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时的大氏族集团

九品中正制在隋代为科举制度所取代，以九品中正制为依托的门阀制度也早已不复存在。

到了唐代，魏晋南北朝以来的士族们代代相传的政治特权已经所剩无几；而经济上，经过了隋末唐初的战乱，很多士族“名虽著于州闾”，但也“身未免于贫贱”。

因此有人断言唐代的士庶已经合流，或是提出不能用士、庶的标准来划分唐的“地主阶级”。

然而，翻开两唐书，读者还是可以找到为数众多的崔姓、裴姓、韦姓、李姓等士族出身的官员。

深入进去，可以发现唐代依然保存着令人惊异的根深蒂固的门第观念。

这些可以说和唐以前的时代一脉相承，却和唐以后的时代迥异。

所以更多的人认为，尽管士族在唐代已经走向衰落，但它仍然存在。

著名的史学家王仲荤先生更是认为：“（在唐代）魏晋南北朝以来的世家大族，在政治、经济上的势力，还是不能低估的。

”我比较倾向于后一种观点，并且承认士族存在于唐朝，也是展开这篇闲话的前提。

一、四姓或五姓按照唐代氏族专家柳芳的说法，“中国士人差第阀阅”被称为郡姓。

根据三世历官的情况又有膏粱、华腴、甲姓、乙姓、丙姓、丁姓之分。

凡是能够进入其中的，称为四姓。

这说明“四姓”并不以四这个数字为限。

而柳芳所处的时代“流俗独以崔、卢、李、郑为四姓”，加上太原王氏，合称五姓，因此柳芳认为这是“不经”的做法。

然而这种说法在唐代几乎没有什么变动，从贞观时期修《氏族志》前夕唐太宗对山东士族的批评中可以看出四姓指崔、卢、李、郑；在中晚唐时期李肇的《唐国史补》中看到的情形也还是这样的。

不过李肇的记载让人看到五姓之中的太原王氏并不能和四姓平起平坐：“四姓惟郑氏不离荥阳，有冈头卢、泽底李、土门崔，家为鼎甲。

太原王氏，四姓得之为美，故呼为…鈒镂王家‟，喻银质而金饰也”。

这里的“银质而金饰”大意应和今天的“镀金”差不多。

崔、卢、李、郑四姓地位的确立可以上溯至北魏孝文帝时期。

孝文帝于太和十六年（49 2年）和太和二十年（496年）两次下诏定姓族，当时确立的四姓和唐代还有些区别。

《资治通鉴》详细记载了太和二十年“定诸州士族”的情况：“魏主雅重门族，以范阳卢敏、清河崔宗伯、荥阳郑羲、太原王琼四姓，衣冠所推，咸纳其女以充后宫。

陇西李冲以才识见任，当朝贵重，所结姻姻，莫非清望；帝亦以其女为夫人。

”胡三省在此条记载后注云：“四姓，卢、崔、郑、王”。

由此可见，这里的四姓有太原王氏而没有赵郡李氏。

当时也有五姓的说法，紧随着前面引用的纳四姓及陇西李氏女充后宫的记载之后，《资治通鉴》又说：“时赵郡诸李，人物尤多，各盛家风，故世之言高华者，以五姓为首。

”胡三省注云：“卢、崔、郑、王并赵李为五姓”。

以上的两条记载表明，四姓和五姓在北魏和唐代内容的差异来自于太原王氏和赵郡李氏位置的互换。

五姓到了唐代已经不再单纯指山东士族，通常说的“五姓七望”将陇西李氏也纳入到五姓的体系中。

“五姓七望”指的是崔、卢、李、郑、王五姓以及清河、博陵二崔，范阳卢，赵郡、陇西二李，荥阳郑和太原王七望。

唐高宗显庆四年（659年）颁布的《禁婚诏》中提及的禁婚家即是这七望中的一些房支。

说到陇西李氏，还有一个“驼李”的典故。

孝文帝下诏定四姓，陇西李氏唯恐被落下，派人星夜骑鸣驼赶赴洛阳。

不料还是迟了一步，陇西李氏的人到达时，四姓已经定好。

陇西李氏因此被人称为“驼李”。

这个典故有讥讽的味道，但到了唐代，由于皇室自称出自陇西的关系，陇西李氏俨然成为第一高门，这在后文会详细的谈到。

二、关陇集团陈寅恪先生将宇文泰能割据关陇一隅，成天下鼎足之势的原因归结为所谓的“关中本位政策”，而“关陇集团”则是“关中本位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

它主要包括关中区域内的六镇鲜卑（或鲜卑化的汉族）军事贵族和关陇地区的汉族豪右。

前者以西魏年间的八柱国十二大将军为代表，他们大多出身于六镇军阀或与六镇鲜卑有着深厚的渊源；后者为带领乡兵应募成为府兵将领的“关陇豪右”，例如京兆韦缜、河东柳泽、太原郭彦、武功苏椿、河内司马裔、敦煌令狐整等等。

我觉得这里应当注意的是，从地理上讲，柳泽、郭彦、司马裔的地望并不属于关陇区域。

因此有学者按地理范畴区分人物是否属于关陇集团的做法，在我看来是不太合适的。

从周、隋到初唐，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作为统治阶级最上层的关陇集团在政治中所起到的主导作用。

从政治地位、婚姻关系来看，我们似乎可以将关陇集团视为一类新的门阀士族。

在关陇集团自己的眼中，他们似乎也是这么看的。

唐高祖曾对裴寂说，前代帝王大多出身微贱，萧何曹参也是起自刀笔之吏，不能和出身世胄名家的你我相比。

唐太宗也以士族的姿态追问出身流外的大臣张玄素的历官，结果问得张狼狈不堪。

但如果我们拿关陇集团和山东士族来做对比，就会感觉到二者的“风格”根本不一样。

关陇集团的“风格”是“尚武”、“尚冠冕”，而山东士族则是“尚礼法”、“尚婚娅”。

汪篯先生曾指出：“在门阀制度下，社会地位是以婚媾为标准的。

那时看重的是…清‟，是…文化的传统‟，关陇集团的贵门，包括李唐皇室在内，都不具备这个条件。

他们的祖先都是没有文化的胡人或胡化的汉人，从唐到周，短短百年间，他们的文化还没有达到很高，以此，他们仍是文化显族所重视。

”因此，关陇集团获得了至高的政治地位，社会地位却不及山东士族。

唐宪宗年间，西魏八柱国之一于谨的后人、山南东道节度使于頔为儿子于季友请求尚主，遭到了出身四姓之一赵郡李氏的翰林学士李绛的强烈反对，李绛的理由是“頔，虏族，季友，庶孽，不足以辱帝女，宜更择高门美才。

”这个评价让我们看到了此时山东士族眼中的关陇贵族依旧是不够资格和他们相提并论的。

而反过来，真正的士族（包括山东士族和一些关中士族）对尚主并不感冒此可谓深得要髓。

应该说，唐代的山东士族是最接近魏晋南北朝旧士族的士族群体。

若将山东士族身份、门风标准作为这个时期士族的标准，那么关陇集团和山东士族的区别则决定了关陇集团不能称之为“士族”，而称作“军事贵族”要更加合适。

关陇贵族们虽然自命为“士族”，但绝不是不明白这一点，所以他们要利用政治手段通过官修谱牒的形式来极力提高自己的地位，强行将自己定为士族，这在后文会详细谈到。

三、李唐氏族成书于唐宪宗时期的《元和郡县图志》在赵州昭庆县条下记载了李渊玄祖李熙、曾祖李天赐的陵墓的位置以及规模。

现在的河北省隆平县还保存有一块刻于唐玄宗开元十三年的光业寺碑。

碑文提到了李唐先祖上尊号的情况，并且有“维王桑梓，永际城池”之词。

昭庆县原属巨鹿郡，与赵郡李氏所居的常山郡毗邻，既然这里是李唐先祖的“桑梓”，又是归葬之地，那么李唐皇室和赵郡李氏有什么联系呢？陈寅恪先生最先发现这个问题，并通过论证得出“李唐先世若非赵郡李氏之…破落户‟，即是赵郡李氏之…假冒牌‟”的结论。

正史中所见李唐一贯自称出自陇西李氏，且以西凉李暠的嫡裔自居，陈先生此说可谓发千古之覆。

但此说提出后，也遭到了较大的质疑。

质疑之一为，如果李唐出自赵郡，为何赵郡李氏对此无动于衷，例如《元和郡县图志》的作者赵郡李吉甫都未提出过类似于陈先生的疑问？而反过来，为何唐太宗也称“我与山东崔、卢、李、郑旧既无嫌”？质疑之二为，陈先生的证据之一是宇文泰曾下令功臣以关内诸州为其本望，重撰谱录，故李唐虽出自赵郡但改为陇西（李虎就曾由赵郡公改为陇西郡公），但为何入唐以后许多氏族都改回原望，而李唐不改？对于质疑一，我无力回答，只能就质疑二说说我个人的体会。

质疑二实际上是岑仲勉先生提出的。

岑先生的原话是：“况随宇文泰入关之北族，虽暂改河南郡望为京兆，但至唐时已大都恢复其河南郡望，唐室如真出自赵郡，又何爱于陇西而坚持不改？陈氏之说，殊未可信。

”从这段话可以看出岑先生似乎并没有读懂陈先生的论证。

陈先生证明了改入关的迁洛胡人河南郡望为京兆和改有功汉将为关内郡望并不是一回事，它们之间有时间上的差别。

岑先生却没有注意这一点。

李唐不改回赵郡，我认为根源还是在于“关中本位政策”。

李唐是关陇集团的核心家族之一，属于政治上的既得利益者，关陇集团作为政治的主导势力，李唐没有理由也不可能脱离它而回归疏远已久的山东士族。

如果它这样做，无异于它自动放弃权力。

四、卖婚、禁卖婚与禁婚经过隋末的大乱，以往煊赫无比的山东士族大多未能免于贫贱，但它们毕竟都是有数百年历史、声望的大族，所以此时他们的“名”还是“著于州闾”的。

前面说到“尚婚娅”是山东士族的“风格”之一，在它们的政治特权丧失之后，这一风格似乎更加凸显。

因为对于很多士族来说，士族之间的婚媾是炫耀其高贵血统的唯一途径。

同时，士族们又自矜门第，在婚媾过程中大索聘礼财货，因而山东士族间竟成“卖婚”这一风俗。

“卖婚”中的开支从北齐封述的例子中似乎可以窥见一斑。

封述出身的渤海封氏是北朝后期的地位仅次于四姓的大族之一。

封述的一个儿子娶陇西李士元女，大输财聘。

快完婚时，封述忽然反悔不给。

他的另一个儿子娶范阳卢氏女，卢氏的索取更在陇西李氏之上，封述竟跑到官府诉苦，说送给卢氏骡子，卢氏嫌其脚跛；送田，卢氏嫌田薄；送铜器呢卢氏又说太古废。

这个故事固然是讥讽封述的吝啬，但从侧面可以反映士族高门对聘礼的挑剔。

家族数代显官，并且“厚积财产”的封述都如此不堪，那些“世代衰微，全无冠盖”的士族就更不用说了。

在门阀观念浓重的初唐，山东士族的门第对于新进的贵族们来说依旧有着十分巨大的吸引力，他们想方设法与山东士族联姻，进一步抬高了山东士族的身价。

唐太宗对此十分不满，贞观八年（634年），他下令修《氏族志》。

成书后，山东士族被“例降一等”。

贞观十六年（642年），他下《禁卖婚诏》，直斥这种“多纳货贿，有如贩鬻”的婚姻为“有乖德义之风”的“齐韩旧俗”，明令禁止之。

唐太宗采取的强制措施作用似乎并不大，魏征、房玄龄、李勣这些勋臣们依旧热衷于山东婚姻，一些山东旧门因而得以“旧望不减”。

到了唐高宗显庆四年（659年），山东士族遭到了来自官方的第二次打击。

在出身寒门的宰相、武则天的羽翼李义府的策划主持下，唐高宗下令重修氏族志，命名为《姓氏录》，并且下禁婚诏，“诏后魏陇西李宝、太原王琼、荥阳郑温、范阳卢子迁、卢浑、卢辅、清河崔宗伯、崔元孙、前燕博陵崔懿、晋赵郡李楷等子孙，不得自为昏姻。

仍定天下嫁女受财之数，毋得受陪门财。

”表面上看，对禁婚诏提到的“七姓十家”的婚姻限制进一步加强。

然而，实际情况和前次一样，结果是事与愿违。

山东士族数百年建立起来的社会地位不是一次两次政治上的压制就可动摇的。

这些被禁婚的家族往往以“禁婚家”自称，这个“皇封”的筹码无疑更加加重了它们的份量。

五、《氏族志》与《姓氏录》站在关陇集团的立场上，一贯表现宽容的唐太宗也不能容忍山东士族的自大。

贞观六年（632年），他对宰相房玄龄说：“比有山东崔、卢、李、郑四姓，虽累叶陵迟，犹恃其旧地，好自矜大，称为士大夫。

每嫁女他族，必广索聘财，以多为贵，论数定约，同于市贾，甚损风俗，有紊礼经。

既轻重失宜，理须改革。

”唐太宗的这个讲话，首先可能引发了一场刊定姓氏的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