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晨+++八一起义与秋收起义比较研究

南昌起义与湘赣边界秋收起义比较研究陈晨（扬州大学社会发展学院，江苏扬州225002）【内容摘要】南昌起义与湘赣边界秋收起义，是中国革命实现由大革命向土地革命转变的伟大开端。

由于构成两次起义的要素基本相同，故按照事物发展的内在逻辑，现将两次起义的要素划分为“指导思想”、“方式方法”、“外部影响”、“历史意义”四方面，进而展开对两次起义的比较论述：两次起义都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在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前提下，都受到了来自共产国际或对或错的指挥干预，希望通过武装起义建立自己的革命队伍及根据地；但鉴于两次起义发生的具体条件不同，两次起义所打旗帜有所区别，并在不同的国内外环境下采取了不同的具体措施。

【关键词】南昌起义秋收起义比较研究历史事件的比较研究，首先要有比较研究的可能，其次要有比较研究的参照系，最后要有比较研究的意义。

对于本文探讨的南昌起义与秋收起义而言：进行比较研究的可能性在于二者均发生于大革命失败后，宁、汉国民政府由权力斗争造成的分立逐步走向共同扼杀革命的合流，国内反革命气焰十分嚣张的历史背景之下；两次起义比较研究的参照系，是建立在对起义各要素进行划分的基础之上的；二者比较研究的意义，则是探究党在由大革命到土地革命的转变时期，从思想到行动逐步走向成熟这一过程。

现将两次起义进行比较研究的要素划分为“指导思想、“方式方法”、“外部影响”、“历史意义”四点。

具体比较如下：作者简介：陈晨（1987—），河南修武人，扬州大学社会发展学院，中共党史专业在读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共党史、政治学研究。

指导思想指导思想是事物能否取得成功的关键，只有坚持正确的理论方法，才能正确的指导实践，只有正确的指导思想才能引导事物走上正确的道路。

正因为两次起义都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确立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核心地位，才取得了轰轰烈烈的成绩。

现具体论述如下：相同点：首先，两次起义都有一个相同的主观背景，即党内逐步摆脱了右倾主义错误思想的影响，开始走武装斗争路线。

陈独秀长期以来在党内实行家长制的管理方式，又对汪精卫抱以不切实际的幻想，所以推行机会主义的路线。

党内很多同志在这一时期都开始反对投降主义的政策，加之共产国际“召开党的紧急会议，改选中央委员会，严厉批评党的领导，执行共产国际执委会各项指示”[1]的指示，终于在1927年7月12日由“五人政治局”代替陈独秀主持中央工作，“自此独秀即不视事”[2]，并于8月7日召开了具有重要意义的“八七会议”。

象征党内摆脱右倾主义路线、开始武装斗争路线的事件是中国共产党在1927年7月13日的宣言。

其次，两次起义都坚持了党的领导。

1927年7 月16至18日,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举行会议，会议作出组织南昌起义及湘鄂粤赣四省秋收起义的决定，其中南昌起义由于其特殊性，是此次暴动重点。

一方面，将中共掌握、影响的国民革命军向南昌集中，发起南昌起义；另一方面，利用秋收季节发动湘鄂粤赣四省农民暴动，组织秋收起义。

根据中央的决定，周恩来、李立三、邓中夏、谭平山、恽代英、叶挺等人先后在九江、南昌紧张地进行南昌暴动的各项准备工作，并成立了以周恩来为书记的前敌委员会，负责武装起义的领导工作。

八七会议后，领导湘赣边秋收起义的前委书记毛泽东，也奉中央之命抵达长沙，夜以继日地策划、组织秋收暴动。

南昌起义及秋收起义，从最初的酝酿到实施，从武装暴动的发起到组织领导，从起义的大政方针的制定到起义的演变，都是在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下进行的，都是中国共产党不懈努力的结果。

正由于两次起义是置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的，因而获得了坚强的政治保证与组织保证，获得了深入开展、广泛影响的最有力的条件。

不同点：两次起义所打旗帜不同。

南昌起义尽管是由中国共产党组织领导的，但所打旗帜的却是国民党左派。

还在7月底筹备武装起义时，起义前委就决定成立有国民党左派参加的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以国民党左派的旗帜来反对蒋介石、汪精卫的倒行逆施，来唤起民众的热情。

南昌起义成功后，中共前委按照中央指示召开了有中共党员及国民党中央委员、各省区与海外党部代表参加的联席会议，成立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并决定起义部队仍然沿用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番号。

同时，在起义初期还对国民党新军阀张发奎寄予希望，决定联合由他掌握的军队，增强起义的军事力量。

以国民党左派的旗帜来组织武装起义，符合当时共产国际与中共中央的政策。

同南昌起义不同的是，秋收起义打的是中国共产党的旗帜。

秋收起义的工农武装统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军叫工农革命，旗号镰刀斧头”。

[3]鉴于国民党已经成为压迫、屠杀民众的工具，湖南省委在制定暴动纲领时明确提出，这次暴动不再用国民党的名义来号召工农群众参加起义。

毛泽东在8月18日湖南省委研究秋收起义行动计划时，坚决主张举共产党的旗子。

他明确指出，不能再照“八七”会议提出的那样打国民党左派的旗帜：8月20日，毛泽东在给中央的信中表示，“国民党旗子已成为军阀的旗子，只有共产党旗子才是人民的旗子”。

[4]秋收起义高举共产党的旗子，处处体现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独立组织的原则，甚至连组建的部队也称为工农革命军，以区别于国民党时代的国民革命军。

方式方法确立了正确的指导思想之后，在事物发展的具体过程中，需要一个切实可行的方式方法，这可以使事物的发展少走弯路，以最小的代价换取最高的回报。

两次起义具体采用的方式方法可以划分为斗争目标、斗争形式、战略战术等几个要素，现比较如下：相同点：第一，两次起义有共同的目的，即以起义来占领中心城市，形成反对南京、武汉国民政府的中心。

在筹备南昌起义时，前委书记周恩来在7月21日明确指出，南昌暴动的目的是为了形成反对南京、武汉国民政府的中心。

随后，7月31日由中共党员恽代英、谭平山及国民党左派领袖宋庆龄、邓演达等签署的宣言，也旗帜鲜明地指出，“武汉与南京所谓党部政府，皆已成为新军阀之工具”，成了全国人民之“罪人”，因此，必须奋力扫除“新式军阀及国内一切帝国主义北洋军阀与封建社会之势力”。

[5]8月1日的战斗取得胜利后，在前委主持召开的各界代表联席会议上，也明确提出了要继续不妥协地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势力。

毛泽东等组织发动的秋收起义，有着同样的斗争目标。

8月初，毛泽东在提出以湘南为重点的秋收暴动计划时就强调指出，组织秋收起义的目的是为了同反动政府相对抗，发展革命形势。

不久，毛泽东参加湖南省委会议时，在谈到秋收暴动目标时，仍然坚决地指出，“暴动的发展是要夺取政权”[6]，要摧毁国民党新军阀的反动势力。

第二，两次起义有相同的斗争形式。

两次起义都是以革命的武装反对反革命的武装，都是以武装暴动来反击国民党新军阀对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工农运动的进攻，都是把斗争矛头直接指向代表帝国主义、封建势力的蒋介石、汪精卫之流的。

“以农业为主要经济的中国革命，以军事发展暴动，是一种特征。

”[7]南昌起义中，受党掌握、影响的军队近2万人参加了对国民党反动势力的斗争。

仅几个小时，起义军就解决了南昌城的反动武装，胜利结束了战斗。

秋收起义中，党领导五、六千人的武装力量，在湘东赣西一带向反动武装发起进攻，夺取了醴陵、浏阳、白沙、东门等城镇，给当地反动势力以沉重的打击。

第三，两次起义都以充分发动群众、开展土地革命为手段。

大革命失败前，党对发动人民群众认识不足，而发动群众，必须要从“人民群众最需要什么”这个实际出发，“7·15”反革命政变后，党对土地革命的认识深化了，并做出开展土地革命的决定：7月20日，中共中央发表《中央通告农字第九号》，旗帜鲜明地把土地革命当作党的中心工作而提到突出位置，指出中国革命已经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土地革命阶段，党的中心工作就是充分发动工农群众，壮大革命力量，开展土地革命。

两次起义就诞生于这种背景之下。

两次起义都以土地革命为口号来发动农民群众，都明确提出了土地革命的主张。

南昌起义部队草拟了《土地革命宣传大纲》，向广大群众宣传党对土地革命的决心及政策。

中共中央于8月3日决定发动秋收起义时，就要求四省以农会为中心，建立革命政权，实行土地革命。

中共中央在给湖南省委的多次指示信中都指出：秋收暴动与南昌起义一样，“其主要目的就是要发动土地革命”。

[8]湖南省委在讨论秋收起义计划时，也专题研究了土地问题。

会上，毛泽东提出既要没收大地主的土地，也要没收中小地主的土地，以满足广大贫苦农民对土地的要求。

他还主张，对被没收土地的地主，要给予妥善的安置。

第四，两次起义在军事战略战术方面具有很多共同点。

首先，两次起义预设的战略进攻目标相同。

南昌起义是在南昌这一中心城市发生发展的，秋收起义也以湖南长沙为战略进攻目标，这表明二者有相同的战略进攻目标：中心城市。

其次，两次起义在军事上都实行了战术分兵，并由此影响了起义的成败。

南昌起义大军自8 月3日起陆续撤出南昌、向南进军广东，部队南下途中取得了军事上的一些胜利，先后击败了瑞金、会昌之敌，极大地鼓舞了全军的士气，但进入广东后一再分兵，主力分散在揭阳、潮州、三河坝等地区，最终被敌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遭到惨败。

同样由于缺乏经验，秋收起义也实行了分兵的战术：工农革命军3个团分别在修水、安源、铜鼓等地举行起义，而非集中兵力优势的战术。

由于兵力分散，彼此之间又无法策应，故被敌分而歼之，仅仅几天时间，全军由五千多人锐减到一千多人，第二团几乎全遭覆灭，以致进攻长沙的战略目标被迫取消，直接导致了秋收起义的失利。

最后，两次起义在实践过程中都意识到部队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性，都着手加强队伍思想政治教育，努力提高部队的战斗力。

南昌起义大军在南下沿途大量散发贺龙的《告官兵书》，大张旗鼓地向指战员进行政治思想教育，并经常召开党员大会及革命军人大会，作政治上的鼓动与宣传，总政治部还组织了宣传小分队，一路上对各部队开展宣传鼓动；与此同时，党加强了基层党组织的工作，充分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并吸收优秀分子加入党组织，增强党的战斗力，贺龙、郭沫若等一批杰出的先进分子，都在此期间成为中共党员。

秋收起义在开展武装暴动的同时，也注意加强党对军队建设的组织指导作用，不仅开展对广大官兵的思想鼓动工作，而且向全体指战员提出不损害群众利益、努力做好群众工作的要求，故部队所到之处，都受到当地群众的欢迎与支持。

不同点：第一，两次起义在土地政策的具体制定与实施上有所不同。

南昌起义第一次举起土地革命的旗帜，虽然起义部队对土地革命的纲领进行了多次讨论，并草拟《土地革命宣传大纲》，但由于战事吃紧，起义部队并没有解决好土地政策的问题：起义过程中，部队曾实行没收200亩以上大地主土地的政策，但由于中国大地主少、小地主多，单只没收大地主的土地，不能满足农民的要求，故农民戏称此政策为“耕者无其田”。

湖南省委在秋收起义过程中对土地问题进行了充分讨论，提出了比较符合实际情况的土地政策，“湖南省委认为现在的土地革命到了根本取消地租制度、推翻地主政权的时期，此时党对农民的政策，应当是贫农领导中农，拿住富农，推翻整个地主制度的土地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