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桃花扇》中侯方域形象

论《桃花扇》中侯方域形象

《桃花扇》以其“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为主题，在作品中塑造了一系列光辉的艺术形象，如李香君、史可法等。而作为男主人公的侯方域相对来说却略显逊色，但是他毕竟是主人公之一，起着线索作用，因此作者塑造的侯方域这一艺术形象还算是比较丰满的。作者在《桃花扇凡例》中提到：“朝政得失，文人聚散，皆确考时地全无假借。至于儿女钟情，宾客解嘲。虽稍有点染，亦非子虚乌有之比。”孔尚任在此提出的创作原则，对于孔尚任这一艺术形象的塑造合不合适呢？本文将从历史形象与艺术形象的对比中加以分析，看作者是如何塑造侯方域这一人物形象的。

艺术形象的侯氏与历史人物一样的忧国忧民、注重名节、风流倜傥、才华横溢，但我们也会发现剧作中的某些具体情节与历史是有出入的。

首先，作者美化了侯李之间的爱情，突出了侯氏对李香君的生死不渝之情。侯氏在《与任王谷论文书》中自承“仆少年溺于声伎”，胡介祉《侯朝宗公子传》云：“公子每携季弟逸出选伎征歌……留都故佳丽地，海内贤豪辐辏，论交把臂驰骛于诗酒声色之场，公子遨游其间。”可见侯氏在故乡时已“选伎征歌”，到南都后更是“溺于声伎”。而他在南京应试时“雄才灏气，挟万金结客”，并不像《桃花扇》中所说的那样“客况不堪”、“萧索奚囊”。（《访翠》）当时他“每宴以伎侑酒”，而李香君只是留下姓名的一伎而已。《桃花扇》中称李香君为侯氏的“聘妾”，是抬高了李香君的身份。这与钱谦益娶柳如是、冒襄娶董小宛不同。历史上李香君确实劝他不要受阉党余孽阮大铖的拉拢，他接受了意见，但从他在南京的基本生活状况和精神面貌来看，他与李香君的短期结交，只是贵家公子风流韵事而已，

有关史料并不能说明二人产生过真挚的爱情。崇祯十三年他落第还乡，与李香君就此分手，再未见面。

而《桃花扇》中的侯方域对李香君则痴情不改，直到面临被捕危险时，才不得不离开；侯方域在别离李香君后，对她真诚思念。在黄河渡口上，他与李贞丽、苏昆生偶遇，听到李贞丽说香君为他守楼“碰死在地”时，他禁不住大哭起来，叫道：“我的香君，你怎的碰死了？”而得知李代桃讲香君未死时的“一喜”，以及复见定情诗扇之后便要“趁早开船”以期尽快相会的急切心情，都极为真切颇有层次地表现了他对爱情的专一和志诚。《题画》一出，更是生动写出了他重上媚香楼时的心理活动――“这是媚香楼了。你看寂寂寥寥，湘帘昼�，想是香君春眠未起，俺且不要唤他，慢慢地上了妆楼，悄立帐边，等他自己醒来，转睛一看，认得出是小生，不知如何惊喜哩！”这是饱经战乱、久经离别即将重逢时激动喜悦心情的真实写照。在这里只有纯洁爱情真诚无二的美好憧憬。南明灭亡之后，二人终于相会在栖霞山。这些都是缺乏史实依据，也不符合历史人物侯方域的思想和性格的，但却写得很精彩，非常动人。

作者如此来写，似乎与自己的创作原则相违，我们该如何来理解呢？我想作者这样塑造侯氏是有其不可抹杀的作用的：首先，这样来写符合传奇体制的需要。传奇经历了民间初创时期、文人模仿时期，到明嘉靖年间发展到了文人化时期。而“到了文人传奇形成之时，生、旦主演的体制受到了高度重视，剧作家自觉地围绕生、旦主演的体制去安排剧情，剧情的发展递进始终注意以生、旦为中心”。由于生、旦体制的规定，传奇多沉浸于爱情世界之中。《桃花扇》中主角为侯方域、李香君二人，作者突破历史来写他们真诚的爱情，正是为了符合这种体制，符合戏剧传统，以适应人们的审美习惯，否则，写“生”对“旦”只是逢场作戏，风流韵事是不能为群众所接受的。其次，这也是适应作品主题的需要。《桃花扇》的主题是“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

抒发兴亡之感才是作者的写作目的。在戏剧中，作为当时客观上处于政治中心之外的小人物，他们的爱情具有一种工具性：借助他们爱情的悲欢离合沟串起南明的兴衰存亡。第三，这是作品本身结构的需要。据许建中教授的研究，《桃花扇》的结构属于离合兴亡式，以“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来构架全局。这种结构仍是以传统的“两线交织、并进互映”的结构方法为基本特征的，即“以双重结构方式将南明兴亡与生、旦离合交错展开，顺时揭示发展的全过程”。正是由于生、旦离合担负着结构上的使命，《桃花扇》在具体剧情的演绎上体现了两种方式：重大历史事件多尊重历史史实，生、旦离合多出虚构。即作者想象和虚构的才华，更多地用于生、旦离合的构架上。如此看来，作者突破历史美化侯李的爱情，主要是作品主题结构及剧情发展的需要，同时也与孔尚任“至于儿女钟情，宾客解嘲，虽稍有点染，亦非子虚乌有之比”的创作原则不相违背的。

第二，《桃花扇》中写侯方域提出福王“三大罪”、“五不可立”，并且替史可法写信阻止马士英迎立福王。而据史书记载，张慎言、吕大器等人提出福王“七不可立”之言，史可法表示赞成，与侯方域无关。《桃花扇》中侯方域协助史可法安抚乱军，受史可法之托调停江北四镇，向史可法献计派高杰防守黄河，凡此种种都与历史不符。历史上史可法曾派万元吉调停四镇矛盾，亲自出面解决高杰与黄得功的军事冲突。史书上并没有侯方域至史可法处避难的记载，他也更不可能参加上述重大政治活动。《桃花扇》中将这些事情移花接木在侯方域身上，强调了侯氏的经世才能、家国观念。

作者如此来写，似乎是对侯方域的美化，事实上，如果我们对历史上的侯方域有所认识的话，那么我们就会知道，作者这样塑造是有一定根据的。历史上的侯方域确实是有比较杰出的才能的，他是一个有着积极入世思想、追求功业的有志之士。他早年接受儒家思想教育，热爱生活，追求

功业，一心想为天下苍生百姓贡献才智。胡介祉说他少有大志，“随司徒公官师，即慷慨盱衡，好言天下大计”（胡介祉《侯朝宗公子传》）。17岁为其父草《屯田奏议》，提出一套土地利用的经济政策，被朝内贤公卿大夫赏拔。田兰芳在《侯朝宗先生传》中更称赞他“强记可比汉张安世，干局可比唐李文饶”。作者将“三大罪，五不可立”之说移花接木在侯方域身上，将万元吉调停四镇矛盾等事放在侯氏身上，虽与历史事实不符，但并不违背历史人物性格的基本面貌，而是与历史人物的性格才能相符的，从而使侯方域性格的基调更为突出。第三，《桃花扇》中侯方域比历史上的他少了几分豪气，多了几分柔情和动摇软弱。历史上的侯方域有着积极的入世思想，才大气豪、睥睨傲世、重情义。而《桃花扇》中的侯方域则多了几分软弱和动摇，写他在国家民族危亡之时，尽管对现实有无限的感慨，却英雄志短，儿女情长，不仅有去秦淮河畔寻花问柳的闲情逸致，（《访翠》）并且经不起阮大铖的利诱，（《却奁》）他虽曾以“三大罪”、“五不可立”力劝史可法阻止马士英、阮大铖等拥立福王，（《阻奸》）但当福王既立后，他又对自己当初之议感到后悔莫及，自称那是“一时激烈”。在高杰处不能坚持原则，沉不住气，耍公子脾气，一走了之。总之，作者似是有意识地表现其具有一定的动摇色彩。

作者如此塑造，我想，一方面是作者对历史人物最终参加清朝科考的暗示；另一方面，侯方域作为复社文人的典型，作者是有意在他身上凸显复社文人自身的某些特点――软弱动摇性。《桃花扇》的主题是“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作者在《桃花扇小引》中，对其写作主旨进行阐述：“《桃花扇》一剧，皆南朝新事，父老犹有存者。场上歌舞，局外指点，知三百年之基业，隳于何人？败于何事？消于何年？歇于何地？不独令观者感慨涕零，亦可惩创人心，为末世之一救矣。”这就是说全剧的主旨之一是要总结明亡教训，以为后世吸取。对南明王朝的灭亡，一方面是清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