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年间钦州事件与中越关系
论1969—1972年中国对越南政策的转变
论1969—1972年中国对越南政策的转变1969年至1972年是中国对越南政策发生转变的重要时期。
在这期间，中国对越南政策由支持越南全面抗战美帝国主义的立场逐渐演变为对越南进行警告和威胁，并最终停止对越南提供支持。
这一期间的政策变化对中国和越南的关系以及整个东南亚地区的局势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本文将对这一时期中国对越南政策的转变进行全面的分析。
1969年，中国与越南在对待美国的问题上仍然保持了一致的立场。
中国一直支持越南全面抗战美帝国主义，提供了大量的军事援助，并积极参与了越南抗美援越的工作。
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对越南的支持逐渐出现了变化。
一方面，越南在对付美国的也与中国爆发了边境冲突。
对越南实施支持是出于中国对美国的敌对态度，但在越南与中国对峙的时刻，中国与越南的关系开始出现了裂痕。
越南不再如以往那样强烈依赖中国的支持，转而向苏联寻求帮助。
这使得中国认为越南对中国的依赖有所减弱，于是逐渐减少了对越南的援助。
中国在国际关系上也出现了很多新的问题，比如与美国关系的改善以及对苏联的警惕。
随着与美国的接触，中国开始转移了在越南的注意力，逐渐认识到越南在东南亚地区的影响力不是完全符合中国的利益。
中国开始对越南采取了警告和威胁的立场，以遏制越南在东南亚的扩张。
此时的中国已经不再将越南的利益视为自己的利益，而是更多地考虑了自己在东南亚的地缘政治地位。
1972年，中国对越南的政策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中国停止对越南提供援助。
中国甚至通过向菲律宾提供武器和军事援助来支持菲律宾对付越南。
中国对越南的立场从全力支持改变成了对越南进行威胁和制裁。
这一转变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中国与越南之间的关系，也改变了东南亚地区的整体局势。
中国的立场转变使得越南在东南亚地区的立场变得更加孤立，也使得越南与苏联的联系更加紧密。
越南因此更加依赖苏联，中国则变成了越南的敌人。
中国对越南政策的转变也加剧了东南亚地区的紧张局势，使得整个地区的稳定受到了影响。
中法越南关系始末
《中法越南关系始末》总结一、内容提要本文以《中法越南关系始末》为主要资料，通过分析中、法、越在中法越南战争中的表现以及前后的关系变化，力争客观的看待这段历史。
同时希望能给今人以启示。
二、《中法越南关系始末》作者简介《中法越南关系始末》的作者邵循正先生是我们清华大学的史学者。
邵循正（1909―1973），字心恒，福建福州人。
1930年毕业于清华大学政治学系，同年入清华大学研究院专攻中国近代史。
1934年赴欧洲留学，先后在法国巴黎法兰西学院、德国柏林大学研究蒙古史。
1936年回国，曾先后在清华大学、西南联合大学任教。
1945年，应聘为英国牛津大学访问教授。
1946年回国，任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
1949年后，先后任清华大学历史系主任、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
主持编辑了《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的《中法战争》、《中日战争》，著作主要有《中法越南关系始末》、《邵循正历史论文集》等。
三、《中法越南关系始末》简介《中法越南关系始末》是邵循正先生的1933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研究院历史系时的毕业论文。
邵循正先生能够熟练掌握法文的优势在编写此书时得到了极大的发挥。
《中法越南关系始末》广泛的引用中法史料，深刻的分析了中法越三国在越南的博弈。
同时，《中法越南关系始末》也是第一部中国人自己写出的中外关系史，它的写成也结束了自19世纪以来中外关系史为西方学者所垄断的局面。
四、正文第一部分中法越南战争之前的中法越近代欧洲人与越南的最早接触是欧洲传教士赴远东传教。
当中葡萄牙最早派传教士赴安南传教，法人最早于万历年间传教至此。
后远东贸易被葡萄牙、荷兰、英国三国把持。
法国作为后起之国，一面与三国避免正面冲突，一面谋求向越南传教通商。
越南对传教极其反感，而对通商尚可；葡英荷三国对通商高度警觉，传教尚可。
法国势力在其中苦苦挣扎，缓慢维系，艰苦自不必说。
最终法国势力在越南终趋稳定，为越南成为法国殖民地打下了基础。
1787年，法国利用越南内战，以助广南王复国之名，武力协助越南复国，双方签订草约，法独得在越通商权等，收获丰硕。
中越历史渊源
中越历史渊源越南，是中国南方的邻国。
历史上，随着秦始皇统一中国设置交趾郡，越南这片土地就和中国结下了不解之缘。
在历史上，越南地区一直作为中国的郡县归属在中国行政区划中。
随着五代十国末年越南王朝从中国南汉独立，以及宋朝收复安南失败后，越南正式成为被中国政府承认的独立藩属国。
近代以来，越南沦为法国殖民者的殖民地，中国沦为半殖民地，两国命运相关，作为一衣带水的邻国，唇齿相依情同手足。
越共老一批革命者都有在中国战斗的经历，中越两国共产党在各自的民族独立解放斗争中结下了深厚的战斗友谊。
越南领袖胡志明主席曾在广东参加过中国的大革命。
1951年印度支那共产党召开二大改名为越南劳动党时，将毛泽东思想作为指导思想写入党章。
而两军历史上更产生了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和越南人民军双料少将洪水（阮山）。
同为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苏联老大哥一直是中越两国所仰仗的对象。
而在越南抗法抗美期间，中国则也是越南仰仗的对象。
随着中苏交恶，越南在对华对苏关系上逐渐开始棘手。
而中美在1972年的接触也让尚未结束抗美斗争的越南感到不安。
对于奉行实用主义的越南，在国家尚未统一之时，和中国、苏联的关系面子上都要维持。
1975年越南统一，越南开始决定与苏联发展更为亲密的外交关系——因为苏联比中国强大。
越南党中央亲华派如长征、武元甲逐渐靠边站，不再重用，党章里的毛泽东思想也被取消。
在国内开始疯狂排华，打压华侨的正常生活，导致大量越南华侨返回中国。
在中越边境则挑起武装冲突，派遣武装人员越界进行侵扰，打伤边民，推倒界碑，蚕食边境，制造了浦念岭、庭毫山等事件。
随着中国与美国恢复外交接触，中越两国的关系则开始变得严峻了。
对越自卫反击战，又称越战争，是指1979年2月17日－1979年3月16日中国越南两国在越南北部边境爆发的战争。
广义的中越战争，是指从1979年到1989年近十年间的中越边境军事冲突。
包括1979年中越边境自卫还击作战，1981年中国收复扣林山、法卡山之战，1984年收复老山、者阴山、八里河东山之战，对越拔点作战，两山轮战，对越坚守防御作战等。
中越百年恩仇录之一
中越百年恩仇录之一——失去的属国题记:中国与越南山川相连，唇齿相依，自古以来关系密切。
两国经历过同志加兄弟的美好时光，也经历过反目成仇的岁月，如今，中越关系虽早已走上正常化，但争端和摩擦不断，兄弟之情难再，网上关于越南的信息不少，但缺乏系统性，不才特地搜集资料，编辑成文<中越百年恩仇录>，向大家再现中越百年的恩怨情仇。
越南古称交趾、交州、安南，中国宋以前历代王朝均设郡府管辖。
五代后晋时，归南汉政权管辖的交州发生变乱，爱州（今越南清化）牙将吴权出兵讨平，公元938年，吴权在海门镇设伏邀击，打败南汉静海军节度使刘弘操，自立为王，这是安南独立的滥觞。
元末战乱时，安南趁机从中国版图脱幅，一度发兵攻入思明路永平寨，超越元代定界铜柱二百余里，霸占丘温、如嶅、庆远、渊、脱等五县。
洪武年间，明太祖朱元璋曾晓谕安南陈朝国王陈日焜，令将五县之地返还思明土司，但陈朝此时由国相黎季犛掌权，他胁迫国王陈日焜，称兵拒命。
朱元璋以战争方息，重在安抚，不愿再起干戈，于是置之不理，安南从此处于半独立状态。
1407 年中国明朝出兵灭胡。
在越南广置府县。
越南又归入中国统治。
越南18世纪前，越南官方文字采用汉字及越南根据汉字创造的喃字。
越南历史记载一律采用汉字，越南以奉中国做宗主国为荣，尤其是公元1454年中国明朝皇帝正式册封黎仁宗安南国王后，历代新君执政，只有得到中国政府的册封才能算是正统。
作为中国的藩篱，越南统治者对中国称安南国王，而对内则自称大越皇帝。
19世纪法国天主教势侵入越南。
英法对华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法国开始武力侵占越南南部(南圻，西方人称为交砃支那)，使越南南部六省沦为法国殖民地。
接着就由西贡出发探测沿湄公河通往中国的航路，在发现湄公河的上游澜沧江不适于航行后，即转向越南北部(北圻，西方人称为东京)，企图利用红河作为入侵中国云南的信道。
1873年11月(同治十二年十月)，法国派安邺率军百余人侵袭并攻陷河内及其附近各地。
大清国钦州界碑的历史故事
大清国钦州界碑的历史故事
大清国钦州界碑的历史故事与中法战争及其后的边界确定密切相关。
在1883年的中法战争中，钦州地区成为了抗法前线，经历了战火的洗礼。
战争结束后，为了明确中越边界，清朝政府设立了九块界碑，其中就包括钦州界碑。
这些界碑的设立不仅见证了中国人民抗击外敌的英勇历史，也成为了中越边界的重要标志。
具体到钦州界碑，它位于中国大陆海岸线与陆地边界线的交汇点，是由清光绪十六年（公元1890年）所立的第一块界碑，因此也被称为“大清国一号界碑”。
这块界碑历尽沧桑，屹立不倒，显示了中国领土的神圣不可侵犯。
从竹山的北仑河口至峒中的北岗隘，长200多公里的边界线上，共立有1至33号界碑，钦州界碑是其中的起始点。
大清国钦州界碑不仅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标记，也是中华民族辉煌历史和荣辱的见证。
它承载着广西地区的历史变迁，是我们珍贵的文化遗产，对于传承历史、弘扬文化具有重要的意义。
中越边界历史
中越边界历史中越边界历史中越边界问题的由来和现状越南自秦朝并入中国版图以后，一直由中国直接治理长达１０００多年。
根据《后汉书》记载“汉伏波将军马援南征交趾，于交州日南郡（郡所位于今越南广治省广治河与甘露河合流处）象林（位于今越南广南省维川南茶桥一带）立南铜柱，为汉之南疆”。
一．宋朝到清朝中期中越边界的变迁安南自宋朝从中国独立以来，与中国的边界曾经几度变动。
１．宋朝广西广源州的丢失广源州（今越南高平省广渊）原为北宋的羁縻州，当地土酋侬智高（此人是壮族的祖先，也是越南侬族、岱依族的祖先，越南总书记侬德孟也自称是此人的子孙）不满安南的侵夺而叛乱，并请求宋朝帮助；宋朝不允，侬智高复叛宋，后被宋朝派狄青率军平定。
安南李公蕴向宋朝皇帝提出了广源（今越南高平省）、勿阳峒（广西那坡县）、勿恶峒（广西靖西县）等一大片领土的要求，这些土地都是侬智高管辖。
宋朝以广源（今越南高平省广渊）偏远难守，将广源州赐予安南；而坚持保留勿阳峒、勿恶峒地区为中国所有，并改名为顺安州、归化州。
宋神宗给安南李仁宗敕书曰“勿阳、勿恶二峒已降指挥（宋军），以庚俭、丘矩、叫岳、通旷、庚巖、顿利、多仁、勾难八××为界，其界外保乐（今越南保乐县）、练、绵、丁、放、近六界、宿、桑二峒，并赐卿主领”２．明初安南北侵元末明初，安南乘中国内乱之机，越过广西边界二百余里，于明洪武二十年，占领禄州（今越南禄平县）和西平州（今越南谅山）和永平寨，侵占元朝思明府之丘温（越南温州）、如嶅（越南禄平县大部）、庆远（越南恬霞县）、渊（越南同登县）、脱（越南脱浪县）五县，将国界从现越南谅山西南的鬼门关推进到今天的镇南关（友谊关）附近。
明永乐年间，明朝曾在安南恢复中国的直接治理。
但是，由于安南不断叛乱，明军被迫撤出安南。
安南趁中国从越南撤军，占领中国云南的宁远州（今越南莱州及其莱州以北地区）。
马援将军平定安南“二征”叛乱时，命令部将马留人黄氏子孙为钦州八峒峒长，为汉世守边疆。
中越历史上最具有争议的战争 宋越熙宁之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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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宋越熙宁战争，是宋神宗熙宁年间发生在中国宋朝(北宋)和越南李朝之间的一场战争。
至今这场战争还没有准确的叫法。
中国学者郭振铎、张笑梅所
宋越熙宁战争，是宋神宗熙宁年间发生在中国宋朝(北宋)和越南李朝之间的一场战争。
至今这场战争还没有准确的叫法。
中国学者郭振铎、张笑梅所着的《越南通史》中，称这场战争为“11世纪末中越之战”。
也有单独称呼两场战役“邕州之战”、“富良江之战”的。
相对于980年宋朝第一次出兵交趾，在越南此役被称为“第二次抗宋战争”。
关于这场战争现在中越双方各执一词，无法判断究竟哪方最后取得胜利。
背景和起因
宋越战前关系与冲突
980年黎桓篡丁之时，北宋曾派军欲助丁氏母子，被黎桓打败。
之后前黎朝和李朝一直向北宋纳贡称臣。
但边衅仍时有发生。
李朝(交趾)时，前几代君主均致力于开拓疆土，对占婆几次用兵，对宋朝领土也屡有蚕食。
1014年北宋钦州曾包庇越南逃犯，导致李公蕴引兵犯境。
此后李公蕴及其继任者屡有犯宋境，宋朝则鉴于北方有辽和西夏，一直对交趾没有采取什么措施。
侬智高举事之时，李太宗李佛玛曾向宋朝表示愿派2万兵马助宋，以便“欲因此乘势以邀利”。
宋朝廷本欲答应，但在狄青的反对下，宋朝最终没有让交趾出兵。
而侬智高山穷水尽之时，亦曾向交趾求援，但李朝兵至前，侬已败。
李佛玛未能如愿。
战争的起因
1072年(熙宁五年)李朝李乾德即位，是为李仁宗。
时仁宗仅7岁，由检校太尉李常杰和兵部侍郎李日成辅佐。
生活常识分享。
论1969—1972年中国对越南政策的转变
论1969—1972年中国对越南政策的转变1969年至1972年间，中国对越南政策经历了一系列的转变，这一时期的中国对越南关系极为复杂，经历了从支持、援助到矛盾、冲突的过程。
这段时间内，中国的对越南政策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和考量，包括国际形势变化、中美关系、越南国内局势等，中国在对待越南问题上采取了不同的策略和立场，有必要对这一时期的中国对越南政策进行深入的分析和研究。
在1969年至1972年，中国对越南政策的转变主要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即初期支持越南、中期疑虑与冲突、后期调解与修复。
接下来，将逐个阶段对中国对越南政策的转变进行具体探讨。
一、初期支持越南（1969-1970）在1969年之前，中国一直是越南抗法抗美战争的坚定支持者和援助者。
在1969年2月，中国政府出面表示对越南支持和帮助，宣布对越南进行技术援助和军援，并向越南提供了大量的援助物资和技术人员。
中国还积极支持越南在国际上争取民族独立和主权，积极参与到越南问题的解决中。
这一时期，中国对越南的支持主要是出于对美国的反对和对越南的援助，中国希望通过支持越南，阻止美国的对越南侵略，维护东南亚的稳定。
中国还希望借助对越南的支持，加强与越南的友好关系，扩大自己在东南亚地区的影响力。
二、中期疑虑与冲突（1970-1971）随着越南战争的深入和局势的变化，中国对越南的支持和援助开始出现了分歧和问题。
在1970年以后，中国开始对越南的政策产生了疑虑和反思，对越南的支持也出现了逐渐的减少。
这一时期，中国开始担心越南政府在国际上过分依赖苏联和与苏联结盟，而对中国的支持和援助却相对较少，这给了中国政府一定的警示。
中国也对越南在南中国海的行动和对待华裔社区的态度产生了疑虑和不满，特别是越南在1971年开始对中国在南海的岛屿进行了军事扩张和侵占行为，这更加加重了中国对越南的警惕和忧虑。
中越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也开始加剧，甚至在1971年，中越两国曾在海上爆发了激烈的冲突。
喋血邕州中越战争史上最惨烈的一战
喋血邕州——中越战争史上最惨烈的一战 中国和越南有着上千年的交往历史。
北宋开宝六年（973年），交趾丁朝“遣贡使方物，上表内附”。
宋太祖赵匡胤接受朝贡，并于开宝八年（975）封丁氏为交趾郡王，自此确立了中越两国的藩属关系。
此后直到近代，两国之间的关系都比较稳定，但是也曾有过几次激烈的军事冲突，发生在北宋神宗熙宁年间的宋越熙宁战争就是其中之一。
这场战争中的邕州（今广西南宁）之战则因为战后五万多邕州军民惨遭屠杀而成为中越战争史上最惨烈的一战。
一、从侵扰滋事到大举进攻宋代之前的大多数时间里，如今的越南都是中国大一统王朝的一部分。
秦平岭南，在如今的越南中北部地区设立象郡，开始了中国王朝对越南地区的正式管辖。
西汉武帝时再平南越，在这里设置了交趾、九真、日南三郡。
此后直至唐朝，越南地区都没有脱离中国王朝的管辖。
随着唐朝灭亡，大一统王朝的消失，整个中国秩序大乱，各地豪强纷纷拥兵自立，建立了诸多地方政权。
这些小政权之间以及政权内部统治者之间频繁地相互攻杀，谁也无暇顾及偏居南方一隅的交趾。
趁此机会交趾的地方势力也割据一方，并逐渐获得独立。
在经历了独立初期丁朝、前黎朝两个短命王朝之后，李朝的建立使交趾终于有了一个比较稳定强大的统一政权。
然而李朝建立之后很快便开始觊觎北宋领土，“虽奉朝贡，实包祸心，常以蚕食王土为事”。
仅举几例为证：北宋真宗大中祥符七年（1014年）“交州寇钦州及如洪寨，掠人畜甚众”；仁宗天圣六年（1028年）“交州李公蕴令男弟领众，使婿申承贵为乡导，入省地打劫，累行根逐，并不放还人口”；仁宗景祐三年（1036年）李朝“甲峒及谅州、门州、苏茂州、广源州、大发峒、丹波县蛮寇邕州之思陵州、西平州、石西州及诸峒，略居人马牛，焚室庐而去”；云河峒原为北宋边境领土，到了仁宗嘉祐四年（1059年）“云河（峒）乃落蛮数百里，盖年侵岁吞，驯致于是”。
李日尊即位后，李朝对北宋的侵袭愈演愈烈。
单就邕州一地，仁宗至和二年（1055年）李朝苏茂州派兵入侵邕州；仁宗嘉祐五年（1060年）七月“交趾与甲峒夷人又寇（邕州）水平寨”；十二月，苏茂州兵再入侵邕州。
广西故事界碑的故事
广西的界碑故事是一个充满历史和文化内涵的故事。
在广西的边境线上，矗立着许多界碑，这些界碑不仅是两国之间的界线标志，更是广西历史和文化的重要见证。
在广西的许多地方，界碑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清朝时期。
当时，中国和越南之间存在着许多边境纠纷，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清政府设立了界碑，以确定两国之间的边界。
这些界碑不仅标志着两国之间的边界，更是中国和越南之间友好关系的见证。
在广西的许多地方，界碑的故事也与当地的历史和文化密切相关。
例如，在广西的凭祥市，有一座名为“镇南关”的界碑。
这座界碑不仅标志着中国和越南之间的边界，更是中国近代史上的重要事件之一。
1907年，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发动了镇南关起义，为了纪念这次起义，人们在镇南关建立了这座界碑。
除了历史意义之外，界碑也是广西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广西的一些地方，界碑成为了当地的文化象征。
例如，在广西的靖西市，有一座名为“友谊关”的界碑。
这座界碑不仅标志着中国和越南之间的边界，更是中越两国人民友谊的象征。
每年都有大量的游客来到这里参观，感受中越两国人民的友好关系和文化交流。
总之，广西的界碑故事是一个充满历史和文化内涵的故事。
这些界碑不仅是两国之间的界线标志，更是广西历史和文化的重要见证。
通过了解这些界碑的故事，我们可以更好地了解广西的历史和文化，感受这片土地的独特魅力。
千年中越边境的历史变迁风云
小赌咒河之间，原来中国的南狼，孟康等地还是没有收回，收回面积约为600平方公里
，没有收回的地区为400平方公里。（明朝大小赌咒河之间1000平方公里原属于中国，
清初雍正皇帝赐予越南）
云南建水县外六猛（今中国的金平县、越南的封土县一直到越南莱州以北的地区）
自乾隆年间内附以来，一直接受中国管辖。但是中国为了换取麻栗坡南面的都龙、猛峒
、南温河地区，这段地区作出妥协，将六猛中的三猛（猛赖（越南莱州），猛梭（越南
封土县）等 ）划归法国。清政府认为，麻栗坡南这块领土较为肥沃，不仅收回了领土
，而且可收地利。而三猛土地，全为山地，不便于管辖，而且当时三猛的土酋在1840年
在云南方向上，中国收回了第二段的漫冲、董纽两寨（这两寨已经被安南侵夺四十
余年，纵横三十里）；第三段定界于绿水河东，拓展边界四十余里； 第四段，将田蓬
、沙人寨等六个村庄划归中国，拓展边界三十多里。以上共拓展边界一百多里，中国没
有丢失土地。
中国收回了麻栗坡的都龙、猛峒、南温河，从南丹山以北、西至越南狗头寨(位于
时又向越南外附，并接收了越南的官职，同时也接收中国的官职，属于两国共管地。总
之，三猛的丢失使中国损失土地面积总共1600平方公里。
所以，总的来看，云南方向上不包括中国老挝边界共损失1000平方公里。针对广东
广西方向来说，这次划界是对中国有利的。
因此，清法越南划界对中国来说，得失的土地面积大体相当，但是中国得到的均为
北）归还中国。
清朝初期，云南建水县外六猛（今中国的金平县、越南的封土县一直到越南莱州以北的
地区）内附，也就是明朝云南的宁远州回到中国。
论1969—1972年中国对越南政策的转变
论1969—1972年中国对越南政策的转变1969年至1972年期间，中国对越南的政策经历了转变。
在这段时间内，中国逐渐从全力支持越南反对美国的立场转变为采取平衡的策略，以维护自身利益和地区稳定。
1969年，中国对越南的政策主要是通过军事援助和经济支持来支持越南反对美国的斗争。
作为社会主义国家，中国认为越南的抗战是反殖民主义和国际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需要给予支持。
中国向越南提供了大量的军事援助，包括军火、物资和军事顾问。
中国也提供了大量的经济援助来支持越南的经济建设。
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逐渐认识到越南问题的复杂性和对中国国家安全的威胁。
越南战争是美苏冷战的一部分，美苏之间的冲突也在不断升级。
中国担心苏联会利用越南问题来扩大在亚洲的影响力。
越南北方与中国交界，这也给中国带来了安全威胁。
中国开始采取平衡的策略来维护自身利益和地区稳定。
1970年代初，中国开始试图与美国接触和改善关系。
1971年，中国代表团访问美国，为后来的尼克松访华做了准备。
这标志着中国对越南政策的重大转变。
1972年，尼克松访华，中国与美国关系正式修复。
此时，中国开始采取更加克制的态度，减少对越南的支持。
在越南战争结束后的几年里，中国与越南之间的关系持续紧张。
1974年，中国与越南爆发了中越边境战争。
这场战争导致了中越两国关系的进一步恶化。
中国开始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限制对越南的援助，并在国际舞台上支持柬埔寨的红色高棉政权，以对越南施加压力。
1969年至1972年期间，中国对越南政策的转变可以归结为从全面支持越南反对美国的立场转变为采取平衡的策略。
这个转变是由中国对越南问题的认识深化，以及对自身利益和地区稳定的关注所驱动的。
中国开始试图改善与美国的关系，并减少对越南的支持。
在越南战争结束后，中越关系仍然紧张，中国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限制对越南的援助。
深度：中越恩怨两千年 越南一战略使国土扩大4倍
深度：中越恩怨两千年越南一战略使国土扩大4倍2014年05月23日11:42 新浪军事微博我有话说(692人参与)评论有奖692人参与收藏本文新浪军事编者：为了更好的为读者呈现多样军事内容，满足读者不同阅读需求，共同探讨国内国际战略动态，新浪军事独家推出《深度军情》版块，深度解读军事新闻背后的隐藏态势，立体呈现中国面临的复杂军事战略环境，欢迎关注。
中越两国在古代历史上就有着极其复杂的关系，既有友好相处又有战争。
新中国成立后的近30年间，国内出于维护“同志加兄弟”的外交需要，在出版的史书中避而不谈历史上两国的战争，越南却在讲友好时也在史书中大讲“两千年反对北方侵略史”。
结果双方关系一旦出现不正常，中国人因缺乏心理准备而普遍对彼方的“忘恩负义”感到意外且难以理解。
许多越南人却多能迅速实现反目成仇的角色转换。
历史是现实的镜子。
如今的人们在看待中越的历史关系时，既要看到友好的一面，也不可讳言两国间古代的战事，并注重传统基因对今天两国关系的影响。
为此，我们特约军事历史学家、国防大学教授徐焰少将讲述一下历史上的中越关系中不愉快的一面。
史学界有句名言：“历史没有垃圾箱”。
个人在生活中可以把不如意的东西当成垃圾扔掉，人类每一段历史不论多么不愉快却都不能抛弃。
回顾中国同越南的历史关系，友好相处是主体，不过战争和冲突也不可回避。
过去许多中国人总愿意显示一种“天朝”的宽宏态度，不大计较同邻居以往的冲突，对方却常常以一种怨者心态理解历史，以不正常的心理处理相互关系。
因此，客观地回顾以往的历史恩怨，以史为镜启迪今人，才有利于促进国家间保持正常关系。
资料图：中国海军船坞登陆舰巡视南海华夏文化开化了山越部落，越人进入中原王朝治下的“郡县时期”一个民族国家的历史，应该从其自身的国家结构形成、并有准确文字记载算起。
例如中国古代有过“精卫填海”、“夸父逐日”和“女娲补天”等传说，这只是原始社会中尚无文字时的口头神话描述，严肃的史学家都是从4000年前王朝国家建立的夏代作为中华民族国家的开端。
从全面恢复的中越关系中再谈中越关系
从全面恢复的中越关系中再谈中越关系［原创］一、三个发展阶段及影响因素从地理上看，中越两国山水相连；从历史上看，自古以来，两国有着密切的往来；从参与主体来看，无论是民间还是官方，都有良好的交流。
联系近代，两国人民共同抗击外来殖民统治，互相支持，共同奋战，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越于1950年元月18日正式建立了外交关系。
建交后，两国的关系发展可以大致分为三个阶段：1、关系密切期(1950—1974年)建交之初，中华人民共和国刚刚成立，正值越南抗法战争时期。
尽管自身存在着诸多困难，中国政府仍从道义上和物质上给予越南人民无私的帮助。
越南战争时期，中国人民积极声援越南人民，无偿提供给越南武器装备和武装力量。
中国政府还明确表示：“七亿中国人民是越南人民的坚强后盾，辽阔的中国领土是越南人民的可靠后方”。
这段时期，中越关系一直发展良好，两国领导人多次互访，双方在政治、经贸、外交、文化等领域里的合作也非常频繁。
可以说，这一时期是历史上中越两国关系最为密切的时期。
2、敌对阶段(1975—80年代末)70年代中期，国际形势骤变，中苏、中美关系的变化，给中越关系带来了负面的影响。
越南战争以后，中越关系日趋冷淡。
1978年越共四届四中全会把中国确定为越南“最直接最危险的敌人”，中越关系正式走向对抗。
越南当局在中越边境制造的事端和纠纷，致使中越关系日益恶化。
直至1979年2月，中越边境爆发战争。
从此，两国开始了长达10年之久的对峙时期。
3、恢复发展时期(90年代以后)随着苏联解体和东欧巨变，越南也对其内外政策做了调整，改变了过去向苏联“一边倒”的外交政策。
越南当局开始积极主动地谋求改善中越关系，推行“全方位，多元化”的外交政策。
此后，柬埔寨问题的和平解决，为中越关系正常化铺平了道路。
1991年6月，越共“七大”把改善同中国的关系列为重要的议题。
随后，两国领导人进行了多次高级会晤，发表了联合公报，中越关系实现了正常化。
中越两国历史上发生过的七次战争
中越两国历史上发生过的七次战争中越两国历史上发生过的七次战争自古以来，中国和越南关系相当复杂，在历史上，古代越南一直是受中国管辖的，秦朝设象郡，汉朝设交趾郡，唐朝设安南都护府管理，唐朝末年又设了静海军节度使管理，直到五代十国时期（907年—960年），交趾发生叛乱企图独立，从中国分裂出去，自此越南成为独立国家，期间和此后，中越两国发生了七次大规模战争。
一、白藤江之战白藤江之战，发生于公元938年，是中国五代十国中的南汉政权与越南的军阀吴权之间的战争，因发生在今越南北部的白藤江而得名。
南汉王朝930年，南汉开国皇帝刘龑（yǎn）派李守鄘、梁克贞讨伐交趾郡，生擒了静海节度使曲承美，不久后曲成美的部将杨廷艺驱逐南汉军队，自称静海节度使，937年，杨廷艺为部将矫公羡所杀，938年，杨廷艺的女婿吴权在爱州（今清化）起兵反对矫公羡，矫公羡向南汉求救，因刘龑早有吞并交趾的野心，任命其九子刘弘操以支援矫公羡的名义，出兵交趾，刘龑则屯兵海门（今广西省博白县）作后援，南汉崇文使萧益认为此时的节气多雨且道路难行，建议刘龑放慢进军速度，但刘龑没有采纳，仍命刘弘操率进军，从海口（下龙湾）进入白藤江。
此时，吴权攻破大罗城，杀死矫公羡，得知南汉军队到达白藤江后，命令军队砍伐树木，制造木桩，并在木桩顶端包上锋利的铁皮，将这些木桩插在白藤江入海处的险要的江心里，同时在河岸一带设下伏兵，白藤江因涨潮而水位上升，淹没了这些木桩，吴权命水军进攻南汉军，并假装败退，刘弘操果然命南汉军追击，中了吴权军埋伏，且此时江水退潮，江水下面的木桩全部暴露了出来，南汉军船被刺穿了底部，纷纷沉没，很多士兵溺水身亡，吴权军伏兵四起，双方展开白刃战，南汉军大败，刘弘操战死，刘龑得知刘弘操战死相当震惊，率残部退回国内，此后南汉没有再攻打交趾。
吴权击败南汉军后，于公元939年在交趾称王，但未定国号，所以史称“吴朝”，定都古螺，从此越南脱离中国管辖，开始走向独立的道路。
“大清国钦州界”史话
“大清国钦州界”史话一般情况下，国界以国名命名刻碑立之，相信没有什么疑问，顺理成章。
然而有一个地方，却以地名为“国界”，比较罕见。
现在仍然屹立在中越边境防城港市东兴（时钦州为州府辖防城港市，不含上思县）的“大清国钦州界”便是一例。
2017年作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立碑时的1890年，钦州属广东，广东与越南边界又在钦州境内，这是大清国钦州界的出处。
中越勘界钦州知州（相当于现在市长）李受彤为勘界亲力亲为。
“大清国钦州界”一号界碑的碑文为当时的清政府界务总办、钦州直隶州知州李受彤所书。
碑位于北仑河出海口的小山坡上，碑高1.7米，宽0.7米，厚0.4米，用沿海所产的海蚀岩凿成。
这富有特色、内容丰富的历史景点，是游客常常打卡的地方。
中越边境一号界碑19世纪中叶，法国开始侵略蚕食越南，1884年沦为法国保护国。
后来清朝作为宗主国受邀派兵抵抗，钦州的冯子材及刘永福所率黑旗军参战。
屡次大败法军。
同治十二年（1873年）刘永福应越南国王邀请率黑旗军抗法，击毙法军头目安邺，因功被越王封为兴化保胜防御使（越南官名）。
刘永福肖像光绪九年（1883年）刘永福再次援越抗法，在河内城西大败法军，击毙法军统帅李维业，被越南封为三宣提督（越南官名）、赐刘永福一等义勇男爵，管辖宣光、兴化、山西三省。
中法战争爆发后，受清政府收编，以记名提督在中越边境抗战，曾在临洮大败法军。
回国后甲午战争期间，刘永福奉命帮办台湾军务，抗击日军。
后任广东南澳镇总兵，官至广东省民团总长。
刘永福塑像（钦州）与此同时，1884年中法战争时，清军在越南战场上节节败退。
两广总督（管辖广东、广西两省）张之洞，起用退休老将冯子材，冯子材曾历任广西、贵州提督。
中法战争时，已年近七十，被起用为广西关外军务帮办，在广西边境击退法军。
1885年3月，清军在广西镇南关（今凭祥友谊关）大败法国侵略者，取得重大胜利。
冯子材肖像攻克文渊、谅山，重创法军司令尼格里，法军被歼灭的有千余人，法国内阁总理茹费里因此倒台。
钦州、河口之战
钦州、河口之战孙中山到新加坡后，黄兴与胡汉民等一番计议，决计再次举事。
以钦廉会党之勇气可用，决定由黄兴统领镇南关及十万大山余众亲入钦州。
这时黄兴之雄心壮志，固犹未已，唯对再次举事弹药缺乏而焦灼。
正在这时，谭人凤至，说他与郭人漳有旧，愿入钦州之郭营，以求接济弹药，黄兴大喜。
当下，谭人凤不顾旅途疲劳，连夜直抵郭营。
郭人漳见到谭人凤后甚为高兴，设宴相迎。
之后，二人入密室，谭人凤将革命军欲举事而弹药缺乏之意向郭人漳申述了一番，郭人漳当即表示，对革命军行动，一定支持，弹药予以接济。
次日郭人漳、谭人凤二人相随入城。
适省报报道了郭人漳复职的消息，一时间，贺客盈门，郭人漳态度就不那么积极了。
遂派其侄随谭人凤赴安南与黄兴等人接洽商谈，当日其侄便与谭人凤动身赴河内。
由于此时郭人漳已动摇，当其侄将动身之际，他密嘱其侄探访革命军实力之虚实。
谭人凤与郭人漳的侄子抵河内后，谭人凤将郭侄安顿住下，即见黄兴、胡汉民等。
大家一番计议，决定制造假相，以蒙蔽郭侄。
之后，谭人凤即将郭侄介绍与黄兴等。
黄兴、胡汉民等皆向郭侄称道兵如何多，饷如何足。
谭人凤又有意地带郭侄与其他同志相见。
相见之中，当郭侄问及兵力及粮饷时，各同志亦顺竿爬，极力称革命军实力之强，郭侄半信半疑。
当天晚上，黄兴设盛宴招待郭侄。
在席间，有人连送四函与黄兴。
其中两信报告准备攻取龙州的军情，两函系法文。
在两个中文报告中，都印有革命军第一、第二军的大印，法文即由人译述，信中称某处某处汇寄若干万。
郭侄听了，不复怀疑。
其实，这四封信件都是黄兴、谭人凤、胡汉民等策划的，有意演给郭侄看。
次日，郭侄即邀谭人凤再至郭人漳营，谭人凤即与郭侄动身。
抵郭营后，郭侄把所见之情形向郭人漳做了禀告，禀报中竭力怂恿郭人漳接济革命军弹药，无待谭人凤饶舌。
郭人漳听罢，即允谭人凤之所请，双方约定了交接弹药之地点，谭人凤即返回。
这时，黄兴等积极做好发动军事准备，一面于河内向法商购盒子炮百数十杆，一面由冯自由在香港购子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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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年间钦州事件与中越关系牛军凯在研究中越关系史时，学术界常将古代中越关系称为宗藩关系。
藩即藩篱，意在安边。
那么安边的意识和目标是否能在中越关系中得到体现呢?究竟体现为一种什么样的状况呢?在学术史上，已有的关于中越边境安全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国关于边界问题的交涉。
我们希望通过对边境局势的研究来回答这些问题。
明朝末年，．钦州事件是对中越关系的一次考验，体现了双方在边境安全上的真正政策。
一、明末安南扰边活动与中越关系在中国历史上，尤其明清时期，一直没有把周邻国家作为自己的竞争对手，【1]但是并不否认自己的周边国家对边境没有威胁。
明代中后期，倭寇对东南沿海的骚扰，日本对朝鲜的侵略，都给中国的边境安全、社会稳定造成了重大影响。
日本对明朝的骚扰，既有中央政府的行动(对朝鲜的侵略)，也有非中央政府的行动。
明清时期的安南，虽然没有日本那么强悍，明清也从不把安南当成潜在的威胁，但是在中越边境地区，也免不了存在许多不安定因素，也发生了多次安南扰边之事。
与日本不同的是，安南的扰边活动基本上与其中央政府无关，因此中国政府经常会要求安南各政权帮助清剿，安南政权做出什么反应呢?明末清初时期，中国对安南采取双重承认政策，对黎莫双方均承认其贡臣地位：这种政策的建立是基于安南国内的政治现实，即黎郑势力虽然已掌握了实权，但莫氏仍有相当的政治实力。
在当时扰边的安南各集团中，有的属于黎郑势力，有的则属于莫氏集团，还有一些既不受后黎约束，也不听从莫氏控制的“不黎不莫”者。
附属于黎朝势力的扰边活动有，历二十九年(1601)，安南禄平州土司韦达礼侵犯广西思陵土州，攻打土官韦绍曾，执去印信及人I：1，广西官员遣人诘责，达礼将人口印信一69—海交史研究2004年第2期送回。
两广官员又令郑主郑松将其解献正罪。
万历三十五年，安南侵扰龙门钦州。
侵扰钦州的安南夷贼，在花封县有扶安侯等，在观澜村则有企阳伯等，在涂山则有扶忠伯等，“原属残莫徒党，近已附黎维新”，其中以扶安侯集团最大，明朝在派军队进行征剿的同时。
，也让黎郑政权共同清剿。
万历四十四年(1616)，又有安南禄州夷贼攻打上思州，督抚“严檄切责黎维新约束诸酋”。
在禄州扰边势力中，何悖“犯顺二十余年，思明南太二府州县土司，无岁不被焚劫侵夺”【2]何悖不仅侵犯中国边境，也与黎郑政权合作帮助捉拿过侵扰明朝的其它安南势力。
侵扰中国边境的有不少是莫氏势力。
万历三十五年三十六年，侵扰龙门钦州的安南势力，大部分已向黎郑集团投降。
但在万宁州的翁富，“改名武永祯”，“属莫夷残党”，这是当时劫略钦州的最主要势力。
【3]万历四十三年(1615)，谅山七源州莫敬琳手下的谢文安、谭代等侵扰广西边境，广西官员要求黎莫双方共同约束，擒拿贼犯。
【4】崇祯二年(1629)，莫敬宽手下参督奋义等，侵扰广西上勾地方。
同年，莫氏莫敬卯集团中的“大省该底等，统夷三百五十余名，于五月二十五日突劫贴浪都五甲上扶隆乡村，掠去大小男妇五十余名口，沙水牛二百余只，猪羊衣物一空”，地方官遣员令其送还劫掠物品。
[5]万历年间，安南“贼夷翁朝禄，与其弟兴、晓，不黎不莫，窃据东海府等地方，时出抄掠”，时值安南黎莫相争，明朝遣军征剿，擒得朝禄和翁兴之妻，翁兴翁晓逃遁至江坪，仍常侵扰内地。
【6]清朝初年，常有安南海盗袭扰广东沿海，1690年，黎朝曾捉拿侵劫中国沿海的安广海盗献给清朝。
L7J明末清初安南各种势力侵扰中国边境的事件，基本上属于两种类型：一类是以劫掠财物为目标；一类是因为与中国边境土司或地方势力有矛盾而进行报复活动，基本上没有以扩张土地为目标的侵略活动。
前一类型的如莫敬琳集团、何悖、翁朝禄等，而影响较大的都属于第二种类型。
如韦达礼事件的起因是：思明土官黄应雷懦弱，其手下陆佑“倒持事权”，佑与达礼“交易牛货，达礼还货牵牛，佑固执不与，致达礼谋掳牛抵偿，延及思陵”，明朝官员认为，“思陵之祸，佑实召之”。
【8]又如万历三十五、三十六年翁富等侵扰钦州之事：先是万历三十三年，原莫氏残党后附黎郑势力的企杨伯裴用等，驾船载货来钦州买卖，被李游击执留，“以是怀恨，欲来报仇”，致使有三十五年底三十六年初两犯钦州，实际上翁富等人的劫掠兼有以上两种类型的性质。
钦州受侵时，明朝地方军队进行激烈抵抗。
万历三十五年十二月贼军进入钦州时，“贼多兵少，众寡不敌，百户吕朝炯狂走，吏目裘燃然被获，随释，学正李嘉谕骂贼而死”。
三十六年正月，夷贼再犯钦州时，百户孔榕，巡海中军把总祝国泰，哨官朱子连皆战死。
【9】安南袭扰钦州一事，在明朝引起极大反响。
万历三十六年三月，总督戴耀将此事上报，六月，中央政府下令戴耀停职待罪。
【10】这些侵扰事件，虽不以侵占土地为目的。
也不对中国边境构成重大威胁，但一样影响边疆地区的稳定，明清政府不能坐视不管。
但是，因为侵扰边境者并不以扩张土地为目的，因此战事结束之后，入侵者又逃回安南境内，要捉拿贼首，剿平贼犯，必须进入安南境内，这势必带来其他一些问题，正如当时两广总督戴耀所说，“臣虽不敢擅于用兵，而兴师外国，事颇重大，殊未敢易言。
”(i i J戴氏之后的总督周嘉谟也说：“勤师远域，动费不赀，大举谈一70—万历年间钦州事件与中越关系何容易099(12]既然军队进入安南境内擒贼有很多麻烦，明朝政府采取了令安南各政权帮助征剿贼犯的策略，面对天朝的要求，安南政权又有什么反应呢?安南各政权对天朝的要求基本持合作的态度。
如韦达礼犯广西后，万历三十年，明朝檄该国郑松擒捕达礼正罪，万历三十三年，再次命郑松“必擒达礼解献正罪”，后郑松“授意夷目韦德，于三十三年十月，刺死韦达礼，函首以献”。
【13J万历三十五、三十六年翁富等侵犹饮州后，明朝“檄黎维新督郑松擒罪”，不久，黎郑政权“擒获大贼首扶安、企杨、扶忠三名。
并原劫财物解献”；又有禄州夷官韦德庆等，擒拿“扶安养子阮真、陈光辉、裴仲淹等大贼首四名，小贼二十六名，原搜获原劫钦州赃物，解到正法”。
【14]莫敬琳手下谢文安等常年骚扰广西南太一带，万历四十五年督胜等莫兵又犯思明州，地方官员认为必须清除此集团，“复念勤师远域，动费不赀，谈何容易”。
于是总督周嘉谟等“严行传檄，切责黎维新莫敬宽，擒献首恶赎罪”，黎郑势力责令地方势力何悖擒解扶隆、禄山、文遣、长林、韦文才等，莫敬宽势力则斩获该堆，“献朝监，杀级就焚”，并擒拿西川勇、文迪严、敌林岭等。
【1s]对此明朝认为，“黎维新、莫敬宽，遵奉宪檄，厉兵秣马，不数阅月即擒诸囚来献，已见恭顺。
”地方官还建议中央政府奖励黎莫两方。
【16】明朝不仅利用黎朝和莫氏高平政权帮助剿贼，有时还利用安南地方的一方土司势力对付另一方土司势力。
如天启年间，何悖屡犯上思州。
明朝一方面传檄黎郑政权，一方面又“督道将用间谍图之”。
天启四年，安南禄州土司韦德成母妹、八大头目万派，密计买散党与何悖亲卒，哄何悖骑象，欲以鸟铳打死，何不肯骑，此计不成。
万派又托心腹之人，引诱何悖!带妾婢游江捕鱼，万派手下朝岭、朝牙将何悖推下水杀之，将尸首献明官。
[1刀即使到了清朝时期，对于天朝要求共同剿抚之事、安南的政权也比较合作。
如康熙年闻，安广海贼方云龙、辛恩宠，据万宁潭，常袭扰中国边境龙门等地，清朝龙门总兵叶胜(升)，发书请黎郑政权会剿，后黎遣郑楦率师剿贼，擒得辛恩宠及其手下200余人，解送给清军。
[1鲫从表面上看，安南对待明清共同剿抚的要求持合作的态度，但多数时间内j安南方面并没有尽心尽力。
如韦达礼侵扰边界后，万历三十年，明朝传檄郑松擒捕达礼，未见黎郑有什么行动。
万历三十三年，明朝又传檄郑松擒捕韦达礼，当时正值后黎方面因黎维潭去世，维新继位，要求换领新印，明朝提出黎郑必须擒解韦达礼，“方许袭封颁印，否则闭关拒绝”，“该国慑威”，才命人刺杀韦达礼以献。
【19]明军与后黎共同剿抚侵犯钦州之贼时，“及我兵至，彼方有水兵数十船到于海上，但未见有擒献功次，恐是虚应故事，庇护其党”。
C203虽然黎郑擒献扶安等三贼，并不表明其恭顺，广东巡按李应魁说，“据黎维新解贼首扶安等三名，实非因谕而解者，是时钦州劫后，黎所遣贡使未回，恐留质其人，故擒献此三贼，比贡黎出关，即檄兵而不来，兵来而不剿”，【21】道出了黎郑在剿贼行动上的真正表现。
高平政权方面也如此，万历四十三年，黎莫共同剿抚莫敬琳集团时，奠敬宽势力虽曾擒献不少贼党，但对于属于奠氏族人的莫敬琳，却始终是“见擒未获”，C223反映了高平政权也没有尽心尽力。
那么，对于天朝上国的要求，黎莫政权为什么会以敷衍的态度来应对呢?第一，明清之际，安南国内的政局也是相当混乱，从大的面看，有黎郑、阮主、奠氏三大封建集一7】一海交史研究2004年第2期团。
三个政权之下，尤其北方地区，存在不少半割据性的势力。
黎朝中兴名不副实，“郑松僭持国事，不能节制夷众”，(23)不少地方势力“虽名藩附，外实羁縻”，“久而因之，遂成李唐藩镇之渐”。
[刎对于莫氏残余势力，后黎大多是“稍事招抚”，并不能实际控制。
以高平『政权为中心的莫氏政权，其内部也是四分五裂。
所以，对予经常侵扰中国边境地区的各种势力，安南黎郑政权、莫氏政权都很难有效控制。
如果为了明朝的利益去剿灭他们，势必要大举兴兵，这并不符合割据政权的利益需求，因为对于安南几个政权来讲，关系到他们生死存亡的关键是郑阮之争和黎莫之争；第二，侵扰中国的各种势力，有的依附黎朝。
有的依附莫氏，黎莫政权必会尽力保护和庇护自己的势力。
当时总督戴耀就认为，黎郑政权的敷衍态度“恐是虚应故事，庇护其党”，指出了问题的实质；第三，我们还应该明确的是，在各种侵扰活动中，有不少是因为安南各势力集团与中国土司和地方官员的矛盾而导致的报复行为。
而这些矛盾产生的过程，有些应该归咎于中国土司和地方官员的个人行为。
若此，安南各政权对于中国的要求岂能没有自己的想法和认识，或许在他们看来。
天朝的要求是蛮横和无礼的，因为最初的责任并不在安南一方。
二、钦州事件及中越各方的对策明末清初中国政府所关注的安南扰边活动中，万历三十五年(1607)底三十六年初安南贼人两次袭扰钦州无疑是其中影响最大的事件。
事件的背景和起因：安南北部莫黎政权更迭后，莫氏仍苟延残喘。
在明朝予万历二十六年(1598)处理完黎莫纷争，将莫氏的主要势力安插到高平以后，虽有不少莫朝的拥护者逐步聚集到了高平，但各地仍有不少莫氏残余势力。
大部分倾向于莫氏的势力聚集在中越边界和安南沿海，不愿归附中兴名不副实的黎朝。
如钦州边境对面的“万宁一带，尽是莫余残党”。
[矧这些武装集团和势力，即使有的名义上归属了后黎政权，实际上并不听从黎郑势力的指挥；而名义上属于莫朝的集团，高平政权也很难约束他们。
为了本集团的生存，各个集团纷纷对其所在地区及其周边进行掠夺，常常在中越边境制造事端。
钦州地区既处于中越陆地边境的东端，又是离安南最近的海港地区，可以通过水陆两种方式方便地与越南交往，这一地理上的特征使该地区在明末成了莫氏残余势力袭扰最频繁的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