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李贽“童心说“》

浅谈李贽的“童心说”摘要：在程朱理学成为主导文化的明代万历年间，李贽对整个社会的主流文化所导致的假道学发起挑战，不仅对“存天理，灭人欲”的程朱理学发出质疑之声，还对充斥于官场、社会的虚伪之风进行批判。

进而提出其思想理论中的核心基础——“童心说”。

“童心说”强调做人要保持真诚真实，就不能丢失“童心”，秉持真性情真个性，肯定人满足自身生活欲求的自由。

李贽的文学思想对晚明的文学理论批评和创作产生了重大影响，“童心说”是李贽美学思想的核心。

其对“童心”即人的自然之性的提出，使晚明文学理论和创作出现了与前代截然不同的景象，对后世的思想文化领域影响重大，具有积极的社会意义。

关键词：童心说；本心；真心；李贽是中国十六世纪伟大的启蒙主义思想家和卓越的戏曲小说评论家。

李贽的哲学思想庞杂、矛盾又极具个性，他不仅是从儒家营垒走出的反叛者，还深受阳明心学的影响，甚至吸纳了佛家、道家、禅宗等思想。

李贽不仅生性倔强，反对束缚，承认人的感性欲求和自由发展。

他对“假道学”的批判远非彻底，但他不缺乏探索的真诚和勇气，不缺乏怀疑一切的批判眼光。

李贽身上的矛盾和复杂也正是晚明社会及其矛盾、复杂的现实体现，是他用毕生心血和全部生命争得的“绝假纯真”，“童心说”对于李贽，乃是本质的东西，是他全部价值和意义之所在。

第一章“童心说”的历史背景“童心说”被公认为是李贽哲学思想的核心和灵魂，那么童心在李贽的心目中到底有什么内涵呢？它是如何形成？只有了解李贽所生活的时代背景，以及他心目中的童心的样子，分析形成其理论的基础，我们才能了解童心之说对李贽整个人生的影响。

李贽所属的明代晚年，资本主义因素的萌芽发展起来了，商品经济迅速膨胀，城市和集镇也随之繁荣。

伴随着市民阶层的壮大。

市民阶层要求有自己的文化形态，这就是自我意识的觉醒，对个性解放的憧憬，对世俗生活的肯定等等。

一个新的世界展现在人们的眼前，这也可以说是社会的转型期。

在这样一个转型期，作为当时封建统治阶级的精神支柱的理学，再也维系不住人心，王阳明心学，特别是王艮、李贽的激进思想不胫而走。

李贽所面对的那个时代现实，官场、社会无不充斥着大话、假话、空话；官场与文坛上充满着假人、假事、假文。

李贽鲜明提出“绝假纯真”的“童心说”，与一切障蔽“童心”的“道理闻见”相对立，与隐瞒、欺骗的虚伪社会气氛相对立，标志着李贽思想的成熟，也是他与封建社会决裂的宣言。

李贽的“童心说”吸收了中国道家的传统和佛教禅学以及反对儒学教条的文化思想。

“童心说”深受道家思想影响。

在《老子》中,有“恒德不离,复归于婴儿”,“圣人皆孩之”1以及“含德之厚, 比于赤子”2等句。

老子提倡“童心”、“赤子之心”,就是最初一念之本心。

庄子“法天贵真”的思想提出“真者,精诚之至也。

不精不诚, 不能动人。

”3李贽的“童心”, 主要强调“真”,人们在成长过程中，接受到了来自社会环境的影响，获得了既定的知识和约定俗成的认知，具有了“理性”,于是便歪曲了外在对象的形象, 他就失去了本真成了不真实的人。

李贽提出的“童心”,正是要打破当时的社会加于人性的枷锁。

李贽的“童心说”和禅宗思想也有密切关系。

李贽深通禅学,其一生, 深受佛禅思想影响。

禅宗以“悟”为参禅法门，它不需要分析、推理、判断，不需要认识事物所必需的逻辑程序，只要保持心灵的空灵澄澈，进行全身心的直觉体验，就能得到对宇宙的根本认识。

禅学所讲的“本来无一物,何处染尘埃”其本意就是静虑冥想, 排除一切理性思维的干扰，进行纯直觉的感悟和反思,完全是一种直觉性的非理性的思维活动。

李贽的“童心”反对的就是“义理”的干扰。

与王阳明学派的传承关系。

王阳明学派主张“心即理”、“致良知”、“知行合一”，李贽承袭了阳明心学思想脉络，反对程朱理学“存天理、灭人欲”的思想，要求张扬自然人性。

但是，王阳明学派领受儒家思想，仍然肯定封建道德。

李贽的“童心说”在对世界本原和人生价值的认识上有个体意识的觉醒，这是对杨明学派的超越。

第二章童心说的思想主张第一节童心即真心——反对假道学我们知道，《童心说》是李贽全部学说的理论基础。

在《童心说》的开头，他说道：“夫童心者，真心也。

若以童心为不可，是以真心为不可也。

夫童心者，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

若失却童心，便失却真心；失却真心，便失却真人。

人而非真，全不复有初矣。

”李贽认为，童心，实质上是真心，如果认为不该有童心，就是以为不该有真心。

所谓童心，其实是人在最初未受外界任何干扰时一颗毫无造作，绝对真诚的本心。

如果失掉童心，便是失掉真心；失去真心，也就失去了做一个真人的资格。

而人一旦不以真诚为本，就永远丧失了本来应该具备的完整的人格。

而所谓“假道学”则是指满口仁义道德，而言行不一的人。

这种人与李贽提出的“童心说”相违背，他认为写文章要遵循真实性，根基于现实生活，不能“失却真心”。

他的文学理论影响到现当代的文学家——巴金。

“讲真话，把心交给读者"——这是“人民作家”巴金的心灵感言。

其实“说真话”既简单又复杂，却是一种难能可贵的巨人精神，在当下求真意识淡薄的氛围下，更彰显出“说真话”的价值和意义，巴金正是以“说真话”而被大家所赞赏的。

他在《随想录》里提出说真话的倡议，是一个简单而又复杂的话题，也是我们平时经常挂在嘴边的。

然而具体到文学上，落在文本上，则又产生另一种效果和困惑。

这里面有说与不说的难堪，真假之辨的尴尬，还有话语的矛盾与陷阱。

虽然有那么多的疑问与指责，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氛围在慢慢形成，巴金勇敢地选择了言说，自己带头“说真话”。

他的《随想录》也被誉为“一部说真话的大书”，在里面他反复地提出要“说真话"，并把“说真话”与文革，与现实生活的存在相联系，有真意浓情，有严厉批判，有殷切期望，更有良心的解剖。

他的这种文论无不受到李贽“童心说”的影响。

文学作品的内容源于现实而又高于现实，而情感的真实是文学作品的灵魂，情感的真实是通过内容表现出来的。

台湾作家三毛的作品不以描写大众人生、揭露社会问题为己任，而是把自我人生的抒写作为创作的中心。

三毛一再强调“我的文章就是我的生活。

”“我写的其实是一个女人的自传。

”“迄今，我的作品都是以事实为根据的。

”“就我而言，我比较喜欢写真实的事物，如果让我写假想的事物，自己就会觉得很假，很做作。

”三毛没有走虚构小说的创作之路，她从生活本身受到启发，不去编故事，只去写生活，而她自身奇特、浪漫、新鲜的人生经历，恰恰构成生活中最真实不过的故事，以至于读者往往无法区分它是文学作品，还是生活本身。

她的这种写作正是体现了李贽提出的“童心说”文学理论，她也认为童心是写真诚文章的根本。

巴金和三毛都是从这种“童心”出发去写作，写出了人间的杰作。

将自然而不矫饰的个性表现视为最佳作品，将个性之真与人生之趣作为最高审美追求。

李贽文学的创作理论很注重真实性，这与他个人的思想有密切的联系。

他一生主要兴趣在于追求自我生命之自由与解脱，故而他保持一颗真心是必不可少的，他自认为不能被世俗风气污染，不能违背自己的心意去创作。

正是因为他的真才被黑暗的社会逼迫自刎。

第二节纯真自然人性——反儒学污染李贽所处的时代是儒家信仰发生严重危机，传统价值观念遭到前所末有的怀疑的时代，新思想的萌芽正在顶破历史的坚冰，伸展出稚嫩的绿叶。

在这种环境下，李贽仍然秉持童心，要求创作作品表现童心要“由乎自然”，不能有丝毫的“牵合矫强”。

他说：“盖声色之来，发乎情性，由乎自然，是可以牵合矫强而致乎?故自然发于情性，则自然止乎礼义，非情性之外复有礼义可止也，惟矫强乃失之，故以自然之为美耳，又非有情性之外复有所谓自然而然也。

”从中可见，他的“童心说”即是“自然人性说”。

他从自然人性论出发，把人进行思维的本能、本性都看作是天生的人寒了要加衣，饥了要吃饭，同样人见了美好的事物就喜悦，见了丑恶的事物就憎恶，与这种童心相联系，李贽提出了识、才、胆的意义和审美价值，识由知来，知之愈多，识见愈广，才和胆均由识而发，一个人如果童心常存，识、才、胆就会正常发挥作用。

他要求识、才、胆应三者俱备，他以此衡量自己，觉得自己在为人处世上，“出词为经，落笔惊人，我有二十分识，二十分才，二十分胆。

呜呼!足矣，我安得不快乎!”。

“快”就是审美感情上的满足和快活，由此他要求文学家要敢于发表自己的作品，“宁使见者闻者切齿咬牙，欲杀欲割”，也不能把作品“藏于名山，投之水火”。

李贽的这种自然人性论的“童心说”，在思想上和美学上，有着反对封建礼教束缚，追求个性解放的巨大的进步意义。

儒家讲究仁义礼智信和三纲五常，这在一定的程度上限制人的自然天性的发展。

而李贽为人“笃爱佛禅，时常以谈禅证性为务，在生活方式和态度上亦模仿禅僧”，他的“思想深受禅宗的影响”。

从儒学与佛禅的对比中可见，李贽认为儒学的发展会让人失去“童心”，失去人的自然本性。

李贽的“童心说”不仅强调审美情感的真实,且钟情于文学的自然表现。

真实就是自然，而童心是人最初的本心,童心是人与生俱来的自然的本质，不应该受到世俗观念的污染。

第三节至文观——小说戏曲李贽从人的真心真情谈起,谈到写文章形式上的自然状态。

在李贽看来,“天下之至文,未有不出于童心焉者也。

苟童心常存,则道理不行,闻见不立,无时不文,无人不文,无一样创制体格文字而非文者”。

天下的经典文章,没有不是发自童心的。

如果童心常在,那些伪道学家所宣讲的道理,在社会中形成的贪婪之心,就会失去立足之地。

这样，任何时代，任何人，任何体裁文体风格都可以出现极好的作品。

只要是从真情出发的自然的流露,就会写出好文章。

好文章的标准是自然，是一触即发,并不是在于单独字句的雕琢与结构、体裁、风格等形式上的故意安排与矫揉造作。

作品的形式是情感抒发的自然而然。

这就是说，天下最好的文章没有不出自童心，可见在作品创作中，童心是不可丧失的。

李贽在“童心说”中，把具有一定反叛精神的《水浒传》与儒家的“六经”以及《论语》、《孟子》等破天荒的相提并论，认为《水浒传》是出于“童心”的“天下之至文”，他把《水浒传》看成是圣贤的发奋之作，其价值远在该书之上。

李贽在提出“童心说”的同时，还提出了文学创作要“顺其性而作”、要“有为而作”，反对无病呻吟，强调创作要有真挚而强烈的感情，要“蓄极积久、势不能遏”，这些进步的文学主张，都是难能可贵的。

另外，李贽的散文是以议论性散文为主，很生动地表明了他要自由地发挥个人见解的创作心态，虽讲道理却有感人的艺术力量，其关键就在于议论中常伴有生动鲜明的形象性，这不仅对当时伪道学家这群类型形象的刻画颇有特色，而且对文章的创作也有着积极的影响，对他自己乃至后人写出好的文章有指导作用。

李贽提出“童心说”意在鼓励作者真情创作，自然抒发,选取某种情感最适合表达的手法、文体和风格, 创作出“内含于章美”、“笃实生辉光”的好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