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时的大氏族集团

九品中正制在隋代为科举制度所取代，以九品中正制为依托的门阀制度也早已不复存在。

到了唐代，魏晋南北朝以来的士族们代代相传的政治特权已经所剩无几；而经济上，经过了隋末唐初的战乱，很多士族“名虽著于州闾”，但也“身未免于贫贱”。

因此有人断言唐代的士庶已经合流，或是提出不能用士、庶的标准来划分唐的“地主阶级”。

然而，翻开两唐书，读者还是可以找到为数众多的崔姓、裴姓、韦姓、李姓等士族出身的官员。

深入进去，可以发现唐代依然保存着令人惊异的根深蒂固的门第观念。

这些可以说和唐以前的时代一脉相承，却和唐以后的时代迥异。

所以更多的人认为，尽管士族在唐代已经走向衰落，但它仍然存在。

著名的史学家王仲荤先生更是认为：“（在唐代）魏晋南北朝以来的世家大族，在政治、经济上的势力，还是不能低估的。

”我比较倾向于后一种观点，并且承认士族存在于唐朝，也是展开这篇闲话的前提。

一、四姓或五姓
按照唐代氏族专家柳芳的说法，“中国士人差第阀阅”被称为郡姓。

根据三世历官的情况又有膏粱、华腴、甲姓、乙姓、丙姓、丁姓之分。

凡是能够进入其中的，称为四姓。

这说明“四姓”并不以四这个数字为限。

而柳芳所处的时代“流俗独以崔、卢、李、郑为四姓”，加上太原王氏，合称五姓，因此柳芳认为这是“不经”的做法。

然而这种说法在唐代几乎没有什么变动，从贞观时期修《氏族志》前夕唐太宗对山东士族的批评中可以看出四姓指崔、卢、李、郑；在中晚唐时期李肇的《唐国史补》中看到的情形也还是这样的。

不过李肇的记载让人看到五姓之中的太原王氏并不能和四姓平起平坐：“四姓惟郑氏不离荥阳，有冈头卢、泽底李、土门崔，家为鼎甲。

太原王氏，四姓得之为美，故呼为…鈒镂王家‟，喻银质而金饰也”。

这里的“银质而金饰”大意应和今天的“镀金”差不多。

崔、卢、李、郑四姓地位的确立可以上溯至北魏孝文帝时期。

孝文帝于太和十六年（49 2年）和太和二十年（496年）两次下诏定姓族，当时确立的四姓和唐代还有些区别。

《资治通鉴》详细记载了太和二十年“定诸州士族”的情况：“魏主雅重门族，以范阳卢敏、清河崔宗伯、荥阳郑羲、太原王琼四姓，衣冠所推，咸纳其女以充后宫。

陇西李冲以才识见任，当朝贵重，所结姻姻，莫非清望；帝亦以其女为夫人。

”胡三省在此条记载后注云：“四姓，卢、崔、郑、王”。

由此可见，这里的四姓有太原王氏而没有赵郡李氏。

当时也有五姓的说法，紧随着前面引用的纳四姓及陇西李氏女充后宫的记载之后，《资治通鉴》又说：“时赵郡诸李，人物尤多，各盛家风，故世之言高华者，以五姓为首。

”胡三省注云：“卢、崔、郑、王并赵李为五姓”。

以上的两条记载表明，四姓和五姓在北魏和唐代内容的差异来自于太原王氏和赵郡李氏位置的互换。

五姓到了唐代已经不再单纯指山东士族，通常说的“五姓七望”将陇西李氏也纳入到五姓的体系中。

“五姓七望”指的是崔、卢、李、郑、王五姓以及清河、博陵二崔，范阳卢，赵郡、陇西二李，荥阳郑和太原王七望。

唐高宗显庆四年（659年）颁布的《禁婚诏》中提及的禁婚家即是这七望中的一些房支。

说到陇西李氏，还有一个“驼李”的典故。

孝文帝下诏定四姓，陇西李氏唯恐被落下，派人星夜骑鸣驼赶赴洛阳。

不料还是迟了一步，陇西李氏的人到达时，四姓已经定好。

陇西李氏因此被人称为“驼李”。

这个典故有讥讽的味道，但到了唐代，由于皇室自称出自陇西的关系，陇西李氏俨然成为第一高门，这在后文会详细的谈到。

二、关陇集团
陈寅恪先生将宇文泰能割据关陇一隅，成天下鼎足之势的原因归结为所谓的“关中本位政策”，而“关陇集团”则是“关中本位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

它主要包括关中区域内的六镇鲜卑（或鲜卑化的汉族）军事贵族和关陇地区的汉族豪右。

前者以西魏年间的八柱国十二大
将军为代表，他们大多出身于六镇军阀或与六镇鲜卑有着深厚的渊源；后者为带领乡兵应募成为府兵将领的“关陇豪右”，例如京兆韦缜、河东柳泽、太原郭彦、武功苏椿、河内司马裔、敦煌令狐整等等。

我觉得这里应当注意的是，从地理上讲，柳泽、郭彦、司马裔的地望并不属于关陇区域。

因此有学者按地理范畴区分人物是否属于关陇集团的做法，在我看来是不太合适的。

从周、隋到初唐，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作为统治阶级最上层的关陇集团在政治中所起到的主导作用。

从政治地位、婚姻关系来看，我们似乎可以将关陇集团视为一类新的门阀士族。

在关陇集团自己的眼中，他们似乎也是这么看的。

唐高祖曾对裴寂说，前代帝王大多出身微贱，萧何曹参也是起自刀笔之吏，不能和出身世胄名家的你我相比。

唐太宗也以士族的姿态追问出身流外的大臣张玄素的历官，结果问得张狼狈不堪。

但如果我们拿关陇集团和山东士族来做对比，就会感觉到二者的“风格”根本不一样。

关陇集团的“风格”是“尚武”、“尚冠冕”，而山东士族则是“尚礼法”、“尚婚娅”。

汪篯先生曾指出：“在门阀制度下，社会地位是以婚媾为标准的。

那时看重的是…清‟，是…文化的传统‟，关陇集团的贵门，包括李唐皇室在内，都不具备这个条件。

他们的祖先都是没有文化的胡人或胡化的汉人，从唐到周，短短百年间，他们的文化还没有达到很高，以此，他们仍是文化显族所重视。

”因此，关陇集团获得了至高的政治地位，社会地位却不及山东士族。

唐宪宗年间，西魏八柱国之一于谨的后人、山南东道节度使于頔为儿子于季友请求尚主，遭到了出身四姓之一赵郡李氏的翰林学士李绛的强烈反对，李绛的理由是“頔，虏族，季友，庶孽，不足以辱帝女，宜更择高门美才。

”这个评价让我们看到了此时山东士族眼中的关陇贵族依旧是不够资格和他们相提并论的。

而反过来，真正的士族（包括山东士族和一些关中士族）对尚主并不感冒此可谓深得要髓。

应该说，唐代的山东士族是最接近魏晋南北朝旧士族的士族群体。

若将山东士族身份、门风标准作为这个时期士族的标准，那么关陇集团和山东士族的区别则决定了关陇集团不能称之为“士族”，而称作“军事贵族”要更加合适。

关陇贵族们虽然自命为“士族”，但绝不是不明白这一点，所以他们要利用政治手段通过官修谱牒的形式来极力提高自己的地位，强行将自己定为士族，这在后文会详细谈到。

三、李唐氏族
成书于唐宪宗时期的《元和郡县图志》在赵州昭庆县条下记载了李渊玄祖李熙、曾祖李天赐的陵墓的位置以及规模。

现在的河北省隆平县还保存有一块刻于唐玄宗开元十三年的光业寺碑。

碑文提到了李唐先祖上尊号的情况，并且有“维王桑梓，永际城池”之词。

昭庆县原属巨鹿郡，与赵郡李氏所居的常山郡毗邻，既然这里是李唐先祖的“桑梓”，又是归葬之地，那么李唐皇室和赵郡李氏有什么联系呢？陈寅恪先生最先发现这个问题，并通过论证得出“李唐先世若非赵郡李氏之…破落户‟，即是赵郡李氏之…假冒牌‟”的结论。

正史中所见李唐一贯自称出自陇西李氏，且以西凉李暠的嫡裔自居，陈先生此说可谓发千古之覆。

但此说提出后，也遭到了较大的质疑。

质疑之一为，如果李唐出自赵郡，为何赵郡李氏对此无动于衷，例如《元和郡县图志》的作者赵郡李吉甫都未提出过类似于陈先生的疑问？而反过来，为何唐太宗也称“我与山东崔、卢、李、郑旧既无嫌”？质疑之二为，陈先生的证据之一是宇文泰曾下令功臣以关内诸州为其本望，重撰谱录，故李唐虽出自赵郡但改为陇西（李虎就曾由赵郡公改为陇西郡公），但为何入唐以后许多氏族都改回原望，而李唐不改？
对于质疑一，我无力回答，只能就质疑二说说我个人的体会。

质疑二实际上是岑仲勉先生提出的。

岑先生的原话是：“况随宇文泰入关之北族，虽暂改河南郡望为京兆，但至唐时已大都恢复其河南郡望，唐室如真出自赵郡，又何爱于陇西而坚持不改？陈氏之说，殊未可信。

”从这段话可以看出岑先生似乎并没有读懂陈先生的论证。

陈先生证明了改入关的迁洛胡人河南郡望为京兆和改有功汉将为关内郡望并不是一回事，它们之间有时间上的差别。

岑先生却没有注意这一点。

李唐不改回赵郡，我认为根源还是在于“关中本位政策”。

李唐是关陇集团的核心家族之一，属于政治上的既得利益者，关陇集团作为政治的主导势力，李唐没有理由也不可能脱离它而回归疏远已久
的山东士族。

如果它这样做，无异于它自动放弃权力。

四、卖婚、禁卖婚与禁婚
经过隋末的大乱，以往煊赫无比的山东士族大多未能免于贫贱，但它们毕竟都是有数百年历史、声望的大族，所以此时他们的“名”还是“著于州闾”的。

前面说到“尚婚娅”是山东士族的“风格”之一，在它们的政治特权丧失之后，这一风格似乎更加凸显。

因为对于很多士族来说，士族之间的婚媾是炫耀其高贵血统的唯一途径。

同时，士族们又自矜门第，在婚媾过程中大索聘礼财货，因而山东士族间竟成“卖婚”这一风俗。

“卖婚”中的开支从北齐封述的例子中似乎可以窥见一斑。

封述出身的渤海封氏是北朝后期的地位仅次于四姓的大族之一。

封述的一个儿子娶陇西李士元女，大输财聘。

快完婚时，封述忽然反悔不给。

他的另一个儿子娶范阳卢氏女，卢氏的索取更在陇西李氏之上，封述竟跑到官府诉苦，说送给卢氏骡子，卢氏嫌其脚跛；送田，卢氏嫌田薄；送铜器呢卢氏又说太古废。

这个故事固然是讥讽封述的吝啬，但从侧面可以反映士族高门对聘礼的挑剔。

家族数代显官，并且“厚积财产”的封述都如此不堪，那些“世代衰微，全无冠盖”的士族就更不用说了。

在门阀观念浓重的初唐，山东士族的门第对于新进的贵族们来说依旧有着十分巨大的吸引力，他们想方设法与山东士族联姻，进一步抬高了山东士族的身价。

唐太宗对此十分不满，贞观八年（634年），他下令修《氏族志》。

成书后，山东士族被“例降一等”。

贞观十六年（642年），他下《禁卖婚诏》，直斥这种“多纳货贿，有如贩鬻”的婚姻为“有乖德义之风”的“齐韩旧俗”，明令禁止之。

唐太宗采取的强制措施作用似乎并不大，魏征、房玄龄、李勣这些勋臣们依旧热衷于山东婚姻，一些山东旧门因而得以“旧望不减”。

到了唐高宗显庆四年（659年），山东士族遭到了来自官方的第二次打击。

在出身寒门的宰相、武则天的羽翼李义府的策划主持下，唐高宗下令重修氏族志，命名为《姓氏录》，并且下禁婚诏，“诏后魏陇西李宝、太原王琼、荥阳郑温、范阳卢子迁、卢浑、卢辅、清河崔宗伯、崔元孙、前燕博陵崔懿、晋赵郡李楷等子孙，不得自为昏姻。

仍定天下嫁女受财之数，毋得受陪门财。

”表面上看，对禁婚诏提到的“七姓十家”的婚姻限制进一步加强。

然而，实际情况和前次一样，结果是事与愿违。

山东士族数百年建立起来的社会地位不是一次两次政治上的压制就可动摇的。

这些被禁婚的家族往往以“禁婚家”自称，这个“皇封”的筹码无疑更加加重了它们的份量。

五、《氏族志》与《姓氏录》
站在关陇集团的立场上，一贯表现宽容的唐太宗也不能容忍山东士族的自大。

贞观六年（632年），他对宰相房玄龄说：“比有山东崔、卢、李、郑四姓，虽累叶陵迟，犹恃其旧地，好自矜大，称为士大夫。

每嫁女他族，必广索聘财，以多为贵，论数定约，同于市贾，甚损风俗，有紊礼经。

既轻重失宜，理须改革。

”唐太宗的这个讲话，首先可能引发了一场刊定姓氏的运动。

有学者认为在这个运动以失败告终后，唐太宗才下定决心修《氏族志》。

参与修订《氏族志》的官员主要有吏部尚书高士廉、御史大夫韦挺、中书侍郎岑文本、礼部侍郎令狐德棻四人。

这样安排人选可能是经过考虑的。

高士廉出身山东士族，且和关陇集团联姻；韦挺出自关中郡姓；岑文本是江左士人；而令狐德棻出自敦煌令狐氏，是河西的冠族，每个人似乎代表了他所在的地域。

他们的门阀观念浓重而且传统，但传统的门阀观念正是唐太宗所希望改变的，所以《氏族志》的初稿令唐太宗很不满。

在这个初稿中，出身四姓之一的黄门侍郎崔民干被定为第一等，而关陇集团的地位并未被突出。

唐太宗对初稿和山东士族提出了严厉的批评，在唐太宗的“崇重今朝冠冕”思想的指导下，高士廉等重修《氏族志》，贞观十二年（638年）修成。

这个最终定稿以皇室为第一等，外戚为第二等，初稿中的第一等崔民干被降至第三等，其余山东士族
也“例降一等”。

《氏族志》最大的特色就是“崇重今朝冠冕”，抑制山东士族。

它可视为是关陇集团用政治手段提升自身社会地位的步骤之一，但从后来的情况来看，它的作用不太明显。

所以贞观十六年（642年）唐太宗又不得不下《禁卖婚诏》进一步限制山东士族间的婚媾。

从《新唐书。

宰相世系表》中可以知道，黄门侍郎崔民干出自博陵崔氏第二房崔挺一支。

崔挺在北魏担任过中书侍郎，他的子孙的在北魏末年徙入关中，在西魏、北周、隋、初唐代有显官，如崔孝芬、崔猷、崔仲方、崔敦礼等等。

毛汉光先生认为《氏族志》初稿将崔民干列为第一等，实际上是由于崔民干兼具山东士族、关陇集团的双重身份。

而邓文宽先生也认为崔民干作为黄门侍郎，自属“今朝冠冕”，故定稿后仍列为第三等。

然而，时过境迁，唐高宗永徽六年（655年），武氏成为了皇后，关陇集团的勋贵们在“废后立武”政治斗争后凋零殆尽，而支持武氏的官员们因而成了政坛的主导。

这个时候，贞观《氏族志》显然不再符合满足新贵们的要求。

武氏的羽翼、出身江左二流士族的宰相许敬宗以《氏族志》不叙武氏本望，提出重修。

武氏的另一个心腹、寒门出身的李义府在骤贵后曾与赵郡李氏合谱，但当他被出为普州刺史的同时，竟被赵郡李氏踢出来。

李义府深以此事为羞辱，故而也附和许敬宗之议。

显庆四年（659年）六月，唐高宗下诏改《氏族志》为《姓氏录》，李义府收天下《氏族志》尽焚之。

《姓氏录》本是针对武氏和寒素新贵而定的，所以它比《氏族志》更加“崇重今朝冠冕”。

《姓氏录》的指导原则是“皇朝得五品官者，皆升士流。

”这样一来，连以军功至位五品以上的军卒们都成了士族。

李义府曾求山东婚姻而不得，于是紧接着《姓氏录》的修成，劝高宗对五姓七望十家四十四子实行禁婚。

这时候高宗苦于头风，政事大多由武氏裁决，故李义府的提议当然被采纳。

禁婚在上一节已经提到。

唐高宗颁布的《禁婚诏》本意在限制山东士族及陇西李氏，但代宗时人李华撰写的《唐赠太子少师崔公神道碑》中竟将禁婚诏称为“斯可谓美宗族人物而表冠冕矣！”如此评语，可谓讽刺！
六、陇西李氏——唐官方确立的第一门第
北魏太武帝太平真君三年（442年），据有敦煌的西凉后裔陇西李宝内附于魏。

这个事件对西北局势影响甚大，北魏得以深入西域，陇西李氏也因此成为北魏最显赫的家族之一。

太和二十年魏孝文帝定四姓，陇西李氏虽未能入选，且有“驼李”之讥，但是它和四姓一样，都成了皇室的姻亲。

并且孝文帝时期，陇西李冲是有名的“当朝贵重”，权势非四姓可比。

《新唐书。

高俭传》称“后魏太和中，定四海望族，以宝等为冠”和《禁婚诏》以陇西李宝为禁婚家之首可能说明了太和前后陇西李氏的特殊地位。

但李冲之后至齐周，陇西李氏基本上再没有李冲这样的人物。

毛汉光先生认为这个时期陇西李氏的社会地位是不及崔、卢的。

李唐皇室自称出于陇西，贞观《氏族志》将皇族列为第一等，陇西李氏的地位无疑一下被提升起来。

著作郎贾至于唐肃宗乾元元年（758年）撰成的《百家类例》则更是明确的以陇西李氏为第一。

就官方地位而言，北朝时候的四姓要高于陇西李氏，但在唐朝，特别是中唐以后，陇西李氏则要高于四姓。

这个官方地位应有一定的影响，陇西李氏门第第一的说法，在一些记载中可以得到印证。

武周时人袁谊为苏州刺史，宰相张文瓘的儿子张沛任州司马，张沛向袁谊介绍新上任的州长史李亶时说：“此州得一长史，是陇西李亶，天下甲门。

”结果遭到袁谊的反驳（见《旧
唐书。

文苑传上》）。

唐肃宗时的宰相李揆出自陇西李氏姑臧大房，人很有风度，并且善于奏对，唐肃宗称赞他“卿门第、人物、文学皆当世第一，信朝廷羽乎！”（见《新唐书。

李揆传》）。

还有李肇的《唐国史补》称酒泉公李义琰（也是出自陇西李氏姑臧大房）的侄孙李稹“门户第一，而有清名，常以爵位不如族望，官至司封郎中怀州刺史，与人书札，唯称陇西李稹而不衔。

”
然而，以上的例子并不能说明陇西李氏在士族阶层中的实际地位。

前面提到的袁谊是这样反驳张沛关于“陇西李亶，天下甲门”的说法的：“门户须历代人贤，名节风教，为衣冠顾瞩，始可称举，老夫是也！夫山东人尚于婚媾，求于禄利；作时柱石，见危授命，则旷代无人。

何可说之，以为门户！”袁谊出自南朝侨姓大族，数代历官显赫，其祖袁朗尝“自以中外人物，为海内冠族”，连侨姓第一高门琅琊王氏亦遭其鄙视。

袁谊这番批评所体现的门第观念和袁朗是一脉相承的——尚人物尚家风。

这似乎可以视为南朝旧士族对陇西李氏这一官方地位的不认同。

如果论人物，有唐一代，陇西李氏姑臧大房未必比得过博陵崔氏第二房。

这在后文会提到。

七、博崔赵李
东魏北齐时人清河崔甗曾对范阳卢元明说：“天下盛门唯我与尔，博崔、赵李何事者哉！”以致权臣博陵崔暹闻而衔之。

这句话固然有自夸的成分，但从北朝的实际情况来看，博陵崔氏和赵郡李氏可能均不在四姓之内（也有人认为四姓指姓非指望）。

博陵崔氏在当时被称为“东崔”，高阳王元雍曾欲纳博陵崔显女为妃，宣武帝以博陵崔氏“地望寒劣”而不许。

赵郡李氏的情况稍好，因太和以前“人物犹多”而进入五姓，但在太和至东魏这段时期中也明显不如太武帝至孝文帝这段时期显赫，再也没有出过类似于李孝伯一类的重臣。

东魏时赵郡李浑曾举行宴会，席间颇酣畅喧哗，但是清河崔甗一到，竟无人敢再说话。

可见崔甗在当时士族的心理上占有很大的优势。

反观清河崔氏，太武帝时期的重臣崔浩，权倾一时。

国史狱后，崔浩一支虽然遭到打击，但另一支兴起于青齐，并一跃成为太和时期的四姓之一。

另外，清河崔氏的家学一直是为人称道的，孝文帝至孝明帝时期的名臣清河崔亮之从弟崔光韶临终前对子孙们说：“吾平生素业，足以遗汝，官阀亦何足言！”而崔甗本人也是“胸中贮千卷书”。

由此可以知道博崔赵李为崔甗所不齿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

王仲荤先生提出的北朝“崔氏博陵不如清河，李氏赵郡不如陇西”的命题从这个意义上讲也应是正确的。

这个情况到了唐代则完全反过来了。

博陵崔挺在魏末西入关中的崔孝芬一支的后人崔民干在唐初一度被认为是门第第一（见《氏族志》与《姓氏录》一节），即使在山东士族普遍遭到压制的情况下，这一支依然紧随着皇室和外戚，被列为第三等，居于其余士族之首。

据毛汉光先生统计唐代的博陵崔氏有宰相16位，仅次于河东裴氏和赵郡李氏的17位，与京兆韦氏并列。

河东裴氏和京兆韦氏都是关中郡姓，在唐初的属于关陇集团；科举考试兴盛以后，他们由于靠近京畿亦占有便利条件。

在周齐时期尚被人讥讽的博崔赵李能与之并列，确实算是大的翻身。

其中博陵崔氏又以第二房人物最盛，共有宰相5人，这一房的崔楷一支，至晚唐“历台阁藩镇者数十人”，被“天下推为士族之冠”。

（见《新唐书。

崔珙传》）。

赵郡李氏中西祖、东祖、南祖三房均有人物，西祖以李栖筠李吉甫李德裕一支最为有名；东祖有李峤、李绛、李珏三相；南祖虽有一部分是后来合谱的，但人物为冠于三祖，宰相有李敬玄、李日知、李藩、李固言、李绅五人。

尤其是唐宪宗元和时期赵郡李氏三祖各出宰相一人，有名于同时，当时以为盛事。

以上的这些数字，都是唐代的清河崔氏甚至于陇西李氏比不上的（清河崔氏陇西李氏宰相均为12人，其中陇西李氏姑臧大房为6人）。

八、城南韦杜，去天尺五
“城南韦杜，去天尺五”是唐代一句流传甚广的俚语。

其起源何时，出自何处，却不甚明了。

缪钺先生认为它应为唐人所说；而岑仲勉先生的《隋唐史》中提到它出自辛氏《三秦记》，陈寅恪先生在《柳如是别传》中也有相同的提法；李浩先生检索了一些版本的《三秦记》，称未发现此条记载，但认为岑先生的说法当有所根据。

韦、杜二姓自汉朝开始就聚居于长安城南的京兆杜陵，距长安极近。

因此程大昌在《雍录》中解释道：“语谓…城南韦杜，去天尺五‟，以其迫近帝都也。

”这个解释仅是空间上的，似乎忽视了深层的含义，即忽视了韦杜作为关中冠族的政治地位。

《三秦记》被认为成书于汉代。

从《史记。

货殖列传》也可以看出韦杜二姓是当时的“关中富商大贾”，经济实力雄厚。

韦氏几代均为硕学大儒，韦贤韦玄成连续两代都是丞相；汉朝著名的酷吏杜周在武帝时官至御史大夫，其子杜延年、孙杜缓、杜钦俱以文学驰名。

由此可见在汉代二姓的政治地位就已经是较高的了。

韦、杜在唐代的繁荣，直接原因可追溯至魏分东西。

魏孝武帝西迁入关，定都长安，二姓因此再度“迫近帝都”。

宇文泰“广募关陇豪右已增军旅”，京兆韦瑱“以望族兼领乡兵”，从而成为关陇集团的一部分。

京兆韦孝宽是关陇集团最主要的战将之一，杨坚代周，韦孝宽总领大军为其平定各股反对势力。

韦孝宽兄子韦世康在开皇末拜荆州大总管，当时的并益荆扬四大总管府有三大由亲王统领，韦世康获此殊荣，时论深美之，韦孝宽家族历刺史一类官者，数量更多。

韦氏在隋及唐初多与皇室联姻，这更提高了他的政治地位。

杜氏人物虽不如韦氏，但亦多刺史郡守，且有杜淹和杜如晦是初唐的名臣。

以上的例子说明二姓特别是京兆韦氏是极靠近关陇集团核心的。

前面一节已经提到了毛汉光先生的统计数据，唐代京兆韦氏宰相16人，杜氏也有10人，其襄阳房杜佑一支在中晚唐尤为显赫。

如此门第，谓之“去天尺五”，诚非虚妄！
九、天下氏族，莫如裴氏
唐宣宗大中年间的一方墓志说道：“懿夫百家郡望，四姓为先；天下氏族，莫如裴氏。

”墓志的主人是一位出身河东裴氏的男子的夫人巨鹿时氏。

尽管墓志是需要为主人增添光彩的，但是这句话并非虚美。

河东裴氏无疑是中古最辉煌的望族，了解过中古史特别是隋唐史的人都会深深惊讶于这个人物众多而且杰出的姓氏。

一份对裴氏族谱的统计显示：河东裴氏在中国古代出过宰相59人、大将军61人、中书侍郎14人、尚书55人、侍郎44人、常侍11人、御史10人、专使25人、刺史211人、太守77人、皇后3人、太子妃4人、王妃2人、驸马21人、进士68人（其中状元6人）、七品以上官员多达3000余人。

这组数据是中古任何一个望族即使是四姓之首的崔氏也无法与之相比。

河东裴氏的发源地——山西省闻喜县裴柏村在今天被称为“宰相村”。

清初大学者顾炎武在康熙二年（1663年）曾游历此地，写下了著名的散文《裴村记》。

河东裴氏在东汉即有显官，至唐“历任数百年，冠裳不绝”（顾炎武《裴村记》）。

而东汉最显赫的士族汝南袁氏、弘农杨氏至南北朝时期已无法和四姓相比；四姓中的清河崔氏在西晋煊赫一时，至崔浩国史狱后凋零殆尽；南朝侨姓最高门第琅琊王氏、陈郡谢氏入隋后可谓一蹶不振，南北朝时期没落的大姓豪族更是不可胜计。

但河东裴氏一直比较稳定，从张说撰写的《裴行俭神道碑》中我们可以看到它在魏晋时期已是“郁为盛门”。

曹魏时候的裴潜、裴徽、裴辑兄弟被称为裴氏的三祖，裴氏独特的三眷分法自此而始；两晋时期又有“八裴方于八王”的说法，八王指的是当时包括王导王敦在内的琅琊王氏的八位人物；南北朝时期河东裴氏被称为“三河领袖”，其中西眷裴多仕于西凉，东眷裴多仕于慕容氏，又有自西眷分出的南来吴裴一支仕于南齐，后归魏，这一时期，裴氏亦出现了政治领域外的杰出人物，如裴松之、裴駰、裴子野、裴秀等等；与上面提到的其他士族的没落形成鲜明的对比，从南北朝至隋唐，河东裴氏的地位是上升的，韩愈撰写的《河南少尹裴君墓志铭》中称：“裴为显性，入唐犹盛，支分族离，各为大家。

”这是合乎实际的，从唐代有17名裴姓宰相，位居诸士族之首就可以看出这一点。

即使不论其他的，单单裴寂、裴炎、裴行俭、裴度这类重臣，就足可以为裴氏各支撑起门户。

河东裴氏在隋唐的政治地位，与其在东西魏争夺河东时期的取向是分不开的。

毛汉光先生通过统计分析，得出“汾水之南的汾阴，及黄河西岸之冯翊夏阳等地，坚决支持宇文氏。

涑水上游的裴氏及涑水中下游的柳氏亦倾向宇文氏，涑水下游蒲板地方豪强敬珍、敬祥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