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禺的戏剧

曹禺的戏剧

曹禺与《雷雨》、《日出》

曹禺的创作道路

曹禺（1910－1996），原名万家宝，祖籍湖北潜江，天津人。现代戏剧家。

纵观曹禺的生平和创作，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学生时期及“三部曲”的创作曹禺出生于天津的一个封建官僚家庭，父亲曾任宣化镇守使、都统等职，继母酷好戏剧，曹禺从小随继母观看了大量的文明戏和传统戏曲。在家中接受了几年读经诵史的旧式教育，1922年秋进入在南开中学读书，开始接触到新兴话剧。南开在校长张伯苓的带动下，积极开展校园戏剧运动，早在文明戏时期就成立了在北方很有影响的剧团——南开新剧团，学校演剧风气浓郁。曹禺1925年加入的南开新剧团，在南开的6年中，先后演出了《压迫》、《玩偶之家》、《国民公敌》等中外戏剧，同时改编了《新村正》、《悭吝人》（改编后名为《财狂》）。“南开新剧团是我的启蒙老师：不是为着玩，而是借戏讲道理，它告诉我，戏是严肃的，是为教育人民、教育群众，同时自己也受教育，它使我熟悉舞台，熟悉观众，熟悉应如何写戏才能抓住观众。”当时新剧社的指导老师张彭春对曹禺多方加以引导，借给他一套英文版的《易卜生全集》，对他研究戏剧表现技巧颇有帮助。1928年曹禺升入南开大学政治学系，1929年转入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大学期间，曹禺广泛涉猎莎士比亚、易卜生、奥尼尔等西方戏剧名家之作，亦常常与朋友到广和楼听京剧名家的演唱，到天桥看曲艺表演，一如既往地热爱中国传统曲艺。从小失去母亲的孤寂，19岁时父亲去世感受到世态炎凉，使他更关心现实民众的苦难，不断地思考着一些社会问题，追问人生的意义。他读《老子》、读《圣经》，试图在中外哲学著作中寻找答案。经过多年的艺术准备和生活积累，曹禺1933年完成了第一个剧本《雷雨》。清华毕业后，曹禺到河北保定明德中学教英文，不久又回到清华研究院进行戏剧研究，因经济原因，中途辍学，到天津河北女子师范学院任教，1935年又写成了《日出》。1936年曹禺受聘到南京国立戏剧专科学校任教，住所在第一模范监狱附近，犯人服劳役的景象使他回顾起童年时听保姆段妈讲述的农民铤而走险的故事，现实和记忆融会到一起，激发曹禺创作《原野》。《雷雨》、《日出》、《原野》成为曹禺抗战前的三部力作。

抗战时期抗日战争爆发后，曹禺随国立剧专向内地迁徙。西迁过程中，曹禺导演了《疯了的母亲》、《觉悟》等街头剧，在湘鄂川一带演出。在长沙，曹禺听了徐特立的关于“抗战必胜、日本必败”的演讲，留下了难忘的印象，促使他在《蜕变》中塑造了一心为公的梁专员。1938年春抵达重庆，与宋之的一起将反映爱国青年对汉奸、特务进行斗争的《总动员》改为《全民总动员》（《黑字二十八》），参加第一届戏剧节演出。1939年春，曹禺随“国立剧专”迁到川南江安县，完成了构思已久的《蜕变》。剧本表现了抗战中初迁后方的某省立医院，在忘我敬业的丁大夫和正直无私的梁专员的努力下，清除了胡作非为、贪污腐败的官僚领导，重新焕发生机，反映了抗战中‘蜕’旧‘变’新的气象，体现了作者对抗战的乐观情绪。同年由国立剧专师生在重庆进行公演。1940年，曹禺再次将对封建家族的记忆用戏剧形式加以表现，创作了《北京人》。1942年，曹禺辞去教职，担任中央青年剧社、中国电影制片场编导，在重庆附近的唐家沱用3个月的时间将巴金的长篇小说《家》改编成同名戏剧，戏剧得到了巴金的赞赏，该剧1943年4月由中国艺术剧社在重庆首演。此外，他还翻译了莎士比亚的《柔蜜欧与幽丽叶》，根据法国戏剧改编了《正在想》和《镀金》两部独幕喜剧。《北京人》、《家》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

抗战胜利后的戏剧活动1946年2月，曹禺回到上海，3月与老舍一起应邀访美，回国后在上海实验戏剧学校任教，并为上海文华影业编导了《艳阳天》。1949年3月曹禺绕道香港，来到北平，参与筹备中国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同年7月成为全国文代会主席团成员。先后担任中央戏剧学院副院长、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院长等职，1952年，创作了以协和医学院为故事背景，反映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剧本《明朗的天》，获得了1956年第一届全国话剧观摩演出的剧本、导演、演出一等奖。1961年，曹禺根据春秋时期的吴越之争的史实写出了《胆剑篇》，表达出“一时强弱在于力，千古胜负再于理”的历史认识。“文化大革命”十年饱受迫害，被迫搁笔，文革结束后，1978年发表了《王昭君》，将昭君出塞故事翻新，强化了民族团结的主题，也对昭君这一历史人物进行新的阐释。

创作概况曹禺创作主要集中在抗战前与抗战时期。《原野》是曹禺全面抗战前颇有特色的戏剧，反映了宗法农村常见的家族复仇，又通过象征手法使其意义扩大为对人性的探究。仇虎被冤入狱，恋人亦被仇家强娶过去，他越狱复仇，但罪魁祸首焦阎王却已经死了，根据“父债子还”的逻辑，他把复仇的对象对准了善良、懦弱的昔日好友焦大星，他虽然成功地完成了复仇大计，但陷入恐惧中。花金子气质与繁漪接近，具有强烈的爱与恨，是曹禺戏剧中激情女性系列中的一个。该剧不仅在社会政治层面对军阀、农村恶势力进行揭示，同时也深入民族文化深处，表现封建宗法观念如何根深蒂固地存在于人们的头脑中。戏剧中对民间戏曲的穿插，强化了戏剧节奏，

使戏剧冲突紧张激烈。《原野》曾长期受到评论界的冷遇和指责，进入新时期以来，《原野》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

《北京人》、《家》是曹禺抗战时期的优秀作品。两部作品都涉及家庭内部矛盾或者家族之间的仇恨，从家族角度对封建伦理道德进行揭露和批判。《北京人》是作者写得十分沉静的作品，这里已经没有了《雷雨》中苦夏的氛围，老北京“秋风吹下一片泠泠的鸽哨声”，显示古都悠然闲适的气息。在古老的曾家大宅里，曾老太爷满足于年复一年地漆自己的棺材；敏感、孱弱的大少爷曾文清渴望能够离开这个骨子里已经烂掉了的家，然而陈腐的士大夫文化使他丧失了独立生存能力，只有在鸦片中寻找精神的解脱；精明强干又尖酸刻薄的大少奶奶王思懿虽不乏持家的本领，但也无力挽救家族的颓败命运；富有自我牺牲精神的愫方最终发现，大少爷无法承载她的理想，她的牺牲毫无意义，她最终还是在人类学教授袁任敢的帮助下，与保持着青春热情的曾家孙媳瑞贞一起离开了曾家，奔向了新的生活。剧作中的人类学教授袁任敢和女儿袁圆为曾家吹进了清新的空气，他们与绰号“北京人”的工人一起，成为新人类的代表。这里既有对陈腐的北京人的否定，也有对明天北京人的期望。

在根据巴金的同名小说改编的《家》，以觉新、瑞珏、梅的情感纠葛为线索，“写有感情、互相爱恋、分明应该得到幸福的好人处在封建婚姻制度下所遭遇的不幸。”表现在封建礼教的压制下，青年人个性受压抑，爱情不能自主的悲剧命运。

曹禺继承了五四以来话剧反封建的启蒙精神，将反封建和个性解放的主题贯彻创作的各个阶段。曹禺擅长通过家庭矛盾来折射社会现实，除《雷雨》外，《北京人》、《家》、《原野》等都揭示封建家庭的罪恶，展现大宅中苦闷生存的青年男女。“五四”以来的中国，虽然社会运动此起彼伏，但政治经济领域的某些变动并没有驱散封建思想的幽灵。左翼戏剧家、国防戏剧作家热衷于不断涌现的社会问题追踪，忽略了古老而顽强生存的封建暗流。曹禺从民族心理层面对封建思想、封建礼教进行深刻挖掘和彻底清算，既延续了五四以来文艺反封建传统，也是对同类题材的突破。

曹禺的戏剧体现了炽热的审美情感力度。曹禺是在对生活细腻观察和深刻体验的基础上进行创作的，他尽量避免写陌生的事物。《北京人》中的曾家源于对同学外祖父家的印象，曾皓身上有作者父亲的影子，几乎所有主要人物都有一个或几个生活原型。在《日出》创作过程中，为了了解下层的曲艺，他在三九天等待两个吸毒的乞丐教他唱数来宝，口袋里装着铅笔和白纸，厚着脸皮，狠着性，记下在“鸡毛店”、“土药店”的见闻。他并不满足于对生活现象的熟悉，而是以强烈的主体意识来观照这些生活素材。在他看来，现实材料在强烈的情感渗透下，化为作家的内心体验，才能创作出生动形象的艺术作品。他强调“写戏不是从主题出发，而是从生活和人物出发的。”“写作要有对生活的真实感受，逼得你非写不可，不吐不快，然后写出来的东西才是浑然一体的。”他不是从一个先验的认识出发，明确的反对什么、批判什么，而且在强烈的情感的推动下倾诉着、宣泄着他对社会人生的感受。《雷雨》的创作是受到“一种复杂而又原始的情绪”的困扰，体现了“一种情感的憧憬，一种无名的恐惧的表征”；《日出》也在愤懑、烦躁、无尽的失望和希望中生成；《北京人》源于向老鼠一样啃啮人的记忆。几乎每一部戏的创作都伴随着强烈的情感体验，这种创作的激情也渗透在作品中，体现在那些充满着被压抑的激情的女性：繁漪、陈白露、愫方、瑞珏、花金子身上；也存在于忧郁矛盾、缺乏行动能力的男性：周萍、曾文清、觉新、焦大星那里。人物不断与环境、与他人、与自身构成尖锐复杂的冲突，他们躁动不安的灵魂，在旧家中左右冲撞，在压抑与迸发中显示出悲剧的力的美。

曹禺既熟悉国外的经典戏剧作品，又对中国传统戏曲有浓厚的兴趣，他大学时期仔细阅读了《易卜生全集》，从易卜生的现实主义和象征主义剧作中学习戏剧写作的方法，也为莎士比亚戏剧世界中“变异复杂的人性的、精妙的结构、绝美的诗情、充沛的人道精神、浩瀚的想象力”深深吸引，为契诃夫的《三姊妹》中秋天的忧郁所感动。他善于化用古今中外的一些艺术经验，创作中也留下了中外剧作家影响的印记：《雷雨》中古希腊悲剧的模式，《北京人》中契诃夫的寓深邃于平淡的散文式戏剧风格，《原野》中有美国剧作家奥尼尔的《琼斯皇》的象征主义手法和神秘观念的印记。曹禺不仅善于化用外国剧作的经验，而且将中国的传统的说唱艺术，特别是戏曲的一些表现手法移入自己的剧作，如《原野》中仇虎所唱的戏曲，《日出》中的劳动号子，使戏剧中具有浓郁的民族色彩。对中国文化和艺术精神的重视，使曹禺的戏剧摆脱了早期话剧创作中浓重的西洋审美趣味，成功地将话剧这个西方艺术形态中国化。

曹禺在中国现代话剧史上是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人物。他既继承了早期话剧先驱者的关注社会人生的传统，又在对东西方艺术借鉴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做到了戏剧思想性与艺术性的完美统一。不仅将戏剧文学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也对导演、表演、舞台美术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

曹禺的《雷雨》和《日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