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结构性失业问题隆重登场

【中国的结构性失业问题隆重登场】

失业问题在中国受到官方在政策上的重视，但过去很少变成一个真正困扰中国发展的重大问题。原因在于，中国多年来一直保持着高速经济增长，同时中国有很大的农村社会，不计入失业统计的几亿农民工，在没有工作可做时就悄悄回到农村，不变成政府失业统计上的负担。

不过，从今年开始，情况可能会有很大的不同，失业将作为一个重大的现实问题，隆重登上中国舞台，呈现在决策层的面前，等待中国政府和社会去解决，甚至会影响中国社会的稳定。这种变化来自今年格外复杂的经济问题和就业压力。

中国正在大力推进的产业结构调整、去过剩产能、清理“僵尸企业”，同时也在制造规模惊人的失业大军。中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部长尹蔚民日前承认，在削减过剩产能的过程中，有130万煤炭工人和50万钢铁工人可能失去工作，其中大多数可能是国有企业职工。尹蔚民表示，政府将“多措并举”降低劳动力市场的扰乱。这些措施包括拿出1000亿元人民币帮助安置下岗职工；实行企业内部更为灵活的退休程序；再培训工人；以及鼓励企业在内部安置职工。

上述180万人远不是中国需要解决就业问题的全部，中国每年加入劳动力大军的有大约1500万人，包括每年新毕业的大学生和来自私营部门的失业人群。人社部津津乐道的一个重要政绩是，2015年在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情况下，城镇新增就业人数达到了1312万人。如果今年有1680万人的就业压力需要解决，人社部恐怕就没有这么轻松了。

与过去不同的是，今年新增的失业人口中，有相当一部分是来自产业结构调整和去产能导致的失业人群。安邦咨询（ANBOUND）研究团队此前分析过，这样的失业人群是结构性的，如失业的煤矿工人、钢铁工人，由于他们的年龄、知识结构、技能特点等原因，他们在需要转型才能实现就业的竞争中，会变得非常不适应。我们曾经分析，解决结构性失业问题的难度常常也是结构性的，对中国政府和社会都是一次前所未有的挑战。

拿钱安置当然是一种解决办法，但这种办法只能解决短期问题。比如国务院已经决定拿出1000亿元来兜底。如果这些钱全部用于180万失业工人的基本保障，相当于每人能发5.6万元钱，按

每人一年发2.4万元（每月2000元）来计算，大概能管两年零四个月。此后怎么办？因此，可以肯定这1000亿管不了太大的用，只能短期救急，真正解决问题还要从长计议。

与失业相关的一个问题是城镇化。中国未来5年内要转移1亿农民工进城，而且要实现户籍城镇化。户籍城镇化仍被视为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之一，但是，户籍城镇化也会使得失业问题更加显性化。据媒体报道，在被问及农民工是否担心就业不稳定时，上海的一名经理表示：“多数情况下他们只是为做到下一个春节操心。”这意味着，农民工过去的就业与失业问题是被社会忽略不计的。问题是，这些“只为做到下一个春节而操心”的农民工，他们过去还有农村可回，但在真正的户籍城镇化之后，再遇到失业问题，进城的农民工将没有农村可以回去。

解决失业问题是每一个政府都必然高度重视的问题，不论是民选政府还是主动“为人民服务”的政府都是如此。也不是没有解决的办法，只是需要政府拿出更多的资源。比如德国从2006年开始启动“50+”行动计划，就是为了解决50岁以上的大龄人员的就业问题，扶持他们从第一、二产业转入服务业。该计划的主要内容包括：“复合工资”项目，政府对愿意接受少于失业前工资工作的大龄人员给予一部分工资补助；此外，政府额外免除该老年人两年内90%的养老保险缴费；二是雇用补贴，雇用大龄人员的企业也将获得政府发放的一至三年的补贴费用，津贴补助大概为工资水平的30%到50%；三是社会工资，大龄人员离岗回家照顾一位老人，政府支付约30%工资，照顾非亲老人则支付50%工资。这一计划效果明显，将大龄人口的就业率提升到了55%。但类似的政策除了设计精准之外，还需要有足够的政府财力做保障。

最终分析结论（Final Analysis Conclusion）：

安邦咨询要再次强调，结构性失业问题这一新的负面因素，将从2016年开始隆重地登上中国舞台，作为新的重大变量参与中国的社会运行和决策。这需要决策层、政府部门以及全社会对此有足够的重视！（AHJ）返回目录

【形势要点：央行与财政部对宏观政策的“分歧”进一步

显现】

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的复杂局面，对于宏观政策如何操作是个挑战。目前，央行与财政部在宏观经济政策的看法逐渐显露出微妙的差异——在刚结束的上海G20会议上，央行行长周小川在为略偏宽

松的货币政策吹风，财政部部长楼继伟则表示，货币政策应当适度宽松，但他同时强调有些国家不能使用财政刺激，使用财政刺激的国家必须保持债务可持续性。今天，央行官员继续对财政政策提出看法。继建议提高我国财政赤字率至4%后，中国人民银行调查统计司司长盛松成日前撰文强调，近年来我国企业税率高企，税负增长快于收入，企业税负持续加重，小微企业尤为突出，企业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地位不断下降，企业税负在国际上处于较高水平，由此削弱了我国经济的微观活力。他建议，应该对企业减税费、增补贴，有效落实结构性减税，提高国有企业分红比例，为降低企业税负，尤其是小微企业税负提供空间。他还认为，减税企业税负不一定引起财政收入下降，甚至可能增加。这是因为减税将给企业更强的创新激励，这种激励会提高经济福利，甚至增加税收，尤其是当减税应用于高税率的企业时。事实上，我国的实践也表明，税负下降未必引起财政收入下降。比如1994年我国进行分税制改革后，我国政府财政收入保持了快速增长，1994分税制改革前三年（1991-1993年），我国财政收入平均增速为14.2%，税制改革后三年（1995-1997），我国财政收入的平均增速为18.4%，有了明显的提升。在安邦咨询（ANBOUND）研究团队看来，虽然央行官员说的都是此前认可的话，但对财政政策的反复强调也显示出，央行希望财政政策发挥更大的作用，这反过也能减少宏观经济对货币政策的压力。去年底以来，国内关于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孰重孰轻的讨论很多，“两会”召开在即，央行和财政部对宏观政策的表态超于明显，也有助于在“两会”上对这个问题辩得更清楚。（RZJX）返回目录

【形势要点：数据显示中国经济形势依旧不容乐观】

1日公布的数据显示，官方和财新PMI双双下滑，且不及市场预期。数据显示，中国2月官方制造业PMI 49.0，创2011年11月以来新低，且连续第7个月低于荣枯线，预期为49.4，上月为49.4。同时公布的2月官方非制造业PMI52.7，上月为53.5。中国2月财新制造业PMI 48.0，为5个月来最低，连续十二个月低于荣枯分界线，预期48.4，上月48.4。分析称，制造业PMI回落和需求疲软、春节因素等有关，美日欧等国PMI也全面下滑。原材料购进价格指数大幅上升，有助于缓解工业通缩局面和企业补库，2月企业原材料库存有所恢复。非制造业PMI继续下滑，显示在经济下滑背景下，服务业也难独善其身。维持经济一季度下台阶，中期L 型判断，期待稳增长政策见效和供给侧改革破局。摩根士丹利华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