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雁：革命为什么不可轻言——从《路标文集》看俄国知识分子的自我
湖南省长沙市第一中学2016届高三上学期月考(五)语文试题 Word版含答案
一、现代文阅读（9分，每小题3分）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1——3题。
知识分子精神危机的反省在俄罗斯命运的转换点上，知识分子的处境及其使命，是俄罗斯著名学者别尔嘉耶夫一直关注的命题。
《路标》文集的开卷之作就是其《哲学的真与知识分子的真理》。
别尔嘉耶夫在这篇文章中指出，知识分子的急躁冒进是造成其尴尬和悲剧的主要原因。
这种功利主义的表现源自他们对哲学的隔膜和误解。
他们像对待经济生产一样对待哲学，怀疑哲学的独立性，以道德主义、科学主义的判断对它提出要求。
在俄罗斯，哲学的命运是痛苦而悲惨的，它时而受到蒙昧主义的迫害，时而受到理性主义的怀疑，一直处在被放逐的位置上，进入不到民族生活的深处，只能在大学和研究院里找到一个落脚的地方，寻求避难。
哲学意识的匮乏使俄罗斯知识分子始终处于软弱的状态中。
在俄罗斯的社会演变过程中，知识分子无疑起着极为重要、极为特殊的作用。
他们作为民族文化的杰出代表，既继承了弥足的传统特性，又受到外来文化的刺激和影响，变成了一种特殊的构成物，标志着俄罗斯在世界历史的进程中所达到的高度。
俄罗斯知识分子的形成，最早可追溯到18世纪初彼得大帝时期，俄罗斯一部分贵族青年知识分子接受了西方的教育，认识到自己文化的落后性，不满足于现实，起而支持彼得的改革，在教育、出版、科学、政治、经济等等方面提出了许多设想和建议，对俄罗斯的文化结构和生活方式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但是，在君主专制和农奴制的政权下，知识分子的政治积极性是不可能得到充分发挥的，他们为了自己的理想所付出的代价是惨重的，从他们的鼻祖拉吉舍夫开始，流放和死刑似乎成为俄罗斯知识分子的宿命。
然而比上述外在的流放更富于悲剧性的是，俄罗斯知识分子普遍都体验过内心的流亡，孤独和无根性是俄罗斯知识分子的特征之一。
面对上层社会的反动腐朽和下层人民的愚昧落后，知识分子承受着双重的压迫。
作为前者的叛逆，他们良知的天平无疑倾向于后者，为争取后者的利益和权利而斗争。
当他们以人民的名义去反对官僚和帝国时，人民应和他们流血的呐喊却只是沉默。
《路标》文集对俄国法律意识的反思
作者： 徐凤林
作者机构： 北京大学
出版物刊名： 俄罗斯研究
页码： 34-49页
年卷期： 2017年 第4期
主题词： 俄国知识分子 《路标》文集 俄国法律意识
摘要：�路标》文集作者之一基斯嘉科夫斯基，从法律与个人自由、法制与政治妥协、法律与政治利益、对法律的敬畏四个方面，剖析和批评了俄国知识分子的法律意识。
俄国法律意识的缺陷主要由三个原因造成：一是俄国知识分子重个人道德律法、轻社会律法的传统观念；二是俄国大众的传统法律文化的特性；三是俄国知识分子的民族意识和理想主义。
在基斯嘉科夫斯基的批评与分析背后，他所参照和依据的标准是西方近现代法律思想的基本原则，即社会法制以保护个人自由为前提，宪政国家以政治妥协为基础，法律高于暂时政治利益，法律是内在精神因素等，同时也依据近现代俄国法制发展的进程与趋势。
革命为什么不能轻言
对《路标文集》，我们过去持简单否定的态度，说它是一些“革命逃兵”在宣布“他们与解放运动决裂”。
但实际上它的内涵是很丰富的，反映了俄国现代化过程的两次大转折（1917、1991）中传统文化的时代性尴尬，突显出俄国文化保守主义的深邃与自我反省等特点。
正因为如此，该文集在剧变后的俄罗斯多次再版，被认为是从思想上和传统文化根源上探讨苏联体制形成的最权威的著作，甚至被誉为“俄国知识分子精神史上”最经典的代表作。
事实上，远在1905年革命以后，别尔嘉耶夫等人就开始反思政治激进主义。
总体而言他们认为，“革命”会造成人类的退步，防止革命、用改良把社会震荡减到最小的办法解决社会问题是上策。
对于二十世纪三次俄国革命的反思，他们认为仅仅从社会经济、政治制度的“狭义的社会学”层面分析是不够的，只有从俄国知识分子整体发展史进行梳理，上升到灵魂深处挖掘，才能找到俄国问题的根源。
极端主义是俄国的文化传统别尔嘉耶夫等人认为，在俄国知识分子的精神史上，文化激进主义与无政府主义有着密切联系。
由于专制国家的农奴制压迫形成的社会鸿沟，导致俄国知识分子中的“社会责任感”和“力求极端”内在冲动的特点十分突出。
17世纪宗教“分裂运动”后，民间出现了一批不认同官方思想的人，他们认为沙皇代表的俄国不是真正的东正教国家，而是一股玩弄权势假宗教之名控制国家的恶势力，因此作为分裂运动的传人，“他们把不认同现存制度、质疑官方教义作为终身目标，就注定了必然是悲剧命运的承担者”。
他们特有的“分裂”气质与周围的环境和人群格格不入，他们往往持一种极端偏执的行为方式，在文学创作中流行极端的表达方式，激情既是创作的原动力，也是极端化的催化剂，当然也只有依赖于思想的狂热和自我沉醉，他们才能经受住迫害，以自己独特的方式生存下来。
这种绝对形式是产生无政府主义的历史根源和社会背景。
由于俄国的分裂运动和国家的专制主义压迫，急躁、激进的情绪一直存在于文化阶层的大多数人之中。
19世纪40年代以文学批评为主导的整个过程都过于政治化了，与沙皇政府相对立而产生的革命思想、唯物主义、无神论，充满了绝对化的血腥和虚无主义的无根基性，他们把文化这种民族的精神支撑物，随意地和统治阶级话语霸权绑在一起，以批判否定作为武器。
金雁：俄罗斯、东欧知识分子的两种道德观
金雁：俄罗斯、东欧知识分子的两种道德观双头鹰情结在猫与老鼠的游戏中，老鼠是为了取代猫还是永远当老鼠，不同的人往往有不同的看法。
是把权力放掉还是留着自己用？对这个问题的答复因人而异首先，我们所说的“知识分子”不是指一般意义上的受教育程度高或是接受过良好训练的专业技术人员，而是指俄国词汇中与“天然反对派”类似的一个群体，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公共知识分子”。
这样一个群体在任何一个时代中都存在着与政权剥离与合谋的现象，所以从已有的信息可以得出截然相反的结论。
这种现象是由知识分子的“双头鹰情结”所导致，它们就像俄国国徽上的双头鹰，一个头面向东方，一个头面向西方，这种两面性既可以存在于不同的认知群体，也可能体现在一个人生命的不同阶段。
有人认为，往往在一个知识分子的身体里会同时存在着“天然反抗性”和无法抗拒权力的“万有引力”的两种价值取向的较量。
这也就是法国学者雷吉斯·德布雷所说的，怎样看待“猫和老鼠”博弈结果的分歧。
在猫与老鼠的游戏中，老鼠是为了取代猫还是永远当老鼠，不同的人往往有不同的看法。
是把权力放掉还是留着自己用？对这个问题的答复因人而异。
美国学者刘易斯·科赛在《理念人》一书中也认为，在西方有两种知识分子的传统，一种完全沉浸在脱离世俗的道德中，另一种则以关心尘世为己任，对待权力的态度决定了他们对待道德的态度。
对双头鹰的其中一个向度我们很熟悉，那就是面临唾手可得的权力取而代之，因为这本来就是所谓老鼠抗争的目的。
尤其是对中国知识分子而言，科举入仕做官的价值体现使他们会更愿意导向后者，在传统上文化熏陶的土壤里，本来就有“读得万卷书，服务帝王家”的抱负，即便是落第秀才迫不得已地“造反”，也具有很强地“道德功利”的色彩。
这种一开始就有改朝换代考虑的人，对权力的“干预性”的目的是十分明确的，他们要寻求的并非终极真理，而是“皇帝轮流坐”的世俗“成功”。
也许他们最初也自信自己能够跳出“造反——当皇帝——被推翻”的怪圈，比如朱元璋、李自成、洪秀全等都曾经为此有过各种防范措施，但是权力的没有灵魂性和腐蚀性在缺乏制度制约的情况下，几乎可以百发百中地突破个人预设的道德防线。
一部映射中国的俄罗斯知识分子史
一部映射中国的俄罗斯知识分子史《倒转“红轮”》的出版有一个热闹又颇合时宜的背景：中国网民在互联网上对公共知识分子或知识分子的调侃让“公知”和“知识分子”这两个词语都变得像贬义词；作家莫言被瑞典文学院授予诺贝尔文学奖，引发了关于作家应该对政治和各种公共事件持何种态度的争论；大众普遍对现实不满的情绪以及随之而来地对改革或暴力革命的渴求。
尽管《倒转“红轮”》的作者金雁女士总是⼀再声称，她研究的只是俄罗斯知识分子的历史，她的专业也只是东欧和俄罗斯的历史研究，但是读过这本书的人却不可避免地要同中国的现实联系在一起。
因为，上述现实都可以对应地在这本书中找到投影：大众对于包括托尔斯泰、果戈理和屠格涅夫在内的精英知识分子的嘲弄；两位俄罗斯大作家高尔基和索尔仁尼琴对待政治或者集权主义的不同态度；以及俄罗斯在激进主义和保守主义之间非此即彼的选择。
而且，这本书聚焦的国家与地区，正好也和中国一样,经历过共产主义集权和随后的转轨。
58岁的金雁是中国大陆最知名的苏联/俄罗斯和东欧问题研究专家。
此前她对前苏联与东欧国家的转轨研究已经让她在一定范围内享有盛名。
她将自己电脑里和读书卡片上的断简残章一一重新写作（这造成了这本书注释的混乱，同⼀出处时而是俄文注释，时而中文注释），形成了这部厚达700页的《倒转“红轮”》，主题正如书的副标题所言——“俄国知识分子的心路回溯”。
不过我们看到的《倒转“红轮”》只是金雁设想中的三部曲中的第一部，按照她的描述，三部曲的第二部会描述苏联一党制的形成，再现一个初始还有着自由传统的群体如何走向集权，她称之为“历史的化妆舞会”。
第三部的主题是民粹主义。
部部惊心。
她称这些工作全都是由自己一人完成，也没有任何功利目的。
“我从1985年拿过国家社科基金以后，就再没有申请资金做过课题。
我没有团队，也没有动用自己的博士生。
这是我个人的长期思考。
”金雁在一个私下场合对我说。
金雁说，她写这本书的最直接动力来自丈夫秦晖的催促。
金雁：为沙俄帝国招魂为哪般？
金雁：为沙俄帝国招魂为哪般？当代俄罗斯对沙俄和苏联有共同的继承性，它一方面向苏联获取资源，但更多的关联是在向沙俄帝国靠拢。
普京政策与沙俄时期内外政策的相似性已经毋庸置疑。
俄罗斯街头沙皇的套娃、画像、雕塑随处可见，在每一个旅游景点旅客都争相与扮成彼得大帝和叶卡特琳娜女皇的人合影留念。
帝国的象征符号和标语口号又卷土重来，所有的沙皇都成为正面人物，尼古拉二世更被“封圣”受到朝拜。
苏共70多年的意识形态努力瞬间被西伯利亚的冷空气涤荡的无影无踪。
目前在俄“帝国价值”绝对是一个正面弘扬的国家思想。
橱窗内的沙皇家族套娃为帝国重塑金身民族主义现在是俄唯一可以凝聚各种力量的旗帜，也是普京屡试不爽的法宝。
知识界也概未能例外。
有人评论说，俄知识分子中少有在民族问题上能够逃脱唯我独尊的“国家主义”的陷阱，哪怕是最优秀的知识分子一到民族问题上就会“理性失灵”而“迷失方向”。
在普京的倡导下，俄知识界掀起了甚嚣尘上的文化保守主义的“斯拉夫主义”潮流，官方和民间争先恐后重新界定作为政治学“帝国”的概念，并为其正名。
一时间“帝国热”甚嚣尘上，什么“独立帝国”、“自由帝国”、“民族帝国”之类的名词满天飞，学者们都在大谈帝国“植根于俄罗斯的遗传密码”以及建设“帝国”的合理性。
俄国学者安德烈.萨维列夫甚至提出“帝国是俄罗斯的宿命”，“俄罗斯的国民精神本来就是帝国的”。
夏宫内的叶卡特琳娜女王塑像诺贝尔获奖者阿列克谢耶维奇采访时就有不少人告诉她：“我爱帝国，没有帝国，我的生活很苦闷”，“在我们的精神细胞中，有帝国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基因”。
“俄罗斯需要一种让人不寒而栗的思想——帝国”。
“俄罗斯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将作为一个帝国存在”，“反正我是帝国主义者，没错，我想生活在帝国”。
俄国从彼得一世开始称帝，他打了21年的北方战争，把俄国从一个内陆国家变成濒海强国，参政院在1721年10月22日为表彰他的功绩，正式封他为“全俄罗斯大帝”的称号，从此沙皇正式称为“俄罗斯帝国”。
《路标》百年(上)
《路标》百年(上)作者：金雁来源：《读书》2010年第03期在一百年前的一九○九年七月,俄国经历了一九○五年革命后,出版了一本由七位作者组成的《路标》文集,这样一本薄薄的小册子被当时的改革家斯托雷平称为“每个关心俄国命运的人都需要读的书”。
出版后短短六个月里,据不完全统计全国就发表了一百五十四篇评论文章。
评论呈现出两极的局面,赞誉者认为这是由一些俄国“最有才华、最聪明的知识分子写成的一份卓越的文献”。
批评者如列宁谴责说,这是一本“自由主义者叛变行为的百科全书”,是“知识分子几乎全部叛变和变节”的写照,里面充满了“一整套对民主派的诬蔑”,从此“反对俄国民主派的世界观”就此形成,而成为资产阶级与旧政权的“高级奴仆”,和“最保守的黑帮相比没有什么差别”。
高尔基则称其为反映了自由知识分子“个性的毁灭”和“颓废堕落”,从此便开始了“俄国知识界历史上最无耻的十年”。
左翼文学家别雷、勃洛克、契诃夫等人则不满于这些知识分子的清高以及对人民革命的蔑视。
正统自由派也对该书甚为不满,米留科夫、奥夫相尼科-库利科夫斯基等人为了回击“路标派”的观点,于一九一○年专门组织撰写了《俄国的知识阶层》一书,展开对“路标派”思想的论战。
关于这本书的争论和思考一百年来在俄国就从来没有停止过,奇怪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接受《路标》思想的人在俄罗斯文化界越来越多。
苏联剧变以后《路标》在俄罗斯好评如潮,以至于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该书脱销,其中很多章节被纳入教科书成为学习的范文,一时间社会上形成言必称“别尔嘉耶夫”的现象。
二○○九年是《路标》发表一百周年纪念日,俄罗斯举行了一系列的纪念活动和主题研讨会,大部分与会者认为,它那“终极关怀性的精神价值”对俄罗斯至今仍有重大的意义。
也有小部分人质疑说,这样一种“小众”精英脱离时代、孤芳自赏的形而上学观,究竟有何价值呢?人们或许会问,是一些什么样的作者撰写的一本什么样的书会引起如此巨大的影响呢?《路标》是一本寻求“反解放”的“解放之路”的书《路标》文集是俄国知识分子当中认为要“不被世俗潮流淹没,而更长远地思考人类精神问题”的那一部分人的集大成之作。
倒转“红轮”看历史
倒转“红轮”看历史作者：刘苏里来源：《中国周刊》2012年第11期《倒转“红轮”》有个副标题，“俄国知识分子的心路回溯”，“回溯”呼应“倒转”，意思很明确。
“红轮”，是红色车轮，索尔仁尼琴长篇巨作的名字，《红轮》以年代为纬，事件为经，实写俄罗斯共产主义革命历史，以及与它有关的史前史，为这场革命的得失立传，为它造成的各种后果做彻底清理。
2008年8月，索氏过世。
金雁的《倒转“红轮”》，就是从索尔仁尼琴写起，写几代俄罗斯（包括苏联）知识人的思想历程。
据知，金书是“俄罗斯三部曲”的第一种，后两种，作者说，篇幅可能比《倒转“红轮”》更大。
或许，主题更锐利。
读者有理由期待它们的问世。
在一次读书会上，作者说，《倒转“红轮”》严格说来，产生于四十多年前，她的少年至青年时代，“那时，家里能被搜走的书，都搜走了，但还有两套完整的书，《马恩全集》和《列宁全集》。
”她通读了两套书，发现“两个秘密”，一是，列宁与马恩如此不同，“不是说列宁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吗？”二是，列宁自己的言说，前后左右也有很大的不同，但有一特点很明显，就是“骂人的话特别多”。
她想解开这两个谜。
她带着疑惑，上山下乡，进大学，调转工作。
带着解惑的企图心，作者读遍了大量俄罗斯文学、历史、思想作品，“卡片越积越多”。
有电脑时，文件夹存储的资料，数不过来。
“是高华和蔡定剑等学界师友先后过世，给我提了醒。
该干的事，要赶快干；该说的话，赶紧说。
要不，就来不及了。
”《倒转“红轮”》就是在以上两个大背景下出笼的，厚积薄发，完成使命。
所以，它必将是厚积薄发之作，是完成使命之作。
蔡定剑2010年11月病逝，整整一年后，高华离大家而去，2012年8月《倒转“红轮”》出版发行。
50万字，满打满算，写作时间，不到18个月。
但《倒转“红轮”》绝非急就章。
应该说，篇章设计非常严密，结构安排也有匠心。
这剑，是四十余年磨出来的。
然时间只能解决技术问题，解决不了观念和使命问题。
“我不再为谋稻粱而写作，也不为任何世俗目的而写作。
评金雁《十月革命的前因后果》
评金雁《十月革命的前因后果》试论革命社会主义运动在俄国兴起的历史条件和评价——兼评金雁《十月革命的前因后果》俄国从19世纪50年代起开始了工业革命，此后，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主要推动力是改革。
1861年的废除农奴制改革，使俄国走上了资本主义发展道路；1864-1874年改革，内容涉及地方自治、市政、司法等，这为俄国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创造有利条件；1892——1906年的维特改革，主要内容是扩建铁路、引进技术、改革财政、成立有立法权的国家杜马及实行某些政治自由等，这是俄国历史上最有成效的工业化改革，使俄国在工业意义上第一次进入西方工业世界体系；此后的斯托雷平改革，重点是以摧毁村社为主要目标的土地改革运动，其目的是使农民经济转变为资本主义经济，这对俄国农业资本主义的发展意义深远（但未成功）；但他在政治上解散第二届杜马，使俄国刚刚起步的民主政治再次受挫。
经过几十年的持续改革和发展，到19世纪80年代，俄国工业革命基本完成。
重工业比重增加，工业生产中心开始形成，国内市场不断扩大，19世纪末20世纪初逐渐向垄断过渡。
同时，19世纪七八十年代，俄国又是世界上最大的地主土地所有制国家，当时的俄国，虽然资本主义有了较大的发展，但其发展是很不充分的，在广大的农村，仍旧是封建农奴制的汪洋大海，沙皇的君主专制是制约俄国的民主政治和使俄国社会转向工业化道路的主要障碍。
对此，1905年，列宁在《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一书中讲的很清楚，他说：“在俄国这样的国家里，工人阶级与其说是苦于资本主义，不如说是苦于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够”。
所以，当时俄国的主要任务应该是，也只能是：清除封建农奴制残余，充分发展资本主义经济。
鉴于俄国社会当时的实际情形，即社会矛盾空前激化。
这样，再依靠沙皇政府实行自上而下的改革来发展资本主义经济显然行不通，革命是当时唯一的选择。
但一般来说，这种革命，只能由资产阶级去完成。
金雁在书中指出，说我们都是“十月革命”的后代应该没有什么错，这场在世界土地上1/6的革命过去90周年了，至今没有令人满意的诠释体系。
金雁：“为死者说话，为长眠者发声”
金雁：“为死者说话，为长眠者发声”让历史真相大白天下，让牺牲者的血不要白流，使今后的人们能够像人一样的活，像人一样的死，因为要“战胜世界上过去和今后不断反复出现的气焰万丈的、非人性的一切”。
2013年9月广西师大出版社隆重推出了《曼德施塔姆夫人回忆录》，让人们窥见到苏式体制下“斗争哲学”带来法制破坏、社会恐惧和荒诞的状态。
当时人们的惊恐状态，用格罗斯曼的话是，就是处在一种“无法形容的那种无罪而又大祸临头的感觉”。
2014年9月该出版社又出版了《耳语者：斯大林时代苏联的私人生活》，使人们意识到前体制虽已终结，但它留下的创伤至今难以愈合，如何处理此类问题关乎到政治转型的走向。
一年后金秋时节，我又拿到了广西师大出版的由力冈先生翻译的苏联作家瓦西里·格罗斯曼描写二战时期大部头小说《生活与命运》。
这部被称为20世纪《战争与和平》的经典之作，可以说是对二战胜利70周年的最好的纪念礼物，因为它是一部“人性的史诗”。
正如作者反复强调的，“人类渴望自由的天性是消灭不了的，可以压抑，但无法消灭”，“毫无意义的善良永远不灭的秘密，就在于它的无力，这种善良是不可战胜的，这种善良越傻、无力、没有意义，就越巨大，恶对它无可奈何，人类的历史不是善极力要战胜恶的搏斗，人类的历史是巨大的恶极力要碾碎人性种子的搏斗”。
这三部著作的侧重面虽有不同，但共同的目的都是“为死者说话，为长眠者发声”，让历史真相大白天下，让牺牲者的血不要白流，使今后的人们能够像人一样的活，像人一样的死，因为要“战胜世界上过去和今后不断反复出现的气焰万丈的、非人性的一切”，并不能一蹴而就，直到今天，“古拉格这种病无论从法律上，也无论是道义上都尚未被制服。
”[柳·萨拉斯金娜：《索尔仁尼琴传》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年，下册，889页。
]从人类历史的教训来看，“走倒退的路，从人回到肮脏、可怜、失去名字和自由，变成牲口，只需几天的功夫，而从动物到人的路，却走了几百万年”。
十月革命的真相
金雁：十月革命的真相我们都是十月革命的后代，这场在世界六分之一土地上发生的革命已经过去九十周年了，但是至今没有令人满意的对这场二十世纪最重大的历史事件前因后果的诠释体系。
当今俄罗斯人已不再接受苏联时期统一口径的意识形态话语。
他们知道以前那套史学观是按照左右历史、驾驭历史、改造历史和按照统一的口径教诲民众原则设计的，当时的提法是，历史科学的作用是“圆满地解释党和政府的历史性决议”。
而中国人的认知来源，基本来自于先有斯大林的结论而后填充史料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以及由斯大林本人主导的十月革命二十周年献礼片《列宁在十月》。
也许有人会说，由于政治立场各异，不可能存在一种各派均能接受的观点，但是，力求史实的客观性、真实性、公正性，尽量在原始档案的基础上真实地再现这场革命，应当是严肃的史学家的追求标准。
至于价值评判的结论，也应该是建立在真实历史体系之上的以史据论的分析。
而貌似最“政治正确”的雄辩真理的论点，如果是以人为编造的虚假历史为依托，则既经不起历史考证的层层辨析，也无法建立起自恰的理论逻辑体系，只能是海市蜃楼般的空中楼阁。
说穿了，这种历史观不过是玩弄政治投机、为政治服务的历史，是为尊者讳而随意剪裁的历史。
“十月革命是人类历史的新纪元”这句话，最早是托洛茨基在一九一七年五月十七日回国时说的，他的原话是，我们已经“开辟了一个新纪元，一个铁与血的纪元”，这后半句话虽然道出了十月革命的实质，却因为充满杀戮气和血腥味而很少有人提及。
后来毛泽东说，“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不仅开辟了俄国历史的新纪元，而且开创了世界历史的新纪元”，它震撼了世界，推动了人类文明进步。
所以现在我们把十月革命作为世界现代史的开篇，认为它是二十世纪最伟大最震撼人心的事件，它“开创了人类历史的一个新时代，在资本主义统治延续数百年之后人类开始向社会主义迈进，至今时代的基本矛盾没有发生变化”（陈湘泗语）。
一九一七年的俄国革命处在这样一个高度后，以它为题材的著作自然汗牛充栋，可以数十万计。
金雁：革命与金钱——俄国社会民主党内关于“经费”问题的争论
但实际上，双方在发展方向和行为方式上的分歧一直存在，正如孟什维克首领唐恩所说的，关于组织问题的争论“只是冰山的一角，它只是更加深厚和牢固得多的思想分歧的表面现象”。俄国社会民主党内部出现的两个“政治亚文化群”：一个是民粹主义化的布尔什维克，一个是坚持社会民主党立场的孟什维克，他们双方关于是按照第二国际的公民政治与现代政党形式来改造党，还是以传统专制社会中的黑社会的政治组织方式来塑造党的争论在以后的发展进程中屡屡凸现出来，尤其是在为党筹集经费问题上表现得更为明显。需要指出的是，世所公认的俄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组织、普列汉诺夫建立的“劳动解放社”的所有成员，除早逝的伊格纳托夫一人外，后来都是孟什维克;与马克思、恩格斯有过交往的所有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参加第二国际1889年巴黎成立大会的全部俄国代表，凡是活到1903年以后的，也都是孟什维克。
“知识分子与文化”研究专题——俄国知识分子的自我反思与批判——《路标集》与俄国知识分子的发展
国 知识 分子 的一个 相 当显 著 也十 分 可贵 的特 点 。 这 一特 点 开 始 于 １ ９世纪 ８ 代初 期， 熟 于 ２ ０年 成 ０
世纪初 年。
等， 这些特点在俄 国知识分子那里 表现得如此 强 但
烈和过激 以致 通过革命 、 建构新秩序 最终又走进 另
一
个极端— —话语 失却则是罕见 的” 。正是这种
变阶段 ： 教师型、 作家型、 名流型。但不管怎样， 绝大多数的人都认为， 知识分子拥有特定的专业知识， 具有强
烈 的社会 责任感 ， 能够超越 自身专业和社会 阶层 ， 对社会 和政 治持批判 态度 ， 并且往往能推 动社会舆论乃至 潮流。这也是我们所理解 的知识分子所应有的特 色。因此 ， 我们特向广大读者推 出这一专题 。 本专题主要从正 面论 述知 识分子的积极 影响。绝大多数 文章 分析 了杰 出的知识分子对本 国文化思想 或 艺术思潮 的引领 、 推进作用 ， 进而论 述 了优 秀知识分子 的世界 ｝影响 ， 而充分肯 定 了知识分子的公 共特 生 从 性 与强烈 的社会 责任感 ：罗斯金 与维多利亚时代文化思潮》 《 论述 了罗斯金 对维 多利亚 时代文化 的推 导作
用 ：波伏娃与法兰西自由主义文化精神》 《 阐述了波伏娃身体力行并引领女性弘扬 了法兰西自由主义精神 ；
《格格不入” “ 的审视者和批判者——萨义德与当 代文化研究 一文指 出， 萨义德以独到的眼光， 东西文 审视
化 交往的过去， 为文学和文化研 究提供 了独特 的洞见和 启示， 体现 了强大的批判性 乃至颠覆性 的力量 ；阿 《
Ｖ １ ２ ｏ ． Ｏ
总第 ８ ５期
Ｓ ｍＮ ．８ ｕ ｏ ５
厂东广播 电视大学 学报
金雁革命与变形系列
许诺与变形2012-06-08 13:47导语：俄国革命的悲剧绝不能用过于相信乌托邦、过分执着于理想主义来解释，也不能简单地归因于马克思主义。
乌托邦的悲剧与权欲熏心者借乌托邦的外衣来谋私作恶是两回事，前者只是好事做不成，而后者却可以做成任何坏事金雁/文“社会主义”的提法和理论并非马克思所创建，从19世纪20年代圣西门、欧文等人提出“社会主义”并进行“小范围生态化”试验以后，人们对它寄予了太多理想主义的想象。
社会主义是一个容量很大的概念，世界历史上有各种各样的社会主义模式和理论，但无疑都是人们对美好社会和公正原则的向往。
在为它奋斗的人们心目中，它是劳动者的政权，是各民族人们的乐园，它意味着更大的自由，更广泛的民主和自治，更公平的分配原则。
就像马克思所说的，在这样的社会里，没有“上层”和“下层”之分，没有上司和下属之分，在其中“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1卷，294页）。
一按照教科书的说法，“1917年十月革命在俄国建立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但革命前的理想主义在革命后很快就发生了执政党的实用主义蜕变。
别尔嘉耶夫曾经深刻地指出这一点。
他一方面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提出批评，认为其中有很多乌托邦的东西；另一方面又指出，俄国革命的悲剧绝不能用过于相信乌托邦、过分执着于理想主义来解释，也不能简单地归因于马克思主义。
乌托邦的悲剧与权欲熏心者借乌托邦的外衣来谋私作恶是两回事，前者只是好事做不成，而后者却可以做成任何坏事。
他说：“从一开始我就察觉到布尔什维克的道德变态”，就察觉到从平民知识分子这一支系传承下来的所谓“左翼”具有“比40年代的理想主义更多的利己主义”，列宁“共产主义的帝国因素比社会革命因素更强烈”，它是一种“伪共产主义”。
别尔加耶夫这样说当然并不是要以“真共产主义”自居，他其实对马克思的共产主义也是否定的。
但是他一再强调的是，马克思与列宁决不是一回事。
俄国知识分子的真实形象
经济观察报/2008年/9月/15日/第045版全球视角俄国知识分子的真实形象金雁索尔仁尼琴的去世在俄国引发了一系列讨论，其中有趣的争论是：索翁是“俄国知识分子”的代表吗？在这方面有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有人说，索尔仁尼琴“是最后一个俄国传统知识分子”，但也有人说，他是“对激进知识分子制造的恶果的最深刻的反思者”。
实际上，这涉及到过去人们指出的两种完全不同的知识分子定义。
一种强调俄国知识分子的“独特之处在于它的思想性”，他们具有宗教情怀，完全沉浸在脱离世俗的纯精神领域，继承传统的文化资源，是所谓不问政治的“国学家”。
而另一种定义把知识分子看成关心现实的批判家、激进派，他们摒弃传统，把打破“旧世界的虚假的平衡”视为第一要务。
从前一种定义出发，有人说俄国知识分子有贵族气，孤傲清高，把个体的精神追求看得高于一切。
但从后一种定义出发也有人说，俄国知识分子是天生的民粹派，厌恶贵族社会，蔑视贵族的特权，主张民众至上，淡化个人而凸显群体。
在俄国之外的西方，这两者则与以赛亚・伯林关于“知识分子两种类型：狐狸与刺猬”的说法密切相关——伯林本人正是出身于白俄知识分子流亡者家庭。
那么到底哪一个是真实的俄国知识分子的形象呢？沙龙里的“狐狸”：西方派与斯拉夫派让我们从头说起。
1825年十二月党人的起义被镇压以后，尼古拉一世的反动统治使俄国进入到一个“冰冷的冬天”（诗人雅泽科夫语），沙皇对贵族的不信任越来越明显，成立新的警察机构——第三厅，用以防范思想意识形态、严控社会思想；亚历山大一世时期实行的大学自治被取消；1826年颁布了新的书刊检查制度，严禁一切对沙皇、政府和官方东正教不满的言论；保守贵族、教育大臣乌瓦洛夫提出的“东正教、专制制度和民族性”三位一体的纲领成为沙皇政府的基本国策。
高压之下，俄国贵族中弥漫着寒潮袭来的紧张气氛，许多人销毁日记、信件、文章以求自保，在这个“思想界的沉寂期”，同情十二月党人的贵族知识分子，要么去国外留学，要么转入文化领域，“大约十年的工夫俄国才从这一被奴役被迫害的状况中苏醒过来”（《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三联书店，1974年，523页）。
金雁：十月革命的前因后果
《路标》百年(下)
《路标》百年(下)作者：金雁来源：《读书》2010年第04期矫枉过正的“批判现实主义子辈”俄国从来就没有一个统一的知识分子群体,十二月党人的“兵变”是近卫军军官操纵宫廷政治传统的延续,虽然对知识分子的“精神觉醒”有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与此后的知识分子组成并没有太多的人际脉络。
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到国外学习的贵族青年以及莫斯科大学的哲学小组活动掀起了俄国知识分子思想史第一个高潮,俄国知识分子的第二个成长期开始于十九世纪下半叶,这是一个充满批判情绪的年代,“疯癫的时代”、“偏执的时代”(弗罗洛夫斯基:《俄罗斯宗教哲学之路》,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二○○六年版,349页),也是六十年代人战胜四十年代人的时期,六十年代人打败了“浪漫的理想主义”和崇尚精神价值追求的“老一代人”,现实主义的六十年代人“成为得宠的一代”(陀思妥耶夫斯基语),后来在俄国思想史上有一个特定的词汇“六十年代人”(Шестидесятники),指的就是这批不同于四十年代贵族知识分子的“新生代人”。
它的出现导致了四十年代思想出现了“反常和病态的断裂”,这些平民思想家不但不是贵族思想家的继承者,甚至是他的反对者,六十年代人与四十年代人相比,就像有一个世纪之差。
“批判现实主义的子辈”和“理想主义的父辈”是完全对立的,六十年代人的价值观念形成了俄国特有绝对化的“最高纲领主义”,导致了民主主义和自由主义分家,由于贵族知识分子的“不战而退”,六十年代人大获全胜,他们的思想继而成为民粹主义的理论先导,彻底扭转了俄国知识分子的发展历程。
《谁之罪?》和《怎么办?》虽然一直是十九世纪俄罗斯文学的两大主题,但是不同的知识分子在形象塑造上有不同的理想追求,这种差别从一开始就注定了他们会有不同的发展方向。
俄国历来存在着“思想的深刻与革命行动不可兼顾”的分野,彻悟人生的思想家的内在追求与政治欲望强烈地参与社会实践的平民革命者之间存在着不可逾越的鸿沟。
这种分野不仅是《父与子》两代人的差距,也不是“四十年代人”和“六十年代人”的年龄上的不同,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完全不同的两种人构成——贵族之子和僧侣的后代。
以《路标》为界:俄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思想波澜
以《路标》为界：俄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思想波澜
张建华
【期刊名称】《社会观察》
【年(卷),期】2004(000)002
【摘要】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俄国自由主义思想的演变是一个值得注意的文化现象。
自由主义是这个时期俄国最活跃的社会思潮之一，它建立在对传统的贵族保守主义的批判和日渐高涨的激进主义的清算基础之上，试图调和因这两者的激烈对抗而造成的思想文化界的内部分裂，以及由此引致的社会的严重分裂，希望按照自己的理想，为转折时期的俄国历史发展规划出一条捷径。
【总页数】1页(P44)
【作者】张建华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系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D751.261
【相关文献】
1.19世纪末俄国思想界对发展道路的论争 [J], 黄令显
2.中国俄国（苏联）史研究的“路标”--读陈之骅研究员的《历史唯物主义与俄国史研究》 [J], 成志杰
3.20世纪俄国知识分子的命运——重读《路标》 [J], 安启念
4.俄国思想家如何看待西方文化——读津科夫斯基《俄国思想家与欧洲》 [J], 徐
凤林
5.《路标》文集对俄国法律意识的反思 [J], 巨慧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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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俄国知识分子的命运——重读《路标》
作者： 安启念[1] 作者机构： [1]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 出版物刊名： 俄罗斯学刊 页码： 5-24页 年卷期： 2019年 第5期 主题词： �路标》;Fra bibliotek识分子;理想与现实
摘要：�路标》文集的宗旨是批判革命知识分子.本身也是知识分子的文集作者十月革命后 遭到镇压,文集所批判的革命知识分子也未能完全实现自己的社会理想,不少人受到新政权的迫害. 俄国知识分子极大地改变了整个20世纪俄国的面貌,但他们自己许多人命运悲惨.原因在于,在现 代化道路上,俄国是落后国家,具有浓厚的封建色彩,自由、民主、人道主义不是社会发展产生的自 然需要,是知识分子比照西方先进资本主义国家提出的社会诉求,他们的理想与俄国的现实存在矛 盾.落后的国情制约着他们.违背社会实际必然失败,符合社会实际则知识分子所得到的往往有悖于 自己的理想.20世纪俄国知识分子的命运证明了唯物主义历史观的真理性.没有理想,社会前进就 没有动力和方向;不从实际出发,一切理想都会成为空想.处理好美好理想与客观实际的关系,是一 门高深的政治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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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这一切，促使拥护激进变革的人纷纷走上街头。战争失败又加剧了社会结构的瓦解，动摇了政权的权威，社会上大多数人都把同旧时代有关的规则当作嬉笑怒骂的对象，各种积怨都可以公开发泄。由于历史色盲症的互相传染，人们改变了对暴力的态度，通常认为刑事犯罪的事情现在都成了赞扬的对象，恐怖活动被赋予赎罪祭祀的职能。复仇浪潮一浪高过一浪，社会已不再区分死亡和谋杀的界限。在“不能戴着白手套干革命”的口号下，可怕的无政府主义的普加乔夫效应全部被释放出来。在这一系列链条当中，初始的文化激进主义负有一定的责任，因为它的先导宣传与后来的社会动荡是具有逻辑一致性的一个链条过程。
正是这种极端化的思维模式，就形成了自上而下的专制管理形式，世俗化资产阶级社会的难以独立，以及自由资产阶级软弱无力等特点。因此，俄国历史上西化与反西化、革命与反革命、改革与反改革，都是用激进方式进行的，对立双方一直处于剑拔弩张的状态。虽说处于统治地位的沙皇政府要负主要责任，但文化激进主义无疑是民间的社会矛盾导火索。从此，妥协、让步、协商、秩序、保守、温和、法律这些原来的褒义词，都成了骂人的话，使对立两极再没有回旋余地。民主化的优良品格：光明磊落、相互信任、善于妥协、宽容大度等等越发没有用武之地，这些人类几千年积累下来的智慧特征为社会所不容，经常遭到左、右两端夹击，陷入“两头茫茫不到岸”的境地。
激情导致的冲动可以产生很大力量，但是激情消退后又会造成蔓延社会的失望与颓废。所以至今有人断定由于极端主义传统所致，西方的社会民主主义思想在俄国一开始就是乌托邦式的，在很多情况下它只是一种形似而质异的假象。在俄国，社会民主党只能是知识分子的小团体，而“俄国的群众运动永远都不会成为社会民主运动，哪怕是‘带有俄国特色的’。俄国左派若想成为有影响的力量，他们肯定是激进的。”
产生后来的巨变的历史背景与理论支撑是复杂的，不能说它是文化激进主义的直接产物，但有一点很清楚，没有19世纪后半叶起在所谓的“革命民主主义”知识分子中间培植起来的精神氛围，政治激进主义就不能出现。正是在政治激进派中间，普遍赞赏法国大革命的最血腥的思想，认为群众对“压迫者”和“革命的敌人”实行政治上的极刑是人民神圣的权利……国家的落后和拒绝改良在政治激进派那里都变成了优势，只要有助于社会矛盾的激发都是他们乐于看到的，甚至骇人听闻的灾祸——世界大战都被看作天赐良机，政治激进主义是这些情绪的集大成者并成了毁坏过程的催化剂。
俄国知识分子从19世纪下半叶以来，既狂热又焦躁，过分热衷于政治、过分崇尚党派之争，对他们来说，政治活动的目标与其说是将一种有益的改革引入生活，不如说是消灭一种信仰的敌人，将世界强行纳入自己的理念
对《路标文集》，我们过去持简单否定的态度，说它是一些“革命逃兵”在宣布“他们与解放运动决裂”。但实际上它的内涵是很丰富的，反映了俄国现代化过程的两次大转折（1917、1991）中传统文化的时代性尴尬，突显出俄国文化保守主义的深邃与自我反省等特点。正因为如此，该文集在剧变后的俄罗斯多次再版，被认为是从思想上和传统文化根源上探讨苏联体制形成的最权威的著作，甚至被誉为“俄国知识分子精神史上”最经典的代表作。
事实上，远在1905年革命以后，别尔嘉耶夫等人就开始反思政治激进主义。总体而言他们认为，“革命”会造成人类的退步，防止革命、用改良把社会震荡减到最小的办法解决社会问题是上策。对于二十世纪三次俄国革命的反思，他们认为仅仅从社会经济、政治制度的“狭义的社会学”层面分析是不够的，只有从俄国知识分子整体发展史进行梳理，上升到灵魂深处挖掘，才能找到俄国问题的根源。
广场式的哗众取宠的激进比赛，很容易造成更纯朴、更敢作敢为的印象，对于不能左右自己命运的小人物来说，总是愿意把自己的幸福和灾难和外部的强力联系起来，对于现状总是存在着一种绝对完整的观点，这种心理习惯于推卸掉个人责任，希望在一哄而起的群众运动中快速翻身，于是“印象主义者”和急功近利者常常离开理性的力量而奔向狂热的和唯恐天下不乱的政治激进派，而这些人恰恰不是从民族国家的长远发展着想。俄国为暴力付出的社会代价、文化断层是无法想象的，革命打碎了旧世界，同时也毁掉了此前所有的文化积累，新世界只能在蛮荒的文化沙漠上建筑。
这种绝对形式是产生无政府主义的历史根源和社会背景。由于俄国的分裂运动和国家的专制主义压迫，急躁、激进的情绪一直存在于文化阶层的大多数人之中。19世纪40年代以文学批评为主导的整个过程都过于政治化了，与沙皇政府相对立而产生的革命思想、唯物主义、无神论，充满了绝对化的血腥和虚无主义的无根基性，他们把文化这种民族的精神支撑物，随意地和统治阶级话语霸权绑在一起，以批判否定作为武器。文化激进主义典型的口号是“不要调和！”它与社会激进主义遥相呼应，争相与温和、中庸对立，从否定国家到否定一切秩序。于是俄国思想史上兴起了“旋风效应”，向激进主义每迈出一步，就伴随着更加严厉的批判与否定，否定过程导致文化连续性的中断、裂变和不断重组，使俄国的传统文化缺乏稳定的连续性，进而导致思想界视野的缩小。统治阶级对知识阶层打压和禁锢，赋予了思想家蒙难者圣徒般的光环与荣耀，进一步促使青年人对激进主义产生更大兴趣，促成了革命党情结。沙皇出于维护自己利益和对革命的惧怕，严酷镇压革命者，进一步导致革命情绪和行动的高涨，于是形成紧张对立的恶性循环。
极端主义是俄国的文化传统/b>
别尔嘉耶夫等人认为，在俄国知识分子的精神史上，文化激进主义与无政府主义有着密切联系。由于专制国家的农奴制压迫形成的社会鸿沟，导致俄国知识分子中的“社会责任感”和“力求极端”内在冲动的特点十分突出。17世纪宗教“分裂运动”后，民间出现了一批不认同官方思想的人，他们认为沙皇代表的俄国不是真正的东正教国家，而是一股玩弄权势假宗教之名控制国家的恶势力，因此作为分裂运动的传人，“他们把不认同现存制度、质疑官方教义作为终身目标，就注定了必然是悲剧命运的承担者”。他们特有的“分裂”气质与周围的环境和人群格格不入，他们往往持一种极端偏执的行为方式，在文学创作中流行极端的表达方式，激情既是创作的原动力，也是极端化的催化剂，当然也只有依赖于思想的狂热和自我沉醉，他们才能经受住迫害，以自己独特的方式生存下来。
广文化保守主义要完成的第二个任务。他们发现长期以来的历史总是教人学坏，在反对美学“暴动”的主宰下，在世俗化、物质化的文化背景下，俄罗斯传统的圣徒精神被抛弃，不择手段的“小人”总能战胜善良的“君子”，恶行能大行其道，良知与善的声音总是那么胆怯、那么低哑、那么不自信，爱远远退位于恨，谁要是热爱上帝，即便他没有妨碍任何人，他也会被认为是民众的公敌，宗教成了反动势力的必然延伸。谁要是热衷真与爱，他就会被怀疑对民众的幸福漠不关心，谁要是致力于创造性的纯粹文化研究，他便会被归类于不齿于人类的“反动学者”与“养尊处优者”，有教养、有文化则被讥讽为“脱离了人民”，以至于像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这样的大文豪都认为，“俄国上层文化的主要错误在于脱离了人民”。他们一生都具有被底层抛弃的负罪感和孤独感，竭力表现自己的亲民形象。知识阶层在“拜民主义”的社会氛围内，第一步先退去了“真和善”，其次放弃了做人的底线。究其原因何在呢？可以说从绝对主义中衍生出来的“道德虚无主义”在俄国造成的影响，这种人格的变异和心灵扭曲一直没有得到系统清理。
俄国革命导致原来知识分子最为称道的道德观念的迅速瓦解，使俄国积累了多年的道德堤坝顷刻间坍塌。由于斯托雷平改革的不公正性，人们对上层充满了仇恨和鄙视，“民众中‘当权者有罪’的思想十分普遍，它迅速地积累起‘破坏现存制度’的强大社会力量，在提出最为激进要求的同时，激进知识分子唤起民众付诸行动，愤怒的情绪迅速地发挥了自己的作用，随后再也不能提供任何东西了”。知识分子在民众身上找到的仅仅是模糊的本能，这种喧嚣声表面看起来转化为民主个性的觉醒，但当革命的破坏性发挥完以后，喧嚣声沉寂下来以后，我们却发现除了改换了统治者以外，没有留下任何有益的东西。存在的只有两种可能：暴民政治以及它复归后又一次轮回到专制制度，在民粹派“为民谋幸福”的假象背后，不过是少数精英愚弄“群氓”的一种手段，人民根本不是社会的主人。
君子总是斗不过小人
俄国革命的实践表明，凡是那些关心道德操守，认为任何政治斗争行为都应该具有道德底线的人，都被认为是“书呆子气”，这也是区分政治激进派与其他社会主义党派的重要标志。不讲道德的人与讲道德的人竞争，永远是前者胜出，这是一个规律。早在1917年时孟什维克李伯尔就说过，不是群众追随政治激进派，而是政治激进派追随群众，他们没有任何硬性的纲领、没有底线的原则，对群众提出的一切要求都可以先予以接受，“我们往往对工人说，他们的要求是办不到的，而政治激进派却对他们百依百顺，我认为被粉碎的是那些有纲领有原则的人，而那些没有纲领、赞同人和群众口号的人是不能被粉碎的。”
文化激进与“革命崇拜”
由于社会变革时期改革的“不公正性”，知识分子的政治激进主义、文化激进主义与民众本能的社会激进主义以惊人速度完成了嫁接，这是因为知识阶层在上层改革需要纠偏的情况下缺位，以及民粹大潮涌起时草率的引导，促成了民众的政治情绪和社会革命化。在普遍革命的思想的催促下，社会情绪“激进化”和“雅各宾化”，政治紧张、民族紧张和社会紧张极大加剧，它像脓疮一样在俄国社会积存了数十年，等待着疮口破裂的一天，给民粹主义化的激进党派提供了趁乱而起的机会，因为他们懂得抽象的民主原则不具备感染民众的能力，“在革命风暴中，采用温和的、自由主义的、人道主义原则的人是永远无法获胜的”，民主原则对动荡的革命时代不适用，民主本来就是妥协的产物。俄国却以“革命崇拜”来办一切事情，把“妥协”地相互退让看作是最缺乏“革命性”的表现，在充满不可调和的二元对抗中，宁肯同归于尽也不求“双赢”。斗争时代总是那些采取极端手段的人、热衷于铁腕的人可以获胜，只有专制才能结束混乱和无政府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