少，最终致使海峡两岸在文化认同上、价值判断上差距越来越大。

二、总结：
总体上看，学者们对于“二·二八”事件的原因都有着自己各自不同的想法。

而我认为“二·二八”事件的爆发与台湾当时的政治体制、用人制度、专卖制度、官员作风、日本政治遗留等政治机制的诸多领域，所面临的危机有着很大的关系。

“二·二八”事件扩大的原因则是更为复杂，它既包含了当时台湾人民对国民党当局统治的不满，又包含了省籍矛盾的族群冲突和海峡两岸的文化冲突，同时参加“二·二八”事件的参与阶级复杂，再加上陈仪在面对突发性的群体冲突时处置失当，手中又无兵权，故而最终使得“二·二八”事件扩大为全岛性的暴力事件，并对台湾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二·二八”事件曾长期被台湾当局视为禁忌，被民众视为悲情的话题，但是历史是不可能被忘却的。

在不背离事实的基础上展开的学术研究，化解台湾人积郁半个世纪的“二二八情结”起到了重要作用，也充分体现了历史与现实的互动关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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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李乔.从文化层面看二二八的影响[J].台湾运动的困局与转机:105—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