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完柯文《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王韬与晚清改革》

邓子珣：读完柯文《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王韬与晚清改革》

邓子珣

在现代史上，虽然王韬从来没有站在历史舞台的中心，但他却与许多历史事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作为19世纪后几十年的改革推动者，在中国与西方两种文明之间，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王韬所扮演的调停者的角色十分重要。

王韬的命运与其他同时代的文人相比本来并没有很大的不同，科考失利，穷困潦倒，抱负难伸，进而转向对传统科举制度的批判；随着西方冲击的深入，他的思想也经历过从技术层面的学习到社会制度的效仿这样的过渡。然而他不仅生在特殊的时代，还拥有特殊的际遇。他生活在上海和香港，一直与西方人一起密切工作，曾经去欧洲和日本旅游，这些独特的经历使他有可能成为了近代第一个“既受过中国经典训练，又在西方度过一段有意义时光的中国学者”。而这些都使他能较为超然地对待自己的文化并发现变化的必要，同时，对西方文化的熟悉也使他能够发现使变化成为现实的手段。

在读这本书的过程中，我们可以感觉到，在王韬身上明显的呈现出一种传统与现代经纬不明，纵横交错的复杂状态。在他的思想中既有对中国传统根深蒂固的坚持，又有对于西方事物最大限度上的开放。究其原因我认为有两个方面，一方面，王韬早年的流亡经历使他对西方和西方人有较为深刻的了解，这给了他一个“新的图景”，使他能够从与大多数中国人不同的角度出发来观察世界；而另一方面，王韬在许多地方仍深浸在中国往昔的文化学术之中，这“使他能够在接纳某些极其非传统的观点的同时，而又不经历一种文化断错的震撼。”因此，在王韬的世界观中便清晰的呈现出新图景与旧思维习惯之间那种脆弱的，紧张的平衡状态。

不难发现，王韬的思想和世界观在慢慢的转变。在他19世纪50年代末发表的文章中，他对西方文化大体持否定态度，中国只需以“学在四裔”的态度选学诸如轮船、军火武器的有用西学即可。在政治上，中国成为权威的终极源泉。并且，中国的价值观念和文化规范（“道”）被看作是人类永久的合理性，中国可以直接同文明划上等号。到1865年，王韬在上海和香港这类西化的城市已居住了16年，并一直与西方传教士密切共事，影响是明显的。他远远站在他的大多数同代人之前，认识到西方挑战在中国是史无前例的，因此应采用史无前例的应战方法。更有意义的是，我们发现王韬在60年代中期开始了一种文化世界观过渡到民族世界观的艰难历程。在他1865年的上李鸿章书中，他强调“握利权”、“树国威”，并清醒的认识到必须与西方国家进行商品竞争。这标志着他对中国的世界位置观念发生了急剧的变化。而在70年代以后，王韬开始强调处于国家富强需要的民族竞争。竞争中必然有比较，这样，中国成了众多民族中的一员。早期的民族主义思想已经取代了“天下”世界观。

在回顾以上转变时，我们可以发现想要清晰地界定传统与现代性并且清楚地看到其中的转换是很困难的。王韬的民族主义也许对于“天下”世界观来说是现代性，但那只是早期的民族主义，还未十分明确。至于又该如何判断他的变革观是传统还是现代呢？毕竟这是建立在传统儒学“道”的基础上对各项变革的认同，似乎既是传统也是现代。所以，传统与现代性只能是相对的概念，它们不是分别静止的，而是作为两种力量不断调整，这一过程可以看作是向现代性的演变，现代性只能作为一种导向，而绝不存在一个绝对的标准。

在当代社会，当人们在描述一个状态时，往往会提到“转型期”这个词。想想现如今政治、文化所面临的转型，以及社会的价值标准，仔细想来我们的处境似乎比王韬的时代更艰难。在经历了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文化大革命等一次次阵痛之后，对“传统”的观点也被有意无意地用来为不同人的不同目的服务屡次变换。如柯文所看到的：“毛泽东将传统意识形态化为压迫者和被压迫者之间的不断斗争；鲁迅斗争其詈骂为每页都带‘吃人’字句的虚伪记录；蒋介石将其神圣化为儒家对德的追求，中国对文明的贡献……”这些观点如此不同，以至于现在我们面对传统不知该采取继承还是摒弃的态度。尤其在全球化的今天，物质和精神上都更有吸引力的西方世界直接打断了我们的回首反思，牵引着我们向他们冲去。

实际上我们的目标和王韬所努力的目标一致——即国家的富强。然而在追求的道路上，我们甚至少了儒学“道”的价值观念的支撑。具体到个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被视为封建社会士人的行为准则，伦理道德体系和礼治作为社会发展的阻碍被排斥，但又没有一个可以在精神世界引导人们的新的道德标准、新的价值体系来填充空白。这就造成了所谓的“信仰缺失”。没有了束缚，整个社会陷入盲目、狂热、浮躁的状态，众多问题呈现在眼前。这种现状仅仅依靠提倡学习“八荣八耻”与构建“和谐社会”是不足以缓解的。也许，我们更需要的是新一代的知识分子重建民族文化，重新为我们的生存寻找到新的价值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