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明威

海明威出生于奥克帕克，他在瓦隆湖接受了洗礼仪式。海明威的童年时光大多在瓦隆湖的农舍中度过，小时候喜欢读图画书和动物漫画，听各类型的故事。喜欢模仿不同的人物，对缝纫等家事亦很感兴趣。海明威的母亲希望自己的儿子能在音乐上有所发展，但海明威却承袭了父亲的兴趣，如打猎、钓鱼、在森林和湖泊中露营等。因此从小在瓦隆湖的农舍中度过的海明威，很热爱大自然。[7]

1913年到1917年间，接受高中教育的海明威，学业、体育上成绩优越，在英语方面天赋突出。在初中时，为两个文学报社撰写文章的他有了首次的写作经验。升上高中后，他更成为了学报的编辑。有时他会使用“Ring Lardner Jr.”这笔名写作，以纪念他心目中的文学英雄拉德纳（Ring Lardner）。高中毕业之后，拒绝入读大学的海明威，以18岁之龄到了在美国举足轻重的《堪城星报》（Kansas City Star）当记者，正式开始了他的写作生涯。在《堪城星报》工作了6个月的过程中，海明威受到了良好的训练。

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海明威后来，海明威不顾父亲的反对，辞掉了记者一职，尝试加入美国军事以观察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斗情况。“当我参加上一次的大战时，我是一个可怕的笨蛋，”海明威于1942年说，“我记得我只是认为我们是主队，而奥国是客队。”海明威是条典型的美国硬汉，英国萨塞克斯大学的奋德教授曾说：“他身材结实、宽肩膀、头形端正、有深棕色的头发和小胡子。”本来，海明威的身材这么好，应能入伍，但却由于他的视力有缺陷而导致身体检查不及格，后来只被调到红十字会救伤队。前往意大利前线途中，他在德国炮火轰炸之下的巴黎逗留。他并没有在安全的旅馆停留下来，反而尽量接近战场。海明威很兴奋，形容自己当时“好像是被派赴一个特别的任务来写这一年最伟大的故事”。他与朋友泰德·布鲁姆贝克租了一辆出租车，希望能看到一两个新弹坑。泰德写道：“我们一听到炮弹爆炸，我们的车子就尽快驱往爆炸声的地方去……但是我们一离开那儿又听到市内远处另一声爆炸。”

到达意大利前线之后，海明威目睹了战争的残酷。在他到达那里的第一天，米兰附近的一座弹药库爆炸。海明威给星报写道：“这一座弹药库的爆炸是我生平第一次接受火的洗礼。我们把伤患带进来，跟在堪萨斯综合医院的情形一样。”海明威受命搜索附近田野里因爆炸而抛落下来的尸体，带到一个临时停尸场，他发现他们找到的女尸多于男尸。那一次看到的情况令海明威极为震惊。

在治疗期间的海明威（1918年，米兰）之后他遇到的士兵并没有减轻他的惊恐。在一次关于战场上死亡情形的讨论，埃里克·道尔曼-史密斯引用了莎士比亚的一句名言，那是海明威从未听过的。他很喜欢这句名言，于是要求埃里克把那句话写在一张纸条上，后来他又把它背诵下来。那句话是出自“亨利四世”一剧的第二部分：“真的，我并不在意死亡；人只能死一次；我们都欠上帝一次死亡……随便怎么个死法，今年死明年死都一样。”[3][4][5] 他这种对死亡的看法从他写给他父母的一封信中可见。“死亡是件非常简单的事，”他在信中这样写道。

1918年7月8日，海明威在输送补给品时受伤，结束了他的救护车司机的工作。他当时在奥地利的堑壕被迫击炮弹击中，在他的腿遗下了弹片，再被扫射中的机关枪射中。尽管自身负伤，他仍把一名意大利伤兵拖到安全地带，后来意大利政府授予他银制勇敢勋章（medaglia d'argento）。

海明威在米兰一个美国红十字会的医院工作。由于没有什么娱乐，他常常以读报和喝酒消磨时间。在这里，他结识了来自美国首都华盛顿的修女安格妮·库洛斯基（Agnes von Kurowsky），她比海明威足足大了6岁。海明威爱上了她，但海明威后来返回美国，他们的关系就这样终止了；安格妮并没有跟海明威返美，而是与一名意大利军官缠绵。这件事的记忆在海明威的心中一直挥之不去，并成为了他早期小说《永别了，武器》的创作灵感。后来，海明威更把自己当作小说中的主人公，缪称自己取得意大利军队的中尉军衔，并且参加过三次战斗。

[编辑] 处女作与其他早期作品战争结束之后，海明威回到奥克帕克。由于禁酒令的关系，1920年，他迁往安大略省多伦多的巴瑟斯特街（Bathurst Street）1599号的一所公寓居住。在那里居住期间，他在《多伦多星报》找到了一份工作。他在那里是一名自由作家、记者和海外特派员。海明威在那里结识了星报记者莫利·卡拉汉（Morley Callaghan），两人成为好朋友。卡拉汉在那里刚开始写短篇故事；他把这些短篇故事给海明威看，而海明威对这些作品赞不绝口。后来他们在巴黎得以再度重聚。

欧内斯特与哈德莉（1922年）1920至1921年的短短一年间，海明威在芝加哥北部附近居住，并为一所小报社工作。1921年，海明威娶了他的第一任妻子——哈德莉·理察逊（Hadley Richardson）。在同年的9月，他迁到了芝加哥北部的迪尔伯恩北街1239号的一所狭窄的三层公寓居住。那建筑物现在仍在原处，而在这公寓前面则是一个有“海明威之家”（the Hemingway Apartment）字样的匾子。哈德莉认为这公寓太昏暗和过于消沈，在1921年12月，海明威一家迁出了国外，再没有再回到那里居住。

“丁香园”（La Closerie des Lilas）咖啡馆（1909年），海明威在此地完成《太阳照样升起》的大部分章节他们听了舍伍德·安德森的劝告，在巴黎安顿了下来，在这里，海明威给星报进行关于希土战争（1919年－1922年）的采访。在海明威回到巴黎之后，安德森为他写了一封介绍信给格楚特斯坦。她成了海明威的良师益友，引导了海明威参与“巴黎现代主义运动”（Parisian Modern Movement），然后到蒙巴拿斯区（Montparnasse Quarter）；这成为了美国移民“迷失的一代”之始，由海明威的小说《太阳照样升起》和《流动的飨xiǎng 宴》的题词带动。另一个对海明威影响深远的人是意象派的创立者艾兹拉·庞德。

海明威的处女作《三个故事和十首诗》（1923年），由罗伯特·麦卡蒙（Robert McAlmon）在巴黎出版。同年，他们一家回到多伦多短暂逗留，就在那时，海明威的第一个儿子出生，取名约翰，并请格楚特斯坦当约翰的教母。由于要支持整个家庭的开支，海明威逐渐变得忙碌，并开始对多伦多星报的工作感到沉闷，遂于1924年1月1日辞去了这份工作。海明威为星报撰写的作品大多后来大多出版于1985年的《Dateline: Toronto》。

海明威在其短篇故事系列《在我们的时代里》（1925年）出版时才初登美国文坛。对于海明威来说，这部作品极为重要，它一再显示简洁的写作风格亦可为文坛所接受。

1925年4月，在《了不起的盖茨比》出版两星期后，海明威在丁哥酒吧（Dingo Bar）遇见了《了不起的盖茨比》的作者佛兰西斯·史考特·基·费兹杰罗。相识之初，两人是很要好的朋友，常常对说共饮，彼此分享写作心得、交换手稿，费兹杰罗也表示希望海明威能在文坛上有更大的成就，但后来他们的关系逐渐冷却，更开始明争暗斗。费兹杰罗的妻子洁儿达（Zelda Fitzgerald）打从一开始就不喜欢海明威。她更曾公开形容海明威为“假货”和“骗子”，并声称他看来很有大男子气概，其实也只是外表而已。她开始无理地指海明威为同性恋者，并谴责她丈夫与海明威一起参与社交活动。

海明威－费孚之家，建于1927年海明威第一部成功的小说是《太阳照样升起》（1926年），是他在最喜爱的咖啡馆“丁香园”用6个星期完成的，是部半自传体的小说。这小说十分成功，广受好评，其创作灵感是在读过费兹杰罗《了不起的盖茨比》的手稿之后萌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