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年间钦州事件与中越关系

万历年间钦州事件与中越关系牛军凯在研究中越关系史时，学术界常将古代中越关系称为宗藩关系。

藩即藩篱，意在安边。

那么安边的意识和目标是否能在中越关系中得到体现呢?究竟体现为一种什么样的状况呢?在学术史上，已有的关于中越边境安全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国关于边界问题的交涉。

我们希望通过对边境局势的研究来回答这些问题。

明朝末年，．钦州事件是对中越关系的一次考验，体现了双方在边境安全上的真正政策。

一、明末安南扰边活动与中越关系在中国历史上，尤其明清时期，一直没有把周邻国家作为自己的竞争对手，【1]但是并不否认自己的周边国家对边境没有威胁。

明代中后期，倭寇对东南沿海的骚扰，日本对朝鲜的侵略，都给中国的边境安全、社会稳定造成了重大影响。

日本对明朝的骚扰，既有中央政府的行动(对朝鲜的侵略)，也有非中央政府的行动。

明清时期的安南，虽然没有日本那么强悍，明清也从不把安南当成潜在的威胁，但是在中越边境地区，也免不了存在许多不安定因素，也发生了多次安南扰边之事。

与日本不同的是，安南的扰边活动基本上与其中央政府无关，因此中国政府经常会要求安南各政权帮助清剿，安南政权做出什么反应呢?明末清初时期，中国对安南采取双重承认政策，对黎莫双方均承认其贡臣地位：这种政策的建立是基于安南国内的政治现实，即黎郑势力虽然已掌握了实权，但莫氏仍有相当的政治实力。

在当时扰边的安南各集团中，有的属于黎郑势力，有的则属于莫氏集团，还有一些既不受后黎约束，也不听从莫氏控制的“不黎不莫”者。

附属于黎朝势力的扰边活动有，历二十九年(1601)，安南禄平州土司韦达礼侵犯广西思陵土州，攻打土官韦绍曾，执去印信及人I：1，广西官员遣人诘责，达礼将人口印信一69—海交史研究2004年第2期送回。

两广官员又令郑主郑松将其解献正罪。

万历三十五年，安南侵扰龙门钦州。

侵扰钦州的安南夷贼，在花封县有扶安侯等，在观澜村则有企阳伯等，在涂山则有扶忠伯等，“原属残莫徒党，近已附黎维新”，其中以扶安侯集团最大，明朝在派军队进行征剿的同时。

，也让黎郑政权共同清剿。

万历四十四年(1616)，又有安南禄州夷贼攻打上思州，督抚“严檄切责黎维新约束诸酋”。

在禄州扰边势力中，何悖“犯顺二十余年，思明南太二府州县土司，无岁不被焚劫侵夺”【2]何悖不仅侵犯中国边境，也与黎郑政权合作帮助捉拿过侵扰明朝的其它安南势力。

侵扰中国边境的有不少是莫氏势力。

万历三十五年三十六年，侵扰龙门钦州的安南势力，大部分已向黎郑集团投降。

但在万宁州的翁富，“改名武永祯”，“属莫夷残党”，这是当时劫略钦州的最主要势力。

【3]万历四十三年(1615)，谅山七源州莫敬琳手下的谢文安、谭代等侵扰广西边境，广西官员要求黎莫双方共同约束，擒拿贼犯。

【4】崇祯二年(1629)，莫敬宽手下参督奋义等，侵扰广西上勾地方。

同年，莫氏莫敬卯集团中的“大省该底等，统夷三百五十余名，于五月二十五日突劫贴浪都五甲上扶隆乡村，掠去大小男妇五十余名口，沙水牛二百余只，猪羊衣物一空”，地方官遣员令其送还劫掠物品。

[5]万历年间，安南“贼夷翁朝禄，与其弟兴、晓，不黎不莫，窃据东海府等地方，时出抄掠”，时值安南黎莫相争，明朝遣军征剿，擒得朝禄和翁兴之妻，翁兴翁晓逃遁至江坪，仍常侵扰内地。

【6]清朝初年，常有安南海盗袭扰广东沿海，1690年，黎朝曾捉拿侵劫中国沿海的安广海盗献给清朝。

L7J明末清初安南各种势力侵扰中国边境的事件，基本上属于两种类型：一类是以劫掠财物为目标；一类是因为与中国边境土司或地方势力有矛盾而进行报复活动，基本上没有以扩张土地为目标的侵略活动。

前一类型的如莫敬琳集团、何悖、翁朝禄等，而影响较大的都属于第二种类型。

如韦达礼事件的起因是：思明土官黄应雷懦弱，其手下陆佑“倒持事权”，佑与达礼“交易牛货，达礼还货牵牛，佑固执不与，致达礼谋掳牛抵偿，延及思陵”，明朝官员认为，“思陵之祸，佑实召之”。

【8]又如万历三十五、三十六年翁富等侵扰钦州之事：先是万历三十三年，原莫氏残党后附黎郑势力的企杨伯裴用等，驾船载货来钦州买卖，被李游击执留，“以是怀恨，欲来报仇”，致使有三十五年底三十六年初两犯钦州，实际上翁富等人的劫掠兼有以上两种类型的性质。

钦州受侵时，明朝地方军队进行激烈抵抗。

万历三十五年十二月贼军进入钦州时，“贼多兵少，众寡不敌，百户吕朝炯狂走，吏目裘燃然被获，随释，学正李嘉谕骂贼而死”。

三十六年正月，夷贼再犯钦州时，百户孔榕，巡海中军把总祝国泰，哨官朱子连皆战死。

【9】安南袭扰钦州一事，在明朝引起极大反响。

万历三十六年三月，总督戴耀将此事上报，六月，中央政府下令戴耀停职待罪。

【10】这些侵扰事件，虽不以侵占土地为目的。

也不对中国边境构成重大威胁，但一样影响边疆地区的稳定，明清政府不能坐视不管。

但是，因为侵扰边境者并不以扩张土地为目的，因此战事结束之后，入侵者又逃回安南境内，要捉拿贼首，剿平贼犯，必须进入安南境内，这势必带来其他一些问题，正如当时两广总督戴耀所说，“臣虽不敢擅于用兵，而兴师外国，事颇重大，殊未敢易言。

”(i i J戴氏之后的总督周嘉谟也说：“勤师远域，动费不赀，大举谈一70—万历年间钦州事件与中越关系何容易099(12]既然军队进入安南境内擒贼有很多麻烦，明朝政府采取了令安南各政权帮助征剿贼犯的策略，面对天朝的要求，安南政权又有什么反应呢?安南各政权对天朝的要求基本持合作的态度。

如韦达礼犯广西后，万历三十年，明朝檄该国郑松擒捕达礼正罪，万历三十三年，再次命郑松“必擒达礼解献正罪”，后郑松“授意夷目韦德，于三十三年十月，刺死韦达礼，函首以献”。

【13J万历三十五、三十六年翁富等侵犹饮州后，明朝“檄黎维新督郑松擒罪”，不久，黎郑政权“擒获大贼首扶安、企杨、扶忠三名。

并原劫财物解献”；又有禄州夷官韦德庆等，擒拿“扶安养子阮真、陈光辉、裴仲淹等大贼首四名，小贼二十六名，原搜获原劫钦州赃物，解到正法”。

【14]莫敬琳手下谢文安等常年骚扰广西南太一带，万历四十五年督胜等莫兵又犯思明州，地方官员认为必须清除此集团，“复念勤师远域，动费不赀，谈何容易”。

于是总督周嘉谟等“严行传檄，切责黎维新莫敬宽，擒献首恶赎罪”，黎郑势力责令地方势力何悖擒解扶隆、禄山、文遣、长林、韦文才等，莫敬宽势力则斩获该堆，“献朝监，杀级就焚”，并擒拿西川勇、文迪严、敌林岭等。

【1s]对此明朝认为，“黎维新、莫敬宽，遵奉宪檄，厉兵秣马，不数阅月即擒诸囚来献，已见恭顺。

”地方官还建议中央政府奖励黎莫两方。

【16】明朝不仅利用黎朝和莫氏高平政权帮助剿贼，有时还利用安南地方的一方土司势力对付另一方土司势力。

如天启年间，何悖屡犯上思州。

明朝一方面传檄黎郑政权，一方面又“督道将用间谍图之”。

天启四年，安南禄州土司韦德成母妹、八大头目万派，密计买散党与何悖亲卒，哄何悖骑象，欲以鸟铳打死，何不肯骑，此计不成。

万派又托心腹之人，引诱何悖!带妾婢游江捕鱼，万派手下朝岭、朝牙将何悖推下水杀之，将尸首献明官。

[1刀即使到了清朝时期，对于天朝要求共同剿抚之事、安南的政权也比较合作。

如康熙年闻，安广海贼方云龙、辛恩宠，据万宁潭，常袭扰中国边境龙门等地，清朝龙门总兵叶胜(升)，发书请黎郑政权会剿，后黎遣郑楦率师剿贼，擒得辛恩宠及其手下200余人，解送给清军。

[1鲫从表面上看，安南对待明清共同剿抚的要求持合作的态度，但多数时间内j安南方面并没有尽心尽力。

如韦达礼侵扰边界后，万历三十年，明朝传檄郑松擒捕达礼，未见黎郑有什么行动。

万历三十三年，明朝又传檄郑松擒捕韦达礼，当时正值后黎方面因黎维潭去世，维新继位，要求换领新印，明朝提出黎郑必须擒解韦达礼，“方许袭封颁印，否则闭关拒绝”，“该国慑威”，才命人刺杀韦达礼以献。

【19]明军与后黎共同剿抚侵犯钦州之贼时，“及我兵至，彼方有水兵数十船到于海上，但未见有擒献功次，恐是虚应故事，庇护其党”。

C203虽然黎郑擒献扶安等三贼，并不表明其恭顺，广东巡按李应魁说，“据黎维新解贼首扶安等三名，实非因谕而解者，是时钦州劫后，黎所遣贡使未回，恐留质其人，故擒献此三贼，比贡黎出关，即檄兵而不来，兵来而不剿”，【21】道出了黎郑在剿贼行动上的真正表现。

高平政权方面也如此，万历四十三年，黎莫共同剿抚莫敬琳集团时，奠敬宽势力虽曾擒献不少贼党，但对于属于奠氏族人的莫敬琳，却始终是“见擒未获”，C223反映了高平政权也没有尽心尽力。

那么，对于天朝上国的要求，黎莫政权为什么会以敷衍的态度来应对呢?第一，明清之际，安南国内的政局也是相当混乱，从大的面看，有黎郑、阮主、奠氏三大封建集一7】一海交史研究2004年第2期团。

三个政权之下，尤其北方地区，存在不少半割据性的势力。

黎朝中兴名不副实，“郑松僭持国事，不能节制夷众”，(23)不少地方势力“虽名藩附，外实羁縻”，“久而因之，遂成李唐藩镇之渐”。

[刎对于莫氏残余势力，后黎大多是“稍事招抚”，并不能实际控制。

以高平『政权为中心的莫氏政权，其内部也是四分五裂。

所以，对予经常侵扰中国边境地区的各种势力，安南黎郑政权、莫氏政权都很难有效控制。

如果为了明朝的利益去剿灭他们，势必要大举兴兵，这并不符合割据政权的利益需求，因为对于安南几个政权来讲，关系到他们生死存亡的关键是郑阮之争和黎莫之争；第二，侵扰中国的各种势力，有的依附黎朝。

有的依附莫氏，黎莫政权必会尽力保护和庇护自己的势力。

当时总督戴耀就认为，黎郑政权的敷衍态度“恐是虚应故事，庇护其党”，指出了问题的实质；第三，我们还应该明确的是，在各种侵扰活动中，有不少是因为安南各势力集团与中国土司和地方官员的矛盾而导致的报复行为。

而这些矛盾产生的过程，有些应该归咎于中国土司和地方官员的个人行为。

若此，安南各政权对于中国的要求岂能没有自己的想法和认识，或许在他们看来。

天朝的要求是蛮横和无礼的，因为最初的责任并不在安南一方。

二、钦州事件及中越各方的对策明末清初中国政府所关注的安南扰边活动中，万历三十五年(1607)底三十六年初安南贼人两次袭扰钦州无疑是其中影响最大的事件。

事件的背景和起因：安南北部莫黎政权更迭后，莫氏仍苟延残喘。

在明朝予万历二十六年(1598)处理完黎莫纷争，将莫氏的主要势力安插到高平以后，虽有不少莫朝的拥护者逐步聚集到了高平，但各地仍有不少莫氏残余势力。

大部分倾向于莫氏的势力聚集在中越边界和安南沿海，不愿归附中兴名不副实的黎朝。

如钦州边境对面的“万宁一带，尽是莫余残党”。

[矧这些武装集团和势力，即使有的名义上归属了后黎政权，实际上并不听从黎郑势力的指挥；而名义上属于莫朝的集团，高平政权也很难约束他们。

为了本集团的生存，各个集团纷纷对其所在地区及其周边进行掠夺，常常在中越边境制造事端。

钦州地区既处于中越陆地边境的东端，又是离安南最近的海港地区，可以通过水陆两种方式方便地与越南交往，这一地理上的特征使该地区在明末成了莫氏残余势力袭扰最频繁的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