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题报告1019最终

硕士论文开题答辩提纲三、问题的提出“华式房屋光线与通风均不合法，暑热熏蒸，蚊蝇群集，最易致病......复喜食恶劣之瓜果，生冷之蔬菜，不煮之饮料，晚间席地而卧，露腹睡眠，锅灶与吃饭器具肮脏”1，如果这还仅仅是外人对我族民众私人卫生的批评，那我们自己的人也认识到自己的问题，如晚清上海著名的乡贤李平书，光绪年间曾致力于上海自来水事业的建设，晚年曾在回忆录中写到，当时上海“城河淤塞，潮水秽浊，有害卫生”2。

呜呼哀哉者亦不乏有人，他在沪数载，疫疠时兴，悯医道之腐败，卫生之不讲，窃叹吾国医界有江河日下之势。

确如文献记载和国内外人士的评论，尽管传统上有不少关于养生的记载，但大多数国人无论是个人卫生还是公共环境卫生的观念都是很淡薄的，尽管目下农村地区生活水平提高，物质基础设施完善仍然没能阻止如上所述的垃圾围村，河水变黑，道路污秽等恶劣景象并随着现代生活方式的到来不卫生的现象有愈加惨烈之状，这绝对是广大农村地区的真实写照，笔者洁癖化的特点对这些深有体悟和龃龉。

和广大农村地区不同的是笔者此次调查的贵州黔东南六地因为开发旅游公私卫生情况有了极大的改观，各种原因或者机制绝对不是一句因为开发旅游所以要讲究卫生就能解释清楚的。

这些不俗表现引起了笔者的兴趣，并想一探究竟，尤其发现其中的隐匿机制并试图推广这种做法，以解各级文明委（办）之困。

四、文献综述本文虽然把乡村旅游作为关键词，但是它不是本文的落脚处，所以文献综述部门就不在设计关于乡村旅游的发展情况和发展乡村旅游的影响。

而把重点放在以往关于公共卫生和个人卫生的研究。

（1）公共卫生研究对于公共卫生的学理性研究主要是以近代中国公共卫生史研究为主，该研究发端于民国时期的医史学界和公共卫生学界，而成果也集中在以城市公共卫生领域。

李忠萍（2009,2）认为目前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常散见于相关城市史著作，的确不少城市史都对相关城市公共卫生基础设施的建设、公共卫生行政的发展、公共卫生法规制度的递嬗等作了概略性的勾勒,对这些城市公共卫生事业建设的不足和弊端也进行了总结。

其中美国学者史明正（1995,2）1先生在《走向近代化的北京城—城市建设与社会变革》第三章和第五章中,别具一格地选择污水排放系统的修整和现代供水系统的构建这两个视点,对清末和民国时期北京公共卫生事业缓慢且无实质性飞跃的发展历程进行了“政治学探讨”、经济学乃至技术层面的分析。

这种从城市史的整体视野出发,把城市公共卫生与城市政治、经济、社会融通起来进行探讨的方法,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另一名美国学者罗芙芸的博士论文《从保卫生命到保卫国家:天津公共卫生事业的出现(1859- 1953)》以及据此修纂而成的1转引自罗芙云著，向磊译：《卫生的现代性：中国通商口岸卫生与疾病的含义》，江苏人民出版社2 李平书著《且顽老人七十岁自叙》《卫生的现代性:中国通商口岸卫生与疾病的含义》一著也涉及这方面的内容①。

罗芙芸以“卫生”概念内涵的近代嬗变为切入点,通过水的供应、垃圾粪秽的处理、传染病的预防、卫生机构的设置和调整、卫生运动的开展等历史图像的串联,描述了从第二次鸦片战争到朝鲜战争近百年历史跨度中天津公共卫生的发展变迁,揭示了公共卫生制度作为一种现代化的理想和目标是如何被西方国家特别是日本移入天津城市空间,并为天津市政府和社会所接受和适应的历程,并从城市政治分裂的角度阐析了外国租界的存在既刺激了天津公共卫生建设又阻碍了天津公共卫生事业取得更大发展的历史事实。

何小莲则在通览的基础上（2003,2）在《论中国公共卫生事业近代化的滥觞》一文中,对19世纪末20世纪初上述中国大城市公共卫生事业的发展轨迹作了扫描性的述略,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了近代城市公共卫生事业举步维艰的原因。

另外程恺礼、罗苏文、朱德明、李达嘉、中岛知惠子、彭善民诸人分别构建了近代上海公共卫生发展史的研究体系。

程恺礼在《一片沼泽地:上海公共卫生起源, 1843-1893》①一书中以大量西文资料为依据,探讨了上海开埠后50年中,公共租界在工部局的领导下基本建成近代公共卫生体系的大体历程,充分肯定了英国医疗专家们在租界公共卫生建设上所起的作用以及西方文明对中国的影响。

该著被彭善民誉为“是研究上海公共卫生不可多得的奠基之作,为华界及1893年后上海的公共卫生研究打下了良好基础。

”②罗苏文在《上海传奇———文明嬗变的侧影(1553-1949)》③中选择“粪秽股与公厕”、“菜场的设立”、“牛痘疫苗”、“鼠疫查访风波”四个横剖面,简洁而生动地描绘了租界公共卫生体系的历史架构,高度赞扬了工部局卫生处作为“最早起步构筑公共卫生防线的前驱”④对上海公共卫生建设所起的作用。

同时,罗苏文也充分肯定了西方现代医学指导下的租界公共卫生制度对华界的影响。

朱德明在《近代上海租界卫生史略》⑤一文中则从卫生行政机构、医院、中西药制销业、卫生防疫和环境卫生五个方面对近代上海租界卫生史的发展作了概述,认为租界卫生事业为近代中国卫生医疗事业的发展提供了借鉴。

李达嘉在《公共卫生与城市变革———清末上海人生活文化的一个观察》⑥中，“试图从生活即文化的角度切入,以清末上海的公共卫生为题材,从饮水、街道清洁、疾疫的防治和医疗等方面,观察西方文化在上海社会传布的过程。

”⑦如果说上述论著主要侧重于对近代上海租界公共卫生史的探讨,并且程恺礼等还在很大程度上持西方中心论观点,认为近代上海公共卫生事业基本是租界示范和西方文明单向影响的结果的话,那么中岛知惠子和彭善民则着力于阐释20世纪上半叶整个上海公共卫生事业的发展与挫折,并且以中西内外交融互动的价值理性呈现了更为真实复杂的近代上海图像。

中岛知惠子在《上海的卫生、医药与民族(1900-1945)》⑧中分别考察了作为近代上海公共卫生事业物质基础之一的医药行业的发展,南京国民政府卫生计划下上海市卫生机构的设置及防疫活动,上海市卫生局二三十年代策动的卫生运动和沦陷时期日本军方和日伪政府在上海霍乱防治上采取的带有人身侵犯性质的强制性措施。

该著特别指出上海卫生局策动的卫生运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动员民众、启发民众觉醒的政治运动。

彭善民在《公共卫生与上海都市文明(1898-1949)》中遵循历史发展的自然时序,系统考察了近代上海(包括租界和华界)公共卫生事业发生、发展、困顿和重整的历程,并对近代上海公共卫生事业作出了客观公允的评判,认为它“既是都市化发展的产物,又是租界正向示范和反向刺激、政府和民众的民族意识觉醒、华洋冲突与合作等多方作用的结果。

”台湾政治大学周瑞坤的硕士论文《公共卫生与广州城市现代化(1901-1930’S)》探讨了近代广州公共卫生事业的发展变迁。

指出公共卫生建设也是形塑现代广州市民和现代广州城市政权的过程,揭示了它对广州城市现代化的重要意义。

除此之外还有周启明（2006）《论转型中的武汉公共卫生建设(1927-1937)》，林靖(2007)《近代厦门的公共卫生———以卫生检疫、粪污处理及自来水事业为中心》。

作为近代概念的公共卫生,其立足点在于国家卫生行政,即国家权力逐步介入公共卫生领域,成为担当公共卫生事务、服务公众健康的主导力量。

然而，实行国家卫生行政并不等于公共卫生事业不再需要社会力量的支持和推动，相反，社会力量的作用恰好能够弥补公共卫生行政的不足。

有研究者就指出，“进入民国以后,随着国家卫生‘制度化’进程的不断加深，国家在救疗防治疫病方面的作用明显加强。

但民间社会力量无论在临事性应对还是日常救疗方面仍发挥着重要作用。

”因此,近代城市公共卫生事业的发展绝离不开都市社会的积极响应和参与。

不过国家主导的公共卫生体系比起中国传统的卫生管理模式，其所具有的科学性和效用性是勿庸置疑的，它体现了人类文明的进步。

不过当这种发源于西方的公共卫生制度移入中国近代城市之时，它固然推动了中国城市管理现代化的步伐，促进了中国都市文明的发展。

然而，这种伴随西方列强炮舰而来的制度，从在租界实行起也毫无疑问被打上了深深的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烙印。

因此,研究近代城市公共卫生不可能不涉及租界公共卫生的殖民性问题。

综上我们不难发现，以往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各主要城市，如北京、上海、天津、汉口、厦门等大城市，鲜有对中小城市的研究更别说对农村地区的公共卫生事业和制度的研究。

并且这些研究是以帝国列强在华侵略为背景被认为是近代卫生事业现代化的逻辑起点，或者说这些地区的卫生事业是在列强的坚船利炮下进行制度移植的。

尽管我们可以不讨论卫生事业的来历，但是我们不难发现这些研究主要是以近代化和都市史的脉络进行，而没有在现在的形势下对卫生事业进行社会学方面的研究，这也成为本文研究要填补的两项空白，即现在农村的公共卫生事业在现代社区建设大潮下。

（3）私人卫生观念或行为研究关于农村卫生研究方面有相当一部分文献描述了农村卫生的现状，比如，吴同俊在《安徽省农村卫生现状》中从村内道路、卫生制度、保洁员、厕所改造、垃圾污水处理等方面描述了他所调查的农村卫生状况，得出农村卫生状况变差但是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地区之间存在较大差异的结论。

而另外关于农村卫生现状的研究多从饮用水、厕所使用改造入手。

钟格梅等在《广西农村饮用水与环境卫生现状调查》中重点描述了各地的水质特点与细菌含量，提出这些因素严重影响了农村居民的健康。

史业方等在《景德镇市农村人口卫生行为调查及对策》中把卫生行为习惯界定为：不吸烟；不过量饮酒；早晚刷牙；饭前便后洗手；瓜果洗净吃；食品有隔蝇隔蚊设置；毛巾分用；按政策做计划生育手术；对小孩按时预防接种；遇到电击、中暑等意外伤害时知道怎样进行急救；饮用消毒过的水或地下水；使用卫生厕所；牲畜栏圈和居住房隔开；经常灭鼠；打农药时带口罩等方面。

通过问卷调查得出农民卫生行为习惯较差，并呼吁大力开展农民健康教育活动，要与提高农民经济收入和文化水平有机地结合起来。

李英娥等人从定期体检、勤剪指甲、工作服勤洗换、随时清扫毛屑、修面时戴口罩等方面描述了美发行业从业人员的卫生行为状况，并从业须持、患何种疾病不能从业、用具要求、剃刀要求、患头皮癣用具要求、染发前须皮试、理发修面着装、毛巾与座椅比例要求等方面考察了从业人员的卫生知识，最后发现从业人员存在“知而不行”的情况。

李岩在其硕士论文中以长春市南关区卫生监督所辖区内不同规模、经营性质的部分餐饮单位内持有效的健康检查和卫生知识培训合格证明的从业人员为研究对象，对其卫生知识态度和行为进行先观察后查访，结果显示餐饮从业人员卫生知识与其态度和行为的脱节现象。

齐艳波在《山东省农村女性居民个人卫生习惯的调查》中从毛巾换洗混用、洗脚鹏混用、茶杯混用、随地吐痰等考察了农村女性的卫生习惯，得出该省农村女性居民对随地吐痰行为的危害有较高认识,只有很少一部分的高龄女性还认为这是很正常的。

但是仍然有一部分人的认识只停留在口头上,并未行动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