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静励志演讲稿：认识的人了解的事2篇

柴静励志演讲稿：认识的人了解的事2篇
Chai Jing inspirational speech: what people know 编订：JinTai College
柴静励志演讲稿：认识的人了解的事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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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篇章1：柴静励志演讲稿：认识的人了解的事
2、篇章2：柴静清华大学励志演讲稿
篇章1:柴静励志演讲稿：认识的人了解的事
以下内容是由应届毕业生演讲稿网站为大家整理推荐的著名前央视记者柴静在首都女记协演讲大赛中获特等奖的演讲稿原文—《认识的人了解的事》，她和大家分享了这些年她认
识的一些人，听到的一些故事，最后得出一个国家只要能够拥有那些能够寻求真理的人，那我们就有信心让明天更好的结论。

十年前，在从拉萨飞回北京的飞机上，我的身边坐了一
个五十多岁的女人，她是三十年前去援藏的，这是她第一次因为治病而离开北京。

下了飞机，下很大的雨，我把她送到北京一个旅店里。

过了一个星期，我去看她，她说她的病已经确诊了，是胃癌的晚期，然后她指了一下床头的一个箱子，她说：“如果我回不去的话，你帮我保存这个。

”那是她三十年当中，走遍西藏各地，跟各种人---官员、汉人、喇嘛、三陪女交谈
的记录。

她没有任何职业身份，也知道这些东西不能发表。

她只是说，一百年之后，如果有人看到的话，会知道今天的西藏发生了什么。

这个人姓熊，拉萨一中的女教师。

五年前，我采访了一个人，这个人在火车上买了一瓶一
块五毛钱的水，然后他问列车员要发票，列车员乐了，说：“我们火车上自古就没有发票”。

然后这个人把铁道部告上了法庭，他说：“人们在强大的力量面前，总是选择服从。

但是，今天如果我们放弃了一块五毛钱的发票，明天我们就有可能被迫放弃我们的土地权、财产权和生命的安全。

权利如果不用来争取的话，权利就只是一张纸。

”，他后来赢了这场官司，我以为他会和铁道部结下梁子，结果他上了火车之后，在餐车要
了一份饭，列车长亲自把这份饭菜端到他的面前说，你是现在要发票呢?还是吃完之后我再给您送过来。

我问他你靠什么赢得尊重，他说我靠为我的权利所作的斗争。

这个人叫郝劲松，三十四岁的律师。

去年我认识一个人，我们在一起吃饭，这个六十多岁的男人，说起来xxx小学被拆迁的事儿，他说所有的孩子靠在墙上哭。

说到这儿的时候他也动感情了，然后他从裤兜里面掏出来一块皱皱巴巴的蓝布手绢，擦擦眼睛。

这个人十八岁的时候当大队的出纳，后来当教授，当官员。

他说他所有做这些事的目的，是为了想给农民做一点事。

他在我的采访中说到，说征地问题，给农民的不是价格，只是补偿，这个分配机制极不合理，这个问题的根源不仅出在土地管理法，还出在1982年的宪法修正案。

在审这期节目的时候我的领导说了一句话，说这个人就算说的再尖锐，我们也能播。

我说为什么，他说因为他特别真诚。

这个人叫陈锡文，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

七年前，我问过一个老人，我说你的一生也经历了很多的挫折，你靠什么来保持你年轻时候的情怀。

他跟我讲有一年他去河北视察，没有走当地安排的路线，然后他在路边发现了一个老农民，旁边放了一副棺材，他就下车去看，那个老农民因为太穷了，没钱治病，就把自己的棺材板拿出来卖。

这个老
人就给了他五百块钱让他回家。

他说我给你讲这个故事给你听是想告诉你，中国大地上的事情是无穷无尽的，不要在乎一城一池的得失，要执着。

这个人叫xx，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

一个国家是由一个个具体的人构成的，她由这些人创造，并且决定。

只有一个国家能够拥有那些能够寻求真理的人，能够独立思考的人，能够记录真实的人，能够不计利害为这片土地付出的人，能够去捍卫自己宪法权利的人，能够知道世界并不完美但仍然不言乏力，不言放弃的人，只有一个国家拥有这样的头脑和灵魂，我们才能说我们为祖国骄傲。

只有一个国家能够尊重这样的头脑和灵魂，我们才能说我们有信心让明天更好。

篇章2:柴静xxx大学励志演讲稿【按住Ctrl键点此返回目录】以下内容是应届毕业生演讲稿网站为大家整理推荐的前央视记者柴静在xxx大学所作的一场题为“采访是一场抵达”的演讲稿原文，她和大家分享了她这些年做记者关于人物采访方面的一些心得，她认为，采访是一种客观呈现，不是评判，不应在采访前就对一个人形成了好感或者反感，这样没有办法诚实和客观地观察他了。

没有夯实的报道，评论只是沙中筑塔
我们对于一件事情知道得越少，就越容易形成判断，而且是越容易形成强烈的单纯判断。

人们头脑中偏见的根源，往往是来自于无知，我们对于一件事情知道得越少，就越容易形成判断，而且是越容易形成强烈的单纯判断。

就像我要把一瓶水移动，把它拿到胸前，这是一个很简单的动作，但是我要把一瓶水非常精确地移动一毫米，这就需要花很多的时间去计算，你肌肉的酸痛度也会增加。

精确是一件需要耗费比较复杂的智力活动的一件事情。

报道就要求精确，要求对事实和因果梳理，没有这个基础，评论往往就是议论、想象，而不是事实。

我自己在二十三四岁的时候，成为国家电视台的主持人，做一个十六分钟的新闻深度报道。

我觉得这样的状况在世界新闻史上也是很少见的，一个年轻人被放到做深度评论的主持人位子上，这是我们刚刚起步的电视新闻决定的一种特殊要求，以后也不会更多地出现。

实际上媒体有它的规律，就像一个存在的植物，它必须要按照它的规律生长一样，要想变得粗壮、强韧，必须到土地里头去接受风吹日晒，再一片一片叶子长出
来，如果没有非常夯实的报道作为基础，那么评论只能是沙中筑塔。

所以我转行做了记者，到现在十年了。

采访是呈现，不是评判
采访不是用来评判，采访是用来了解;采访不是用来改造
世界，采访只是来认识世界。

我觉得对我来说，采访最大的障碍就是一句话，“我认
为我是对的”。

这句话看起来不太起眼，但是它造成的障碍会远远大于我们的想象，顾准原来说过一句话，他说什么叫专制，专制就是认为自己绝对不会错的想法，如果一个采访者带着定见，很难了解世界的复杂。

前段时间我采访魏德圣，他拍的电影《赛德克·巴莱》，就是当年发生在台湾的“雾社事件”，原始部落的人跟日本人之间的一场战争。

魏德圣说，在台湾历史当中关于这个事件只有两句话，
某年某月某日多少人反抗日本军队;再看日本的教科书也是两
句话，是某年某月某日台湾某个原始部落的一场暴动。

反抗和暴动，这是对于一件事情的两种解释。

都只有两句话，都很简单，但魏德圣说记者式的社会思维要回答的是：“为什么他们在这个事件中做出了那样的选择?”
魏德圣说，他进入这个头领内心的时候，受过很多的冲击，一开头他会热血激沸，觉得很牛，三百多人就把三千多日本人都干掉了。

但了解越深，他开始发现自己精神上出现了危险的摇晃，比如说他去接触当年认识这个部落首领莫那鲁道的人，那个人跟他讲，他根本不是一个英雄，他是一个流氓，每一个经过他部落的人他都会打，他控制欲很强。

然后魏德圣又会去想，这个人为什么会在战争之前让自己的孩子跟家人上吊?有时候他害怕得简直写不下去了，因为在不断地推翻自己的看法，他突破了概念，想要抵达一个真实的人。

一个人进入另一个人心灵的过程是一个可怕的过程，可
怕在哪?可怕就在于思想本身，思想本身的危险就在于思想本身是不安的。

它拒绝接受已经形成的定见，他需要从自己的思考和感受出发去认识人，这本身就意味着动荡、不安、危险，还有进步。

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会发现你没有依靠，你原来思想上可能有一个拐杖，但是你不得不把它抛掉，这个拐杖就是人类已经形成的习俗、观念。

就像一个被按在水里的人，你必须把头埋在水里面，学着呛水才能够学会思考。

所以我要讲的下一句话就是，采访不是用来评判，采访
是用来了解，采访不是用来改造世界，采访只是来认识世界。

我很年轻就做了记者，年轻人最热诚，但是也最容易犯的一个错误，就是我们真的想通过报道把这个世界变得更好。

我最初那两年在公开场合讲话或者领奖的时候总是会说，我希望我做这个节目，曾经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

这些话很漂亮吧，听上去加点音乐就可以上片尾字幕了吧?但是这样煽情的话并不是职业记者的使命，这个是我慢慢才意识到的。

假如你有这样强烈改造社会的目的，你就会容易形成你头脑当中的偏见，你认为世界有一个完美的范式，它就应该向那个方面发展，假如它不是那样，你就不接受，你就抵触，你就想改变他，这样就有两个后果，一个是你根本改变不了，对方发现你想影响他的时候他就不接受你了，会背道而驰;第二个结果是当你改变不了的时候，就可能因为挫折感或者绝望，放弃了你之前的全部努力。

媒体要提供光亮，照向黑暗未知之处
有同学问，那我们的媒体道德是什么，我现在认为记者的道德就两个字，很简单，就是“明白”：让人明白，让人明白这个世界本来面目是怎么样的，这个就是我们的职业道德。

你把这点做好就可以了，即使我不能够清空自己的一个情绪判断，也要有一个戒备，佛经中说“念起即觉，觉即不随”，这
个念头要起来你要能觉察，觉察之后你会不会跟随它，要有这个意识。

媒体的职责不是提供“热”而是提供“光”，不需要煽
动社会的热情，媒体是在提供光亮，照向黑暗未知之处。

面对饱受社会争议的对象，他已经带着全部的盔甲来面
对采访了，你要感受他，设想如果你是他，这个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会做什么样的准备。

而且，他会因为曾经遭遇过敌意和攻击，收缩得更为紧张，他时刻做好要么反击要么逃避。

人在受到威胁的时候只有这样的模式。

那么采访要达成的是什么?采访达成的是信息，你必须要
问舆论期待知道的问题，不可以回避。

但要提供一个让大家明白这一切造成的因果和背景，那记者就不能够跟他构成对抗的关系。

我现在对自己有一个原则，就是对事苛刻，对人宽容。

大家可以观察一下我对李永波的这段采访，很好玩。

他
说到当年林丹和李宗伟两个人在上海有过一场比赛，在本土作战，而且是林丹领先，上海的观众就喊了一嗓子“李宗伟加油”，东道主的客气嘛，林丹一听连失四球，比赛就输了。

李永波大发雷霆，在赛后新闻发布会说，这个上海观众
素质太低了，怎么会这么没有爱国心，以后我们的比赛都不在
上海办了。

我当时采访羽毛球运动员消极比赛，觉得此事有关他的胜负心，或者对于体育比赛精神和内涵的一个理解，所以我就问他，他一开始是很强硬，他说你怎么可以“给外国人加油”，观众怎样怎样，结果导致林丹输了什么的，我们这样来往大概有三个回合，他一直很强硬。

后来我把问题稍微变化了一下，意思是说站在一个教练
的角度，人们可以理解你会有这样一种心情，但是在中国羽毛球队已经发展到这个阶段，人们可能会对你有一个更高的期许，就是希望能够倡导体育文明。

他忽然就改变过来说，对，我也觉得，喊“加油”也挺好的，这样对队员的心理素质也是一个锻炼。

这个改变看起来很突兀，是一个急转弯，但其实不是，
他在面对大量反对声音的时候，已经在内心去消化和感觉这些声音了，只是他不愿意承认，如果你用敌意的方式去质问，他就会出于防卫把自己的立场踩得像水泥地那样硬实。

但如果你能理解他何以如此，再把他站立的那个地方松
一松，空气进去了，水进去了，那个土壤变得湿润了，变得松滑了，他两个脚站的时候就不会粘固其中，他就会左右摇摆。

我刚才说过了，思想的本质是不安，不安就是这种动荡，一个人一旦产生动荡的时候，新的思想就已经产生了，萌芽已经出
现了，人们需要的只是给这个萌芽一个剥离掉泥土，让它露出来的机会。

年轻时期采访，有时喜欢把对方逼到墙角，攻击他，反正你手里也没有武器了，反正你会倒在地上，那样更好看。

但是人成年了，我觉得还需要某一种宽厚，这个宽厚不是乡愿，是一种认识，就是你认识到人的头脑和心灵是流动的，你不要动不动就拿一个大坝把他的心拦起来了，就不让他进，也不让他出了，其实人是可以流淌的。

好感和反感是你在观察人的时候最有害的一种心态，你要在采访前就对一个人形成了好感或者反感，你就没有办法诚实和客观地观察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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