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静新书发布会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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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静新书发布会演讲

谢谢各位亲友:

今天天寒地冻,大家远道而来辛苦了,在看完刚才的片子之后有很多读者留言给我,他说:为什么你说一个人给你自由,你不独立仍是奴隶。我就想了想我写这本书之前,曾经翻了翻我大概二十岁左右时候的日记,想找点参考。但是看了一本有一本,发现说这段历史好像跟我没什么关系。为什么?因为里头记得事儿基本上没有什么事实,也没有场景,也没有描写,也没有对话,通篇都是我我我。对自己也没有什么反思跟批评。再往下看更悲惨,我原来想谈恋爱的事儿,总该记得比较清楚吧!但是看完之后发现,当年谈过恋爱的人也基本记不得了,因为里面基本上只有描写情趣和结论。比如说看前几页的时候还在写,他是上帝派给我的。在翻几页就变成了,原来他是个人渣。就都只有结论,我就在想柴老师:您当年是发生了什么事儿啊?但是不记得了。所以,不要说去报道一个国家,就是报道自己都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因为报道所要求的准确、客观、公正、平衡,这些原则有的时候跟人性当中一些蒙昧的本能是相抵触的。人总是忍不住想要塑造自己;人想要去遮盖那些不利于自己的事实;人想要对他人做出评价;人想要说:我是正确地,以及为什么我是如此正确。所以,一个人身上发生的事件本身就是新闻,我们记录自己的同时也在记录一个民族或者是一个国家的新闻史,也就是我们的心灵史。如果都以我这样的态度来报道的话,那么将来我们回首往事的时候,就像看见白茫茫大雾一片,一无所见,即看不见他人也看不见自己。因为这里面没有生命的实质。

当年我23、4岁到央视做新闻,就是带着这么一个思维模式来做的。所以那种困境可想而知。那时候陈虻老骂我们,我记得有一次他拿一个年轻记者的片子说事儿。那个片子拍的很动人,是拍一个中学的老师,把4个智障的孩子接到自己的家里来,在家里吃、在家里住,还给他们订作业本做的很动情。陈虻说他很感动,但是隐隐约约觉得不对劲。就把记者叫过来问,说:收钱吗?记者说:收。收多少钱?说:一个人1年3万左右吧!他算了一下一年下来12万,扣除吃喝拉撒剩下的钱,高于这个老师在学校挣得工资。陈虻说:在我不知道收钱之前,订作业本这个动作让我觉得感动,知道了之后,这个动作在我看来叫省钱。然后他就问:谁教给你的?我想请问你们有自己的思想吗?让你表达你有吗?谁教给你这个的,陈虻说的很对,谁教给你的,这个问题我当时觉得他提的太像外宾了。然后我想我小时候,我妈,想让我受到文艺熏陶,也找了各种方式。比如让我学学音乐,因为文艺是最让人感染心灵的嘛!但我天资比较平庸,到现在小提琴我可能就会拉一个曲子叫白毛女;二胡就会拉一个曲子叫小白菜;手风琴我也会拉一个铁道游击队。就这样还叫文艺女青年呀!所以这就是这个年代的一个文艺气氛,在这个气氛当中,你看,文艺表现的本来就应该是人,但我们的这个音乐当中的人,要么就是一个战斗者,要么就是一个控诉者。所以这个模式其实渗透在你我的血液中,你以为你很逆反,你以为你很反对这个。但是稍不留神,心灵的惯性就会驱使你成为你自己最反对的人。怎么解除它,其实是最困难的事情,没有之一。那时候陈虻老骂我们,审个片子拿过来看一遍说:你是机器人吗?你就拿回去改,改完了战战兢兢地在拿给他看,这次他很温和说:嗯,你这次不是机器人了,你连人都不是,你就是个机器。但是靠这种严苛的责骂,好像也没有什么用。因为原来这个模式在思想上就像一个拐杖一样,你主这个它走了很多年,很长的路,你习以为常,你很安全。突然你把它撤了,你自己腿脚没有那么强健,你都不知道该怎么往前走,只能摊到在地。所以后来,陈虻也就放弃我了,他对我说:你去吧!你这个人靠语言没什么用,不撞南墙不回头。他说的对,这个撞了南墙,人的脑袋在上面撞的头破血流,你才有感受,你思想的肌肉才不会那么僵化。只有松动的时候外界的实物才会侵入你,侵入你的头脑,侵入你的心灵,击碎你原来的模式,摧垮你原来的概念。所以我为什么在这本书中写十年来我所见到的人,因为只有人,才构成了当下的我自己。

我以前不知道什么叫正确,在2003年非典的时候,我见过4月19日人民医院的急诊室,他们当天把所有的非典病人撤离,那简直是一场逃命一样的撤离,所有的被褥都扯翻在地上,然后椅子都四脚朝天,像尖叫一样。当时的急诊科主任朱俊红带着我去看这个现场,他指给我看墙上有一块小黑板,这个黑板上写了22个名字,绝大多数的后面都写着肺炎两个字,他跟我说其实都是非典(SARS),他说病人不知情,其他来输液的人也不知情。医生知情吗?知情,可是每个人都偶在这里头,他们连隔离服都没有。我问他你们清洁区跟污染区怎么区分啊?他就指了指胸膛,表示在心里区分。我说那你靠什么防护?他说我们靠精神防护。人民医院后来有76位医护人员感染,有两位急诊科的医生殉职。他跟我说这些的时候,脸上那种几乎是空白的蓦然的绝望和沉痛,是让一个年轻人理解。新闻为什么要准确?因为4月19日的时候,很多媒体还在对外界说,市民可以不带口罩上街。而我也曾经对这个信息深信不疑,我忽视过我的指责。所以我不敢在如此轻慢,因为准确两字是关着他人的性命。

我以前也不知道什么叫平等,一说到平等就要在镜头面前故作姿态。后来我去采访李洋家庭暴力事件,在做完这个采访提纲之后,我把本子合上,我想我应该感受一下她的感受。就在闭着眼睛的十分钟里面,我发现我感受到的不是她的感受,我唤醒的是我自己少年时代的记忆。一个中学上学的路上,白天被一个小混混推倒在街边,头磕在路边那个水泥沿儿上,那一瞬间的感觉。我知道最让人痛苦的不是身上的伤或者头上的痛,那种感觉让你难受的是你对自己的憎恨,你觉得一定是我自己内心有什么残破之处,我才会招致这样的命运。所以我就带了一束花儿给他的妻子,这个女人看着这束花儿之后,他搬出一个相册给我看,贴满了他们家这么多年来的照片,其中有一张他跟丈夫的合影旁边贴了一支玫瑰花,这支玫瑰花已经很长时间了,是某一年结婚纪念日的时候她提醒丈夫的秘书去买回来的,就这一支花,她把所有的叶子都用塑料薄膜压得平平整整的保存的特别好,就是这个干枯的花瓣给我一个很深的刺激。以前我觉得人是人,我是我,但那一瞬间我觉得没有人我之分。他跟我一样对自身完整的愿望是一样的,对幸福的憧憬也是一样的。只不过他出生在这儿,这样生活,我出生在那儿,那样生活。所以什么是平等,平等不是去悲悯或者同情,平等是我和你都共同身处在相近的生活当中,你所经受的,我必然经受,当我们在共同为生存而挣扎的时候,我们就是平等的。

我以前也不怎么求实,因为没有受过那种很严格的思维训练,而是喜欢那种四两拨千斤,弄巧卖智的一种思维方法。比较华丽的水秀功夫,昭然耳目。但2007年我采访华南虎照的时候,当时在视频当中有一个细节,那时候周正龙穿了一个大棉袄吧,在一个地里头我跟他坐着在一块采访。真假难辨,当天采访完之后,我跟同事在一块,我发现我们5个人的小组有一个很剧烈的分歧。一部分人认为照片一定是假的,还有两位同事说一定是真的,我说为什么?然后同事说:周正龙披个大袄,背着光坐在满山遍野的麦苗当中,那简直就是个老英雄啊!他说再说了:撒谎的人怎么敢直视镜头呢!这个瞬间我印象特别深。我觉得,哦,原来每个人的审美、经验、直觉都完全不一样,你要光靠感慨和抒发感情谁也说服不了谁。只能靠事实和因果的不断梳理,我们也没有别的可以依靠的地方,两手空空。只能靠一句话:拿证据来。就靠这一句话,你就可以从逻辑链条的最末端一环一环向上追溯,让他指指相扣,自相咬合,以这样笨重的气力,即使是一个小孩子也可以从土地当中拉出一个被深埋的庞然大物。这就是逻辑的力量,这也是求实的力量。

小的时候看电影,总喜欢问这人是好人还是坏人?长大之后也很容易有一个善恶分明,黑白两元的世界观。做节目的时候其实这样很痛快。大家看到好人出现我们在加点音乐,立刻就涕泪交加;看到坏人出现的时候就咬牙切齿,恨不得振臂高呼。但是2009年当时我在重庆采访一个土地拍卖事件。有人向我们举报:一个叫陈坤志的人,操纵土地拍卖。我采访他的时候,他几乎是得意洋洋的,承认了所有的事实。他不觉得这有什么问题,收了1000多万的中介费,给别人干活这是劳动所得。然后临出门的时候他跟我说:我是公安大学毕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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