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逆城市化及其对城市发展的影响

论逆城市化对城市发展的促进作用-----以上海为例
摘要：本文利用上海逆城市化的案例分析社会经济条件以及自然条件这种规划方式的影响及其生成过程，并通过介绍上海的逆城市化进程来阐述逆城市化对上海城市发展和影响；结合人口，资源，环境问题分析如何规划才能使逆城市化的促进作用最大化。

关键词：逆城市化；郊区化；人口流动；卫星城
由于城市化进程在中国不断加快，又由于规划措施以及相关管理控制不到位，我国的城市发展出现诸多问题，成为制约城市发展的瓶颈。

以上海为例，城市的中心部分由于交通拥挤、犯罪增长、污染严重，城市人口大量涌入郊区乃至农村，市区出现“空心化”，以至于使人口集中为主要特征的城市中心区出现了种种病症。

这种现象在北京、广州等大城市也同样突出。

如何解决这一问题呢？自从19世纪末英国社会活动家霍华德（Ebenezer Howard，1850-1928）提出的关于城市规划的设想（“田园城市”），其思想的精髓给与我们解决城市问题以重要的思想启迪，这也是逆城市化发展的核心思想所在。

逆城市化本身具有一定的规律性，一般要经历以下4个阶段：（1）萌芽阶段；（2）形成阶段；（3）发展阶段，即居住郊区化和工业郊区化；（4）成熟阶段，即郊区的自立程度越来越高，并由单一的居住功能变成具有各种城市功能的就业中心。

就前三阶段而言，上海通过建立相应的措施使部分居民向郊区发展。

其原因为上海郊区的自然条件优越，资源利用水平较高以及有待开发的资源十分丰富。

上海郊区地处长江三角洲前缘，东临东海，西接江苏、浙江两省，北界长江入海口，交通便利；属于北亚热带季风气候，四季分明，温和湿润（年平均气温约16℃，全年无霜期约230天，年平均降雨量约1200毫米），气候宜人；日照充分（年平均日照时数约2000小时），有利于各种农作物生长和畜禽繁衍（2004年末，郊区耕地面积24.57万公顷）。

由于发达的第一产业能以更少的土地资源以及人力物力，发展产业经济所需的土地资源便可大规模的节省下来，用于郊区城镇建设。

现以1995-2000年为例，根据上海市人口委员会信息中心调查，人口变化情况呈现以下特点：（1）中心区的核心区人口数量迅速下降，中心区外围区人口仍属增长态势。

上海中心区的户籍总人口由1995年的636.6万人减少到2000年的628.24万人；（2）近郊区人口数量和人口密度迅速提高。

近郊区的户籍总人口由1995年的320.1
万人增加到2000年的360.13万人，人口密度由1995年的1810人/平方公里增加到2000年的2036人/平方公里；（3）远郊区户籍人口总体上呈现出向区外流动。

远郊区的户籍总人口由1995年的344.9万人减少到2000年的333.26万人，年平均人口综合增长率为-6.84‰，人口密度由1995年的805人/平方公里减少到2000年的778人/平方公里，相对于中心区和近郊区而言变化不大。

(1)
上海市人口分布变化与城市建设相关的变化发展是密切相关的，原因有以下几点：（1）旧城改造与新区开发联动（为直接诱导因素）。

随着中心区的核心区（黄浦区、卢湾区、静安区）旧区改造速度的明显加快以及中心区产业结构的调整，又因为与此同时，近郊区和中心区的边缘区域（杨浦区、虹口区、闸北区、普陀区、长宁区、徐汇区）住宅小区建设发展飞快，这就为大批动迁居民由中心区内核心区域的原居住地迁往近郊区和中心区边缘区域提供动力和空间（1995年至2000年间，中心区的核心区域户籍人口的递减以及居住地已迁移但户籍仍在原地的人口共为63.7万人）；（2）城市交通设施建设的影响。

主要有轨道交通以及高速公路。

以轨道交通1号线为例，受到其直接影响最大的为莘庄镇和梅陇镇，分别从1990年的1.58万人和2.84万人增加到2000年的11.6万人和9.63万人（年均增长率分别达到22%和13%）。

从2009年起，随着轨道交通2号线东延伸段、5号线和8号线南延伸段、7号线以及11号线等新开线路相继建成，预计2012年上海市轨道交通运营总里程可达510公里左右，随着轨道交通向郊区延伸，相应的住宅小区以及产业布局也会延线涌现；（3）近郊区人口增长的区域差异（吸引流动人口的各种因素）。

近郊区由于其产业发展、交通区位条件以及发展政策等各方面的差异，其人口的集聚程度也有相当大的差异。

具体表现在近郊区内浦东新区（依靠强有力的政策支撑）、闵行区（依靠交通区位条件）、宝山区（依靠强大的产业支撑）的人口吸聚能力较强。

（1）
但如何规划才能使郊区发展和负面效应的比值（即单位负面效应实现的郊区发展）最大化呢？现回到霍华德的“田园城市”，这种设想提出一种兼有城市和乡村优点的新型城市结构形式，在中心城市周围建立一圈较小的城镇，形式上有如行星周围的“卫星”，这是卫星城镇的思想萌芽。

由于建设卫星城的根本目的在于分流人口，早在1924年在荷兰阿姆斯特丹召开的国际会议就把它列为限制大城市恶性膨胀的方法之一。

卫星城是指在大城市外围建立的既有就业岗位，又有较完善的住宅和公共设施的城镇，在行政管理﹑经济﹑文化以及生活上同它所依托大城市(母城)有较密切的联系，又与母
城之间保持一定的距离，一般以农田或绿带隔离，但同时拥有便捷的交通联系。

按霍华德的田园城市思想，卫星城市距母城不论远近，均应以绿带包围，与母城在地域上相分隔，但实际上两者间常因发生膨胀而连成一体（称为“集合城市”）。

（2）目前，世界各国建设卫星城主要出于两类目的：一类是为了疏散大城市中心过于密集的人口﹑工业（第二产业）或科学研究机构等而建设的；另一类是为了在大城市外围发展新兴产业或第三产业而建设的。

解放以后，上海城市规划发展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初步摆脱了长期以来自发的、沿着现有市区伸展的混乱，而有计划地兴建了一批卫星城。

由于产业的聚集效应，脑力流动伴随着人口流动纷纷涌入郊区的就业岗位，一大批高科技园区以及相应的大学城纷纷在上海郊区落户。

其中高科技园区有：上海张江科技园区（主要面向生物医药、集成电路、照明、信息安全、软件产业、文化产业）、上海宝山科技园区、上海闵行紫竹院科技园区、上海中国芯科技园区、上海松江科技园区、上海南汇科技园区、上海金山科技园区等；大学城有：张江大学城、闵行大学城、南汇大学城、松江大学城，青浦大学城等。

这种聚集效应使得资源可以互利，优势可以互补，在上海郊区的大面积土地上，推动了第二、第三产业的全面发展，接着反过来利用科技进步和外资引入作用于第一产业，使郊区的产业发展呈现联动作用。

郊区产业结构发展所贯彻的这种“二、三、一”方针，极大地促使产业结构继续优化，从而反过来吸引更多人才引进。

以2004年为例，在郊区增加值中，第一产业占4.0%，第二产业占60.5%，第三产业占35.5%；郊区经济完成增加值2417.44亿元，同比增长21.8%；工业产值7233亿元，同比增长30.9%；外资项目合同金额64.88
亿美元，同比减少10%；财政收入646.30亿元，同比增长30.6%。

这充分说明了合理的郊区化所导致的聚集规模，使得郊区经济得以快速而自给自足发展。

(1) 1958年，上海的第一个卫星城-----以机电工业为主导的闵行卫星城首先开始兴建。

当时的政府投资包括该卫星城建设的各个方面，从道路交通、厂房居住一体化的翻新，到相关基础配套设施的升级，都吸引了众多人才流入，为区域产业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从而又反过来促经经济发展，达到良性循环。

结果1989年以后，政府对闵行卫星城进行了扩建，闵行和吴泾两个卫星城合并，园区内开建了上海西南地区重要的工业基地、科技创业区以及现代居住区和区域。

由此可见，当时的卫星城在发展上海新兴工业、调整城市总体布局及促进郊区经济发展等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但是，由于受到当时社会历史条件和认识水平的限制，规划和建设中始终存在重生产、轻生活的
倾向，因而使得卫星城的生活设施总体水准不高，有些卫星城的产业结构也不够合理。

如重工业集中的卫星城就业机会过于单一；有的卫星城教育设施没有跟上，与市中心的交通也不够便捷……这就对更多企业的迁入和职工家属的落户缺少吸引力，从而使得卫星城的进一步发展受到制约。

尤其在今天上海将发展成综合性国际化大都市的情况下，一些被设计成单一功能的卫星城，要进行功能扩展面临着诸多的困难。

（3）现阶段“十五”期间，上海需要建的卫星城属于第四代卫星城，即为多中心敞开式城市结构，用高速交通线把卫星城和母城联系起来，母城的功能扩散到卫星城中去。

上海市政府制定的“十五”计划纲要提出上海经济社会发展的具体目标为：“着力推进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的建设，着眼于长江三角洲城市带的整体协调发展；完善城市功能布局，提高中心城区现代化水平；加强郊区城镇建设，健全市域城镇体系(一方面，要以外环线及环城绿带为隔离带，控制中心城向外扩张蔓延，而重点是推进郊区新城中心镇的建设；要完善发展政策，依托产业基础，发展特色经济，明确城镇功能，形成特色风貌，吸引人口集聚)”。

期间规划的“一城九镇”，即松江新城(土地面积：60平方公里分两期开发，人口规模：74万，为具有英国风格的新城)，以及朱家角（以旅游为特色，既凸现本土水乡古镇风貌，又有现代城镇的格调）、安亭（以汽车为特色，为具有德国风格的小城）、高桥（港口城镇，既凸现荷兰式现代化城镇，又融入法国和澳大利亚风情）、浦江（既显现意大利建筑特色，又结合美国城镇风格）、罗店、枫泾、周浦、堡镇（均为具有欧美特色的小城）、枫泾(以商贸为特色)以及奉城（为具有西班牙风格的小城）9个中心镇。

届时，这一方针将有效疏散大城市中心的部分工业和人口，同时也能够抵消大城市中心对周围地区人口的吸引力，在高效发展各自特色、发挥产业效应的同时，有效控制城市中心规模，缓解城市中心问题。

（3）（4）但在大城市卫星城的规划问题上，上海还需考虑很多因素。

由于卫星城的一个重要职能是疏散人口，这就要使决策者在如何有效分流人口和如何保持卫星城的人口稳定以及城市活力等方面制定相关的规划方法。

正如雅各布（Jane Jacobs，1916-2006）所认为的，城市中最基本、无处不在的原则，应是“城市对错综交织使用多样化的需要，而这些使用之间始终在经济和社会方面互相支持，以一种相当稳固的方式相互补充”。

而城市最基本的特征是人的活动，如何让卫星城既能满足现代文明的生存需要，又能达到使居民享受自然愉悦身心的目的？如何构建便捷的交通，使居民顺利地实现工作区与生活区的往返？如何设置合理实用的配套设施和信息化管理？如何保护周边
的自然生态问题？……政府的资金投入、政策导向、规划水平是影响卫星城成败的重要因素，而自然因素和社会因素是必须考虑的范围。

（4）（5）
自然因素中主要考虑以下几点：（1）气候差异对城市格局和土地利用方式的影响。

卫星城市须因地制宜的发展和规划，如湿度较大的热带和亚热带城市的布局就可以开敞、通透，组织一些夏季主导风向的空间廊道；干热地区的城市建筑为了防止大量热风沙和强烈日照透入建筑中，需要采取比较密实和“外封内敞”式的城市和建筑形态布局；寒带地区的城市，则也应该采取相对集中的城市结构和布局，避免不利风道对环境的影响，并加强冬季的局部热岛效应，降低基础设施的运行费用；（2）城市建设过程对自然生态环境的破坏。

在实践中仍常有一些显而易见的失误，以致于破坏了土地原有格局和价值。

麦克哈格（Ian McHarg，1920-2001）曾指出：“大多数的基地规划技术都是用来征服自然的，但是自然本身就是许多复杂因素的平衡结果，砍伐树木、铲平山丘、将洪水排入小山沟等，不但会造成表土侵蚀、土壤冲刷、道路塌方等后果，也会对自然生态体系造成干扰”；（3）城市建设过程对资源以及能源的过度消耗。

由于城市具有聚集效应，能以更少的能耗制造出更多的GDP，但由于卫星城市的人口规模依然会使能源供给不堪重负，因此诸如滥用玻璃幕墙，造成能源过度耗费并形成光污染亦是当今亟待解决的问题 (6)
社会因素中，以卫星城的居住人口为主要矛盾，主要考虑以下几点：（1）郊区空间组织对社会活动的影响。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外大都市郊区卫星城市的区位选择和空间组织主要受居民的居住心理意愿和政府的规划控制，当今的主要任务是解决贫困家庭的居住问题从而维护大都市的整体秩序，以形成合理的城市整体空间结构，实现卫星城的持续健康发展；（2）郊区居住区资源经济利用开发。

由于人们对居住的需求和理念也在不断地提高和变化，住宅不仅作为生存资料，而且逐步被当作享受资料和发展资料，掌握其变动规律，对大城市卫星城居住区的建设有着直接的指导意义；（3）城市化与郊区建设的互动影响。

由于卫星城在发展的某一阶段会成为一个兼具城市和农村双重特点的过渡地带，包括地域空间变动、生活方式转变、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等。

城市化人口的数量、结构以及流动分别影响着住宅的消费量、消费结构、消费区位和消费时机，进而影响着住宅的开发量、区位选择、开发结构和开发时机等，因而农村人口转变为城市人口给居住、购物、就业，对住宅的开发供给提出了新的挑战 (7)
总之，建立卫星城是上海逆城市化的主要方法，其中的规划构想需要不断地实践和总结。

逆城市化也是提升城市综合竞争力以及保持城市活力的重要手段，这对于加快上海“十五”期间的“四个中心（金融中心、贸易中心、航运中心以及经济中心）”建设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并且更能传达出“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的2010上海世博会的主题思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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