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经济特区：中国对外经济政策的窗口(一)

深圳经济特区：中国对外经济政策的窗口(一)摘要：邓小平关于经济特区是中国“对外政策的窗口”的著名论断，其完整的内涵表现在：经济特区是中国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窗口；经济特区是中国维护世界和平的窗口；经济特区是加强中国同第三世界的团结和合作的窗口。

不能简单地把经济特区定义和解释为“对外开放的窗口”，在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国际大背景下，改革开放以来的深圳经济特区，一直发挥着中国对外政策尤其是对外经济政策窗口的作用。

关键词：经济特区；对外政策窗口；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曾经深动和形象地把经济特区描述“对外政策的窗口”。

在中国改革开放的条件下和在和平与发展成为世界主流的国际背景下，经济特区始终发挥着中国外交战略格局前沿阵地作用，尤其是广东经历了SARS的考验之后，使我们深刻地感到邓小平这一判断的高度科学性、深刻性和战略性，而决不仅仅是“对外开放”或者是仅仅只是通过这个窗口了解中国的对外政策。

经济特区的发展，归根到底是为中国整体发展发挥前沿支撑和样板作用，进而带动全国的发展，发展起来的中国，必将成为维护世界和平的坚定力量。

一、政治上，深圳经济特区发挥了中国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加强同第三世界团结和合作的窗口作用(一)深圳经济特区发挥了中国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窗口作用中国是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重要力量，而经济特区是这个重要力量的窗口。

在和平与发展为当今世界主题的条件下，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对华政策逻辑仍然是“遏制＋牵制＋分化＋推销其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其核心内涵就是最终达到和平演变中国的目的。

中国经济特区都设置在东部沿海地区，他们的榜样力量不只是表现在经济发展能力和财富积累手段方面，还表现在生活方式、思维方式、政治立场的辐射能力和吸引力，对全国都会产生直接的或潜移默化的影响，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对这样如此关键的地方进行渗透的力度和重视程度是很容易推测到的。

针对和平演变，国内有这样几种消极的情况：一种是出发点善意者，他们认为经济特区在不知不觉中改变中国的颜色，使之演变为西方反华势力的桥头堡，持这种想法的人既不代表“左”，也不代表“右”，他们只是表达了一种本能的担心，没有明显的政治倾向；第二种则是“左”，就是邓小平批判的“把改革开放说成是引进和发展资本主义，认为和平演变的主要危险来自经济领域”者；第三种则是“右”，这些人虽然不多，但是非常危险，他们“非常希望中国被和平演变，只要中国领导人坚持改革开放政策，这就正中了和平演变的下怀”。

在国际上，西方国家都希望中国被全盘西化，首先是要把中国变为西方国家的精神奴隶，进而政治上让中国成为西方的附庸，其方式主要是加强思想渗透、利用经济科技杠杆、培植亲西方势力、争取下一代亲西方派、进行宗教渗透等等；从战略上，正如邓小平早就告诫我们的，“帝国主义搞和平演变，把希望寄托在我们以后的几代人身上”，西方有足够的“耐心”和“毅力”作长期谋划和打算；从地缘选择上，西方国家主要把目光集中在中国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关键区域——特别是深圳这样的经济特区。

他们的基本假设是，中国东部沿海相对于内陆，由于在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等方面最先受到西方的感染，所以最容易被西化，因为在他们看来，“十九世纪以来，中国对西方和日本的感情复杂。

诸如殖民地占领、反共产主义活动、和平演变都来自沿海方向和被分割的中国沿海地区”。

但是深圳发展的事实和结果正好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愿望完全相反，经济特区反其帝国主义之“道”而行之，不但经济科技蓬勃发展起来，政治上也成长为社会主义优越性的突出代表，这令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者大为迷惑不解，他们认为中国的这种表现实属西方政治文化和政治思维所不能解释。

他们简单地认为，中国肯定会因抵御和平演变而必然采取“收”的政策，中国必然会回到计划经济的老路上去。

实际上，中国抵御和平演变，正是为了更好更健康地开放。

中国在坚定地反和平演变的情况下而成为全球最有吸引力的投资场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在健康发展，中国不是“收”，而是更加“放”了，这些都是西方学者感到非常“困惑不已”之所在。

实践充分证明，经济特区不但充当了中国经济起飞的领头羊和试验田，而且也实实在在地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方面发挥模范堡垒和示范作用。

(二)深圳经济特区发挥了中国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的窗口作用在传统安全领域，深圳特区等沿海经济重镇，正如日本陆上自卫队的一位中校所描述到的：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使“沿海地区作为生产基地、经济市场和战略防御目标变得日趋重要”。

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如果冒然发动对华军事冒险行动，这些地方必然首先成为攻击目标。

所以，从一定意义上讲，维护国家安全，其实主要是维护中国关键的政治经济和文化重镇的安全。

深圳这样战略地位如此重要的经济重镇，它在中国总体外交政策中的地缘前沿地位，也由此可见一斑，因此，深圳人参与外交的意义自然非同小可。

在非传统外交领域，我们决不可掉以轻心，盲目乐观。

中国既然是国际反恐联盟主要成员，恐怖主义针对中国经济特区密集沿海地区发难，并非完全空穴来风，关键是要早作好防范的各项准备，将之消灭于萌芽状态。

再比如严重流行病问题，在广东曾经肆虐一时的SARS对中国内政外交的考验和影响，值得认真地加以总结和探讨。

中国应对SARS的动员能力、运用手段、国际合作都达到或接近发达国家所能达到的水平。

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大国形象普遍受到世界公认。

但也不可否认，就在SARS肆虐过程中，除了世界一些媒体对中国作了与SARS 有关的诸多善意和客观报道外，也有相当一部分主要是西方的媒体借SARS进行煽动性宣传，制造的舆论恐慌和紧张可以说空前绝后、前所未有。

如“SARS已经演变为一场削弱中国经济和动摇共产党统治基础的信任危机”啦!，声称“细菌所导致的威胁远超过恐怖主义”，还无不幸灾乐祸地说，“防止全球性SAILS流行为时已晚”，恶毒中伤中国政府，说“中国喜欢埋葬坏消息以政治目的操纵有关数据的倾向造成了人类苦难(humansuffering)”，“从一开始，中国似乎害怕信息远远甚于肺炎本身”，“中国常常把卫生健康数据，特别是那些尴尬的部分看作是官方秘密，北京要求绝对守口如瓶”，“中国的政治结构和其在世界舞台上迅速发展的经济地位不能并驾齐驱。

毫无疑问，中国仍然是孤立的，亚洲和西方国家的人认为中国共产党视民主价值为敌人”，更有煞有介事，故弄玄虚者：“SARS可能起源于一次小事故，它是非常不寻常的爆发，说不清楚是否它是有意而为还是非人为的”，断定中国封锁SARS信息的行为破坏了五年来中国外交意欲改变“头上长角，身上长刺”的地区大国形象(asapricklyregionalpower)和改善和邻国关系的努力”。

(三)深圳经济特区发挥了中国加强同第三世界的团结和合作的窗口作用中国经济特区发展的成功，曾经对苏联解体前的社会主义国家产生过很大吸引力，他们先后来中国的经济特区进行考察、访问，都对中国经济特区的经验给予很高的评价，冷战后广大发展中国家和朝鲜、越南等社会主义国家，印度、俄罗斯等国家对中国经济特区的成功也十分地感兴趣，纷纷到中国来“取经”，印度准备参考“广东模式”，俄罗斯在建设经济特区时将主要借鉴中国经验，朝鲜也准备如深圳和珠海一样，在它和南朝鲜接壤的沿海地区建立经济特区。

经济特区集人、财、物的优势于一身，此外还有一定的制度优势，加大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合作力度，既是经济目的，也是营造和谐世界的政治目的。

中国西部地区周边国家的一些消极因素严重阻碍西部大开发顺利发展，在阿富汗、缅甸等西部地区的邻国，由这些国家的黑恶势力造成的贩毒问题成为中国和其相邻的省份经济社会发展的严重威胁，而且也严重地威胁着东部改革开放的所取得的成果。

已经发展起来的东部沿海，特别是深圳经济特区，在中央权威的大力支持之下，可以有针对性地在经济社会发展方面和这些国家的政府、非政府组织，联合国的相关机构等合作，推动从根本上消灭毒品的战略性的、从外向内推进的工作，这一方面支持了周边国家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另一方面也为西部大开发的健康发展营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同时也使自身的发展环境变得更加优越。

深圳不但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样板，也是邓小平所说的“管理的窗口”、“知识的窗口”和“技术的窗口”，一方面它发挥了从发达国家引进技术的窗口作用，另外一方面它又是中国支持广大发展中国家提高科技水平的重要平台。

正如学者指出，“经济特区作为我国对外开放的前哨，自成立以来已经引进了大量的外国先进技术和成功经验”。

慷慨无私地把先进科学和技术传递给广大发展中国家，深圳在其中发挥骨干和战略支撑作用，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这都是中国对外政治经济政策的题中应有之意，能不能做到“慷慨无私”，可以说是用事实来检验中国的发展是不是和平发展，是不是谋求为建立一个持久和平的和谐世界主张真实性的核心检验指标，是中国区别于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核心检验指标，当然也是深圳能不能抓住推动自身发展的新机遇和新使命，从而真正发挥中国对外政策窗口作用的核心检验指标。

二、经济上，深圳经济特区发挥中国对外经济政策的窗口和示范作用在邓小平的对外政策思想中，不但反映的是政治问题，而且也高度关注经济问题，他在1990年3月3日同几位中央负责人时指出，“我们的对外政策还是两条，第一条是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维护世界和平；第二条是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和经济新秩序”。

国际经济秩序是指在一定世界格局基础上形成的国际经济运行规则和相应的贸易机制，通常包括国际分工、国际协议及惯例和贸易规则等。

(一)中国必须和国际经济运行规则真正接轨，经济特区则是中国按照国际规则办事的前沿阵地深圳从改革开放前的边陲渔村发展成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这确实是邓小平高瞻远瞩谋划的结果，它和广州一起，共同成为中国华南经济圈的领头羊之一，而由于它政治上拥有经济特区政策优势，使它总是处于时代弄潮儿的特殊地位。

中国如何与国际接轨?如何按照国际惯例和规范办事实现双赢——即满足中国的经济政治利益的同时，又很好地遵守了国际规范?深圳在如何按照国际规范办事的经验与教训，对全国毫无疑问具有巨大的启发价值。

国际规则有3个明显的特性：即“外部性”、“约束性”、“非中性”。

“外部性”指规则运用越频繁，使用者获得的潜在收入就越大，在深圳这个窗口，可以说规则运用的频繁程度，是任何内陆地区所无法比拟的，所以深圳成为中国面向世界的窗口，各个省和地区，为了本地区利益的最大化，也纷纷借助深圳这个窗口；就“约束性”而言，单个国家将无权对国际经济规则的合法性提出质疑，当然无权要求豁免。

从这个意义上讲，深圳这样的经济前沿如何实施国际惯例和规则，如何应用之，在无权豁免的情况下如何适时地对这些国际规范在未来的修改和变通提出中国自己的主张，提供了实践的基础和条件；“非中性”即同一项规则会对不同国家产生不同的影响，这个概念对深圳来说也很重要，既然中国是以“平等互利”为对外经济政策的宗旨，那么从深圳这个窗口所发生的对外经济活动和具体的经济贸易业务，就自然应该充分体现“平等互利”这一基本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