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青年》编辑部的新与旧

当年的胡适显然没有虚心学习和认真领会林纾的这段话语，4月9日，他在致陈独秀信中写道：“顷见林琴南先生新著‘论古文之不当废’一文。喜而读之、以为定足供吾辈攻击古文者之研究。不意乃大失所望。林先生之言曰知腊丁之不可废。则马班韩柳亦自有其不宜废者。吾识其理、乃不能道其所以然。此则嗜古者之痼也。吾识其理、乃不能道其所以然、此正是古文家之大病。古文家作文、全由熟读他人之文、得其声调口吻。读之烂熟、久之亦能仿效。却实不明其‘所以然。’此如留声机器、何尝不能全像留声之人之口吻声调。然终是一副机器、终不能‘道其所以然’也。”
别人用毛笔写字的正当权利;玩飞机模型的人不可以剥夺别人玩风筝的正当权利一样。更何况正在讨论“文学改良”及“文学革命”的胡适、陈独秀、钱玄同等人，与“古文家”林纾一样在使用文言文。在这种情况，胡适把自认“嗜古”的前辈文人林纾与不可能有任何人性嗜好的非人类的“留声机器”加以类比，无论如何都是不文明、不人道、不科学、不礼貌的人身攻击。
回顾历史，《新青年》同人中的胡适、陈独秀、钱玄同、刘半农、周作人等人的相关言行，在很大程度上是“学不新而唯词之新”的似是而非、价值混乱、自相矛盾的以儒反儒、以旧反旧。陈独秀、钱玄同等人采用“必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的单边片面、唯我独尊、极端绝对的专断态度提倡白话文，恰恰是中国传统孔学儒教“存天理，灭人欲”的二元对立、一元绝对、单边片面、唯我独尊、党同伐异的文化专断基因的极端表现。当年的陈独秀其实并不十分理解被他拟人化为“德莫克拉西(Democracy)和赛因斯(Science)两位先生”的民主与科学的真实内涵和明确外延，他真正明白现代工商契约及民主宪政社会的民主价值和科学方法，是在穷途末路中困居四川江津的晚年岁月。
1922年4月8日，面对陈独秀关于“非宗教同盟运动”的极端表态，钱玄同在致周作人信中再一次反思检讨说：“中国人‘专制’‘一尊’的思想，用来讲孔教，讲皇帝，讲伦常，……固然是要不得，但用它来讲德谟克拉西，讲布尔什维克，讲马克思主义，讲安那其主义，讲赛因斯，……还是一样的要不得。反之，用科学的精神(分析条理的精神)，容纳的态度来讲东西，讲德先生和赛先生等固佳，即讲孔教，讲伦常，只是说明他们的真相，也岂不甚好。……我们以后，不要再用那‘务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的态度来作‘訑訑’之相了。前几年那种排斥孔教、排斥旧文学的态度，很应改变。”
所谓“腊丁”，指的是罗马帝国时期用于记录传播天主教《圣经》及其他官方文案和学术文本的拉丁语。随着欧洲各国文艺复兴及宗教改革运动日益普及，拉丁语的主导地位被通俗易懂的各国方言文字所替代。“马、班、韩、柳”指的中国历史文化名人司马迁、班固、韩愈、柳宗元。“不能道其所以然”，确实是像林纾这样的“古文家”的一大盲区；但是，“古文”作为一种约定俗成的话语工具，并不是任何个人能够强制废止的。“嗜古”更是一种天然正当的个人爱好和个人权利，容不得任何个人及团体强行干涉。就像是用电脑打字的人，不可以剥夺
Hale Waihona Puke 与林纾的上述预判相印证，钱玄同在1920年9月25日写给周作人的书信中反思检讨说：“我近来很觉得两年前在《新青年》杂志上做的那些文章，太没有意思。……仔细想来，我们实在中孔老爹‘学术思想专制’之毒太深，所以对于主张不同的论调，往往有孔老爹骂宰我，孟二哥骂杨、墨，骂盆成括之风。其实我们对于主张不同之论调，如其对方所主张，也是20世纪所可有，我们总该平心静气和他辩论。我近来很觉得拿王敬轩的态度来骂人，纵使所主张新到极点，终之不脱‘圣人之徒’的恶习……”
标志着由《新青年》杂志直接启动的新文化运动走向高潮的五四运动，至今已经有九十五周年。九十五周年前的中国文化界，并不存在一个楚河汉界是非分明、新旧两分的文化鸿沟，即使《新青年》同人团队内部，也依然处于新旧交织、亦新亦旧的思想混沌之中。总体上说，无论是“新青年”、“新教育”、“新思潮”、“新文化”，说到底都是在以新的招牌来包装中国传统儒教文化的旧的底蕴。
1917年4月7日，正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胡适，在日记中全文抄录了前辈文学家林纾字琴南的《论古文之不宜废》。该文刊登于1917年2月8日的上海国民党机关报《民国日报》，其中所要批评的主要对象，是胡适此前发表在《新青年》2卷5号的《文学改良刍议》。抄录如下：“方今新学始昌，即文如方姚，亦复济于用?然而天下讲艺术者，仍留古文一门，凡所谓载道者，皆属空言，亦特如欧人之不废腊丁耳。知腊丁之不可废。则马班韩柳亦自有其不宜废者。吾识其理，乃不能道其所以然，此则嗜古者之痼也。民国新立，士皆剽窃新学，行文亦泽之以新名词。夫学不新而唯词之新，匪特不得新，且举其故者而尽亡之，吾甚虞古系之绝也。……吾恐国未亡而文字已先之，几何不为东人之所笑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