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中国文明起源之理解分析

我对中国文明起源之理解岭院抖社9班田振刚众所周知，中国作为东亚文明的杰出代表与古巴比伦、古印度、古埃及并称为世界四大文明古国。

但是为什么其他三个文明古国的称谓前面都要加一个“古”字呢？理由很简单，因为他们的文明在进步发展的过程中不同程度地遭受到了外族的野蛮入侵和残酷毁灭。

例如发端于尼罗河流域的古埃及文明于公元前343年被波斯帝国灭亡。

滥觞于印度河流域的古印度文明大约于公元前1750年左右被雅利安人灭亡，印度河城邦消失，近代以来，由于以英国为代表的西方列强的殖民扩张，印度文明进一步受到西方外来文明的毁灭性打击，作为印度文明的浓缩精华——梵文的消失，英语成为印度官方语言或许就是最好的证明。

而两河流域的古巴比伦呢，结果就更悲惨，因为它作为一个曾经有过光辉灿烂的历史文化成就的国家已经永久地尘封在历史的长河里而不复存在，公元前539年波斯人的铁马金戈让巴比伦王国在滚滚的硝烟战火中化为一片尘埃。

今天作为古巴比伦文明的继承者——伊拉克也不得不为他们古老而不复存在的古国文明感慨惋惜，当他们面对着历史遗留下来的《汉谟拉比法典》不知道会生发出怎样的感慨。

相比之下，中国文明则在历史的变迁，岁月的风火和时间的拷磨中幸运地保留了下来，并且呈现出自身鲜明的个性——继承性，整体性，多样性。

那么问题来了，中国文明的这种史诗般的延续仅仅就是由于幸运吗？中国也曾经长期遭受过外族大规模的野蛮入侵，两汉时期的匈奴人、两宋时期的辽夏金人以及后来的蒙古人（在当时来看是外族，现在当然大部分已经融入到中华民族的大家庭中），结果是：西汉时期汉武帝派卫青霍去病深入漠北大败匈奴，解除了其对北部边郡的威胁，捍卫了中原王朝的独立与古国文明的延续；辽夏金人虽然在军事上对宋王朝构成了极大的威胁，但这丝毫没有减弱宋王朝的先进文明包括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在边族外夷日常生活中巨大的影响力，所谓”两军交兵，而商旅之行不绝“讲的就是这种情况。

而当蒙古人的金戈铁马踏碎南宋士大夫心中的盛世繁花，看似如风中残烛的中原文明却并没有重蹈巴比伦人的覆辙，而是凭借的深厚的底蕴，顽强的韧性以及无与伦比的先进性与包容性得以继续存活。

几千年过去了，中国文明历经沧桑而不凋，历尽磨难而更强绝不可能仅仅得益于历史老人的眷顾，他自身必然拥有一种极其深厚的内在气质使之自强、使之发展，而这种内在气质早在沉淀之初即中国文明起源阶段就必然酝酿着一种特殊性和生命力，因此中国文明起源问题的研究在整个中国文明研究过程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关于中国文明起源问题的研究，无数的先辈们在经年累月的考古挖掘实践和学术理论总结的过程中留下了不朽的业绩。

其中的杰出代表便有苏秉琦先生的《中国文明起源新探》，夏鼐先生的《中国文明的起源》。

其中对中国起源问题的看法至今仍处于百家争鸣的状态，争议较大，下面主要讨论两个问题。

其（一）站在全球的角度来看，中国文明是外来文化传入刺激融合的结果还是本土自然生长的结果？绝大多数中国学者都赞成后者，而持有相反观点的主要有瑞典历史学家安特生和美国历史学家毕世博等等。

安特生主要根据彩陶来证明中国文明西来说，他1920年在甘肃河南考古发现史前时代的彩陶以后，发现中国考古发掘出来的彩陶与中亚、东欧出土的彩陶类似，于是便认为史前早期的中国人是从中亚、东欧进入新疆然后经过甘肃的河西走廊到达河南即中原地区，然后留下了那些彩陶。

这显然只是一种主观的臆测而并没有详尽的材料予以证实。

之后不久，中国的考古学家在山东龙山城子崖和河南安阳殷墟的考古发掘发现了中国本土文化史前时代的遗物，这些发现无疑是对安特生中国文明西来说的一个有力反击。

美国学者毕世博在《东亚文明的开始》一文中提出中国从新石器时代至殷周时期时期主要的文化成果如彩陶，文字，战车，水牛，羊，马，大米，小米，高粱等等都不是来自近东就是印度，因为这些相对先进的文明在中国出现较同时代的中亚、近东、印度偏晚，并且从出土的文物来看已经处于一个比较先进的阶段，这些需要历经成百上千年才有可能发展形成的文化不可能没有诞生萌芽期就直接成熟。

到了20世纪70十年代，随着考古工作的进一步发展和理论研究的深入，认为中国文明是土著自生的观点逐渐占了上风，例如李先登先生在《商周青铜文化》中写道：“中国古代夏商周时期不仅用青铜来制作生产工具和武器，而且还用青铜制作奴隶主生活中使用的器具。

这些奴隶主贵族用于祭祀、朝聘、宴飨，丧葬等各种礼仪活动的青铜器具，其功能不单是乘物用的容器，而且具有表示身份等级的作用，即用以‘明贵贱，辨等列’（《左转隐公五年》）是贵族权利与地位的象征，是当时礼制的体现，即所谓‘器以藏礼’（《左传成公二年》）所以称为礼器。

青铜礼器十分发达是中国古代青铜器区别于世界上其他国家古代青铜器的显著特点，也是中国古代青铜文化的本质的鲜明的特点。

这是由中国古代夏商周文明的特点——宗法血缘关系所决定的。

另一方面，中国古代青铜冶铸技术高度发展则为青铜礼器十分发达提供了物质技术基础。

总之，这也有力的说明了中国古代青铜文化是在中国的土地上独立发展起来的，形形色色的中国青铜文化外来说是没有根据的。

”其（二）是中国文明起源的具体问题，而在讨论这个问题之前我们有必要思考一下另一些问题。

首先对于’中国文明起源‘中的“中国”该如何理解，这就引申出第一个问题，那就是中国文明起源的地域问题。

据百度百科解释：汉语“中国”一词，最早指天下的“中心”——黄河流域黄河中下游的中原河洛地带，中国以外称为四夷。

在汉人心目中，其直接统治地区是为中国本土，其周围四夷均为臣属之地，所谓“天子有道，守在四夷”。

中国是居天地之中者曰中国，四夷是居天地之偏者。

汉代始建蛮夷邱，南北朝建“四夷馆”。

明朝四夷馆，内分八馆，曰鞑靼、女真、西番、西天、回回、百夷、高昌、缅甸等等。

满清统治中国以来，传统中华帝国作为天下中心的默认就渐渐被打破了。

以夏鼐、唐兰、金景芳为代表的学者认为中国文明起源于中原黄河流域。

众所周知的是，黄河是中国文明的摇篮，早期几个主要的奴隶制国家——夏、商、周的活动也主要集中于黄河以北，更重要的是，20世纪大量的考古发现也似乎印证着这一点，例如1.二里頭文化:二里頭遺址位於河南洛阳偃师二里頭村，於1959年發現，遺址距今大约3800－3500年，1960年考古學家在二里頭遺址的上層發現了一處规模宏大的宫殿基址；2.鄭州商城遺址:鄭州商城是商代早中期的都城遺址，坐落在鄭州商代遺址中部，即今河南省鄭州市區偏東部的鄭縣舊城及北關一帶東牆。

夯土層內木炭的放射性碳素斷代並經校正的年代，為距今3570±135年，據此可知其上限約當西元前1620年前後。

根據文獻記載與前人考證，不少學者認為它是商代中期“仲丁遷隞”的隞都，屬商代中期；也有人認為是商湯所都的亳，屬商代早期。

而以苏秉琦和丁季华为代表的学者则认为中国文明起源于若干不同的文化区域，苏秉琦先生通过大量的考古积累和理论总结就把中国文明的起源界定为六个不同的文化区域，即以燕山南北长城地带为重心的北方、以关中（陕西）晋南豫西为中心的中原、以山东为中心的东方、以环太湖为中心的东南部、以环洞庭湖和四川盆地为中心的西南部、以鄱阳湖-珠江三角洲一线为中心的南方。

通过对四川三星堆文化遺址、内蒙古赤峰夏家店文化遺址和红山文化遺址、山東曆城龍山鎮龍山文化遺址、浙江良渚文化遺址、湖北盤龍城遺址和石家河遺址等等文化遗址的发掘发现以及研究报告的提出，我们对中国文明起源的地域问题也就有了一个全新的认知。

中国各区域的文明更像是零散分布的满天星斗，分布于中国大地的各个不同的角落。

每一颗文明的星星都会有相似的特点同时也会有各自独特的光芒，他们在地理位置上相互独立，同时又突破着这种地域的限制而彼此相互印射相互交融。

而这种相互交流融合可能是由于以下几个原因：1.早期生产力的落后，物质资源的匮乏使得饥饿的原始人民为了生存不得不开始去寻找更多的食物储备，也就使得他们不得不从一个地方迁移到另外一个地方，当然也有可能是由于环境的变化例如火灾、洪涝灾害、地面沉降或上升导致了这种迁移，但不管怎样由他们积累下来的文明也同时被带到迁入地与当地已经形成的土著文明相互交融而形成新的具有地域特色的新文明。

2.随着社会的进步、物质生活水平的提升，原始人口迅速大规模增长，而相应的土地数量的增长幅度小于人口的增长幅度，由此引发了不断尖锐的人地矛盾，而这种人地矛盾就会导致一部分人不得不离开从而迁移到另外一个地方，也就会像1中所说的那样形成文明的迁移与交融。

3.原始部族之间的战争也会形成文明的碰撞。

在原始的社会生产力条件下，由于食物，活动空间等等是有限的，而人的需求是不断增长的，那么作为整体存在的部落之间也会发生战争，从而带来文明的碰撞，战胜的一方会在新的领地建造自己的文明同时为了维护聚落的秩序、缓和彼此的矛盾也会有选择性地兼容一下当地的土著文明，而战败的一方有的会迅速地融入到新的文明，有的会坚守自己的文明带着简陋的家当迁移到其他的地方从而形成文明的碰撞，交流与融合。

因此我认为虽然可以将中国文明的起源分解成六个不同的文化圈，但同时也必须把他们放在一个整体中来看待。

因为各个地区文明起源与发展并不是独立的、静态的、单向的，而应该是整体的，动态的，多向的。

用哲学中的整体与部分的观点来看的话，中国文明是一个整体，各个不同地区的文明是部分，没有部分即六个区域文明就不可能有整体的中国文明特征的形成，离开了对各个不同区域文明起源的探讨而谈中国文明起源的问题就会像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是没有意义的。

但同时，需要注意的是，不同区域文明对中国文明起源与形成的贡献度并不是完全一致的。

我们所熟知的是“黄河是中国文明的摇篮”，毫无疑问，黄河流域文明的起源与发展在一定意义上说对整个中国文明的起源形成与发展的贡献度是最高的，比如活跃于黄河流域夏商周三代所形成的礼乐制度宗法观念都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是中华文明起源中最早也是最先进最成熟的一部分，这也就是为什么最初的几个奴隶制国家起源于黄河流域而不是在其他地方。

而历史学家郭静云教授则提出了一种全新的观点，在她的新作《夏商周——從神話到史實》可以看出她的观点是：“1.中國文明的形成是多元的，先楚文化是核心發源地2.商王族來自東北，商朝是中國境內第一個集權王朝3.殷墟是商朝在中原地區的第一個都4.甲骨文是商王族吸收其他地區文字，特別是江漢地區文字並加以改進而成的文字”。

就今天我们所认知的中国历史起源来看，这显然只是一种全新的假设，比如说如果商王朝是第一个集权王朝，那么考古发掘以及历史文献对夏朝的记载又该怎么去推翻？综上三种观点，我觉得苏秉琦先生对于中国文明起源的地域问题的看法是最客观、最合理的。

然后，对于中国文明起源中的“文明”该怎么理解？这也就导出下面的问题即中国文明起源的时间和标志问题？因为只有当我们搞清楚什么是文明、怎样算进入文明社会的时候，我们才能根据已有的材料进行一一对照来找出与文明起源相关的材料从而来得出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