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上海话看方言的传承与推广

从上海话看方言的传承与推广人员分工：问卷设计：吴雪鹭分发问卷、数据统计：杨天颖、凌舒扬调查报告：吴雪鹭PPT制作：杨天颖DV拍摄：凌舒扬、杨天颖（同学调研）、吴雪鹭（公交车暗访）课题报告：2009年2月4日，《新民晚报》社区版刊登了一篇读者的来信，其中写道：“新上海人，浦东密集度最高，办公大楼里最多。

到浦东，尤其是陆家嘴，都说普通话，说上海话是没有文化的表现，有点像美国土著红种人。

”在网络上引发轩然大波，对作者及编辑等进行了一番“人肉搜索”，网络社区中的讨论比比皆是。

一份没有多少发行量的社区版报纸却引发如此热议，这个关于方言的话题不由引起了我们的关注。

随着上海越来越向着国际化大都市的方向发展，外来人口也就越来越多，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使用的语言现在大都是普通话，甚至是英语，上海方言的地位也在不知不觉中发生了变化，究竟是城市的发展带动方言的传播，还是抑制方言的发展，我们以上海话为例，通过查找资料，分法调查问卷，分析数据，并在周围人中做访谈等形式，对“方言的传承与推广”做一些探讨。

一、一座城市的记忆——方言的变迁（一）上海话的历史据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刘民钢一份上海话课题报告，古上海人说的话源于一种接近于现代侗台语的古越族语，而我们现在所称的上海方言，是上海本地人改用汉语后，与原来的语言互相融汇后形成的。

古上海人使用汉语的情况最晚出现在西汉早期，也就是说，最少两千年前，作为吴方言中的上海话已经形成。

上海话形成至今，大约已有800多年的历史了。

但是有关上海话的历史资料，早期的几乎没有，迄今我们能见到的最早的上海话文字，是清代嘉庆初年上海才子张南庄用上海话书面语写的白话章回小说《何典》，这本书距今只有200年的历史。

因此对于200年以前的上海话，我们只能从现今上海话中去分析寻找它遗留下来的残迹。

不过自从1843年上海开埠以后，留下来的有关上海话的资料却是很丰富的，为我国所有方言之最。

英、法、美国的传教士和日本等国的其他人士为了传教、经商和交际的需要，在上海出版了大量的记录上海方言的语音、语法的书籍和上海话词典、课本、圣经等，还有上海人写的记录俚词俗谚的著作。

1853年就出版了英国传教士J.Edkins写的《上海方言语法》，是我国第一部方言语法书。

后来语言学家高本汉、赵元任等都记过上海话。

（二）人口变迁对上海话的影响坐落在上海方言区内的原上海县城，开埠前只是一个方圆9里的三级小县城。

自1843年开埠以来,县城和县城西部、北部的广大租界地区迅速发展成为繁华的大都市。

从1843年到1949年大约100多年的时期内,上海城区的人口迅速增长，1852年有544,413人，1900年为1,289,353人，1935年为3,701,982人，1949年为5,455,007人。

人口增长主要原因是外籍人口的移入，当时上海人口籍贯遍及中国各省市,主要来自江苏和浙江地区。

1935年江、浙籍(包括上海本籍)人数在公共租界内占总人数的87.43%，在“华界”内占总人数的83.46%。

在公共租界内，上海籍人口1885年占总人数的15%，1900年为19%，1935年为21%。

1946年，在上海市管辖区内，本地籍人口占20.7%，其中农村地区如高桥、龙华等地占近90%，而县城所在的邑庙区为8.4%，蓬莱区为11.9%，商业最集中的黄浦区为 5.9%，老闸区为11.1%。

1950年,本地籍人口占15.1%，邑庙区为6.3%，蓬莱区为10%，黄浦区、老闸区各为4.8%。

占压倒多数的外籍人口进入上海，上海方言一时也变得无序起来。

其中词汇使用方面的混杂兼用现象最为常见，许多江、浙一带的常用词最易加入上海话一起使用，其次是官话的词语进入上海话。

就以常用副词为例，一义有多种说法。

如“原来”一词的同义词有“原来、原生、本生、本来、原本、本底、本底子、原本塌里”，“一点儿”有“一眼眼、一点点、一滴滴、一沰沰、一屑屑”。

有些外来的词语与本地话杂交，形成中间态新词语，如“一似一式、一模一样”→“一式一样”，“一日、一天”→“一日天”，“归去（读作居去）→转去→回转去→回去”。

上海话还善于从移民的方言中借来词语，如“淴浴、灶下间、黄落、肉痛、舒齐、标致、茄门、料煞、啥叫啥、先勿先、煞死、勿局、势必至于、沉倒头、捷转头、千跟斗、吃家生、疑惑疑注、阿要现世”借自苏州话，“高头、窗门、薄刀、碗盏、老头浜(伯儿)、男小畏(娃儿)”借自宁波话，“脆麻花、小巴戏、乖乖弄底冬”借自苏北话，“木老老”借自杭州话。

有的借词甚至替代了本土词语，如从宁波方言中借“阿拉”取代了第一人称复数的“我伲”。

另外，语音的混杂也很明显。

（三）上海话对外来词语的吸收上海方言作为一个历史悠久的方言群体，既表现出对外来的词语慷慨大度的吸收力融化力，又表现出本土文化的强大稳定性。

它吸收了外来词语只是使自己的表现力更为丰富生动，而它的基本词汇和语音语法结构却十分稳固。

不过，移民的方言在不同程度上冲淡了上海话中的土语特征，发展了吴语公约数的成分。

如“地方”取代了“户荡”、“场化”，“外头”、“外面”取代了“外势”、“外首”，“左面”取代了“左半爿”，“拿”取代了“担”，“汏”取代了“净”，“回去”取代了“归去”，“难为情”取代了“坍铳”。

上海话在原松江片方言底层的基础上迅速发展着，使属于吴语临海僻远地带的、原来发展最为缓慢的、较苏州话嘉兴话保留更多古老特征的旧上海话，在百年内一跃领先为吴语诸次方言中发展最速的新上海话。

50年代以后至今，户口制度的改变制止了大规模的移民，上海话重建了稳定有序的发展局面。

但上海话的吸收外来语言的能力依然很强，自我进化机制依然十分活跃，随着现代社会交际的活跃和频繁，上海话原来养成的善于拿来和进取创造的习惯成为传统，上海方言虽然六七十年代一段稳定和萎缩期后，近20年来，随着社会交际的活跃和频繁，社会、经济、文化的多元化，又有长足的变化，变速在吴方言中遥遥领先。

与此同时，上海市内语言和周围郊区语言差距之大，远远超过苏州、嘉兴等市内语言和四郊语言的差别。

现在我们可以到城区势力还未到达或刚刚到达的上海方言区内的北部边缘的江湾镇、西部边缘的真如镇、南部边缘的梅陇镇去了解，这些地方虽彼此相隔很远，但还保持着较一致的旧上海话的面貌。

这里的老年人还保留着上世纪中叶艾约瑟所记的上海方言区的声调面貌(只是原在艾氏时已不稳定的阳上声调并入了阳去)，而上海城区声调已合并为吴语区最少的5个了。

由此可见,今上海市中心区方言比周围的上海方言区语言发展整整快了150年，上海城区的方言高速变迁使它实际上形成了一个城市方言中心岛。

这在我国方言发展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奇迹。

二、一座城市的财富——方言的传承本次调查问卷采用随机分发的形式，在校园中对38位上海本地学生进行了样本采集，对象年龄在16~25岁之间，男女比例相当。

可以说看这个年龄的样本，他们平时的运用程度，他们如何对待自己城市方言的态度，都体现了一种传承的力量。

14位同学表示平时在家几乎都说上海话，14位表示较多说，4位表示不太说，6位表示几乎不说；而在学校里，没有同学几乎都说上海话，8位同学表示较多说，24位不太说，6位几乎不说。

由此看出，在家中，方言的运用度相当高，几乎都说或者较多说的占绝大多数，而在学校中，没有人几乎都说上海话，虽然我们的样本数量由于各种限制不大，但基本可以推断，几乎都说方言的同学仍然占少数。

原因可能是同学中很多外地同学，尤其是复旦这样全国招生比例相当高的大学，来自五湖四海的同学为了沟通方便必然选择用普通话进行交流，可能只是遇到相当熟悉的本地同学，才会说上海话。

不可否认，随着地区之间的融合，人口流动，人们都不再像以前那样安于一块地，方言地位的衰弱的确不可否认。

一门语言无论多么精巧，它的最终目的仍然是被运用，是给使用者带来沟通上的便利。

而对于使用语言的人来说，对一门语言的熟练程度取决于说的频率，当语言环境不再，掌握程度也就大打折扣。

今天我们这一代的上海本地同学说的上海话也已与当年上一辈“老上海”们不同，常常被说成是“洋泾浜”。

任何一种语言都有它的变迁历程，在发展中不断与外界融合，我们暂且抱着乐观的态度相信，方言的未来之路不是消亡，而是焕发新的生命力。

现实是许多外来人口进入上海，本地人如何对待自己的方言，平时外出时，如在商店、公交车里，15.8%的同学选择“会，不管服务员是不是上海人”，65.8%的同学选择“看情况，如果服务员是外地人就说普通话”18.4%的同学选择“不会”。

14位同学小时候家里教的先是普通话，24位同学先学的是上海话。

21位同学表示以后会先教小孩普通话，17位同学先教上海话。

都是超过半数的同学在家庭中先接触到方言，也愿意将这个传承下去。

可以说家庭仍然是方言生存的最好的环境，成为本地孩子最早接触的一门语言。

而在这样一个融合的大环境里，只有4位同学认为上海话会消失，34位同学认为上海话不会消失。

上海本地学生说上海话的频率上海话会否消失三、一座城市的名片——方言的推广其实，上海话一直在随着时间的变迁而不断变化，有些已经具有了全国影响，成为上海在全国叫得出的“名片”。

比如：听到“阿拉”，大家马上就知道开口的是上海人；提起“小开”，人们就会想起上海有钱家的少爷；而听到“作”，几乎全国人民都想象到上海女孩“刁蛮”的一面；而“生煎油条”这种上海独有的小吃则成了上海在全国著名的早餐“四大金刚”。

值得一提的是，上海方言也是有生命力的一种语言，它可以说也是在与时俱进，不断派生出了许多新的词汇。

比如过去只讲盗版，现在上海话也有了“正卡”、“大卡”之分；出门叫出租车，台湾有“计程车”，香港有“的士”，上海人也有独特的“差头”；而“埋单”这类原本北方的方言，现在也已经逐渐被融入了上海话。

我们的样本中42位外地同学，其中32位来上海了1年以下，8位同学来了1-4年，2位同学来了4年以上，对于上海话的接受程度不仅因为他们来上海了多久，同时也受来源地的影响，一些来自上海周边江浙地区的同学对这方言的理解与运用也更方便一些，如果是来自北方不同语系的同学就有很大的困难，可能要过好几年才能听懂一部分。

了解他们的想法便于我们了解方言的在推广上会遇到怎样的问题。

9位同学在电视上第一次听到上海话，14位同学是在逛街时，而19位同学是在和同学聊天时第一次接触到上海话。

这让我们了解到方言的传播更多还是体现在平时人际的交流上。

然而电视，即大众媒体，同样发挥着作用，比如现在一些沪语节目，不仅仅是给本地人以故乡的气息，也是一个很好的方言接触平台，希望每一家省市级电视台或广播台都能有意识地保留一两档这样的说方言的节目，在推广方面将功不可没。

30位同学一天很少能接触到上海话，11位同学一天1-2次，而只有1位同学表示一天能接触到3次以上的上海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