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张居正献身改革的精神,不停顿地推进社会主义改革开放

学习张居正献身改革的精神,不停顿地推进社会主义改革开放
摘要：张居正是明朝晚期杰出的改革家和政治家。

公元1572年他晋升为万历皇帝的内阁首辅后，就抓紧有利时机，推行《万历新政》，即实行对明朝的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改革；他大力地选贤用能、整理财政、改革赋役制度，加强国防建设，经过近十年的努力，不仅拯救了明王朝政权，也使万历时期成为明王朝276年中最为富庶的时代。

张居正的改革虽然最终归于失败，但其改革的历史经验和历史教训，值得我们借鉴和吸取。

尤其他勇于献身改革的精神，更值得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学习。

关键词：献身改革；有利时机；《万历新政》；选贤用能；注重民生；改革促进派
张居正是明朝万历皇帝第一个内阁首辅。

后人对他毁誉参半。

然而在笔者看来，他是明朝晚期的中兴贤相，是中国二千多年的封建社会史中，继商鞅、王安石之后的第三位杰出的改革家、政治家。

张居正字叔大，号太岳，湖广江陵（今属湖北省）人。

他生于嘉靖五年（公元1525年）。

嘉靖二十六年（公元1547年），22岁的张居正考中进士，选庶吉士。

这时，他就有问鼎人臣之极（内阁首辅的职位）的抱负，以改革当时的政治经济，实现他富国强兵的理想。

一、张居正改革前，明朝面临的社会危机
嘉靖二十八年（公元1549年），张居正授翰林院编修，嘉靖四十五年（公元1567年）皇帝朱厚熜病死（谥世宗），太子朱载垕继帝位改年号为隆庆（谥穆宗）。

经过20年官场的历练之后，42岁的张居正入了内阁，成为末位阁臣。

20年来，他饱看明朝吏治腐败、社会危机严重的状况，就在隆庆二年（公元1568年）向皇帝呈上《陈六事疏》，其内容从省议论、振纪纲、重诏令、核名实、固邦本、饬武备等六个方面提出改革的重大举措。

隆庆帝只批示“知道了”，没有采纳实行，但他没有气馁，耐心地等待时机的到来。

从张居正进入内阁之后，明朝面临的政治危机、财政危机、社会危机且日益严重，其主要表现有如下四个方面：
（一）政治腐败。

王朝的首脑——皇帝追求享乐，常不上朝。

内阁纷争，官吏中冗员激增，贪污成风，贿赂横行。

长安有民谣云：“不见清官见青天”。

（二）土地兼并严重，社会矛盾尖锐。

从嘉靖末期至隆庆末年，明代皇庄、官庄以及大户豪强的土地兼并仍继续发展，（见史料《张文忠公全集》书牍文）
农民破产流亡的现象遍及大江南北。

早在嘉靖后期，各地人民（农民、矿工、哗变的士兵、少数民族）起义，此起彼伏。

这些起义虽然先后被血腥镇压下去了，但起义的“火种”仍没有熄灭。

由于土地兼并继续发展，社会秩序仍处在动荡之中，社会阶级矛盾非常尖锐。

（三）国家财政几乎陷入绝境。

嘉靖末年，太仓（国库）存银不到十万两，岁出常超支一百四十万两，到万历元年，官员的薪俸发放都成了严重的问题。

明朝财政几乎破产的症结有三：一、主要症结是由于皇亲国戚、达官显贵、大户豪强肆意兼并土地，他们在大量占有耕地之后，或优免过多而不用缴交田赋，或隐蔽其不法占有的土地，或把要交的田赋转稼在小户、农民身上。

二、皇室贵族任意挥霍财政收入，官吏又贪污，中饱私囊。

三、由于边患问题，国防费用大增。

（四）国防问题突出。

嘉靖末期明帝国屡遭北方的蒙古俺答的侵袭，给百姓常带来莫大的伤害和痛苦。

明朝几乎无力抵御蒙古的入侵。

国防问题，尤其是如何对待蒙古侵袭的防御问题，是关系到明帝国生存的问题。

同时也是一个重大的社会问题。

从嘉靖末期到隆庆末年，明帝国正处在上述的严重危机之中。

明朝统治者中的开明人物不得不进行一系列的活动来挽救其危亡。

张居正在万历初期实行的改革，正是这样的社会历史状况下进行的。

二、张居正改革的重要举措及其成效
公元1572年隆庆帝病死，十岁的太子朱翊钧继帝位，改年号为万历（后谥神宗）。

张居正晋升为内阁首辅，忠心辅佐幼主。

在李太后和冯保（司礼监掌印太监——内相）有力支持下，在皇亲国戚、显宦豪强的一片咒骂声中，他以移山的心力，推进《万历新政》，即实行对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改革，基本上是，前五年以政治改革为重点，后五年以经济改革为重点。

其改革举措有如下三个方面：
第一、政治方面，整饬吏治——淘汰冗员，选用贤能。

所谓冗员是指贪官、昏官、庸官；选用贤能就要做到“举内不避亲，举外不避仇”。

只要是贤能的就是原来属于反对派的都重用他。

万历元年全国九品以上的官员有七万名，北京和南京的官员有二万七千人。

张居正上任之始，在两京搞“京察”，历时四月就载汰冗员一万多人。

从万历元年开始张居正就推行《考成法》，它是针对官僚作风和文牍主义提出的，意在“尊主权，课吏职，信赏罚，一號令”，提高朝廷机构办事效率。

以《考成法》为准则，决定官吏的去留或升职，至万历十年被《考成法》罢黜或被拘谳判刑流徙的官员，有数百名之多。

第二、经济方面，整理财政，改革赋税制度。

张居正针对当时最迫切的财政危机，整顿驿递、税关、漕政与马政，一直到“子粒田”（皇帝封赏给皇亲、国戚、公侯伯的田）征税，并注重兴修水利。

他起用治河专家潘季驯（公元1521-1595年）督修黄河水利工程，从而改变了黄、淮两河经常决口和漕道不通的情况，使数十年弃地转为耕桑，太大有利于农业生产。

为了均平赋役、抑制皇亲国戚、豪
强势力兼并土地与瞒地、逃税的不法行为，和减轻农民负担，张居正于万历五年（公元1577年）向皇帝建议：清丈全国土地（包括庄田、民田、职田、荡地、牧地），次年正式下令清丈，并规定“所在强宗豪民，敢有挠法者”严治不贷（《张居正忠公全集》，附录一，文忠公行实），得到万历帝的准许。

至万历九年（公元1581年）土地丈量完毕，全国土地数字共有七百零一万三千九百多顷，较弘治时，土田数量增加三百万顷。

这些新增土田绝大部份为势豪大富所不法侵占。

仅此一项全国每年新增税银就有300余万两。

在清丈土地的基础上，张居正又在万历帝准许下，实施赋役制度改革。

万历九年（1581年）通令全国实行“一条鞭法”的新税制，所谓“一条鞭法”就是在征取田赋和徭役时，把钱钞代替实物的田赋和徭役，即把应征收的田赋和徭役合在一起，归入“计亩征银”的原则，目的在于整顿国家税收，限制赋役不均而引致弊害的发展。

第三、军事方面，加强边防建设。

早在隆庆年间，张居正不是首辅而只是阁臣时，边防军队中监察官员（包括监军的宦官）的掣肘太多，带兵的武将几乎无所作为，为了提高军队的战斗力，张居正向隆庆皇帝奏请“宽文法以伸将权”，赋予军事将领“专断”的权力。

获得皇帝的准许。

万历初年，张居正为首辅，更加强了“内修守备”方面的工作。

他以“积钱谷、修险隘、练兵马、整器械、开屯田、理盐法、收塞马、散叛党”八事督课边臣，务必使边防军事工作落到实处。

他重用良将李成梁镇辽、戚继光镇蓟、并加强了东起蓟、辽，西至甘、涼的国防线——维修长城[在边墙上筑“空心敌台”，每台宿百人，铠仗糗粮具备。

共筑建一千二百座并安置火炮、火枪、烽墩。

]，以拱卫京师。

张居正推行《万历新政》的十年改革取得了如下的成效：
①澄清了吏治，显宦豪强势力受到一定的抑制。

从而“士有报国之途，农有可耕之田……”，社会阶级矛盾有所缓和。

②国家财政大大好转，国库空前充实。

从嘉靖末年国库存银不及十万两到万历初期平均每年达四百万两，京师粮食的贮量是隆庆年间的三倍左右。

史书称：“一条鞭法”刚刚在全国施行之后的几年中，明之大仓粟达到一千三百余万石，可支五六年之久。

（见李询著明清史104页）
③国防力量大大加强。

史称在张居正军事改革后，“边境晏然”。

不仅南边倭患没有再发生，而且西北方面自此无大边患。

明朝从建国开始，蒙古的侵袭几乎延续了三个世纪，至此才得解除。

总之张居正的十年《万历新政》的改革，不仅拯救了摇摇欲倾的明王朝大厦，使明王朝的统治获得三十多年的稳定时期，而且使万历时期成为明王朝276年中最为富庶的时代。

他推行的“一条鞭法”，虽然随着他的逝世和明朝统治者——皇帝和显宦强势力反对改革，逐渐失去了它的抑豪强、均赋役的实质；但它标志了
中国封建社会史中从实物地租、劳役地租向货币地租的过渡。

从而促进了商品经济的流通和发展。

张居正的改革之所以能取得上述的成效，究其原因有三：①他紧紧抓住有利改革的时机——皇帝年幼或年少、显宦豪强势力与万历皇权的矛盾和李太后与司礼监掌印太监冯保对他有力支持。

②他厉行整饬吏治，选贤用能，培植了一批忠于明皇朝、拥护改革的官员。

③他对改革始终抱着强烈的奉献精神，并以身作则、身体力行。

事实上，他在改革过程中始终贯彻“不于自身求利益”（见万历元年给他朋友李中溪的信）的原则。

在派员稽查赋税征收状况时，他向李太后、小皇帝自揭家丑，同时决定将江陵县令赠给他父亲的1,200亩公田，归还给江陵县政府，并要他父亲补交五年欠交的田赋。

更突出的事例是：万历五年（公元1577年）张居正的父亲张文明在湖广江陵去世，他没有按照制度回家守制。

当时改革——《万历新政》的实施到了关键时刻，如果当时他辞职回家守制三年，《万历新政》的改革就会中断，而且将化为乌有。

为了改革，张居正得到十五岁的皇帝与李太后支持，即让他“夺情”——不回家守制。

但是朝中一批守旧的官员和社会上一批读书人却骂他不忠不孝。

然而他挺住了，继续主持朝政，推进改革。

万历八年（公元1580年），他写信给朋友（学院李公）说，“不谷弃家忘躯以殉国家之事，而议者犹或非之，然不谷持之愈力，略不少回。

故得失毁誉关头打不破，天下事断无可为。

”所有这些，足以说明《万历新政》能获得上述的成效，是和张居正对改革的强烈奉献精神，息息相关的。

三、张居正改革最终归于失败及其原因
张居正死后不到半年，万历帝为了单独秉政，为所欲为，就起用隐藏在内阁中反改革人物张四维、申时行，并与皇亲国戚、显宦豪强势力串在一起，对张居正的改革一步步地进行清算。

最先让他的不到四十岁的母亲——李太后“安度晚年”，继而撤查冯保、开除王国光、撤换戚继光，接着在万历十一年（公元1583年），采取更严厉和残忍的手段，让张居正死后名毁、家破、族沉。

在此，先后一批又一批地起用因“考成法”的谪官贬官，从而一步步地毁掉新政。

到万历二十四年（公元1596年）以后，明朝政权内部的改革派逐渐被排斥出去。

这时皇帝与大宦官、大官僚抱成一团，不容许有半点对社会发展有利的改良措施，变本加厉地实施反动政策，如加派赋税和矿监税使公开掠夺。

从而使农民失地日益严重，社会阶级矛盾日益尖锐化。

万历末全国到处发生“民变”、外患频仍（主要是金国的兴起）。

万历帝死后的第24年即公元1644年，反对改革的明王朝统治者在全国农民大起义中灭亡了。

张居正的改革为什么最终归于失败？而他死后为什么会惨遭毁名、破家、沉族？究其原因有如下两个：
（1）根本原因，是由其改革的性质注定的。

张居正的改革虽然能或多或少地减轻老百姓的疾苦，也有利于社会的进步。

但它的本质是维护、挽救封建王朝的统治。

所以，它就不能不受当时封建统治势力的制约，这就注定了它最终必然失败和张居正本人及其家庭的悲惨结局。

（2）具体原因：相权侵犯了皇权。

事实之一是，张居正的政治改革侵犯了皇权。

自秦以来，中国皇朝的皇权和相权是划分的。

尽管这两种权力的比重不同，但相权对皇权是有一定的制约的。

洪武十三年（公元1380年）明太祖朱元璋诛杀丞相胡维庸之后，废除了中书省和丞相制，把军政大权揽在皇帝一身。

到永乐帝时设立内阁，然而当时的内阁不过是皇帝的“咨询机构”。

宣德帝开始内阁开始行使更大的行政和审议实权，就制度来说，内阁并没有以往宰相领导、监督六科和部院行政工作的权力，其法定角色相当于皇帝的秘书处。

然而万历初年张居正的政治改革，使六科和部院原是直接向皇帝负责，改变为受内阁制约，实质上是将一部分皇权转到内阁。

当万历帝年幼时对祖制不十分明白，不晓得个中的利害关系，然而当他成年后，就意识到张居正的权力过大，“几乎震主”。

张居正死后，万历帝就不容许内阁宰辅与他分权的。

事实之二是：张居正个人的一些行为侵犯了皇权。

例如万历六年（公元1578年）张居正回籍葬父，万历帝让他坐十六人抬的大轿，扈从仪仗的规格，直与帝王无异。

途经真定府时，他竟忘乎所以，乘坐了真定知府钱普为他特意趕制的巨型轿子，这种轿子被人称为“如同斋阁”。

它的前半部是起居室，后半部是卧室，两旁有走廊，童子在左右侍侯，为他挥扇焚香，是闻所未闻的“三十二人抬”的大轿；而皇帝出巡的是十六人抬的大轿，这是违反封建王朝纪纲规定的。

仅此行为，就可以定他企图“篡帝位”的大罪。

因篇幅所限，其他事例不再枚举。

由于上述的原因，张居正死后，万历帝为了独掌大权，为所欲为，就下狠心，要彻底清除张居正的影响。

那些皇亲国戚、显宦豪强，被《考成法》贬谪的官员，对张居正恨入骨髓，当万历帝要清算张居正时，自然是闻风而动，要张居正毁誉、沉族。

这样生前被誉为“忠贞不贰”张居正元辅，死后却变成“谋国不忠”、“专权乱政”的“大奸”，也就可以从中毁掉《万历新政》。

四、以史为鉴，以张居正的勇于献身改革精神，推进社会主义改革开放
张居正离开人间已有428年，他主持的改革，无论在性质、目标等方面，都不可和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改革相提并论。

如上面所述，张居正的改革是明朝封建统治者自救，是封建制度的自我完善，和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改革的性质自然是根本不同的。

同428年前张居正所处的明朝封建社会相比，今天的我国早已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初级阶段。

在中国共产党正确领导下，已经建立了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

剥削阶级之为阶级，早在50多年前被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改造消灭了（注意，这不等于说剥削现象被消灭了）。

现在我国社会上已经没有428年前明朝的那种阶级对抗和阶级搏斗，只存在着工人、农民两大劳动阶级和知识分子阶层以及改革开放后出现的一些社会阶层，如：个体户、私营企业主、大中型企业的高级管理人员……这些阶级和阶层之间的矛盾，总体上来说是属于非对抗性的人民内部矛盾。

就全社会来说，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就是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的需要和落后的生产之间的矛盾。

为了解决这个主要矛盾，我们就必须进行社会主义改革，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同时也要重视和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

所以，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改革是广大人民群众的要求，它的性质是社会主
义制度（即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自我完善，重点更加注重民生、民主，促进社会公平正义。

我们的改革目标，与张居正“富国强兵”，有极大的差别，这种差别就是我们的改革要藏富于民，做到改革和发展的成果全民共享，要民富国强（包括兵强）。

但是，张居正勇于献身社会改革的无私无畏的精神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社会发展中的历史现象总会有一些相似之处，所以张居正改革的历史经验和教训，又值得我们借鉴和吸取。

今天的中国，在共产党领导下，经过32年的社会主义改革，其面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全国人民的生活总体达到了小康水平，部分贫困人口也达到了低水平的温饱；中国的综合国力大大地提升……然而，我们的国家仍有明朝《万历新政》前的一些相似的隐忧，总的来说有如下三点：
（1）吏治。

吏治有待于进一步澄清。

少数党员干部作风不正，消极腐败现象仍然比较严重。

（2）收入分配制度不够合理公平，贫富差距在扩大，威胁到社会和谐与稳定。

（3）边防受到极大威胁。

以美国为首的国际反华势力，互相勾结，用军事围堵中国，妄图侵占中国的领土（领海）主权，阻碍中国和平崛起。

由上所述，我们必须在党的领导下，必须抓紧当前有利时机——国际相对和平的环境和国内社会稳定，着重深化如下改革：①严惩贪污腐败，进一步澄清吏治，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以政治体制改革来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

②坚定不移地改革分配制度。

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

要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着力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为此要敢于打破权贵既得利益集团的阻碍（注意：这不是说不注意他们的合理利益），使改革成果归全民共享，逐步缩小贫富差距、城乡差距，逐步达到全民共同富裕。

③大力加强国防和军队的现代化建设。

着重加强军队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的建设，坚持科技强军，提高预备役部队和民兵建设质量，随时准备打击来犯之敌，打赢信息化的战争。

早在一百多年前的恩格斯就指出：“社会主义……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第443页）。

当前的改革开放是新的历史条件下一场新的伟大革命。

三十二年来的改革成绩是卓著的。

但改革不能停顿，更没有退路。

明朝统治者反对改革的历史教训告诉人们，反对改革、阻挠改革是没有好下场的。

为此，我们必须在党的领导下，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和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打好改革的攻坚战。

所有党员干部、共青团员，特别是有条件参与制定政策的党员干部，还有党外的干部，都应该继续做改革的中坚力量。

所有党员干部、共青团员都应该学习张居正的改革精神，象张居正那样“以社稷苍生为重”，以无私无畏的精神投入改革——不怕得罪权贵与势豪大户，不怕失去个人的性命、身家和榮誉；做社会主义改革的促进派，不做社会主义改革的绊脚石，并且团结和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同心同德地、坚定不移地、沿着党的基本路线所指的方向目标，不停顿地推进社会主义的改革开放。

那么社会主义的改革开放就一定能取得更加卓越
的成就，中华民族就能在世界上早日复兴。

总之，让张居正的改革精神，在今天的中国共产人和党外干部的身上大放光芒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