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第六代电影的审美特征(一)

试论第六代电影的审美特征(一)

论文关键词]第六代个人化都市边缘人小人物影像

论文摘要]以张元、娄烨、王小帅、贾樟柯等为代表的第六代电影导演群体，以个人化的叙事策略和对都市场景与边缘人、小人物生活的展示以及强烈的影像塑造意识，体现出他们共同的“代”的意识与审美特质。以张元、娄烨、王小帅、贾樟柯等为代表的第六代电影导演群体是在80年代相对开放多元的文化背景下接受教育的，同时也是在中国电影面对一个新的环境中开始拍摄的。与“第五代”相比，他们有着诸多不足以自成一派的因素，甚至其中很多导演也拒绝这种代际划分。但就笔者个人的看法，随着“第六代”作品的不断问世，他们在电影审美追求上的共同之处也渐次清晰。因此，对他们电影的整体特征进行描述，也许是可行的。

一、个人化的叙事策略

“个人化”这一概念，滥觞于日本的“私小说”创作，它是一种无视社会意义、专写私生活、敢于自我暴露的写作。是在现代主义哲学思想活跃，“反传统情绪、个人主义思想，为之弥漫。一般人由关心国家变为关注自我，由国家主义转为‘沉潜的个人主义’”的社会思潮下，某些对自身处境不满、对社会极端失望的作家的产物。笔者之所以借用“个人化”这一概念，是因为“第六代”的叙述艺术，与小说界的“个人化”写作很类似。

“个人化”叙述的特征首先是，放弃“社会代言人”的角色，回归个人的叙事状态，远离公共话语和宏大叙述，而面向个人的狭小生活。“第六代”的作品从《头发乱了》，到《北京杂种》、《小武》、《长大成人》、《苏州河》、《月蚀》、《阳光灿烂的日子》、《非常假日》、《蔓延》……无不如此。青春的困惑、成长的烦恼等存在主义意义上的精神状态，成为影片中作为主人公的个人化叙述的中心话语，虽然在这些作品中有社会因素存在，但那不过是作为故事的背景而已。在他们的作品中，尽管有很多对社会阴暗现象的揭示，但叙述者并不以“代言人”的口气，而只是一种“平民当事人”的个人化讲述与宣泄。其次，是叙述中总有纪实与自传的叙述框架。影片主人公多是在焦虑和失落中茫然而行的少年或青年，他们的故事在大众心目中几乎无足轻重，但由于导演与作品的主人公在年龄、经历、命运方面往往具有相关性——如姜文，在《日光灿烂的日子》中，干脆找一个酷似自己的“小姜文”，以示与自己经历的相关——人物形象便不仅是解读影片的显形符码，还成为解读导演的隐形符码，因此有理由认为“第六代”电影具有纪实与自传的叙述性质。再次，是“第六代”多不采用“第五代”所擅长的影像象征、暗示等寓言模式。而善于采用直截了当的内心独白方式，表现某种敢于抗争的、玩世不恭和任性的、无拘无束的精神状态。在这个意义上，“个人化”叙述成了第六代表达个人情绪的一种策略。

第六代导演的以个人化叙事传达自我情绪在某种意义上表现为“即兴创作”。电影不仅丢掉了戏剧的“拐杖”，而且完全不使用剧本，演员在导演情绪感觉的指挥下直接表演，整个电影的建构全部在剪辑室里完成，使电影在一定程度上彻底摆脱了文学的范畴。影片《北京杂种》就是导演张元即兴创作的作品，并使导演体验了这种即兴创作中随意自由的快感：“《北京杂种》在某种意义上说是一个真正的自由的创作。我们那帮人，崔健、杜可风、还有舒琪，那次拍摄经历是我最大的幸运。我也不知道第二天要拍什么，常常是凭着即兴和随意的想法去做。完全是把自己身边的几个人物放在一起，很自由的一个空间。”当然，这种即兴创作显然是第六代导演叙事叛逆性的一种极端表现，旨在表明与传统的叙事风格的对立。同时，影片中插入了许多摇滚乐队演出的场面，以此来打破故事的完整性。导演借助现代摇滚乐的叛逆性，在影片叙事中表达自我感受，使这部影片的叙事呈现出个人化、情绪化的特征。

第六代导演所选择的这种个人化乃至情绪化的叙事策略，使他们放弃了“社会代言人”的角色，远离公共话语和宏大叙事，回归到个人的叙事状态。受西方艺术电影的影响，他们追求的是自我方式的“纯艺术”。而并不完全把电影当作“大众的艺术”。因此在电影叙事中采用直截了

当的内心独自方式表现某种敢于抗争的、玩世不恭的和任性的无拘无束的精神状态。有的评论者把这种叙事状态称为“主体性叙述”，即将抽象的、逻辑的、清晰的、理性的思维，诸如思想主旨、哲学理念、生活见解，以及艺术风格与造诣等等，全部统领和提契着他们作品的具象叙述。或者通俗地说。就是在观看他们作品的时候。常常会感到一个无形的解说者在那里对观众耳提面命。

二、都市场景与边缘人、小人物生活的展示

在第六代导演的电影中。“都市”是一个关键词。作为与城市共同长大的青年一代导演，他们的摄影机镜头没有越过城市的高楼大厦去摄取他们并不熟悉的乡风民俗。而是通过手中的摄影机执守都市来对抗第五代对历史与乡土寓言的抒写。20世纪90年代前期，夏刚(执导《遭遇激情》、《大撒把》、《无人喝彩》等影片)、李少红(执导影片《四十不惑》)、周晓文(执导《青春无悔》、《青春冲动》等影片)、黄建新(执导《站直了，别趴下》、《脸对脸。背靠背》等影片)等导演在一个别样的社会语境中，拍摄了一系列新的都市电影，被评论者称为90年代前期中国电影与文化中“时隐时现的都市”与早期“时隐时现的都市”不同，第六代导演关注都市生活最为实在的感性层面，在切身体验中获得现代都市光与影、声音与色彩的真实感觉，捕捉现代都市瞬息性的现在时态和躁动不安的情绪。而且第六代导演本身就处在都市边缘人的文化身份定位中，成为现代都市中“漂泊的一代”。因此他们对现代都市空间的体验是破碎、零散与变形的，并采用后现代性的反抗方式，不断消解全球语境下城市化进程中的现代性神话。

影片《苏州河》(娄烨。1997年)是一部典型的表现都市碎片的第六代影片。上海是国际化的现代大都市，但导演却绕开了对上海恢宏的现代性的表达。影片没有表现具有现代都市指征的摩天大楼、现代化机场与商场、城市的标志性建筑及都市霓虹灯，取而代之的是片头就出现的废弃的大楼、陈旧的驳船与码头、残破的桥梁、腐臭污浊的苏州河以及河两岸狭窄的街道、阴暗的民房。他以“我的摄影机不撒谎”的宣言，真实再现了苏州河两岸的现状。可以看出。在影片中导演没有解读上海经济的奇迹和这种奇迹给社会个体带来的物质繁荣。而执着于城市“现代化”浪潮中拆迁和重建过程中产生的废弃的大楼和阴暗的街角。执着于城市文化转型的集中场域——城市中浮动的准城市和城市的临时居民，从而昭示着城市化和全球化进程中城市边缘人物内心的失落和心灵的空虚。

与娄烨的上海苏州河题材相呼应。张元以异样的视角描写北京的胡同和广场以及北京过去的记忆。从《妈妈》到《广场》，再到《北京杂种》《东宫，西宫》和《过年回家》，张元以自己的理解方式和观察视角来解读北京。贾樟柯的“故乡三部曲”则把镜头对准了他的家乡山西汾阳。在这个由县改市的新型小城市中，新旧杂陈的街道，狭长的巷弄，随处可见的拆迁房屋涌入镜头，表现了导演对城市基层居民在社会转型中的情感和命运关注。由此，第六代导演也以异样的城市文本形成了一系列地域烙印电影序列。

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在以镜头展示都市生活场景的时候，几乎不约而同地把摄影机对准了当下都市的边缘人物。他们不少影片的主要人物是一群不食人间烟火的边缘人。他们沉浸在挥之不去的童年记忆里。痛苦地面对着自己的青春岁月。城市繁华热闹将他们无聊无望的生活衬托得格外刺目，无因的反叛情绪控制着他们，但并没有为他们带来最终的解脱，而是令他们陷入了更为寂寞无奈的境地。张元在《北京杂种》中，借剧中人的话说。展现了一群“由着性子活的那种人，都是社会的异己分子”。他(她)们是摇滚乐手、画家、艺术院校的学生、混在北京的浪子。摇滚乐手们(崔健、窦唯饰)为他们热爱的音乐而奔波，没钱买乐器，到处被赶着搬家，甚至住到建筑工地上：乐手之一的卡子四处寻找已怀孕的女友，自己沉湎于混乱的两性关系中，承受着精神折磨：大庆的钱被骗，自己也欠了朋友的钱，到处追债和被追债：而他的朋友们也困顿窘迫。黄耶鲁被人瞧不起，酒后还让胖子(臧天朔饰)打了一顿，沮丧失落：周明没什么可靠收入和正经事做，老婆还怀孕了：金玲面临毕业，想留在北京但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