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之前三十年和之后三十年

改革之前三十年和之后三十年：经济发展得与失

茅于轼

改革以来的三十年，我们的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不论对中国友好的，敌视的，谁也不能否认。我们身历其境的中国人更有亲切的体会。除了年龄小一点的人，凡是三四十岁以上的人，都亲眼看了这个变化。我估计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中国人都受益于中国的经济改革。但是改革前的三十年，1949-1978，中国的经济如何总结，却有不少争议。一方面是年轻人没有切身的体会，也由于这里牵涉经济学的理论问题，不容易弄清楚。

应该说，1949到1955的七年里中国的经济建设是很成功的。日本侵华，八年抗战，再加三年内战，搞得中国遍体鳞伤，经济非常困难。1949年和平来临，大家终于盼来了重新建设国家的机会，全国一片欢呼声。那时候万众一心，齐心协力，专心致志，形势非常有利。三年恢复期之后迎来了1952-1956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当时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有苏联的无私援助，大批苏联专家来华帮助我们建设。计划中的156项建设项目能够顺利执行，人们生活得到快速改善。每年都能够加工资，幅度达5-10%，物价有小幅度的通胀。全国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尽管1950-52年的抗美援朝对国家是一个巨大的负担，但是经济建设并没有遭受太大的阻碍。

可是大一统的计划经济思想此时也开始冒头。1952年实施了粮食的统购统销，农村经济受到一定影响。先是粮食统购统销，以后推广到棉花，油料作物，再后包括了鸡鸭鱼肉，三年灾荒后全面实施计划供应。布匹，棉花，茶叶，肥皂，手表，脚踏车，几乎一切商品全都凭证凭票供应。1954年以后实行农业合作化，在合作化运动后期农民被迫参加合作社，在一定程度上伤害了生产积极性。未等初级合

作社巩固，接着组织高级社，生产资料统统都要入社，受到农民很大的抵触。反对高级社的邓子恢被指责为小脚女人，毛泽东组织编写了《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组织大家学习。最后就是1959年更激进的人民公社运动。事实上到1955年农产品已经供应趋紧，小城市买不到猪肉，大城市也时有时无，1956年形势更差。

1957年的反右树立了以后二十年的左倾路线。彭德怀认为大跃进是“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庐山会议本来是为了纠正冒进的，后来扭转了会议的方向，坚持大炼钢铁，人民公社，超英赶美的不切实际的路线，大跃进的错误愈走愈远，结果是发生了大饥荒，同时经济也走进了死胡同。中央不得不接受陈云的调整政策，用市场手段，出售高价肉，高价点心，挽回了危局。但百姓的储蓄都花在吃的上面，用来挽救饥饿之躯。同时实施了分级别的副食品的优待办法。国家领导人有特供优惠，凭证可以到特供商店买东西，主要是副食品和烟酒，一般高级干部有定量的肉蛋供应（其中又分两个等级），一般中级干部有糖豆供应，每个月可以买三五斤糖和黄豆。工人和普通干部没有优惠，有时候给一点人造肉，或卖几斤蔬菜。香烟的供给是分级别的，高级干部供应牡丹牌和中华牌的，糖豆干部有前门牌，恒大牌的，等而下之就是杂牌的了。

改革开放之后，情况已经起了根本性的变化，大规模非正常死亡的事不会再次发生，我国人民的生存权和发展权状况有了极大的改善。现在的年轻人都认为活着是很自然的事，死亡是很遥远的。但是在前三十年却不是这样的。

三年灾荒中断了五年计划，改为1963-65的三年调整。当时的口号是：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由于借助于市场手段，1965年调整结束时国民经济已经恢复，再次回到了起跑线上。可是后来发生文化大革命迎来了十年内耗，经济遭到毁灭性的大倒退。

国家干部从1955年以后再也没有加过工资。新录用的员工都是低工资的。工人试用期月薪36元，定级后一律是二级工，月薪42.5元。大学毕业生都是56元。这点钱维持自己的生活都勉强，更谈不上养家，工人尤其困难。就全国的平均工资而言是每况愈下，因为新录用的职工都是低工资的，而老职工的工资一点也没涨。物价虽然没有涨，但是供应严重不足。这是计划经济的特点。计划经济能够在宏观上保持平衡，因为投资是根据储蓄安排的。而储蓄和投资都在国家控制之下。所以能做到总供给和总需求平衡，物价水平得以稳定。但是在微观上由于价格固定，不能反映供求，一方面有大量积压产品，另一方面又有大量产品供不应求。由于微观的不平衡，不得不发票用实物来平衡。到文革时期几乎一切日用品都要凭票供应。价格虽然很低，但是数量严重不足，质量极差。就拿供应的粮食来看，粗粮越来越多，大米白面只有过年过节才有，平时以玉米，高粱，薯类为主。

解放前的一百年里，工商业很薄弱，人口中约十分之九都是务农的。国民收入主要靠农业。我国的农业不但养活了那时候的四亿人口，还有若干剩余可供出口。满清政府几次战争失利，割地赔款，总数超过十亿两白银。这些负担最后大部分都落在农民身上。满清政府被推翻后，连续近二十年的军阀混战，这些冲突也变成了农民的负担。抗战八年，我国的农民做出巨大贡献，军饷，兵源，最后都是农民的贡献，八年中基本上保证了全国人民的粮食供应。抗战中交通瘫痪，商业联系被破坏，再加日本人搜刮军饷，农民生活困难，经济负担极重。但是全国没有出现全局性的严重粮食问题。抗战胜利后一年开始了三年内战，粮食并没有出现全局性的严重供不应求。

解放之后农村的生产关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先是土改，后来又动员农民参加合作社。合作社还没有巩固，接着要求成立高级社。大

跃进后要超英赶美，农业也要大干快上，成立了人民公社。土改是为了消灭剥削，出发点是好的，强迫加入合作社，出发点也是好的，但其后果却不尽如人意。从1949到1978的三十年农业越走越困难，几乎陷入绝境。政府想尽了办法，提出“以粮为纲”，“农业学大寨”，“上山下乡”，“全民搞粮食”，但是统统都不见效。改革开放后小岗村的十八户农民签了生死合同，搞包产到户，这才改变了中国农业倒退的形势，走出了困境。

住房是家庭消费中的一个大项目。在均衡市场中这部分开支要占家庭总开支的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由于执行先生产后生活的政策，住房盖得很少。但是人口在增加。1950年人口是5.3亿，到1978年人口达到9.6亿，增加了80%多。而住房充其量只增加五分之一。所以人均住房日益拥挤，两三代人挤在一间屋里是很普通的事。私搭乱建是另一个解决办法。走道里，天井里，搭了许多窝棚。办公室里也住人，白天卷起铺盖，晚上搭起来做宿舍。无论从吃，穿，用，住房看，生活水平大大地不如1952恢复期末。这是城市人口的情况。至于农村，自从三年灾荒以后很大一部分农民长期没有达到温饱水平，一直到1982年包产到户，才重新吃饱饭。总体上看，农民生活的降低更甚于城市人民。所以按全国的人均GDP计算，估计文革结束时不到1952年人均GDP的一半。从就业看大量城市人口没有工作，不得不动员学生上山下乡，减少城市人口。

有人用生产了多少吨钢铁，水泥等计算GDP。这是错误的。GDP 是最终产品的价值之和，钢铁，水泥都是中间投入品，不计入GDP 之中。只有吃穿用和住房才计入GDP。同样地，认为国家建了许多工厂，矿山，是GDP的一部分。但是如果没有生产出最终产品，都不能算对GDP有贡献。特别是文革中进行的三线建设，把东部地区的许多工厂搬迁到内地的深山峻岭中，交通极其不便，运转成本极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