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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融资：冲出灰色地带尽享灿烂阳光

2010年5月27日，国务院批转国家发改委《关于2010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重点工作意见的通知》公布，该通知提出：“修订出台《贷款通则》，积极引导民间融资健康发展，加快发展多层次信贷市场。”然而，对于民间融资究竟如何“健康发展”，并没有清晰的细则。

同日，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发布《关于为中小企业创业创新发展提供司法保障的指导意见》，对“非法集资”作出较为明确的界定，并说明了不属于非法集资范围的一些集资活动，《人民法院报》对此的评论是：（该意见）无疑成为后金融危机时期中小企业在“缝隙市场”茁壮成长的“阳光雨露”。

最近对民间金融特别是民间借贷的讨论甚多，源于浙江“吴英案”，但所有的法律条文和地方法规似乎都无利于吴英本人，唯有学术界和舆论普遍对她有同情。转型时期，我们更需要对制度本身进行深入剖析，

如此，方能对个案认识更加理性。

毋庸置疑，对于依然处于“灰色地带”的民间融资而言，有“阳光”才能健康发展。那么，这样的“阳光”从何而来？本期“中国经济时报圆桌论坛”将围绕这个主题展开，我们今天请到的嘉宾是：山西省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员李劲民，北京大学中国金融研究中心秘书长王曙光，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高级经济师朱敏，浙江资本与企业发展研究会理事长应宜逊。

圆桌论坛■主持人：岳振

民间借贷“允许试，可以缓，适度放”

中国经济时报：浙江“亿万富姐”吴英因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和合同诈骗两项罪名被批捕，后以“集资诈骗罪”被判处死刑，引发各界争议，有人认为，吴英案与2008年的杜益敏案有本质区别，杜益敏有非常明显的诈骗行为，而吴英却有一个实实在在的企业，很多人认为吴英罪不至死，也有人认为吴英本应无罪。在类似案件中，“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这样的集资性质如何界定，是一个长期存在争议的问题。那么各位怎么看待“吴英案”？应该如何界定非法集资与正常民间融资的界限？

李劲民：现在分析这个案件，我们应该区分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如按照现在的事实和现行的法律根据和准绳，作出目前的判罚不能说是不正常和不正当的；但是从社会普遍的反应和未来民间投资发展趋势来看，这个判例的负面作用可能比较大、比较久。我们现在需要借鉴改革开放初期处理许多争议事件的思路和办法，允许试，可以缓，适度放，出现问题及时纠错。

王曙光：关于非法集资问题，在上世纪90年代有非常有名的孙大午案，我还参加了声援他的讨论。当时，由于资金问题，孙大午向他企业的职工和周边的村民吸收资金，承诺一些回报，后来引起地方监管部门的重视，逮捕了，之后在学术界引起巨大反响。实际上，孙大午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企业家，为当地村民

做了不少好事。

关键是怎样来界定非法集资。在我们的法律中，向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的行为，叫非法集资，在刑法上叫“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后来，在学术界形成一个共识，就是既然是向不特定对象吸收公众存款才叫“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那么，像孙大午那样向企业职工、周边村民集资，是不是违法行为？这就有收缩的空

间了。

朱敏：“吴英案”被认定为非法集资，姑且不论法律对“非法集资”的有关规定是否合理，至少从法律角度看，“吴英案”应该是符合现行法律关于“非法集资”的判定标准从而构成犯罪的，该如何判，法律自有明

文规定，不属于我们讨论的范围。

至于非法集资与民间融资、社会集资的界限，我个人认为，在目前各种形式的民间融资、社会集资大量存在的现实情况下，只要不触犯法律的有关规定、不构成犯罪的，就应当被认定为正常的市场行为，应

受国家有关法律如《合同法》的保护。

我国民间融资之所以有“黑色”、“灰色”嫌疑，主要是有关法律缺位造成的。老百姓之间相互借钱，收取利息，作为私有产权的处置，没有涉及法律问题，之所以被看作“不合法”，正是因为法律缺位。迄今为止，我国民间金融所依据的法律主要是《合同法》。民间融资关系是一种合同关系，资金的供需双方通过订立借款合同完成交易。我国有两个司法解释涉及民间借贷，第一个是企业的借贷，企业从民间的借款按

照民间借贷处理；还有一个是关于借款利率，如果借款的利率超过同期普通银行利率的4倍以上就不受法律保护。后者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高利贷”。其实许多发展中国家利率都是市场化的，不存在“高利贷”一说。“高利贷”也属于一种金融服务，应由市场进行认定和选择。

民间金融与制度内融资应平等竞争

中国经济时报：不可否认，在中小企业融资过程中，的确存在难以解决的资金问题，银行贷款不到位，企业生存就很麻烦，通过民间融资，也的确是很多中小企业的生存途径。民间融资活跃在“地下”，国家层面的阳光法案千呼万唤不出来，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是什么？其体制性根源何在？

应宜逊：体制根源在于，我国目前还不是真正的市场经济国家，金融市场远远没有真正开放。目前，我国存在千方百计阻止改革推进的既得利益集团，这些集团的力量还相当强势。

李劲民：要注意两个问题：一是国有金融业的进入壁垒客观存在；二是民间金融的试错成本由谁来承担？我以小额贷款为例来分析。我国现行的小额贷款公司制度是由各省政府相关部门批准，在工商管理部门注册登记，按照企业法人而不是按照金融机构法人来管理的，公司也未持有人民银行颁发的《金融机构法人许可证》和《金融机构营业许可证》，因而并没有纳入银行业监管体系。小额贷款公司从事的显然不是实体经济性质的工商业务，而是虚拟性质的货币信贷业务。主要根源在于我国金融部门实行国有银行垄断经营体制。尽管小额贷款公司从本质上说是金融机构，但它是由私人资本构成的。因此，它们要进入国有垄断的金融领域必然要遭遇各种各样的壁垒。这些壁垒综合地反映出来就是有关部门的认识与政策相左，对小额贷款公司地位要么不承认，要么要求纳入国有体制，要么将监管责任外推下卸。

王曙光：我说说试错成本的问题，比如高利贷、洗钱之类的非法融资行为，从政府监管层面来讲，是很难观察到合法与非法的，即使是有些双方自愿的借贷行为，一旦出现无法还款的问题，像地下钱庄之类的组织就没办法处理风险，只好借助暴力来解决，这就对社会治安、稳定造成威胁，所以，这是一个监管非常困难的问题。没有一个阳光化的法律，就会导致资金的恶性循环。

民间融资的合法性得不到承认，恐怕和我们的文化有关系。长期以来，在我们的金融体系中，都没有给民间融资以正当性，我们长期的计划经济排斥所有体制外的金融运行形式。改革开放初期，贩运东西都是非法的，实际上这些人做的事情很好，就是物流，就是销售。但是在我们的文化里面，这就是扰乱经济秩序。在金融领域也一样，认为体制内机构的资金是安全的，在体制外的资金是不安全的，甚至我们的监管层也在道德上给它一个评判，说它是坏的。在制度根源上，民间融资和制度内融资形成一种对峙，这种对峙实际上是竞争的结果，其实谁更高尚，还真说不准。

对民间融资的管理“宜疏不宜堵”

中国经济时报：中央提出“积极引导民间融资健康发展，加快发展多层次信贷市场”，我们应该采取哪些措施对其进行“积极引导”？民间融资在国家金融体系中应该是什么样的地位？

王曙光：应该讲，我们以往的国家金融体系着重于制度金融，对非制度金融我们一概是歧视的，认为它不应该是这个体系的一部分，今天看来，这个理念应该修正了。就是说，国家金融体系既要包含制度金融，也要包含非制度性的金融，比如民间借贷、亲友借贷、互助会、合作基金会等，这些都有合理存在的

必要性，至少它能满足一些小额的金融需求。

应宜逊：主要是承认其合法性，允许其依法组建金融机构，并在市场竞争中发展壮大。民间融资是我们国家金融体系必要的有机组成部分。这一地位，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正因为如此，民间融资一

直“扑而不灭”。目前，我们应当承认这一现实。

朱敏：经济发达水平与民间融资的活跃程度存在正相关性，说明民间融资与正规金融是一种共存和互补的关系，民间融资是国家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不可替代性。重要的一点，是应将民间融资纳入法制化管理轨道，使民间融资合理化、合法化，尽快使其由“地下”走到“地上”来。国家有关部门应制定出台规范民间融资的法律法规，明确其借贷利率、额度，按规定到管理机关登记、向税务部门纳税，通过法律、行政、经济手段规范民间融资市场，将民间融资活动纳入国家正规金融监管的范围。在放开民间融

资的同时，应加强监管，坚决打击非法圈钱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