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大学自然辩证法大题

技术的价值估计很多网友都听过拧螺丝的故事。

说是某家工厂的一台机器坏了，厂子里谁都修不好。

厂长就找个专家来看，专家看过后就直接把机器上的一个螺丝拧了拧，然后说修好了，收费10万块钱。

这事就有人有意见了，说你这收费也太贵了，就拧了拧螺丝，就要拿10万块钱。

专家回答说，拧螺丝1块钱，知道是哪个螺丝有问题99999块钱。

这个故事的精妙在于，完美的体现了知识技术的重要性。

同时也说明了一件事，技术是有价值的。

不论是什么技术，都是有价值的，哪怕是一些不起眼的小技术。

日常生活中，通水管、修家电、开门锁，这些生活中看似不起眼的小事，自己动手费用极地，而如果自己不会做，请维修师傅上门服务，那费用可小不了。

都市生活中的“十元材料百元人工”、“3毛配件要价300”等现象时有发生，看着维修师傅“三下五除二”就轻松搞定的事，自己却不会做或做不好，只能掏出上百元维修费，这的确形成了一种反差。

乃至时有媒体爆出某地“天价维修费”的事。

在作者看来，有些“天价维修费”的确是坑害消费者，可有些却是价格透明的问题。

只要价格透明，明码实价，消费者自然心里有杆秤，在收费合理的情况下也愿意出维修费，毕竟技术是有价值的。

譬如作者去牙医门店拔智齿，一进门就看到费用明细，细致到智齿是上牙还是下牙，是完全萌出还是不完全萌出等等。

可以说每一颗牙的价格都不同，价格里所包含的牙医技术价值也不同。

随着互联网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商品已实现价格透明。

“技术”作为一种特殊的商品在很多行业已实现价格透明，例如医生的手术费、律师的咨询费等。

可还是有很多不起眼的小技术没有实现价格透明，例如本文中所说的通水管、修家电、开门锁等。

随着社会和行业的发展，我们相信这些价格不透明的问题都会解决。

技术有价，道德无价。

我们认同技术的合理价值，但我们要坚决抵制利用技术不对等，坑害消费者的行为。

明明没有坏，偏偏告诉你坏了；明明是小毛病，偏偏告诉你需要花大价钱更换配件。

更有甚者，把好的配件换成有毛病的配件等你再次维修。

十元的材料可以收费上百，三毛的配件也可以要价三百，但要清晰明了。

信息技术的伦理信息科技的发展将人类文明带进了信息时代，但也带来了一系列新的伦理问题，如信息隐私权、信息产权及信息资源存取权等问题。

社会信息化的深入，使信息产品的影响力也随之扩大。

无论信息产品的开发、生产、交易或使用，决策者都可能因为信息行为不当而引起伦理问题。

因此，信息伦理问题是信息时代不可忽视的重要课题。

信息伦理的提出是信息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1986年，美国管理信息科学专家梅森提出信息时代有4个主要伦理议题：信息隐私权、信息准确性、信息产权、信息资源存取权，通常被称为PAPA议题。

20世纪90年代，“信息伦理学”这一概念在国外出现，信息社会的伦理问题，特别是网络环境下的信息伦理问题受到全球的关注。

信息时代，信息的存在形式与以往的信息形态不同，它是以声、光、电、磁、代码等形态存在。

这使它具有“易转移性”，即容易被修改、窃取或非法传播和使用。

加之信息技术应用日益广泛，信息技术产品所带来的各种社会效应也是人们始料未及的。

例如信息技术产品对传统人际关系的冲击。

在信息社会，人与人之间的直接交往大大减少，取而代之的是间接的、非面对面的、非直接接触的新式交往。

这种交往形式多样，信息相关人的行为难以用传统的伦理准则去约束。

信息社会中出现的信息伦理问题主要包括侵犯个人隐私权、侵犯知识产权、非法存取信息、信息责任归属、信息技术的非法使用、信息的授权等。

一个普遍的现象是，网络信息的个体拥有性与信息共享性之间产生激烈冲突，产生了各种新的矛盾。

这种矛盾应用以往的社会伦理法难以定义、解释和调解，为此制定的信息化相关法律和法规又具有相对的滞后性。

这种现状需要信息化建设者、学术界和法律界共同研究和探讨。

信息伦理是对信息法律的补充“信息伦理”作为一种伦理，主要还是要依赖于社会个体的自律。

同时，只有借助于信息伦理标准提供的行为指导，个体才能比较容易地为自己所实施的各种信息社会行为做出伦理道德判断。

在伦理标准“他律”的氛围下和自身反复实践的过程中，个体就可能将这种外在的准则自律为自己的道德意识。

如果更多的个体将基本的伦理准则化为自己自觉的道德意识，则可以推而广之，推断出信息社会的行为是非标准，这同时也是信息素养的体现。

同“网络伦理”相比，信息伦理包括网络伦理，但又不限于网络伦理。

因为，以数字化信息为中介的伦理关系不仅存在于网络之中，而且也存在于许多非网络的信息领域。

因此，信息伦理的要求、准则、规约，不仅要指导网络行为，而且要作用于网络以外的其他各种形式的信息行为。

伦理、道德毕竟是一种软性的社会控制手段，在信息领域，仅仅依靠信息伦理并不能完全解决问题，它还需要硬性的法律手段支撑。

因此，信息立法就显得十分重要。

通过有关的信息立法，依靠国家强制力的威慑，不仅可以有效地打击那些在信息领域造成严重恶果的行为者，而且为信息伦理的顺利实施构建了一个较好的外部环境。

信息领域的法律手段也需要信息伦理的补充，只有信息立法与信息伦理形成良性互动，才可能使信息领域、信息社会在有序中实现发展。

信息伦理与构建和谐信息社会从伦理角度导入个人信息行为的规范，对于信息时代中不道德行为的防止将具有积极的效果。

首先，信息伦理的构建将强调人伦伦理理念融入决策及生活细节中。

伦理议题的复杂度高，范围亦广，社会、组织、或协会所制定的规范条文不仅难以完全涵盖所有的情况，规范之间可能也会有冲突，因此最积极的做法和最高的境界，应当是由个人的伦理道德做起。

但是，要建立一套长久的一成不变并且适用的伦理守则是不现实的。

随着信息科技的成熟及信息化社会的形成，信息行为的决策者的行动不能从以往传统的单方面道德标准出发，而必须是随着情境而变，兼顾社会责任、权利、信息伦理等方面的因素。

也就是在信息伦理的影响因素中，将由以个人经验和道德标准主导，转向以信息社会情境为主导来做决策。

合法传播信息，崇尚科学理论，弘扬民族精神，塑造美好心灵，为信息空间提供有品位、高格调、高质量的信息和服务，是每一个在信息社会生活的人应该树立的基本信息伦理标准。

构建和谐信息社会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切入点。

围绕构建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信息化建设应为营造良好的现代信息舆论环境作出自己的贡献。

和谐的信息社会应该是指以信息技术为运作基础的社会，是信息伦理成为现代人遵守的基本准则的社会，是人们善于应用信息内容和信息流提升群众生活品质的社会。

规范人工智能近日，OpenAI等14大知名机构联名发布了一份关于恶意使用人工智能的报告。

该报告从技术角度出发，指出了未来5年内人工智能被滥用的风险。

危险和骗术正在升级。

某安全管理系统的管理员在浏览网站，一则模型火车的广告吸引了她。

她点开还下载了一个小册子。

此时，攻击开始了。

小册子一旦被打开，黑客就能窥视她的电脑，获得安全管理系统的用户名和密码。

至于管理员看到的广告，则是黑客根据其个人兴趣，结合人工智能精心设计的“陷阱”。

虽然这是报告中给出的假设性案例，但这个操作，一点都不令人意外。

用人工智能搞破坏真不是科幻报告名为《恶意使用人工智能：预警、防止和缓解》，它由26位作者共同完成，其中不乏人工智能技术研究者。

报告将滥用人工智能的威胁分为了物理安全、数字安全和政治安全三类。

在物理安全方面，不法分子可以入侵网络系统，将无人机或者其他无人设备变成攻击的武器；在数字安全方面，人工智能可以被用来自动执行网络攻击，它也能合成人类的指纹或声纹骗过识别系统；在政治安全方面，人工智能可以用来进行监视、煽动和欺骗，引发公众恐慌和社会动荡。

这些都不是危言耸听，甚至已有实例。

2017年，浙江警方破获了一起利用人工智能犯罪、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案。

专业黑客用深度学习技术训练机器，让机器能够自主操作，批量识别验证码。

“很短时间就能识别上千上万个验证码。

”当时的办案民警介绍。

北京邮电大学人机交互与认知工程实验室主任刘伟曾见识过一家人工智能公司的“声音合成”技术，A说的话完全可以套上B的声音，“一般人识别不出来”。

刘伟说，这些技术一旦被别有用心的人利用，“世界可能就乱套了”。

要打技术攻防战，也要制度来规范怎么办？一方面是升级技术。

当攻击方用上了导弹大炮，防御方就不能只用“小米加步枪”。

中国社科院文化法制研究中心研究员刘明说，技术带来的问题，有时也可以用技术发展来解决。

人工智能是一种工具，工具的发展也许不会从根本上改变行为的性质，但会改变行为的模式和行为后果的烈度。

“如果意识到自己所在行业存在人工智能带来的威胁，自身加强防范就很重要。

”刘伟也表示，如果有一种技术能将声音模仿得惟妙惟肖，就会有另一种技术来识别这声音来自李鬼还是李逵。

“这可能是一场无止境的技术攻防战。

”另一方面，则需要制度。

“人工智能本身没有伦理问题，最终还是制造者、使用者、传播者们（人）的伦理问题。

”刘伟追溯“伦理”一词起源，它来自希腊文的“ethos”，是风俗和习惯的意思。

东西方其实有不同的伦理观，在刘伟看来，西方研究“人与物”的关系，东方则喜欢谈“人与人”的关系。

伦理具有情境性，还有文化依赖性。

“人工智能伦理研究要考虑交互主体－人类的思维与认知方式，要弄清楚人的伦理中可以进行结构化处理的部分，再让机器形成所谓的伦理。

”除了伦理框架，也需要规范甚至是法律。

“当技术即将作用于现实生活，一些危险已经可以预测，从法学家的角度来看，此时我们来讨论问题如何解决、责任如何分配是比较合适的。

”刘明也参加过多次有关自动驾驶规范的研讨会。

自动驾驶已在大规模应用前夕，因此其规则研讨就需要提上议事日程。

但这种规则的制定也无法一蹴而就，还需根据实践中出现的真问题再度进行调整。

“随着技术的发展，对应的法律规范调整的灵活度会比以前更大，调整速度会更快。

”刘明说。

刘伟认为，人工智能发展规范的制定，必须要有人文社科学者的参与。

他主张不同学科、不同领域的人加强交流。

政府、民间组织、科研机构和企业都可以搭建这样的桥梁，为各行各业的人提供讨论的平台。

毕竟，人工智能将要影响的，可能是所有人。

机器人取代人类人类能够成为地球上最强大的物种，和其他生物之间最重要的区别，就是人类能够使用各种工具，其他生物却不能。

人类诞生至今掌控了许多高科技技术，都是人类文明发展进步的“工具”，其中也包括了我们非常熟悉的一项发明，那就是机器人。

机器人出现后，往往可以非常轻松地，就完成人类难以做到的事情，而且从各方面的能力来看，似乎也都比人类更加优秀。

尤其是许多的高级智能机器人，拥有非常强大的学习能力，能够“高级自律”，独立完成各种复杂的工作。

而随着人工智能的出现，“人工智能危机”的声音同样响起，霍金、马斯克、比尔盖茨都曾提醒要“警惕”人工智能，在未来人工智能很可能会威胁到人类的生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