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文人的悲剧命运

中国古代文人的悲剧命运
中国的传统文化并非出自孔子的儒学，而是在春秋末期的这个大的文化氛围下，整个社会需要从动乱中走出并按照一定的秩序来运行。

恰在这一时期，孔子通过借鉴和整合当时中国的传统文化（尤其是齐鲁文化）提出了一整套治国规范与社会伦理道德体系，以期实现社会的稳定。

也就在这个时候，儒学的创始者意识到要真正实现自己的理想必须出来做官，辅佐君王并实践自己的政治理想。

于是，“学而优则仕”的观点便渗入到了文人们的基本信条中。

同时也表现出了中国文人对国家、对社会责任的自觉。

虽然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论在动乱中国并无任何实际上的意义，也并不为各国诸侯、大夫所欣赏，但他们毕竟代表传统的礼制，这在天生具有保守性质的中国士大夫的形而上领域里有着一股无法割舍的情节，
并在此情节的作用下使得孔子无论在何时何地都能够受到极高的尊重。

可惜的是，孔子所希望的其个人抱负的施展与自我的实现并没有因为诸侯、大夫的礼遇而得以实现。

在周游列国处处碰壁之后，圣人还是亮明一个正统文人在遭遇挫折之后的一个可以立为万世典范的态度——“知其不可而为之”；“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

中国文化的源头并不能单纯地归结于儒学（齐鲁文化），应该说，它是由齐鲁文化与楚文化为主导，其他多个文化支派共同汇集起的一个巨大的华夏文明。

“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的刚性规定既保证了中国文人的特殊利益，同时也为他们的言论自由提供了一定的保障。

然而又正是将文人的地位捧得过高，在他们遭受一系列打击之后又难免不在精神上沉沦，走向另一个极端。

屈原是楚国王室的旁支，在楚国享
受着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地位，并深得楚怀王的信赖。

从对楚国的热情程度上来说，屈原不亚于任何楚国的九卿大夫。

从《史记》中我们不能窥测到他针对当时楚国制定了一些变法的措施。

令人遗憾的是，屈原终究是一个文人，同样犯了中国古代文人所特有的通病，即专心政务而不攻君主的性情、心计。

因为在君权的社会里，只有控制了最高的统治者的意志才能真正施展自身的才干。

“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

”是中国文人生命价值的所在，一旦他们丧失了这样一个权利，也就等于失去生存下去的意义。

这也正是屈原在遭到冷遇，流放，继而接连听到君王、国家的噩耗后走向极端的一个原因所在。

战国晚期，荀子所代表的儒家思想可以说已经开始意识到经纶与实际之间的差距，尤其是荀子的两个
学生韩非与李斯更成为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

但韩非或因为口讷，或因为他毕竟脱胎于儒家门庭，总还是多少带有对政治天真的理解。

虽然在他的著述中显现出了一个政治老手的权术和谋略，但他仅将其停留在了理论的层面上，最终不免为李斯所害。

而李斯也终因没能很好地学习他这位同窗好友的理论，重“法”，重“术”，却在二世即位后逐渐失“势”，被赵高陷害。

李斯的失“势”或可归咎于秦始皇的雄才大略和秦代较完善的行政体制，致使自身发展受到很大钳制。

但这也多少反映出了文人永远都无法摆脱掉自身的奴性，最终只是帝王打理天下的工具而已。

与荀子不同的是，另一支儒家学派依旧尊奉圣人教条，本着大无畏的卫道精神，希求在中国一统后仍能够恢复西周分封的制度。

以博士淳于越为代表的儒生终于在一次秦始皇的宴会上就分封制与郡县制的选择上与李斯进行了
公开辩论，并最终因为这一事件使儒生遭到了几近毁灭性的打击。

从焚书坑儒中我们不难看出，被坑杀的儒生实际上是四百六十多名方士；至于焚书，虽则保留了种植、医药、卜筮、法家著作、秦国历史的书籍（诸子著述在秦宫廷内仍有保存），但毕竟是一种文化高压政策，无论是对中国传统文化还是中国文人来说都是一次极为惨重的损失。

总的来说，以秦始皇、李斯为代表的法家士子也因此事为后代史官所不容，同时也反映出了淳于越之流的不识时务，穷究教条的形而上一面。

并且这一点也是中国文人两千余年中始终无法根除的痼疾。

汉初的叔孙通表现了儒士与皇权的充分合作，这也多少为后来儒学在中国树立正统地位提供了前提。

但自那时起，所谓犬儒哲学也就处于滥觞时期了。

关于贾谊，与其说他是屈原的继承者，倒不如说他是新一代文人的代表。

一则他出身寒门，缺少政治根基；二则年纪轻轻，文章大气磅礴，又深得皇帝赏识，难免不有所轻狂任性。

但是文章锦绣毕竟不能做出对国家具体事务的处理。

在治国的总方针确立之后，最琐碎的事情还是落在实施过程中的一些与实际操作程序有关的具体问题上。

而这又只能靠有多年从政经验的人去办理。

加之贾谊对政治天真的理解和缺乏一个强有力的集团为其做后盾，他就像温室中的花草，在纷繁芜杂、各种关系极
其复杂政局中根本无法保护自己。

只可惜他并没有认识到汉文帝对他的良苦用心，整日郁郁寡欢，英年早逝。

由于西汉初期对先秦文献的整理与宽松的文化政策，使诸子思想在汉初得到充分发展，但它不利的一面也暴露出来——各执己见，让人不知所
循。

董仲舒以儒家思想为主导对当时各家思想进行了一次较为全面的整合。

既强调了皇帝的绝对的权威，又将道家、方士中的天人合一，气数的观念引入其理论体系。

可以说，董仲舒的思想无不有着当时社会文化背景的因素在里面，甚至从某种意义上讲，他也是对叔孙通的继承和发展，从而为以后中国文化的传承发展定下了一个主基调。

所说的中华文明也在此时正式定型。

讲求实际的汉武帝意识到董仲舒理论重要性的同时，也深知文人眼高手低的弊病，到底没有重用董仲舒，并对其思想中于汉代统治不利的“气数观”避而不谈。

这也表明了中国文人对于理论的过分虔诚与政治手段先天不足之间矛盾。

也正是自武帝始，外儒内法成为帝国统治者的治国之术。

一面重用酷吏，鞭笞天下；一面尊崇儒学，
敦化民众。

前者在宣帝时得到进一步发挥；后者则在元帝时发挥到了极致。

在此之后的两千年中，唯一的一个叛逆者又恰是先秦儒家的纯粹信徒——王莽。

他出于对当时社会危机和民众苦难的自觉，天真地希望靠恢复古制来缓和社会矛盾，最终一世而亡，也为后世企图恢复古制者做了一个反面榜样。

任何一种思想一旦被订为一国的指导思想，上升到国家意识形态的地位，也便开始了它的蜕变过程。

“白虎观”以降，中国文人多崇尚空谈和对章句的考究，尸位素餐，毫无建树，不足称道。

但对后世文人穷酸、迂腐风气的形成起到了很大作用。

以“党锢”事件为先导，至东汉末，在曹操的倡导下，中国文人终于敢走出书斋，勇于面对现实，处理政治。

再加上蜀汉的诸葛亮，东吴君臣，无不表现出了中国
文人在政治上少有的活力。

也恰在此期间，中国文人也经受了一场极为激烈动荡的矛盾的心理考验。

以建安七子为代表的北方文人，面对要么庸碌无为一生，使自幼所学化于尘土，埋没掉自己的人生理想和人生价值；要么起而出山，辅佐曹家父子篡汉的现实。

自身所学只为忠君报国，但要实现所学又只能是协助“奸臣”篡位。

中国文人的悲哀也就在这手中只有笔秆子，没有枪杆子的尴尬境地中越加涂上了一层凄凉、酸楚的色彩。

同样，在面临政治高压，文化专制的环境下，文人的选择要么苟且偷生；要么宁为玉碎、不为瓦全，舍生取义。

嵇康死了，也许只是因为他和曹魏皇室是儿女亲家才如此忠君的。

但在司马昭的统治下，所谓的耿介之臣也只能通过崇尚玄谈来明哲保身，求得自身一点小小的心理安慰。

中国文人的软弱性也可由此窥
见一斑。

西晋以后，文人士子们或隐遁山林河川，或寄生于王侯将相身旁，得过且过。

偶有不服管束的如谢灵运也很快被惩处掉。

遭遇挫折后的软骨病如此纠缠了文人们数千年。

以至于“知其不可而为之”变成了受到挫折后消极遁世，梅妻鹤子。

徘徊在儒与道，出世与入世之间，中间多少无奈自在不言中。

中国政治制度和文化思想发展到隋唐便作为一个分界点与东汉、六朝相区别开了。

文人们从此避开章句的考究，转而通过体制的不断创新来寻求国家的长治久安之道。

陇西的贵族们为显示自己是汉族正统，大兴儒教。

但其骨子里终究摆脱不掉军事贵族的背景和习气。

贞观君臣摆出了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务实作风。

然而承平日久，儒家士大夫不切实际的积习很快便使盛唐时期
官员的整体素质呈江河日下的趋势。

当然，我并不是说盛唐时期官员大多昏聩无能，而是中国文人的特点是：处处以儒家教条为办事准则，缺乏灵活务实的办事作风。

为成就一己之名节而不顾全整体利益。

甚至因意气之争而互相攻击，乃至不惜颠倒是非黑白曲直，全然不顾国家的真正需要。

贪图近利，缺乏高屋建瓴的眼光和对待提出反对意见者的恢弘气度。

如果说张九龄适合做一个道学家的话，那么李林甫才算得上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宰相。

中国历史上，继韩非之后真正集法家之大成者绝无出李林甫之右。

当时，中国官场上文人气过重，所谓饱学之士，在书斋中做学问行，但真正处理起实际政务来却毫无用处。

他们往往动辄搬出圣人教诲，所作所为却不切实际，一切只问是否合情合理，却不管是否有违法度。

正因
为如此，唐玄宗才用李林甫为相，以期开元盛世能够以法制的形式将其制度化并最终得到巩固。

李林甫也果然不负厚望，他亲自主持修订的《开元新格》和《唐六典》，使国家政策有法可依，案件处理有法可据。

官吏任免都要经过李林甫谨慎的考核之后才能通过。

然而李林甫又是崇尚“术”和“势”的，他在位期间，为了保住自身的相位，一来牢牢抓住京师附近的三镇兵权。

二来不惜罗织冤狱，诱惑他人犯错，继而打击一批对他构成威胁的人物。

同时他有能够利用手中的权势成功地驾御了手下包括安禄山、杨国忠在内的群臣，成为当时政坛上不可撼动的巨石。

而其消极意义就是，从此破坏了中国官员层级选拔的机制和中央各部门相互分权、制衡的体系。

唐王朝从此转向衰败。

在盛唐另一个值得提及的人物便是李白。

白寿彝先生在《中国通史》中评价他：诗歌盖世，文章也有可以
流传千古者，但缺乏政治才干。

可以说，这样的评价对于李白来说还算是公允的。

毕竟，治国不像作诗，来不得半点浪漫和浮夸。

至于像李白那样终日生活在激情中的人又如何受得了政府里循规蹈矩似的生活？须知，治理国家光靠激情是远远不够的。

再加上他蔑视权贵又追求功名，期求立军功又不清楚高层政治内幕。

终至于先被外放，后又追随永王李磷，遭到发配。

李白的一生是浪漫的一生，寻求仙山，求取丹药。

同时也是悲剧的一生，政治追求的无处施展又屡遭命运的游戏。

同时也给历代向往仕途的文人们狠狠地泼了一盆冷水。

文人的喜剧地位往往是其悲剧人生的开始。

尤其是从一介布衣突然升任中央的决策位置就更成为铸成他悲惨结局的重要因素。

王叔文的“永贞革新”就是因这样一个原因而导致失败的。

更具典型代表的还是北
宋中叶以宋神宗和王安石共同主持的“熙丰新法”。

确切说，中国的文人一旦从平民身份中走出并快速地升任至显要位置，往往会出于嫉妒心理对朝中元老，士大夫阶层有所嫌忌。

他们一般思考时清醒，办事时糊涂；观别人清楚，看自己迷糊。

所谓中庸之道只会在其思考问题时注意，真正临到处理实际事务时便全然抛在脑后。

其实王安石与司马光之间的争论本为政策性分歧，但出于中国文人“文人相轻”的积弊和动辄感情用事，缺乏理智的原因，他们都习惯性地将这种技术层面的政策分歧上升为道德伦理上的对立。

从而忽略对方合理的建议，偏执处事。

以至于推行新法的过程中用了如吕惠中之流的小人（他们属于文人中不合儒家典范的重利轻义的一种）。

新法的失败也成必然了（新法的评价更多的还要涉及到政治、经济问题，但与本文已无多大关系，就此不提）。

而北宋王朝也正是中国
历史上把文人政治搞得最彻底也是最糟糕的时期。

在唐代，由于儒、释、道的发展，使中国文化界产生了将其进行全面有机地整合需要。

至程朱理学的确立，终于完成了这个任务。

中国文人从以往通过在政策改革来实现国富民强的努力转为力求内心的修养和对民众强化思想控制上来求得社会稳定了。

儒家也从此呈现出一股无法阻挡的反动的发展趋势。

元代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一个使文人抬不起头的朝代。

当时社会分为十等人，介乎于第八等（娼妓）和第十等（乞丐）之中的就是第九等人——儒生。

入明以后，随着中国商品经济的繁荣和发展，中国文人们也逐渐开始在禁欲主义的束缚下产生了纵欲的倾向。

同时文人中反传统，反伦理的事屡见不鲜，且多以此为荣。

但归总起来，这些文人也不过是统治者手中的玩偶，只要不在原则性的问题上出格，作个
小丑放纵一下也是未尝不可。

也正是在这个时期，中国文人的思想从总体上说是平庸的。

而真正的文化主导却为那些市民中的游民知识分子所扮演。

黄子澄有心为国，但历史是由胜利者书写的，他的名誉自然被奴化史家生生地毁掉。

方孝儒在建文一朝并无建树，却因其誓死遵守儒家忠君信条的人格魅力而名垂史册。

明代第一位大思想家、政治家、军事家莫过于南京兵部尚书王守仁。

他仅用了43天的时间就成功地平定了宁王朱宸豪的叛乱，使明武宗的统治转危为安。

当遭到宦官诬陷的时候又能够利用司礼监内部的矛盾使自己的性命和职位得以保全。

在思想方面，他大量借鉴了佛教中许多思想，并从陆九渊处发展来的陆王心学终于使以前名不见经传的心学自“鹅湖之会”后突然对程朱理学构成了最为直接也最具杀伤力的威胁；
如“人人皆可为圣人”，格物不如格心等带有人文主义色彩的思想。

他也使陆王心学成为当时中国思想界进步的重要标志，为日后黄宗羲、王夫之、李贽、顾炎武的思想发展起到了启蒙作用。

明代第二位伟大人物便是首辅张居正。

张居正于隆庆二年入阁，自万历元年辅政开始到万历十年去世，张居正可以说是当时中国实际上的皇帝。

在中国历史上，尤其是中国文人当中，乐于作官的人大有人在，但肯下工夫做事情的人却很少，肯下工夫做事情又能做好的人少之又少。

之所以说张居正是中国历史上伟大的政治家，正是在于他不向其他中国文人那样将权利与地位作为其捞取利益的资本和光耀门楣的幌子，而是真正在自己的职权范围之内塌塌实实地办理政务，治理国家的人。

他定期考核官吏，使人尽其才。

一切按照规章制度办事，有功赏，有过罚，
赏罚适度，决不以一己快乐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

同时又敢于用人，人不求完人，事不求全功。

采取一系列措施提高政府的工作效率，贯彻国家法令，整饬边防军备；财政上：清丈全国土地，改革财税制度，既与民休息，又增加国库收入。

使明王朝在风雨飘摇之中又苟活了六十二年。

遗憾的是，在中国这样一个建立在氏族强化基础上的国家，一个以家庭为基本单位有机组合起来的宗法制社会，从来都是重人情不重法治。

只重法治，不讲人情或是少讲人情的官员无论他的政绩多么好也得不到人们的支持。

而在中国文人之中更是如此，他们一般贪小利，讲交情，好面子，只论门生故吏，不看贤愚智长。

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使他们办起事情来往往缺乏长远眼光。

在张居正生前，他们阿谀逢迎，坐观其成败。

一旦失势，便群起而攻之，以至于在万历十
二年险些掘了张居正的坟。

中国文人又是颇有惰性的。

他们为官要么只做个名教的殉道者（如海瑞）；要么利用自己的权利大肆捞取好处，最后赋闲养老，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即便有过也不使之见于史，留个清名而已（如董其昌，可惜他只以绘画留名）。

从万历开始，中国文人更加不顾国家危机和北方女真人崛起，终日只想沽名钓誉。

他们卫道不卫国，保节不保君，相互之间结朋拉党，互相攻击。

“争国本”、“梃击案”、“红丸案”、“移宫案”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

万历帝有驭臣之术却无治国之才，明王朝也从此走向了一条通向灭亡的不归路。

崇祯帝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正是死在这帮迂腐文人手上。

这种士大夫风范在天启年的东林党中得到了另一种形式的充分发挥。

他们当中不乏务实之士。

特别是
他们骨子所具有的中国文人天生的傲气——在孟子处被称为浩然之气——更是支撑起了中国文人两千余年的脊梁。

至于清代，我以为，无论是从思想文化还是科学技术上，清朝相对于明朝来说都是一次历史的倒退。

在满州人民族自卑心理的阴影下所表现出来的对汉族文人的文化专制使得整个清代文化界、思想界处于一种死气沉沉的状态。

而中国文人也正是在这样一个状态下陈陈相因，没有作为。

明末清初，中国文人的又一特点在动荡的岁月中显露出来——在政治立场上变换角色的极端抉择。

中国文人是最注重立场的，一个人不怕有多大才，
只怕立场站错；如果立场站错了，他的才干也只会害了自己。

而在中国的文人环境里，立场的变化又极大，并且这种大的变化又非常具有戏剧化色彩。

由于明末
所谓忠贞之士忍辱负重，在前方舍命报国，而在后方，却屡屡遭到权臣构恶、排挤，甚至有生命之忧。

在对朝廷丧失掉最后一丝信心之后，他们往往一赌气，便不顾民族气节，转而投靠他们一向敌视的清朝。

明代士大夫中如洪承畴、钱谦益就是鲜活的例子。

通观中国历代文人，他们的悲剧并不在于无才，而是为儒家教条所害。

寒窗苦读的书生意识不到这些，缺乏解决实际事务的能力。

帝王将相中认识到书生缺陷的则大力使用实干之人，而这些所用之人又偏偏少于攻读经纶，自然为文人士子所不耻，从而更加剧了文人怀才不遇的悲哀；而那些没有认识到书生缺陷的帝王将相们，广泛使用文人，可是文人只适合在开国之初，百废待兴时使用；一旦国家繁荣强盛后，则更需要纯粹的政治家从法制的角度上巩固帝国前期的经营成果。

毕竟在政界里需要的是政治家而不是文学家和
艺术家。

帝王们认识不到这一点，结果使诸多政务废弛，积弊丛生，以至积重难返，同样导致一个悲剧性的结局。

古代帝王为了巩固统治而愚民，殊不知科举制度又正是在这些所愚之民中寻找国家的“栋梁”。

渐渐官场中的官员一个个昏聩无能，而作为帝师的科举出身的臣子们又用自己所接受的“愚民教化”对皇帝进行了一系列看似无意识，实则又必然的教育。

最后，所谓的愚民政策到头来还是愚弄了整个中国。

文化专制，对一种思想的高度崇拜和神化最终导致了该思想的僵死与国家的衰亡。

而生存其中的文人也永远无法在其喜剧地位上逃脱掉悲剧性的命运！最终都无一不外的沦为意识形态的牺牲品。

然而李林甫又是崇尚“术”和“势”的，他在位期间，为了保住自身的相位，一来牢牢抓住京师附近的三镇兵权。

二来不惜罗织冤狱，诱
惑他人犯错，继而打击一批对他构成威胁的人物。

同时他有能够利用手中的权势成功地驾御了手下包括安禄山、杨国忠在内的群臣，成为当时政坛上不可撼动的巨石。

而其消极意义就是，从此破坏了中国官员层级选拔的机制和中央各部门相互分权、制衡的体系。

唐王朝从此转向衰败。

在盛唐另一个值得提及的人物便是李白。

白寿彝先生在《中国通史》中评价他：诗歌盖世，文章也有可以流传千古者，但缺乏政治才干。

可以说，这
样的评价对于李白来说还算是公允的。

毕竟，治国不像作诗，来不得半点浪漫和浮夸。

至于像李白那样终日生活在激情中的人又如何受得了政府里循规蹈矩似的生活？须知，治理国家光靠激情是远远不够的。

再加上他蔑视权贵又追求功名，期求立军功又不清楚高层政治内幕。

终至于先被外放，后又追随永王李磷，
遭到发配。

李白的一生是浪漫的一生，寻求仙山，求取丹药。

同时也是悲剧的一生，政治追求的无处施展又屡遭命运的游戏。

同时也给历代向往仕途的文人们狠狠地泼了一盆冷水。

文人的喜剧地位往往是其悲剧人生的开始。

尤其是从一介布衣突然升任中央的决策位置就更成为铸成他悲惨结局的重要因素。

王叔文的“永贞革新”就是因这样一个原因而导致失败的。

更具典型代表的还是北宋中叶以宋神宗和王安石共同主持的“熙丰新法”。

确切说，中国的文人一旦从平民身份中走出并快速地升任至显要位置，往往会出于嫉妒心理对朝中元老，士大夫阶层有所嫌忌。

他们一般思考时清醒，办事时糊涂；观别人清楚，看自己迷糊。

所谓中庸之道只会在其思考问题时注意，真正临到处理实际事务时便全然抛在脑后。

其实王安石与司马光之间的争论本为政策性分歧，但出于中国文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