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言文学综合考试试题

文学概论1、文学作品内容与形式的关系？答案1：在传统的文学理论中,文学作品往往被分为内容与形式两部分,尽管强调二者关系的辩证统一,但还是存在重内容而轻形式的倾向与偏颇.本文试图通过立足于人自身,立足于文学创作过程,引入“材料”、“形式化”等概念,重新思考和讨论形式和内容之间的辩证关系.在文学文本中,形式与内容二者相反相成,既存在张力又相互融合,最终达到和谐统一、融为一体.[著者文摘]答案2：文艺作品的内容与形式作家、艺术家在文艺作品中的对现实生活的艺术认识和表现形式。

内容包括经过作家、艺术家加工改造后描写在作品中的现实生活，和作家、艺术家对所描写现实生活的态度和评价等。

前者是文艺作品内容的客观方面，也称为生活内容；后者是文艺作品内容的主观方面，也称为思想内容。

文艺作品内容的客观方面和主观方面，即生活内容和思想内容，在特定的作品中总是融合、统一为一体。

越是优秀的文艺作品，它的内容的两个方面越是高度有机的统一在一起，两个方面相游离的作品不可能是优秀的作品。

具体构成因素有题材、主题、人物、环境、情节等。

文艺作品的形式是作家、艺术家对现实生活的认识的客观表现。

它也包括两个方面：作品内容的内部组织结构，和由一定的物质材料形成的作品的外在形态。

当作品的内容还没有获得一定的艺术表现的时候，它作为一部文艺作品就还没有形成。

只有当作家、艺术家依据作品内容的内在逻辑对它加以组织结构，并给以一定的物质表现的时候，一部文艺作品才算最终地形成了。

形式的构成因素有结构、体裁和各种艺术媒体（语言、色彩、声音……）。

文艺作品的内容和形式是一种对立统一、互相依存的关系。

作品的内容必须借一定的形式而存在，作品的形式只能是一定内容的形式。

马克思说：“如果形式不是内容的形式，那么它就没有任何价值了。

”一定的文艺作品的形式总是和一定的内容不可分的。

既没有无内容的形式，也没有无形式的内容。

在文艺作品的内容和形式二者的关系中，作品的内容处于主导的地位，是作品的内容决定作品的形式，而不是相反。

文艺作品内容和形式的这种关系，表现在作家、艺术家的创作实践和文艺的发展过程中。

作家、艺术家进行创作，总是光有一定要表现的内容，然后才考虑用某种合适的形式把它表现出来。

作家、艺术家采用什么文艺形式，从根本上说，是由作家、艺术家所要表现的内容决定的。

同样，在文艺的整个发展过程中，文艺作品内容的发展变化，也总是先于作品形式的演变，是作品内容的变化引起和决定作品形式的变化。

社会生活的变革，首先反映在文艺作品的内容上，新的内容要求与之相适应的文艺形式，于是新的文艺形式就取代旧的文艺形式。

这是文艺发展的普遍规律。

当然，无论是在作家、艺术家的创作实践或文艺的发展过程中，在内容对形式起主导和决定作用的前提下，形式反过来对内容也不是消极和被动的，而是有着重要的反作用。

具体的表现是：当形式适合于所要表现的内容时，它就会使内容得到充分的表现，就能增强作品的艺术力量；相反，当形式不适合所要表现的内容时，它就会损害作品的内容和作品的艺术力量。

文艺作品形式对内容的反作用，是文艺作品形式的相对独立性的一个表现。

文艺作品形式的相对独立性，同时也还表现在形式在文艺发展中的继承性，以及同样的内容在某种情况下也可以采取不同的文艺形式去表现，等等。

文艺作品的形式，是文艺学和文艺美学中与文艺作品的内容相对的又一个基本范畴。

在具体的文艺作品中，文艺作品的形式还应该包括以下的构成因素：结构、体裁、不同的“艺术语言”（在文学是语言，在音乐是旋律、和声等，在绘画是色彩、线条……）等。

古代文学1、士阶层——散文论辩？答案：士的兴起与诸子百家。

春秋战国“百家争鸣”局面的形成与士这一阶层的兴起有密切关系，由社会各个阶层转化而来的士，成为此期活跃于政坛及思想界、教育界的风云人物，其中“九流十家”，有完整的思想体系，成为诸子百家的代表。

2、西汉——史记？答案：西汉今文经学对《史记》本纪写作的影响：西汉思想在中国思想史上的重大贡献在于今文经学的兴起，从此，中国思想史进入了所谓的“经学时代”。

汉代文人在战国至秦所出现的欲求统一诸子思想的趋势之下，也曾进行了多种探索。

如汉初“黄老之术”的运用，司马谈撰《论六家要旨》，以及《淮南子》的编篡等，都是在力图为统一的国家寻求一种行之有效的政治方针，以及为大一统的意识形态寻求一种哲学上的支持。

武帝时期，西汉王朝在经济政治上达到了极盛，与之相适应，在思想上出现了以董仲舒为代表的今文经学，最终完成了思想领域对战国诸子以来纷乱状态的统一。

《史记》的成书，正是处在这样的一种思想背景之下，学术界对于司马迁思想的主要方面是儒家还是道家一直存在争论，究其原因，正是由于在这一时期的思想背景下，在黄老之术和今文经学所体现的新的思想特征下，儒、道本身都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所以，司马迁的思想就变得异常复杂。

从《史记》中所提到的有关董仲舒及其思想的内容来看，司马迁对今文经学是颇为认同的，在其写作《史记》的过程中，也时时体现出今文经学对其影响。

司马迁对今文经学的接受，集中表现在对《春秋》的态度上，他赞同今文学家提出的《春秋》欲代周而作新王，建立后世统治法则的写作目的，在《太史公自序》中，司马迁讲道：上大夫壶遂曰：“孔子之时，上无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断礼义，当一王之法。

今夫子上遇明天子，下得守职，万事既具，咸各序其宜，夫子所论，欲以何明？[1]3297这是今文经学对孔子作《春秋》的目的的看法，认为孔子看到周室衰微，周的王权己逐渐被颠覆，从而想通过《春秋》，树立新的治世的法则，即所谓“当一王之法”。

所以，司马迁在接下来的回答中说：“余所谓述故事，整齐其世传，非所谓作也，而君比之于《春秋》，谬矣。

” [1]3294表明自己无意象孔子一样，对历史和现实政治做出正误的判断，但是，从他前面所述：“太史公曰：‘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

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

’” [1]3296结合其“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写作目的来看，他正是把自己写作《史记》放在了与今文学家所认为的孔子作《春秋》具有同样重要的意义上来看的。

“成一家之言”，则尤其体现出这一特征。

《左传•襄公二十四年》引叔孙豹的话说：“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

若夫保姓受氏，以守宗祊，世不绝祀，无国无之，禄之大者，不可谓不朽。

”[2]这里司马迁所表现出的，正是欲以“立言”为手段，以达到“不朽”的目的，而孔子，则是这一理想的实践者：太史公曰：诗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

”虽不能至，然心乡往之。

……孔子布衣，传十余世，学者宗之。

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1]1947其以《史记》比义于春秋是显而易见的。

梁启超《要籍解题及其读法》中说：“司马迁实当时《春秋》家大师董仲舒之受业弟子，其作《史记》盖窃比《春秋》。

……其著书最大目的，乃在发表司马氏‘一家之言’，与荀卿著《荀子》，董生著《春秋繁露》，性质正同。

不过其‘一家之言’，乃借史的形式以发表耳。

故仅以近世史的观念读《史记》，非能知《史记》者也。

”[3]在《孔子世家》中，司马迁也完全接受了今文经学家们对孔子及《春秋》的看法：子曰：“弗乎弗乎，君子病没世而名不称焉。

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见于后世哉？”乃因史记作《春秋》，上至隐公，下讫哀公十四年，十二公。

据鲁，亲周，故殷，运之三代。

约其文辞而指博。

故吴楚之君自称王，而春秋贬之曰“子”；践土之会实召周天子，而春秋讳之曰“天王狩于河阳”推此类以绳当世。

贬损之义，后有王者举而开之。

春秋之义行，则天下乱臣贼子惧焉。

[1]1943这里的“据鲁，亲周，故殷”，与前面所说的：“垂空文以断礼义，当一王之法”。

即今文经学家“亲周，故宋，以《春秋》当新王”的观点。

“后有王者举而开之。

”即指出了其对后世政治的纲领性意义。

此外，司马迁对《春秋》的社会功用，也有与今文经学家相同的观点：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

春秋文成数万，其指数千。

万物之散聚皆在春秋。

春秋之中，弒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

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

故易曰‘失之豪厘，差以千里’。

故曰‘臣弒君，子弒父，非一旦一夕之故也，其渐久矣’。

故有国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谗而弗见，后有贼而不知。

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经事而不知其宜，遭变事而不知其权。

为人君父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蒙首恶之名。

为人臣子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陷篡弒之诛，死罪之名。

其实皆以为善，为之不知其义，被之空言而不敢辞。

夫不通礼义之旨,至于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

夫君不君则犯，臣不臣则诛，父不父则无道，子不子则不孝。

此四行者，天下之大过也。

[1]3298司马迁在这里对于《春秋》的评价，完全来自董仲舒。

《春秋繁露•俞序第十七》中，董仲舒对于《春秋》有这样的话：孔子曰：“吾因其行事而加乎王心焉。

”以为见之空言，不如行事博深切明。

故子贡、闵子、公肩子言其切而为国家资也。

其为切，而至于杀君亡国，奔走不得保社稷，其所以然，是皆不明于道，不览于春秋也。

故卫子夏言：“有国家者，不可不学春秋，不学春秋，则无以见前后旁侧之危，则不知国之大柄，君之重任也。

故或胁穷失国，掩杀于位，一朝至尔，苟能述春秋之法，致行其道，岂徒除祸哉！乃尧舜之德也。

[4]160由此可见，在认为《春秋》是“长于治人”之书，所体现的是人类社会的基本原则这一点上，司马迁完全接受了今文经学家对《春秋》的解释，他把自己写作《史记》和孔子作《春秋》联系在一起，以“成一家之言”为最终实现自己人生理想的最高目标。

尽管他自己说：“且余尝掌其官，废明圣盛德不载，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不述，堕先人所言，罪莫大焉。

[1]3297”但在《史记》文本中所表现出的强烈的批判意识，则正是《春秋》“采善贬恶”精神的继承和发扬。

在《史记》的十二本纪的写作中，今文学家的历史观也有着集中明确的体现。

首先，在十二本纪中，对于历代帝王世系的叙述，体现出今文家“大一统”的政治历史观念。

在今天看来，所谓黄帝、尧、舜、禹，不过是远古中原氏族的首领，直至殷商时期，王权也并不如后世那样集中。

但《史记》从《五帝本纪》起，便树立了一个天下共主的形象，并以夏、商、周的祖先归入黄帝这个宗族系统。

作为黄帝之后裔，则为每一朝代的统治从血统上提供了一种合理性解释，为王权的集中设置了一种历史传统。

汉兴之后，至武帝朝达到极盛，这时，如何进一步加强帝王的权威，成为一个急需解决的问题，而以董仲舒为代表的今文经学便应运而生。

古之造文者，三画而连其中，谓之王；三画者，天地与人也，而连其中者，通其道也，取天地与人之中以为贯，而参通之，非王者庸能当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