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书院学派：综合学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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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书院学派：名家学派

——文章来源网，仅供分享学习参考 1 儒家书院学派：名家学派
名家学派是战国时代的一个哲学流派。

在当时的百家争鸣中，其地位不及儒、墨、道、法诸家重要，对后世的影响也远不及上述诸家，但它却是战国中期一个非常活跃的学派。

当时在社会上出现的盛极一时的名辩思潮，就是以名家学派为中心而展开的。

它曾先后与墨、儒、道、阴阳诸学派展开了论辩。

在战国后期，它还受到了儒家与法家的批评。

它的一些哲学命题竟成为当时各家各派纷纷讨论的中心议题。

名家学派在我国逻辑思维发展史上，也都有着重要的地位。

名家思想最早萌芽于春秋时期，其先驱者是当时郑国的邓析。

兴盛于战国中期。

在这一时期，产生了两位著名的名家代表人物。

一位是惠施，另一位是公孙龙。

他们以擅长概念分析而驰名天下。

随着秦朝的统一，百家争鸣的局面结束了。

名家学派也随着时代的变迁而销声匿迹。

稷下学宫

稷下学宫是一个十分集中的游学场所，讲学活动兴盛。各学派云集一地，学者可以跨越学派门墙，广泛求学，学无常师。此外，稷下还有定期的学术集会。“谈说之士，期会于稷下”。其讲学活动已然制度化，超出一般私学讲学的水平，体现了高等学府讲学的特色。
• 其次是著述
• 这一方面表现为各学派讲学和思想交锋，另一方面表现为著书立说。
（3）文化从商周时代“学在官府”到春秋战国时期“学下私人”，文化下移促进了文化知识的普及，使得士这一阶层异常活跃，他们频繁奔走于诸侯之间，推销自己的政治主张，在政治舞台上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各路诸侯为了笼络士人，纷纷礼贤下士，兴起了养士之风。
二、发展历程
稷下学宫的兴与衰，深深打着齐国兴衰的政治烙印。
• 儒家学派：
（1）代表人物是孟子和荀子。
• 荀子，名况，字卿，又称孙卿，战国时赵国人。他在稷下先生中“最为老师”，并“三为祭酒”，多次出任稷下学宫的学长。稷下学宫的生活经历，为他以后总结诸子百家之学，创立自己的思想体系，打下了深厚的基础。
• 荀子集儒家之大成，并且可以称得上是集诸子百家之大成。他对各家学说批判吸收，融会贯通；在他的学术思想里，可以很明显地看出所受各家的影响。同时，他又对各家都采取了超越的态度，比较全面地总结了先秦百家争鸣中提出的重要问题。
• 名家学派
• 稷下学宫中一个重要学派，在当时影响很大。
主要代表人物有尹文、儿说等。
• 尹文，齐人，主要活动于齐宣王，湣王时期。尹文主张“以实务名”说：他要求人们按事物的本来面目来认识事物，“名”一定要符 “实”，反对名实不符。这一理论用以治国，则要求执政者要分清是非，选贤而去不肖， “赏”合其功，“罚”符其过，以此治国富民。
• 此外，稷下学宫还成为一个事实上的咨政议政机构。“齐稷下先生喜议政事”，稷下学宫为各家学者提供了一个固定的议政论坛。

诸子百家的代表人物和思想主张

诸子百家的代表人物和思想主张诸子百家之流传中最为广泛的是法家、道家、墨家、儒家、阴阳家、名家、杂家、农家、小说家、纵横家、兵家、医家。

中国在古代创造了灿烂的文化艺术，具有鲜明的特色。

中国有五千多年有文字可考的历史，文化典籍极其丰富。

一、儒家：代表人物：孔子、孟子、荀子。

作品：《论语》、《孟子》、《荀子》儒家是战国时期重要的学派之一，它以春秋时孔子为师，以六艺为法，崇尚“礼乐”和“仁义”，提倡“忠恕”和不偏不倚的“中庸”之道，主张“德治”和“仁政”，重视道德*教育和人的自身修养的一个学术派别。

儒家强调教育的功能，认为重教化、轻刑罚是国家安定、人民富裕幸福的必由之路。

主张“有教无类”，对统治者和被统治者都应该进行教育，使全国上下都成为道德高尚的人。

在政治上，还主张以礼治国，以德服人，呼吁恢复“周礼”，并认为“周礼”是实现理想政治的理想大道。

至战国时，儒家分有八派，重要的有孟子和荀子两派。

孟子的思想主要是“民贵君轻”，提倡统治者实行“仁政”，在对人性的论述上，他认为人性本善，提出“性善论”，与荀子的“性恶论”截然不同，荀子之所以提出人性本恶，也是战国时期社会矛盾更加尖锐的表现。

二、道家：代表人物：老子、庄子、列子。

作品：《道德经》、《庄子》、《列子》道家是战国时期重要学派之一，又称“道德家”。

这一学派以春秋末年老子关于“道”的学说作为理论基础，以“道”说明宇宙万物的本质、本源、构成和变化。

认为天道无为，万物自然化生，否认上帝鬼神主宰一切，主张道法自然，顺其自然，提倡清静无为，守雌守柔，以柔克刚。

政治理想是“小国寡民”、“无为而治”。

老子以后，道家内部分化为不同派别，的有四大派：庄子学派、杨朱学派、宋尹学派和黄老学派。

三、墨家：代表人物：墨子。

作品：《墨子》墨家是战国时期重要学派之一，创始人为墨翟。

这一学派以“兼相爱，交相利”作为学说的基础：兼，视人如己；兼爱，即爱人如己。

“天下兼相爱”，就可达到“交相利”的目的。

儒家书院学派：湖湘学派

儒家书院学派：湖湘学派湖湘学派形成于南宋建炎以后。

当时著名学者胡安国与儿子胡寅、胡宏等，因不满南宋朝廷的黑暗政治和投降政策，由福建迁往湖南衡山附近定居，潜心研究理学并授徒讲学，创建碧泉书院、文定书堂，积极从事传播理学的工作，开创了湖湘学派。

胡安国在南岳紫云峰下完成了他的名著《春秋传》，这是宋代理学家以义理之学研究《春秋》的代表作品。

它与朱熹的《四书集注》并重，成为科举取士官方规定的必读科书。

其子胡宏也在衡山完成了他的代表作《知言》，被誉为“道学之枢要，制治之蓍龟”。

知名度不在张载的《正蒙》之下。

胡安国的《春秋传》专讲“华夷之辨”，而胡宏的《知言》则阐明“性”为宇宙本体的思想。

南宋乾道、淳熙年间，是湖湘学派最为鼎盛的时期。

这一时期湖湘学派的代表人物是张栻。

张栻与当时朱熹、吕祖谦齐名，并称“东南三贤”。

张栻曾师从胡宏于文定书堂，因学识超群，被胡宏赞为“圣门有人，吾道幸矣”。

他学成后归长沙，先后主讲岳麓、城南两书院。

在胡宏病逝后，成为湖湘学派的领袖人物。

他不仅继承了胡宏之学，而且还吸收周敦颐、二程、张载等前辈学者的学术思想，并与同时的朱熹、吕祖谦、陈傅良、陆子寿等学者进行学术交流，扩大了湖湘学派在全国的影响。

一时间，大批游学的士子前来湖南研习理学问难论辩，有的还“以不得卒业于湖湘为恨”，当时的长沙成为全国闻名的理学基地。

湖湘学派的政治思想和学术思想各具特色，曾对后世产生过十分深远的影响。

在政治思想方面：湖湘学者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

湖湘学者坚决主张抗金，收复中原。

如当时担任中书舍人的胡安国就建议朝廷“当必志于收复中原，祗奉陵寝；必志于扫平仇敌，迎复两宫”，胡宏宁可隐居衡山过清贫的生活，也不愿与主张妥协投降的秦桧往来，拒不接受秦桧的召用。

张栻更以力主抗金闻名于世，并把抗金复仇作为治国大纲。

他：“自古为国，必有大纲，复仇之义，今日之大纲也”（《南轩集·戊午谠议》）。

朱熹称他为“慷然以奋发仇虏，收复神州为己任”。

儒学书院学派列表

儒学书院学派列表英文回答：Confucian Academy Schools.Cheng-Zhu School: Founded by Cheng Yi and Zhu Xi, this school emphasized the importance of reason and principle in moral philosophy and social order.Lujiayang School: Led by Lu Jiuyuan, this school prioritized intuition and self-cultivation, arguing that the innate moral nature of humans could be realized through introspection and meditation.Yangming School: Founded by Wang Yangming, this school further developed the ideas of Lu Jiuyuan, emphasizing the role of action and willpower in achieving moral perfection.Eastern Forest School: Established by Li Zhi, this school emphasized the importance of individual experienceand critical thinking, challenging traditional Confucian doctrines.Taizhou School: Led by Wang Gen, this school promoted a decentralized and egalitarian approach to Confucianism, rejecting the authority of centralized institutions and hierarchies.Neo-Confucianism: A broad term encompassing the philosophical and social developments within Confucianism from the Song dynasty onward, characterized by a focus on rationalism, human nature, and the cultivation of virtue.中文回答：儒学书院学派。

儒家书院学派：玄学

儒家书院学派：玄学玄学是三国、两晋时期兴起的、以综合道家和儒家思想学说为主的哲学思潮，故通常也称之为“魏晋玄学”。

玄学是魏晋时期取代两汉经学思潮的思想主流。

玄学即“玄远之学”，它以“祖述老庄”、综合儒道立论，把《周易》、《老子》、《庄子》称作“三玄”。

玄学之“玄”，出自老子的思想，《老子·一章》中说：“玄之又玄，众妙之门”。

玄就是总天地万物的一般规律“道”，它体现了万物无穷奥妙的变化作用。

玄学家们用他们改造过了的老、庄思想来注解儒家的《论语》、《周易》，对已经失去维系人心作用的两汉经学作了改造，建立起了“以无为本”的哲学本体论。

儒家的“礼法”、“名教”、“天道”、“人道”等思想，虽然也是玄学所讨论的内容，但其主旨却是道家的，即强调崇高的是“无”、“自然”和“无为”。

玄学所探讨的中心问题尽管仍可归结为天人关系问题，但在形式上，它已经摆脱了两汉经学章句笺注的繁琐破碎；在内容上，则抛弃了经学思潮的“天人感应”的粗俗的目的论之论证。

玄学家在多方面论证了道家的“自然”与儒家的“名教”二者是一致的，他们一改汉代“儒道互黜”的思想格局，主张“儒道兼综”，孔子依然是最高的“圣人”。

玄学所提出的或着重关注的有无、本末、体用、言意、一多、动静、自然与名教等一系列具有思辨性质的概念范畴，都是原始儒学和两汉经学所不具备或不重视的，玄学的出现大大推动了中国哲学的发展。

玄学一开始是从古文经学内部产生的。

先是出现了脱出郑玄之学而更尚简要、重义理的刘表、宋衷的“荆州之学”，稍后又崛起专与“郑学”立异的王肃“王学”，后来才转向何晏、王弼的玄学。

玄学的发展演变经历了三个主要阶段：第一阶段：玄学正式登上历史舞台，那是在曹魏的正始年间（240~248），史称“正始之音”。

当时出现了何晏、王弼的“贵无论”。

何晏作《论语集解》、《道德论》，王弼注《老子》、《周易》，他们“以为天地万物皆以无为本”（《晋书·王衍传》）；认为“圣人体无，无又不可以训，故不说也。

儒家书院学派：婺学

儒家书院学派：婺学
婺学，又称“吕学”、“金华学派”，是指南宋中期由吕祖谦开创的一个儒家学派，它是南宋“浙东学派”重要的一支。

“婺学”之得名，是因为唐宋时期金华名“婺州”之故。

吕祖谦的家学渊源十分深长，其为学能做到不私一说而兼取其长。

他与朱熹、张栻过从甚密，时人以“东南三贤”目之。

他又与浙东诸子及江西三陆子（陆九龄、陆九韶、陆九渊）私交也很深，朱熹和陆九渊的“鹅湖之会”，发起者就是吕祖谦（参见本书“吕祖谦”条）。

由吕祖谦创建的“婺学”，在当时有相当影响，与朱熹的“理学”、陆九渊的“心学”齐名并鼎足相抗，全祖望的《宋元学案》中曾说：“宋乾淳以后，学派分而为三：朱学也，吕学也，陆学也。

三家同时，皆不甚合。

”（《宋元学案》卷五十一《东莱学案》）
吕祖谦一生长期从事教育活动，从其学者甚众，朱熹、张栻这些大儒兼教育家都乐意把子女送到吕祖谦门下就学。

在其弟弟吕祖俭的协助下，吕祖谦创建了
与岳麓书院齐名气的丽泽书院，“四方之士争趋之”，培养了大批学者，一直影响到明代的学风，“明招学者，自成公（吕祖谦）下世，忠公（吕祖俭）继之，由是递传不替，其与岳麓之泽，并称克世。

……明招诸生，历元至明未绝，四百年文献之所寄也……为有明开一代学绪之盛。

”（《宋元学案》卷七十三《丽泽诸儒学案》）而在吕祖谦“婺学”的后学中，最为出名的是宋末王应麟。

书院发展演变的特点-概念解析以及定义

书院发展演变的特点-概述说明以及解释1.引言1.1 概述在撰写本文的目的是探讨书院发展演变的特点之前，我们先来概述一下书院的定义和起源。

书院，顾名思义，是指教授学术知识和培养人才的学堂。

它起源于我国古代，可以追溯到两千多年前的西汉时期。

最早的书院可以追溯到西汉文学家刘向所创办的文林苑，它被认为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真正的书院。

自那时以来，书院作为一种特殊的教育组织形式，逐渐发展壮大，并在不同的历史阶段经历了不同的演变。

在古代，书院起初是为了培养士人的能力和品德，以应对国家的政治和行政需求。

它是学术研究和教育的重要场所，培养了无数的学术人才。

书院的兴起也为士人提供了一个相互交流的平台，促进了知识和文化的传承与交流。

随着时间的推移，书院逐渐与儒家思想和文化传统相结合，并成为儒家教育体系的核心。

书院强调以儒家经典为基础的教育教学，并注重德育和思想的培养。

这也使得书院成为了社会上层人士和士族子弟获取教育的重要场所。

然而，随着历史的变迁和社会的变革，书院的发展也面临了许多挑战。

在现代化的道路上，传统的书院教育逐渐被新的教育模式所取代。

尽管如此，书院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瑰宝，仍然在一些地方得到了一定程度上的保护和传承。

总而言之，书院作为中国古代教育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丰富的历史和文化内涵。

它起初是为了培养人才，传承知识和文化，但随着社会变迁和时代的演变，书院的发展出现了多样化的特点。

接下来的文章中，我们将深入探讨书院的发展和演变过程，进一步了解书院发展的特点以及对未来的展望。

1.2 文章结构文章结构部分的内容可以按照以下方式进行编写：2. 正文2.1 书院的起源在这一部分中，将介绍书院的起源和背景。

可以讨论古代中国书院的起源，并简要介绍古代书院起源于先秦时期的私塾，演变成为宋代以后盛行的以儒学为中心的教育机构。

可以提及书院起源的原因，如受政治与社会背景的影响，以及士人学习儒学的需求等。

2.2 书院的发展这一部分将探讨书院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发展情况。

儒家书院学派：书院学派概述

儒家书院学派：书院学派概述春秋末期，孔子创立了儒家学派。

孔子去世后不久，儒家学派开始分化，到战国时期，形成了所谓的儒家“八派”。

在战国的儒家“八派”中，以孟子和荀子所代表的学派最为重要。

孟、荀两派虽有争论，但却共同以孔子为自己的宗师，以《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为经典，主张礼乐、仁义和中庸之道，重视道德教育和心性修养，提倡以德治和仁政为基础的“王道”政治，维护君臣、父子、夫妇等社会伦理关系，这些内容成为后来儒家所尊奉的最基本的主张。

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立五经博士，开弟子员，设科射策，儒学开始成为中国封建时代的统治学说。

汉代的儒学以经学的形式展开，于是，儒学中的派别也就以经学中的派别人微言轻其主要的标志。

在西汉时期，盛行的是今文经学派。

今文经学派中又可细分出许多小的派别，其中最有影响力的是《春秋》学中的“公羊学派”。

今文经学派对西汉的政治有很大的影响。

从西汉末期开始，刘歆提倡古文经学。

发展到东汉，古文经学派开始崛起。

虽然今文经学仍在政治上起重要作用，但在学术上，古文经学逐渐产生取代今文经学的趋势。

到东汉末期，经学大师郑玄立足古文，兼采今文，融会贯通，遍注群经，形成了以古文经学为主的“通学派”（亦称“郑学”或“综合学派”），并得到了十分广泛的流传。

曹魏末期，王肃利用其在政治上所拥有的势力，试图与郑玄“通学”立异，他同样也遍注群经，形成了所谓的“王学”。

至西晋初期，司马氏当政，“王学”与“郑学”两派并立为官学。

实际上，这两派有很多共通之处，他们都是今文经学派和古文经学派从对立到混一的产物。

魏晋这际，又有玄学学派的崛起，玄学家“援道入儒”，力图以道家的语言来解释儒家经典，而实质上是想调和儒、道两家的思想。

南北朝时期，政治上的分裂也导致了儒学的分化，当时有所谓“南学”、“北学”之分。

隋唐时期，全国政治统一，唐初的孔颖达奉旨编成《五经正义》，以“南学”为主统一了南北的“义疏”之学。

儒家书院学派：东林学派

儒家书院学派：东林学派东林学派，亦称“东林党人”，是中国明代末年思想学术领域出现的一个以讲学与议政相结合的著名学术流派。

因该学派的创始人顾宪成、高攀龙等学者在地处江苏无锡城东隅弓河畔的东林书院聚众讲学和读书，故得名。

明代末年，在阉党把持下的朝政日益腐败，皇帝、宦官、贵戚究奢极欲，疯狂掠夺和兼并土地，一引起地区竟出现了“人相食”的情况，激起了农民的反抗和斗争。

矿监税使横行各地、横征暴敛，加紧对城市手工业和商业的榨取，摧残着某些地区刚刚出现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引起了新兴市民阶层的反对。

一部分在朝官吏和在野的知识分子已经敏锐地感觉到“天崩地陷”、危机四伏，为了改革弊政，缓和矛盾，他们指责朝政腐败，要求改革。

万历二十二年（1594），敢于直谏的吏部郎中顾宪成因抨击朝政而与明神宗朱翊钧的意见相忤，被革职，回到家乡江苏无锡。

但他并没有消极隐居、归逸山林，而是与弟弟顾允成于万历三十二年（1604）倡议重修地处无锡城东的东林书院，聚众讲学，把读书、讲学与关心国事紧密相联，以“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为学术宗旨。

东林书院这种与议政相结合的讲学、读书活动，得到了社会上对现实不满的地主、官僚、知识分子和商人的拥护，也得到朝廷中一些正直官员如赵南星等人的支持，许多不同学派的人士也“闻风响附，学舍至不能容”（《明史·顾宪成传》），东林书院也因此成为当时社会舆论的导向。

作为一个学术团体的东林学派，于是逐渐扩大成为一个政治派别，被当权者斥之为“东林党”。

东林学派虽“居水边林下”，仍“志在世道”，以国家兴亡为重。

他们的政治主张主要是通过个人的活动来表现的，综括起来有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抨击和反对大宦官、大官僚的专权乱政，主张革新朝政。

他们指出：“今之肆毒者固在中涓（宦官），与中涓合毒者实由外廷（内阁）”（《明史·史孟麟传》）；主张一切政事统归地六部，公论付之宫官，积极参加并领导反对宦官专权的斗争。

儒家书院学派：吴派

儒家书院学派：吴派吴派是清代乾嘉之际率先以古文经形式进行纯汉学研究的地域性学派，因其代表人物惠栋为苏州吴县人而得名。

吴派主要成员都来自隶属清代苏州府籍的学者如沈彤、江声、余萧客、褚寅亮等；然作为著名学术流派，其空间涵盖面相当宽泛，如洪亮吉、孙星衍、王昶、王鸣盛、钱大昕等分别隶属清代常州、太仓、松江府州的阳湖、嘉定、华亭三县人。

又如稍后的江藩则系扬州府甘泉县人。

因此，所谓“吴派”实际上是清代乾嘉之际以工业苏州地区为核心的由江南学者组成的汉学研究群体。

吴派的汉学研究，一般上溯到清代顾炎武、黄宗羲等学者提倡实事求是地研究古经汉疏的学风。

顾、黄虽然倡导儒经研究，他们个人的学术旨趣却是以理学作为背景的，吴派作为一个自成体系、别立门户的地域性学术流派，自有其学术渊源。

清代学者任兆麟说：“吴中以经术教授世其家者，咸称惠氏。

惠氏之学大都考据古注疏之说而疏通证明之，与六籍之载相切。

传至定宇先生，则尤其著纂，卓卓成一家言，为海内谈经者所宗。

”（《有竹居集》卷十《余仲林墓志铭》）将吴派的学术渊源追溯到苏州惠氏，这也是学界迄今为止的定论。

所谓“惠氏”，即指由惠栋上溯至曾祖惠有声四世传经的家学传统。

曾祖惠有声，字朴庵，明贡生，与同里徐枋友善，以九经教授乡里，并从事汉经的研究。

祖父惠周惕最为著名，他对《易》学和《春秋》学的研究，被当时督学江南的田雯赞为“其论采于六经，旁搜博取，疏通证明，虽一字一句必求所有而改其义类，晰其是非，盖有汉儒之博而非附会。

”（《研溪先生序》）可以认为正因有了惠周惕的经学造诣，才有可能导致孙儿惠栋的后来居上。

因此，逻辑的推演，惠周惕必然成为吴派汉学研究的直接导源人。

有关惠周惕经学师承，仅见《吴县志》“少传家学，又从徐枋及汪琬游，究心经学”。

也正因为如此，每每论及吴派，必然上溯到惠周惕与徐、汪的师承关系，造成吴派与徐枋、汪琬之间存有某种必然的逻辑的假象。

其实，不仅惠周惕有明确的经学师承，而且吴派的导源发轫者可追溯到明清之际吴中名士丁宏度首次尝试汉儒经说的系统研究，并在他的带动下，苏州地区形成了一个不小的汉学研究群体，而惠周惕是其中的佼佼者。

儒家书院学派：儒家八派

儒家书院学派：儒家八派战同时期儒家内部分化而形成的八个学派。

孔子一生长期从事教育活动，学生众多，有所谓“弟子三千，贤人七—”之誉。

而孔子的思想学说体系所涉及的范围又相当广泛，孔门弟子对孔子言论和思想的理解不尽相同，难免会产生歧见。

所以，孔子逝世以后，孔门弟子就开始逐步分化。

别厂战国的中后期，儒学在成为“显学”的同时，在儒家内部也形成了八个不同的派别。

儒家“八派”之说，始见于《韩非子》的《显学》篇：“自孔子之死也，有子张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颜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孙氏之儒，有乐正氏之儒。

”限于历史文献资料，对战国儒家这八派简述如下：“子张之儒”：子张姓颛孙，名师，字子张，养秋末期陈国阳城(今河南淮阳)人，生于公元前503年，卒年不详。

子张是孔子晚年的弟子，从学后学业出众，与子夏、子游齐名。

曾从孔子周游列国，在陈、蔡之间遭到过围困。

他勤学好问，经常与孔子讨沦各种问题，《沦语》记其向孔子问学达二十次之多。

主张“士见危致命，见得思义，祭思敬，丧思哀”(《沦浯·子张》)，明确反对“执德不弘，信道不笃”，“言不忠信，行不笃敬”(《沦语·子张》)的人和事。

子张的秉性有点偏激，孔子曾批评他“师也过”，“师也辟”(《论语·先进》)。

但他为人博爱容众，交友颇广，认为君子应该“尊贤而容众，嘉善而矜不能”(《论浯·子张》)。

子张终身未仕，孔子死后，居陈国，收徒讲学。

子张传下来的弟子以后就形成了“子张之儒”，被列为战国儒家八派之首。

“子张之儒”的学术或政治主张究竟如伺，现在已难知其详。

苟子在其《非十二子》中曾十分严厉地批评“干张之儒”．把他们称之为“贱懦”，况：“弟佗其冠，神谭其辞，禹行而舜趋，是子张氏之贱儒电。

”这个批评似乎没有列出什么学术或思想上的根据，仅讲一些言行举止而已。

一般以为苟子所斥可能是指战国末期依附于“子张之儒”—派门墙的人。

如清儒郝懿行以为，是指那些徒似子张之貌而不似其真的人(参见正先谦《苟子集解》引)。

儒家书院学派：阳明学派

儒家书院学派：阳明学派阳明学派，是指明代中后期思想学术领域中以王阳明哲学思想为宗旨的一个著名流派。

明代中期，王阳明在从政期间，始终从事讲学，传播他的“致良知”之学，他的“心学”思想，在当时思想学术领域风靡一时。

他的弟子也陆续出版了他的签名、文集。

王阳明去世后，他的一些主要弟子在全国各地纷纷创建书院，举办各种讲习会，积极宣传他的思想学说，形成了阳明学派。

清代学者黄宗羲在《明儒学案》一书中，曾以师承的地域为界限，将阳明学派粗略地分为：浙中王学、江右王学、南中王学、楚中王学、北方王学、粤闽王学、泰州王学等七派。

由于王阳明的学说中包含着不可克服的矛盾，其生前又没有进一步加以阐明，所以他的弟子们各执一端，产生了不同的理解。

因此，若从学术思想的不同特征来考察，上述七派不出“现成”和“工夫”两大系。

但在这两大系中仍可分为；以王畿为代表的主张本体虚无说的“良知现成”派，以王艮的泰州学派为代表的主张“百姓日用即是道”的“良知日用”派，以聂豹、罗洪先为代表的主张“虚静为修养工夫”的“良知归寂”派，以邹守益为代表的主张“以敬事为纲领”而“戒惧慎独”的“良知主敬”派，以钱德洪、欧阳德为代表的主张“事上磨练”的“良知修正”派五个流派。

其中以王畿、钱德洪、邹守益、王艮为代表的浙中王学、江右王学和与王学有着密切联系的泰州学派最为著名。

浙中王学是指与王阳明同郡（宁波和绍兴）的王学传人。

代表人物是王阳明的两个著名大弟子王畿和钱德洪（参见本书“王畿”、“钱德洪”条）。

王、钱二人都曾放弃过科举考试，专心就学王阳明，并成为王阳明学说的主要诠释者，被当时称为“教授师”。

王阳明在世时他们对师说已有分歧。

在王阳明去世后，他们之间的互相批评责难更加激烈。

因此，浙中王学又分化成“良知现成”和“事上磨练”两派。

“良知现成”派由王畿开其端，后来的周汝澄、管志道、陶望龄等人都是这派的主要人物。

他们论学宗旨是心、意、知、物的“无善无恶”。

批评钱德洪以王阳明“四句教言”（又称四句教：无善无恶是心之体，有善有恶是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为定本的说法，提出自己的“四无之说”，认为“心意知物。

儒家书院学派：思孟学派

儒家书院学派：思孟学派战国时期的儒家学派，即指以子思和孟子为代表的儒家一系。

子思与孟子之间的师承关系，首见于《荀子》。

荀子在其《非十二子》中说：“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统，犹然而材剧志大，闻见杂博。

案往旧造说，谓之五行，甚僻违而无类，幽隐而无说，闭约而无解。

案饰其辞而祗敬之曰：‘此真君子之言也’。

子思唱之，孟轲和之，世俗之沟犹瞀儒嚾嚾然不知其所非也，遂受而传之，以为仲尼、子游为兹厚于后世。

是则子思、孟轲之罪也。

”按孟子自己的说法，他“未得为孔子徒也，予私淑诸人也”（《孟子·离娄下》）。

后来司马迁在《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中不提“私淑”问题，而明确说孟子是“受业于子思门人”，其根据为何现已难知晓，一般以为就是根据荀子所谓的“子思唱之，孟轲和之”。

从中唐韩愈著《原道》开其端，以后大多数宋儒都认为，儒家的“道统”是由孔子传给曾参，曾参传给子思，子思传给孟子的，也就是说思孟学派出于曾参一系。

但这一说法，遭到一些学者的怀疑，如南宋的叶适在其《习学纪言序目》中，就表示过明确的反对意见。

现代学者郭沫若则提出一说，认为思孟学派不是出于曾参，而是出于子游，其根据就是荀子所说的“以为仲尼、子游为兹厚于后世”（参见郭沫若《十批判书·儒家八派的批判》）。

但是，荀子所说的“子游”，清儒郭嵩焘却认为是“子弓”之误（参见王先谦《荀子集解·非十二子》引）。

所以，关于思孟学派的来源，存在几种不同的观点。

关于思孟学派的学术倾向，学术界有几种意见：（1）认为此派的核心思想是“五行说”，理由是荀子所说的“案往旧造说，谓之“五行”。

(2)一些学者根据史料考辨认为，荀子所说的思孟学派“五行”，难以确指，与一般理解的五行没有关联，在《中庸》和《孟子》并无五行思想。

（3）思孟学派的学说中有“五行”思想，就是通常所说的“五常”，即仁、义、礼、智、信。

仁、义、礼、智就表现在孟子的“四端说”中，而信就是《中庸》发挥的“诚”，以及孟子所说的“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孟子·离娄下》）、“万物皆备于我，反身而诚，乐莫大焉”（《孟子·尽心上》）等等。

儒家书院学派：浙东学派

儒家书院学派：浙东学派浙东学派，指清初以黄宗羲、万斯大、万斯同、全祖望、章学诚、邵晋涵等为代表研究经学兼史学的经史学派，因这些代表人物均系浙江东部故名。

清初浙江的学术研究异常繁荣，与江苏、安徽平分秋色。

清初浙江的学术以钱塘江为界，由浙东和浙西两部分组成。

杭嘉湖地区是浙西学者的主要活动地区，如桐乡张履祥、吕留良，钱塘应撝谦，平湖陆陇其，嘉兴朱彝尊等都是著名学者。

浙东学术主要以余姚、鄞县、绍兴、萧山等县为中心，如黄宗羲、朱之瑜、邵廷采、邵晋涵、全祖望、章学诚、毛奇龄等著名学者。

浙东、浙西学术同出明末刘宗周，以经世为目的。

但浙西学术主要表现为表彰朱烹学术，尊朱以经世；而浙东学术则偏重于史学研究，治史以经史。

章学诚把这两种不同的学术取向归纳为“浙西尚博雅，浙东贵专家”。

浙东的学术研究有着悠久的历史，南宋时的“永嘉学派”、“金华学派”，便是清代浙东学派的先驱。

清代浙东学派的学术研究，论者每每肯定其研究史学的成就。

如现代学者蔡尚思认为黄宗羲、万斯大、万斯同、全祖望等清代史学家在中国史学史上的地位是难以比拟的，值得大书特书。

其实浙东学者是在研究经学的基础上，注重研究史料和以通经致用为治学宗旨的。

浙东学派的经学研究，由黄宗羲开其端。

黄宗羲强调经学研究的必要，对宋儒将“河图”、“洛书”、“先天”、“太极”等引入《易》学研究领域造成晦而不明进行了批评。

他所撰《易学象数论》便是批驳邵雍、朱熹先天《易》说的，它开启了毛奇龄、万斯大、姚际恒等人从哲学和考证方面的《易》学研究，对乾嘉考据学的兴起，也极具启蒙意义。

又如黄宗羲的《授书随笔》虽因阎若璩之问而作，但实可视为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的先导。

因此，江藩推黄宗羲为清学开山，与顾炎武并列。

钱穆则认为吴派惠栋对《周易》的研究，是黄宗羲《易》学的继续。

浙东学者中，专以经学见称的是万斯大。

万斯大师从黄宗羲，经学研究主张“非通谙经，不能通一经；非悟传注之失，则不能通经；非以经释经，则亦无由悟传之失”。

儒家书院学派：应天府书院

儒家书院学派：应天府书院应天府书院，是北宋时期著名的四大书院之一。

应天府书院，又名睢阳书院、南京书院。

因为商丘在唐供称为睢阳，北宋景德三年（1006）升为应天府，大中祥符七年（1014）又升格为南京，为当时四京之一。

商丘濒临汴水，交通方便，商旅辐辏，隋唐以来，已发展成为一方都会。

宋代的应天府书院就设立在商丘的繁华闹市中。

应天府书院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五代时的后晋。

当时有邑人杨悫“乐于教育”，在将军赵直的支持下，聚徒讲学。

杨悫去世后，他的学生楚丘人戚同文继承师业，继续办学，培养出诸如宗度、许骧、陈象舆、高象先、郭成范、王砺等后来都成为台阁重臣的著名人物。

北宋著名文学家、政治家范仲淹也出自这所学校。

宋太宗太平兴国元年（976），戚同文病逝，学校一度关闭。

宋真宗大中祥符初，应天府民曹诚实资雄厚，藏书丰富，慨然继承戚同文的办学事业。

由他筹资三百万，增建校舍一百五十间，聚书数千卷，“博延生徒，讲习甚盛”。

大中祥府二年（1009），曹诚呈请朝廷，以学入官，得到了宋真宗的赞许，并正式赐匾额为“应天府书院”，以曹诚为书院助教。

从此，应天府书院便由应天府幕职官直接“提举”的官方书院。

宋仁宗初年，著名文学家晏殊出任应天知府，聘请著名学者王洙为书院“说书”，王洙博学多才，应天府书院在他主持下“其名声著天下”。

仁宗景祐二年（1035），应天府书院改为府学，晏殊又聘请因服丧而退居睢阳的范仲淹执教，任教期间，范仲淹撰写《南京书院提名记》。

当时的应天府书院，是中州的一大学府，据《宋史》记载：“自五代以来，天下学校废，兴学自殊（晏殊）始。

”从大中祥符以后的二十余年间，应天府书院的学生“相继登科，而魁甲英雄，仪羽台阁，盖翩翩焉，未见其止”。

宋仁宗庆历三年（1043），应天府书院改为南京国子监，其地位也高于其他一般书院。

宋哲宗时，被誉为“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曾巩的幼弟曾肇知应天府，更是“积公帑之余，大兴学校，亲加训导，养成人才为多”。

书院与儒家学派

孔夫子创办私学，打破了学在官府的局面，有教无类、循循善诱的教学理念历经千年仍在现实社会中熠熠生辉。

来到孔庙，调研队小伙伴深深被杏坛吸引了，于是小伙伴开始了史料搜集，通过查阅孔府档案以及相关文献、论文，我们了解了儒家学派与书院的发展。

自古以来，中国社会对教育就很重视，书院这一教育制度的产生建立在儒家文化大发展的基础上。

从封建社会早期儒、墨、道、法四大家对自身学派理念的推广，到官方设立学校，尤其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一政策提出后，儒家思想作为中国文化核心思想的地位得以确立。

书院作为一种教学与文化传播的场所，从其产生到发展都伴随着儒家地位的提升，随着社会发展各个阶段政策的不同，书院的功能出现了分化，开始出现专门用于祭祀的书院。

研究祭祀书院的产生与发展，需要联系中国古代儒家思想地位的变化与中国古代教育体制的发展进行梳理与分析。

古文有云：建国，君民教学为先，故家有塾，党有庠，州有序，国有学，所以兴礼乐，砺贤能，厚人伦，美风俗也，教化之行，首善自京师始。

天子失官，学在四夷自夏代就出现了国家兴办的学校，有中央与地方层级办学之分，根据不同年龄学生在教育上的不同要求，划分了不同的教育阶段；西周时期实行学在官府的教育制度，中央国学设有小学性质和大学性质的教育机构，虞庠、下庠等小学设专供贵胄子弟学习。

地方则有乡校、州序、党库、家塾等作为补充，从而形成一整套层级分明的官学体系。

隋朝设立国子监，实行科举制度，官学的职责确立为为科举应试服务，从教学方法到建筑式样逐渐僵化，私学以私人讲学授课的方式推动思想传播。

自孔子开创儒家学派起，私学就展现了旺盛的生命力，在传播文化、提升民众素养和知识启蒙方面起到了独特的作用。

隋朝开皇九年（587年）开始实行的科举制度，在中国古代教育制度发展中起到了里程碑式的意义。

从此，寒门学子可以通过科举考试进入官场，教育的功利化倾向从此愈加明显。

春秋末期，社会动荡，官学不振促使私学快速发展，各家学派在这一时期相继产生，孔子创立的儒家学派成为当时影响最大的学派，教育开始向普通民众普及。

儒家书院学派：皖派

儒家书院学派：皖派皖派是清代乾嘉之际与吴派并称、以古文经形式的纯汉学研究的地域性学派，因其主要代表人物戴震为安徽休宁人而得名。

作为地域性学派，皖派的主要成员都隶属清代安徽徽州府籍的学者，如程瑶田、金榜、洪榜、汪绂等，然其空间涵盖面也涉及到江苏金坛、扬州等地，如段玉裁、王念孙、孔广森等。

因此，皖派实际上是以安徽徽州地区作为核心，由戴震弟子为骨干的汉学研究群体。

皖派开创于戴震，段玉裁《戴东原集序》中说：“自先生以古学唱，三十年来薄海承学之士，至于束发受书之童子，无不知有东原先生，盖其兴起者盛矣。

”不过，皖派的真正导尖源于是出生于徽州婺源的江永。

江永少年时因受明代丘浚《大学衍义补》一书多引自《周礼》的启迪，一生致力于《礼》经研究，被誉为“先生之学，自汉经师康成后，罕与俦匹”。

一时戴震、郑牧、汪肇隆、方矩、汪梧凤、程瑶田、金榜等皖派学者结集在他的周围。

然而，皖派的汉学研究更多的是接受吴派的学术宗旨。

如戴震三十五岁至扬州雅雨尝结识惠栋后声称经学研究在于“故训明，则古经明，古经明，则贤人圣人之理义明。

贤人圣人之理义，非他，存乎典章制度者是也。

”这里戴震虽然夸大了文字与义理之间的关系，但他对汉经的认识与吴派一脉相承。

此外，洪榜、凌廷堪等也基本遵循吴派以古文经形式的纯汉学研究。

皖派以研究汉经为宗旨，在强调汉代经学的家法师法的同时，并不一味尊信，如戴震明言“汉儒训诂有师承，有时亦有附会”。

因此，皖派尊奉的是汉以来经师研究语言文字的传统。

如戴震在通读了《十三经注疏》后认为一字之义，必须贯通群经，他说：“六书也者，文字之纲领，而治经之津涉也。

”皖派与吴派也有明显的区别，皖派对语言文字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古韵方面。

如戴震将古韵分为九类二十五部，尤其是以入声韵独立，以之与阴声韵、阳声相配，指出阴阳均可对转，入声是韵类通转的枢纽。

同时戴震又根据古文字的音与声，推求出“故训音声相表里”的规律。

又如戴震的弟子段玉裁分古音为十七部，被认为是“戴氏所不及”，所撰《说文解字注》对许慎《说文解字》所收九千三百余字详细作注，阐明音训，改正讹误，创通条例，被誉为“一千七百年无此作矣”。

儒家学派代表人物

儒家学派代表人物孔子（公元前551年9月28日―公元前479年4月11日），子姓，名丘，字仲尼，祖籍宋国栗邑，出生地鲁国陬邑，今山东省曲阜市。

是中国着名的大思想家、大教育家。

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

孔子曾受业于老子，带领弟子周游列国，晚年修订六经，即《诗》《书》《礼》《乐》《易》《春秋》。

相传有弟子三千，其中七十二贤人。

孔子建构了完整的“德道”思想体系：在个体层面主张“仁、礼”之德性与德行。

仁说，体现了人道精神；礼说，则体现了礼制精神，即现代意义上的秩序和制度。

孔子万晚年的最高理想是建立“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

孟子（约公元前372年—约公元前289年），名轲，邹（今山东邹城）人。

是孔子之孙孔汲的再传弟子。

孟子是战国时期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儒家学派的代表人物。

其思想与孔子思想合称为孔孟之道，主张“民本仁政”思想?发扬、完善并推广孔子思想和儒学、儒家五大圣人之一。

代表作有《鱼我所欲也》、《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和《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等。

孟子“善养吾浩然之气”。

浩然正气者，谓君子之气也。

后世追封孟子为“亚圣公”，尊称为“亚圣”，《孟子》一书，是孟子的言论汇编，由孟子及其弟子万章共同编写完成。

荀子（约前313～前238），名况，战国后期赵国人，荀子是孔子之后儒家八派中的一荀学派代表人物，是继孟子之后的又一儒学大师。

他在吸收法家学说的同时发展了儒家思想。

他尊王道、崇礼义、讲法治，主“性恶”论，强调后天的学习。

他的文章擅长说理，组织严密，分析透辟，善于取譬，常用排比句增强议论的气势，语言富赡警炼，有很强的说服力和感染力。

着有《荀子》，今存三十二篇。

经典句子：“大巧在所不为，大智在所不虑”、“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等。

韩愈（768年—824年），字退之，河南河阳人，汉族，自称“郡望昌黎”。

唐代杰出的文学家、思想家、哲学家，政治家。

是唐代古文运动的倡导者，其文章气势雄伟，说理透彻，逻辑性强，被尊为“唐宋八大家”之首，与柳宗元并称“韩柳”，有“文章巨公”和“百代文宗”之名。

儒家书院学派：清代宋学派

儒家书院学派：清代宋学派清代宋学派是指以方东树、唐鉴等为代表的批评当时汉学家以六经为宗、以训诂治经，遵循宋明理学家以义理注释经典的学派。

清代乾嘉之际，以吴派、皖派、扬州学派为主体的纯汉学研究风靡朝野，成为清代中叶学术发展的主流，与这股学术思潮互为异趣的，是所谓“宋学”派的出现。

“宋学”即宋代经学的简称。

宋学作为经学史上的重要学派，盛行于宋明时期，沿迄至清代初期。

其治经特点是训释经典注重义理，援引天理、性命为说，兼杂佛、道思想。

于诸经中，尤重《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四书，崇尚程颐、朱熹的经注。

清初，宋学得到官方的大力提倡，顺治、康熙、雍正、乾隆不但亲自纂定理学著作(如《周易折中》、《周易述义》、《书经传说汇纂》、《诗经传说汇纂》)等，而且重用理学大师。

因此，宋学成为清初的官方哲学思想。

清初的经学研究，一尊朱注。

如当时的理学名臣熊赐履一生学术宗旨以默识为真修，以笃行为至教，由程朱之途上溯孔孟。

李光地虽是《易》学名家，但学风一同于论理、道、心、性。

所撰《周易通论》，杂揉象数、义理，兼收周、邵、程、朱各家，补缀连贯，并无新意。

陆陇其认为“继孔子而明六艺者，朱子也。

非孔子之道皆当绝，则非朱子之道皆当绝，此今日挽回世道之要也”。

吕留良笃信朱学，维护朱学不遗余力。

此外如汤斌、魏象枢、魏裔介等虽也是宋学名家，但对宋学并无系统研究，仅以朱学仰承朝廷意旨，以达通显而已。

乾隆初期，王懋竑作《朱子年谱》，江永作《近思路录集注》，李绂作《陆子年谱》，张扬程朱、陆王之学，但学风已由空谈玄理转向考据整理。

如王懋竑的《朱子年谱考异》就以考据见长。

稍后有唐鉴关于“孟子之后，传圣人之道以存经者，仍朱子一人而已矣”的鼓噪，但作为清初的宋学，却已呈颓势。

乾嘉时，儒经汉疏的研究炽盛，所谓“家家许、郑，人人贾、马”，汉学如日中天。

对此，首先与汉学立异维护宋学的则是安徽桐城的方苞、姚鼐、翁方刚等一批从事散文创作的文士。

梁启超认为：他们诵法曾巩、归有光，造立所谓古文义法，号称“桐城派”；又好述欧阳修“因文见道”之，以孔、孟、韩、欧、程、朱以来之道自任，而与当时所谓汉学者相轻(《清代学术概论》十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