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对朝鲜援助的历史：从军事援助到全面援助

新中国对朝鲜援助的历史：从军事援助到全面援助(1)
人民军的种子
1945年日本投降后，在中国华北与八路军并肩作战的朝鲜义勇军遵照延安的命令，与八路军一道进驻被日军盘踞14年之久的东北，并准备借道返回朝鲜故土。

但当时占领朝鲜半岛北部的苏军却以“不允许有第二支武装部队存在”为由拒绝义勇军入境。

这种局势下，朝鲜义勇军司令武亭在沈阳吴家荒朝鲜人学校主持召开朝鲜义勇军军人大会，宣布将3000余名义勇军重新编成第1、3、5、7支队，并加入中共领导的东北民主联军，而武亭只身带领80余名亲信回国参加建设。

留在民主联军中的朝鲜族支队在后来的战斗中屡立战功、不断发展，最后编成第四野战军麾下三个很有战斗力的师。

1949年，新成立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派出人民军政治部主任金一秘密访问北京（当时称北平），将首相金日成的亲笔信交给中共领导人。

信中委婉地提出能否把解放军中的三个朝鲜族师和其它部队中的朝鲜族官兵交给新生的朝鲜人民政权，中共方面痛快地答应了这一要求。

据档案显示，一些打过长江的朝鲜族战士产生了情绪波动，他们回乡的愿望也十分强烈，于是满足社会主义阵营同志的要求也就成了顺理成章的事。

中共方面表示，解放军序列里既有的三个朝鲜族师中，第164师和第166师驻扎在沈阳和长春，因地利之便可随时入朝，但第156师正跟随四野主力在南方作战，需等待战斗结束后再行移交。

朝鲜代表还提出中共能否支援这三个师所需的弹药，中共也给予满意的答复。

随后，第164、166师根据党中央的指示，把连、营、团级军事干部全部集中进行强化军事训练，并对武器弹药进行清点补充。

1949年9月20日，第164师和第166师全员全装进入朝鲜新义州，随后换上朝鲜人民军军服，并分别被改编为朝鲜人民军第5师和第6师，原第164师副师长金昌德出任第5师师长，原第166师政委方虎山出任第6师师长。

据档案记载，入朝的第164师编制为10821人，下辖三个团，每团辖三个营，直属机关包括师司令部、政治部、供给部、卫生部、师直属警卫营、山炮营、教导队和宣传队，全师装备长枪5279支、短枪588支、轻机枪320挺、重机枪104挺、冲锋枪206支、反坦克枪8支、自动步枪1支、掷弹筒67个、60毫米迫击炮87门、火箭炮2门、迫击炮26门、反坦克炮12门、步兵炮1门、平射炮1门、机关炮2门、刺刀3456把、军马734匹。

第166师编制为10320人，装备有长枪6044支、短枪722支、轻机枪281挺、重机枪91挺、冲锋枪878支、卡宾枪2支、掷弹筒31个、60毫米迫击炮91门、反坦克炮10门、山炮3门、刺刀1833把、军马945匹。

1950年初，四野根据党中央的指示，把分散在各部队中的朝鲜族官兵集结到郑州，与沿京广线北上的朝鲜族第156师合并，该师入朝后被改编为朝鲜人民军第12师，师长全宇。

除了这些整支转入的部队，朝鲜还有大量来自中国的高级指挥员。

例如，朝鲜战争前夕人民军主力编有两个军团，第1军团司令是金雄，第2军团司令武亭。

金雄是老资格的中共党员，毕业于黄埔军校，抗战期间担任新四军第22团参谋长。

1940年10月，金雄随八路军第2纵队南下苏北，后来又成为新四军第3师师长黄克诚的部下。

受一代名将指点，金雄也养成善打巧仗、顾全大局的作风。

而武亭早年毕业于奉系军阀张作霖开办的东北讲武堂，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了南昌起义，在中国土地革命和抗战时期是人民武装里有名的“炮兵通”，还当过八路军第一个炮兵团的团长。

回到朝鲜后，武亭为人民军培养了大批
炮兵人才，被朝鲜称为“炮兵之父”。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后，这些来自解放军的部队和指挥员表现出色，以擅打巧仗、能打硬仗著称，在战争初期一路南下、势如破竹，打得韩军和美军狼狈不堪。

即便是在仁川登陆后形势急转直下的情况下，来自解放军的朝鲜部队仍然是表现最出色、最稳定的战斗部队。

例如，方虎山所率领的第6师在极端不利的条件下依然展示出灵活的战术能力，尽管他们深入韩国纵深最远，但他们却敢于进一步深入到智异山、太白山与敌人周旋，在撤退过程中还不断接收其它部队被打散的兵员，一度还切断美韩联军的公路交通线，美国人称方虎山指挥的部队是“幽灵之师”。

全力援助朝鲜重建
抗美援朝战争期间，中国几乎承担了志愿军和人民军两军全部的后勤供应，为每一场战斗的胜利做出卓越的贡献。

停战协定签订之后，为了帮助满目疮痍的朝鲜尽快重建、恢复正常的社会秩序，中国向朝鲜提供了更多的援助。

据档案显示，数十万中国人民志愿军提供义务劳动力，重建平壤、元山、南浦等大中城市70余座，兴建工厂、水利设施百余处，为朝鲜经济建设打下坚实的物质基础。

1958年10月，周恩来总理访问平壤，同年11月和12月，朝鲜领导人金日成两度访华，双方达成以下协议由于中国志愿军撤出朝鲜后，朝鲜军事力量减弱，为此中国将向朝鲜提供3亿美元无偿援助，并支援朝鲜各种武器装备。

志愿军回国之前，按照双方约定，将不少于10个师的全套装备送给朝鲜人民军，使得朝鲜国防实力得到有效加强。

以朝鲜坦克部队为例，曾在战争期间立下赫赫战功的苏制T-34-85坦克多系中国志愿军留下的礼物，在后来20年间依然是朝鲜人民军的骨干装备，直到今天仍有约250辆作为教学用车。

据韩国国防研究院的资料显示，1958-1964年，中国先后向朝鲜提供6.7万支冲锋枪、920余门火炮、700余部电台、1223辆汽车及战斗机等重装备。

1960年，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抱怨朝鲜过于亲华，单方面大幅度削减对朝经济援助，中国遂承担更大的援朝任务。

双方采取“国际主义色彩浓重”的记账易货贸易方式，中国工农业产品以远低于国际市场的价格换回朝鲜海产品和矿产品，中国甚至为朝鲜教育宣传部门代印书刊，使其节省了大笔开销。

在中苏彻底决裂后，朝鲜加强了对华友好关系，苏联对朝援助则基本中断，朝鲜对中国的军事依赖进一步加深。

1961年7月，金日成主席再次访华，中朝还签署了《中朝友好合作及相互援助条约》，中国从各个方面帮助朝鲜发展自身的军事和经济实力。

1974年，负责对朝输送石油的“中朝友谊输油公司”还在中朝边境（经由鸭绿江）建设了一条长达11千米的输油管道，专向朝鲜输送石油，而石油的供给量由设在丹东市马市村的供给协调基地决定。

当时中国每年向朝输送约50万吨石油，占朝鲜进口石油总量的80%。

中苏之间的“援朝竞争”
20世纪60年代，中苏交恶，作为中苏双方共同盟友的朝鲜顿时陷入尴尬。

好在中苏两国都不愿意放弃朝鲜这一盟友，因此处于夹缝之中的朝鲜得以小心翼翼地“走好平衡木”，使自身国防建设的步伐不受影响。

也正是在这一时期，朝鲜在各领域推进“主体思想”，强调自力更生的重要性。

从1966年开始，为反击美国武装韩国并怂恿其出兵越南的行径，朝鲜国家主席金日成向苏联和中国都提出军援需求。

苏联反应很快，1966～1970年间分两批向朝鲜交付400辆T-54和250辆T-55中型坦克，虽然有不少是苏联远东军区用过的二手货，但依然令朝鲜坦克兵实现装备换代。

在此期间，苏联又以零部件出口的方式向朝鲜交付
300辆T-54坦克散件，由其自主组装成“金日成-68号”坦克。

似乎是和苏联的援助展开竞争，正处在“文革”期间的中国也竭尽所能向朝鲜提供至少500辆59式中型坦克及175辆坦克底盘。

而这批坦克底盘为朝鲜生产一系列自行加农炮和自行高炮提供便利。

虽然后来因受“文化大革命”影响，中国对朝军事援助一度出现中断，但到了70年代，随着中苏间的对立加深，中国重启对朝军事援助。

1970年4月，周恩来总理访问平壤并答应向朝鲜继续提供军事援助。

1971-年9月，两国签署《无偿军事援助协定》，中国开始大幅增加对朝军事支援。

韩国国防研究院指出，当时中国向朝鲜提供的各种重装备不仅种类大幅增加，而且数量也比以往增加5～10倍。

70年代中期，中国还将一批借鉴苏式米格-17、米格-19的国产战机以及仿苏武器零部件源源不断地支援给朝鲜。

上世纪80年代，金日成主席又先后五次访华，通过正式或秘密会谈，双方的军事合作关系更紧密，中国对朝鲜的军事装备援助也更加丰富。

1983年，中国将20架歼-71战斗机无偿提供给朝鲜，而当时中国自己也只能年产40架这种战机，由此可见中国对朝军事援助的力度之大。

据英国《简氏情报评论》称，甚至在朝鲜“天马号”坦克的研发过程中，中国也提供大量军民两用技术，如“天马号”后期版出现的光电火控技术、计算机技术、发动机等都有中国技术的影子。

而与之相比，苏联方面不愿再以无偿援助的方式对朝提供武器装备，而朝鲜又欠了苏联大量债务无力偿还，至此在这场“援朝竞争”中，中国占据上风。

至上世纪90年代初，朝鲜大部分军事装备都与中国有关。

协助建立潜艇生产基地
受苏联和中国影响，朝鲜海军建设坚持“空、潜、快”的发展原则，强调以岸基飞机、潜艇和鱼雷快艇作为装备重点。

20世纪50年代末，苏联交付4艘二手的03型潜艇后，就再未向朝鲜海军提供过类似帮助。

60年代，随着美目韩加紧对朝鲜进行军事封锁，再加上羽翼日浙丰满的韩国总统朴正熙不断鼓吹“北进统一”，朝鲜不得不加强备战，并向中国政府提出请求，帮助他们实现“潜艇自主”。

1971年9月6日，中朝在北京签订无偿提供军工成套大项目的协定，确定中方提供33型潜艇全套部件和图纸，并帮助朝鲜建设可年装配4艘潜艇的工厂。

按中国历年援朝项目排序，援朝潜艇项目被列为“13”，故称为“13号工程”，它是中国在20世纪70年代实施的第二大援外工程，金额和规模仅次于援建非洲坦赞铁路。

当年10月，以刘华清为团长的中国学习考察团及708所专家组潜艇赶赴朝鲜，寻找最佳的潜艇装配厂厂址。

经过反复考察，中国专家向朝鲜推荐在清津或罗津建厂，没想到朝方却偏偏坚持放在条件最差的马养岛。

那里原是一座造木质渔船的小作坊，多数工人是新来的退伍军人。

朝方认为马养岛海岸线开阔，潜艇能快速进入深海，同时那里是一座四面环水的岛屿，保密性更好。

最终，中朝在选址问题上达成一致。

“13号工程”由中国第6机械工业部组织实施，除了向朝方提供33型潜艇图纸外，还安排江南造船厂提供12艘33型潜艇的半成品或成套设备，供朝鲜装配、建造和试验，而708所负责为朝鲜设计和监造1700吨浮船坞。

1972年3月14日，上海江南造船厂接到援朝12艘潜艇的生产任务，必须在1975年前完成，同时该厂还负责派遣专家赴朝指导潜艇装配
和接受朝方人员培训。

为保证朝方装配进度，江南造船厂不仅将原本为解放军建造的3艘潜艇半成品改作援朝物资，还制定了援外优先的生产安排，使援朝潜艇生产得到优先保障。

33型潜艇原系苏联向中国转让生产装备，中国在生产过程中长期沿用苏联原设计图和建造标准，如苏联国家标准“COST”、部标准“OST”、造船工业标准等。

所以，为保证援朝质量，中方整图组将援朝图纸全面换成中国相应的国标、部标或企业标准。

这项改动的工作量相当大，再加上当时没有计算机绘图，全是人工描图，整图组经过努力，终于在1973年7月完成了这项任务，共向朝方提供了3300多份专用图、1400份通用图和标准指导性文件等，真正做到援朝图纸上没有“苏联痕迹”。

从1973年起，中方设计专家组分三批前往朝鲜，他们均是中国造船业的精英，平均年龄仅35岁。

按协议要求，中国设计专家组在朝鲜主要工作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向朝鲜人员进行产品介绍，解答有关图纸的问题：二是解答33型艇施工图纸在朝鲜翻译复制中的有关问题；三是处理33型潜艇在朝鲜装配建造、试验中有关设计方面的问题，并进行图纸设计解释等。

在专家指导的同时，1973年1月至1978年8月，江南造船厂还组织了244名专业技术人员和工人，分17批赴朝进行潜艇装配技术指导。

江南造船厂甚至抽调国内罕见的自动电焊机，提供焊丝，支援朝鲜潜艇装配。

1974年10月20日至22日，第一艘朝鲜自行组装的33型潜艇终于下水，性能完全符合使用要求。

1975年6月底，援朝潜艇专家组完成预定任务回国。

在他们回国前，朝鲜国家副主席康良煜亲切为他们受勋，组长陈秀章被授予朝鲜国家二级红旗勋章和证书，其他专家被授予功劳奖章及证书。

从军事援助转向全面援助
据韩国《时事周刊》称，从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起，由于朝鲜半岛核问题日益复杂化，中国对朝军事援助的规模开始缩减，但朝鲜仍从中国得到军服、飞机零部件、坦克发动机、军用吉普车等军需物资。

除去上述直接军事装备援助外，中国支援朝鲜的大批粮食和石油同样帮助朝鲜军队维持正常战备建设。

但在缩减军事援助的同时，中国对朝鲜的经济和粮食援助却有所增长。

据韩国国政监察资料表明，1999-2002年，中国向朝鲜提供175万吨石油，并呈逐年增加趋势。

即便是受朝核危机冲击最严重的2003年，中国援朝石油量仍达到47.2万吨石油（价值7646万美元）。

至于粮援，对朝粮援使中国从2005年起一直位居世界三大粮食赞助国之列，排在前两位的是美国和欧盟。

据世界粮食计划署统计，2005年，中国援朝粮食达53.1万吨，占当年国际对朝粮援的92%。

另据韩国国会统计资料显示，2001-2005年，中国对朝援助总价值达7亿美元，年平均约1.4亿美元。

这段期间内，中国对朝援助主要以无偿形式进行，提供了粮食、石油、生活必需品等物资。

而在朝鲜遭受重大自然灾害时，中国还会追加对朝援助物资和资金。

例如在2005年7月，朝鲜发生特大洪灾后，中国提供了大量粮食、药品以及1万吨石油无偿援助。

近年来，为帮助朝鲜走出经济困境，中国不光注重为朝鲜“输血”，更注重使朝鲜具备“造血”功能。

21世纪后，中国积极帮助朝鲜改善道路、港湾、电信等基础设施，使朝鲜国内建设减少后顾之忧。

韩国家情报院证实，2004-2005年，中朝共签订2.5亿美元的投资协议，这些资金集中帮助朝鲜开发武山、稷东等矿山。

2006年，中国对朝投资总额达
1.13亿美元，占朝鲜吸引外资总量的97%，这些投资大多用于平壤西区火力发电厂和北昌火力发电厂的设备更新，所需设备完全由中国厂商提供。

作为回报，朝鲜矿产资源的开发几乎由中国全包。

据报道，中国政府与企业和朝鲜签订关于铜矿、铁矿、煤矿和钼矿等矿产的开发协议。

据韩国商会的报告显示，2006年中国对朝投资的70%集中在资源开发项目，共引进价值2.7亿美元的矿产。

实际上，中国政府从无偿对外援助到现在的有目的性支持，互利的经济关系更利于中朝关系的稳定与加强。

在可以遇见的未来，中国对朝援助仍然将沿着目前的发展方向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