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文化对郭沫若诗性气质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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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沫若是中国现代文化史上的巨人。在那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的时代,郭沫若的出现绝非偶然,而且有着深刻的时代背景和文化背景。从时代来说,郭沫若是时代的产物;从文化背景来说,中国传统文化对他的影响是巨大而深远的,也是多方面的。这其中有学术贡献的影响,有治学思维的影响,更有诗性气质的影响。本文拟从中国传统文化对郭沫若诗性气质的影响,谈一点粗浅的看法。

提到郭沫若,人们首先自然会想到他是杰出的诗人。的确,郭沫若最初是以其新诗《女神》登上中国现代文学史舞台的,并从此奠定了他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卓越地位。他那浓郁的诗性和不可遏制的热情,始终贯穿在他一生的诗歌创作中,并给他的作品打上了鲜明的烙印。这可以从他的一系列作品《女神》、《星空》、《前茅》等诗集中看出。然而,郭沫若的诗性气质是如何形成的?

历来有不同的看法。近年来,有不少研究者从研究《女神》出发,认为郭沫若的诗性气质与泰戈尔、歌德、雪莱等浪漫主义诗人有着血肉的联系,于是从这些外国诗人中去发掘郭沫若的诗性精神。原因何在?可能有两点。一是郭沫若在日本求学期间,第一次广泛接触了一些具有泛神论倾向的诗人,没有他们的影响,郭沫若的不朽杰作《女神》是不可能在那最不寻常的年代出现。二是郭沫若的《女神》,无论是在内容还是在形式上,都是崭新的,是真正的新诗,与中国旧诗词的传统相去甚远。据此,他们认为,郭沫若浓郁的诗性气质和外国诗人的影响密不可分。

是的,我们不容否认泰戈尔、惠特曼、歌德、雪莱、海涅等浪漫主义大诗人对郭沫若诗性气质的影响。但是,人们往往忽略了中国传统文化对郭沫若诗性的影响,而且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中国源远流长的诗歌文化对郭沫若诗性气质的塑造,是深微而长久的,为他诗性气质的最初形成,

要:郭沫若的浪漫主义诗性气质是显著的,但郭沫若诗性气质的形成,历来有不同的看法。针对有些研究者提出

的,郭沫若的诗性气质主要受外国诗人的影响,提出了自己的观点:郭沫若诗性气质的形成主要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

关键词:郭沫若;中国传统文化;诗性气质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055X(2006)01-0054-02

OntheFormingofGuomoruo’sRomanticisminHisPoem

LUOYong-xiang

(TheCollegeofhumanities.GuizhouUnivesity;Guiyang550025,China)

Abstract:TheromanticismofGuomoruoisobviousandthisisagreedwithexperts.Butfortheformingofhisromanticism,therearealwaysmanydifferentopinions.Thisessaygivesreaderstheauthor’sunderstandingthattheromanticismofGuomoruowasstronglyinfluencedbythetraditionalChineseculture,butwasnotmainlyinfluencedbyforeignpoetsthatisbelievedbysomescholars.Keywords:Guomoruo;Chinesetraditionalculture;mouldofpoem

中国传统文化对郭沫若诗性气质的影响

罗永祥

(贵州大学中文系03级美学研究生,贵阳

550025)

第18卷第1期2006年2月

六盘水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JournalofLiupanshuiTeachersCollege

Vol.18NO.1Feb.2006

收稿日期:2005-06-10

作者简介:罗永祥,男,贵州大学中文系03级美学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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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孙伯党.郭沫若评传[M].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2]李保均.郭沫若青年时代评传[M.]重庆出版社,1984[3]戴逸主编.郭沫若的少年时代[M].北京出版社,1982[4]雷风行.郭沫若的少年时代[M].北京出版社,1982[5]陈永志.郭沫若传略[M].上海文艺出版社,1984[6]黄侯兴.郭沫若的文学道路[M].1981

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我们不能忘记,郭沫若的家乡四川乐山,是有着3000多年悠久历史的文化古城。历代的不少骚人墨客在这里留下了无数珍贵的诗篇。如唐代的杜甫、李白、岑参、薛涛;宋代的苏轼、苏澈、黄庭坚、陆游;明代的杨慎、杨基、汤显祖等。正是在这样浓厚的文化浸染下,郭沫若自幼就逐渐培养起对祖国灿烂文化的热爱。在最早的年代,郭沫若的母亲就对他进行了诗的启蒙教育。“淡淡长江水,悠悠远客情。落花相与恨,到地亦无声。”这首诗他多年后仍能记忆犹新,以至于后来他深情地说,“我之所以倾向于诗歌和文艺,首先给予我以决定影响的,就是我的母亲”(《如何研究诗歌和文艺》)。在乐山求学期间,郭沫若醉心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美酒中。他最喜欢的文学家是庄子、屈原、李白、苏轼等人。这些都是具有鲜明个性和浪漫气质的诗人,对他诗性气质的最初形成,起了决定性的影响。

因此,如果离开了中国的传统文化,我们就无法对郭沫若的诗性气质作出正确的体认。郭沫若毕竟是中国的,他写的也毕竟是中国诗,而不是

《草叶集》。郭沫若最早接触具有“泛神论”思想倾向的人不是泰戈尔等人,而是中国的庄子。在谈到“泛神论”对他的影响时,他说,

“我本来已有些泛神论”倾向,所以才喜欢有那些倾向的诗人的。(《创造十年》,《沫若文集》第七卷)。可见,郭沫若最早接触具有泛神论思想倾向的人不是泰戈尔等人,而是庄子。在《三个泛神论者》中诗人明确地说:“我爱我国的庄子,因为我爱他的pan-theism(泛神论)。”

庄子的文章恣肆汪洋,想象奇特瑰丽,显示出强烈的浪漫主义精神,对中国历代的浪漫主义诗人都有过深刻的影响。当时十三、四岁的少年郭沫若,庄子的文风对他诗性气质的塑造,其影响之大,我们是不难想象的。

至于他的《女神》,虽然是新诗,但如果我们细细考察,仍然可以看出这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渊源,并不是像有些人说的那样,他的新诗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联系较少。对此,李保在《郭沫若青年时评传》一书中作了较好的分析。他特别举出了《女神》中的《凤凰涅槃》、《天狗》、《日出》、《浴海》等一系列优秀篇章与高唱大江东去的东坡诗人苏轼的作品在意境、风格等方面的继承关系。并且无不深情地说:“我们不能不对给予郭沫若以如此深刻影响的中国古代作家行注目礼!正是由于他在青少年时代受到传统的中国文化的熏陶,后来他才能在新的条件下,在文学方面得到比较全面的发展。”的确,郭沫若首先是属于中国的,然后才是世界的。他毕竟是在诗的国度里长大的,祖国光辉灿烂的文化才是他诗性气质塑造的沃土。

应该指出的是,中国的传统文化塑造了郭沫若的诗性气质,而这既已形成的诗性气质又反过来影响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接受,他的接受是有偏爱的。正如他后来自己所说:“那时我喜欢读的书是庄子、楚辞……我特别喜欢他的文章,觉得是古今无两。”正是由于他的这种特殊的偏爱,使他对中国文学史上一些举足轻重的文化名人,做出了不甚公允的评价。例如,李白和杜甫是中国诗歌史上两颗最为璀璨的明珠,自古双峰并峙,难分伯仲。而郭沫若本人就明确表示过自幼“喜欢李白”而“不甚喜欢杜甫”。他的这种偏爱,表现在他的《李白和杜甫》一书中就是扬李抑杜的倾向。对此,有很多人写文章批评郭沫若,对他进行责难。我个人认为,我们不能妄加指责郭沫若。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审美趣味和美学理想,这是无可厚非的,也是不能苟同的,更何况是以浓郁诗性气质著称的郭沫若呢!诗人有自己鲜明的审美个性未必不是好事,可怕的是没有自己个性。不过从中也不难看出中国传统文化对郭沫若诗性气质的影响之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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