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馆读书笔记

我读《茶馆》之后感

在我国五十年代的首都话剧舞台上，老舍先生是一位十分活跃的戏剧家。他所创作出来的作品，反映了不同时代、不同历史时期的北京人民的生活面貌和精神状态，写出了半个多世纪来中国社会的巨大变迁。这些作品，是劳动人民翻身解放的欢乐之歌，也是作者对党和新中国的赞美之歌。在这些颂歌里，有一曲悠远低沉的带笑的旧社会的葬歌，恰似华美乐章的主旋律的一段变奏，它从另一个角度和侧面，深挚含蓄地抒发了作者对社会主义祖国的热爱之情。它就是老舍先生于一九五七年创作的三幕话剧《茶馆》。

《茶馆》通过对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中，近五十年的旧中国风云变幻的描绘，埋葬了三个可诅咒的时代：戊戌政变失败后的晚清末年；袁世凯死后军阀混战的民国初年；抗战胜利后解放战争爆发前夕的国民党反动统治时期。这纵贯半个世纪的三个旧时代，是旧中国社会急剧变化的时代，是帝国主义的侵略逐渐加剧、中国由封建的老大帝国日益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时代，也是中国人民觉醒抗争、掀起了反封建的革命怒涛的时代。老舍先生用三幕戏、三万字，深刻地描绘出这样一副广阔的时代画卷，出色地完成了埋葬三个时代的任务。

作者以高度概括的艺术手法，通过茶馆这个窗口，在三幕戏中分别截取了三个时代的横断面，广泛地展现了整个社会面貌。“茶馆是三教九流会面之处，可以容纳各色人等，一个大茶馆就是一个小社会”，老舍抓住这个典型环境，通过茶馆里出现的稀奇古怪、荒唐可笑的人和事，让观众去认识那个不复存在的时代。同时，《茶馆》对时代的反映，都不是正面描写重大的政治事件，而是如作者所说：“侧面地透露一些政治消息。”作者通过各种贯穿人物生活上的变迁，表现了社会的发展演变。

如，对于依附于帝国主义、满清、军阀和国民党的鹰犬爪牙与社会渣滓，如西太后的庞奴庞太监、说媒拉纤的人口贩子刘麻子、特务打手之类的压迫者吃人者，作者用“子承父业”的办法，让他们的反动职业“代代相传”、“发扬光大”。他们越变越无耻、越变越反动的历史，深刻地揭示：“五十年来中国的统治阶级虽然几经变换，但反动派吃人的本质却是一脉相承的。三次换汤不换药的改朝换代的结果，使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越来越腐败、越来越黑暗；对于被逼得家破人亡的受压迫受损害者，如胆小怕事的茶馆掌柜王利发、主张实业救国的秦仲义、刚正不阿并由旗人沦为普通劳动者的常四爷、破产的农民康顺子等，作者写出了他们越变越穷苦，越变越醒悟的悲惨历史，特别是茶馆的被霸占、王利发的自杀、秦仲义的破产和他们的悲愤控诉，表现了国民党的罪恶统治是多么不得人心。而康顺子的最后走上了去西山追寻儿子的革命道路，更是说明了劳动人民的觉醒反抗和旧时代的必将灭亡。

《茶馆》采用了特殊的戏剧结构，作者摆脱开剧作法中的“老套子”，甘愿冒着事件不集中，故事性不强的“危险”去进行“新的尝试”，这些“尝试”表现在：

第一，作品不拘泥于一人一事为主线的传统结构法，不追求完整的故事，而是用无数张人物速写组成的几十副时代的剪影，形成一个个戏剧片断，把它们巧妙地编织起来，从而广泛地反映了社会风貌，表现了时代特征和社会心理。这里有太监买老婆之类的血腥买卖；有退隐的国会议员万念俱灰的忏悔和哀叹；也有流氓打手的寻衅敲诈、特务暗探的搜捕无辜….一幅幅生活画面，呈现出旧时代

病态的社会横断面。这些都是由一张张绝妙的人物速写组成的。

第二，作品结构戏剧冲突的方法和一般的戏剧不同。为了表现人民与旧时代的矛盾，它以茶馆为统一的地点，集中了三个社会中的三教九流、各色人等。这些人物和王利发茶馆的兴衰不一定都有直接的关系，他们相互之间也并非存在着你死我活的具体矛盾和冲突，但是作为阶级社会中的一员，必然分别隶属于社会矛盾的某一方，所以他们的言谈举止又无不反映着社会的矛盾。它用一连串特写场面，把许多场面、片断结合在一起，展览各个时代的人物，揭露了人民和旧时代的尖锐对立和矛盾。

第三，归根结底，作品用的是一种典型的人物展览式的戏剧结构。它展览了七十多个形形色色的人物的生活风貌和性格特点，揭示了社会一角。它没有突出的主人公，也没有共同一致的行动，每个人都带着自己的过去，成为一条独立的故事线。即使是稍纵即逝的人物身上，也可以看出他们的全部生活和思想。鲜明的主题思想把它们穿在一起，组成一台统一的戏。

另外，《茶馆》的语言艺术也是极具特色的，它具体表现在：

第一，极具个性化的人物语言。古往今来,一切成功的戏剧作品中,凡性格鲜明生动的人物,必然有着性格化的语言。老舍自己也认为,剧中人物的对话“应该是人物自己应该说的话。”即“甲说甲的话,乙说乙的话。”如《茶馆》开幕后王利发和唐铁嘴的两句对话就非常自然地交待了故事发生的时代背景和典型环境,与此同时也生动地介绍了唐铁嘴江湖骗子的身份及其鸦片鬼的品性,和王利发作为茶馆掌柜圆熟世故,善于应酬的生意人面貌。这些话,看似平常,却都有着深刻的性格烙印。王利发一辈子谨小慎微,巴结认真,满以为按照父辈留下的方法就不会出错,可是,茶馆却每况愈下,最终被人霸占。王利发也只有悬梁自尽,与茶馆共存亡。“为什么就不叫我活着呢?”就表现了他死前的痛苦心情;秦仲义原北京城有名的大地主,从二十多岁起,就主张实业救国。想不到五十年的心血,非但没能“富国裕民”,自己反而成了穷光蛋。所以,他感叹“有钱哪,就该吃喝嫖赌,胡作非为……”这当然是反话,是一种对旧社会强烈不满的激愤之词。

第二，浓厚的“北京味儿”。老舍的话剧,和他的小说一样,是非常富有“北京味儿”的,用北京的话,写北京的人,北京的事,称得上是中国话剧史上的“京味儿”作品的典范。比如,《茶馆》开幕时,茶客松二爷正和常四爷议论着打架的事,打手二德子恰好进来听见:二德子:(凑过去)你这是对谁甩闲话呢?常四爷:(不肯示弱)你问我哪?花钱喝茶,难道还教谁管着吗?松二爷:(打量了二德子一番)我说这位爷,您是营里当差的吧?来,坐下喝一碗,我们也都是外场人。松二爷称他头次相识的二德子也用“您”。这是讲究礼仪的北京人一般对人的尊称。常四爷和二德子虽是初次见面,却不客气地互称“你”,这表明,他们正处在剑拔弩张的斗争局面之中,互称“你”,以示对于对方的轻蔑不敬；这里也有北京的方言土语,如“当差的”(做小官吏或仆人)、“外场人”(旧指善于交际,好面子的人)等,这些语言有助于表现人物的不同性格,二德子仗势欺人,无理挑衅,常四爷刚直强硬不服软,松二爷则软弱胆小,息事宁人。在许多场合,老舍常用俗语表现各个人物的思想感情。如要体面的松二爷则爱说“外场人不做老娘们的事!”王利发精明圆滑,八面玲珑，牢记着“街面儿上混饭吃,人缘顶要紧”的处世哲学。

《茶馆》是老舍最优秀的戏剧创作，他的的幽默诙谐饱含着对人民的挚受,闪耀着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光彩。讽刺的力量是真实,绝不能为追求艺术效果而背离真实、丢掉现实主义传统。由子作者将幽漱和讽刺围绑主题进行,而且善于擅长此道,所以既丰富了作品的思想内容,又加粥了艺术效果,从而使优茶馆琪实深刻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