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管子的管理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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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管子的管理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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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管子的管理思想
宋春梅
(哈尔滨师范大学,哈尔滨150025)
摘要:管子是春秋时期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管仲的思想,产生于诸子百家分野之前,并对后来诸子百家的理论建树产生过影响。管子的管理思想和管理措施大多为诸子所称道。他的管理思想,不仅独具特色,而且因其高超的智慧,至今仍有极高的借鉴价值。《管子》涉及经济与管理的各个方面,其内容之丰富、思想之深刻、论述之具体,堪称经济管理方面极具价值的一部百科全书。
关键词:管子;管理;思想
中图分类号:B226.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03-0036-02
一、治国管理思想
(一)政治论
“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牧民》)。政治的发达,在于顺应民心;政治的衰败在于违背民心。可见政治的基础是人民,没有人民,政治本身就无所依,所以先秦思想家也大多持“民本论”。管子的民本论不仅提出了要通过发展经济、开辟土地来
吸引四方人民,即所谓“国多财则远者来,地辟举则民留处”(《牧民》),而且还要求政治举措、政治方针等要合乎人民的需要和愿望。
“使天下两天子,天下不可理也”(《霸言》)。如果一个国家有两个君主,那么这个国家就无法管理。管子政治论的重点是君主集权制,君主的地位是独一无二的,一旦第二个君主出现,国家就无法稳定。在君主集权之下,君主的权利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是“出令布宪”(《立政》),及颁布国家的各项法令。管子强调法治,“出令布宪”是带根本性权力。君主立法,大臣执法,人民依法行事,这就是《管子》设想法治政治的理想状态,体现君主权力的第二个方面是君主可以行赏罚,“君之所以为君,赏罚以为君”(《君臣下》)。赏罚包括人的生、死、富、贫、贵、贱等权柄。也包括任免大臣。“天下不患无臣,患无君以使之”(《牧民》)。君主行赏罚来驾驭大臣,大臣执法来管理人民,这正是天下大治的境界,因此,赏罚的权柄不能落于他人。
(二)四民分业定居论
管子的“定民之居,成民之事”在很大程度上落实在他的“四民分业定居论”中。齐桓公问管子怎样实行“定民之居”,管子答说:士、农、工、商这四种人不能让他们混杂居住,混杂居住的弊病是会出现正义和矛盾,使各职业工作者无法正常进行。这四种人如何安排呢?管子的办法是让他们“群簇而州处”,即让他们按照职业分别居住,相同职业的人居在一州,与他们的劳动场所靠近,而与不同的职业分开。具体地说,则是“处士,就闲燕”,“处商,就市井”,“处
工,就官府”,“处农,就田野”。士集中居住在清净的地方,商人的合适场所是市场附近,同样集中居住,手工业从业人员集中居住在官府提供的住处,农民责居住在田野附近。这样每种职业的人都居住在各自的工作地点附近,相互接近,而远离其他职业者。
二、经济管理思想
(一)富国富民统一论
管子对富国富民都非常重视,并且较好地调整了两者之间的关系。“善为国者,必先富民,然后治之”(《治国》)。善于管理国家的人,首先要人民富裕,然后才能治理。其中原因在于富裕的人民容易管理。人民贫穷是造成国家管理危机的主要原因。如果能使人民富裕起来,他们就会留恋自己的产业而会服从管理,肯为统治者出力。“民恶贫贱,我富贵之”,“能富贵之,则民为之贫贱”(《牧民》)。人民厌恶贫贱,就让他们富裕起来,能使人民富裕,他们就能为国家效力甚至不惜贫贱。管子也认识到了国富与民富的统一。《君臣论》上说:“足民有产,则国家丰已。”人民富足而又有产业,国家就丰足了。
管子富民的思想与其管理的基础建立在经济发展之上是分不开的。民富就意味着经济的发展和生产力的提高,在这一点上,民富国富是完全统一的,所以《立政》在谈到国富的五个条件时说:“山泽救于火,草木殖成,国之福也;沟渎遂于缢,障水安其藏;桑麻植于野,五谷宜其地,国之富也;六畜育于家,瓜匏荤菜百果具备,国之富也;工事无刻镂,女事无文章,国之富也。”
(二)以农为本的管理重点
管子非常重视国家的农业管理,认为世代君主给人民带来福祉都是从发展农业出发的。因此提出以农为本,以工商为末。如提出“多本饬末”(《幼官篇》),提出“原本穷末”(《小国篇》)等等。与此同时,管子与当时的其他思想家看法有所不同。
一方面,分析了以农业生产对国家的重要性。“民非谷不食,谷非地不生,地非民不动,民非作力毋以致财”(《把观》)。人民没有粮食就没有食物,粮食没有土地就不能生长,土地没有人民不会自己产粮,人民不劳动就不能创造财富。这是管子重农论和提出在农业生产方面具体措施的理论依据。人民离不开土地所产生的粮食,“民之所生,衣与食也,食之所生,水与土也”(《禁藏》)。人民生活所依赖的是衣和食,衣食所依赖的是水和土地,因此,国家必须重视发展农业生产。
另一方面,提出农业生产的两项基本措施。一是“动于时”,也叫“务天时”,即按照自然规律的时续发展办事。农作物的生长都是有一定的季节规律的,安排农业生产要“顺天之时”(《禁藏》),即按照这种生产规律安排。如果能顺应天时,农作物的收成就会大大增加。这就要求统治者在征发劳逸时要避开农忙季节,“无夺农时则百姓富”(《小匡》)。但“务天时”还包括自然环境,保护野生动物、植物的自然生长。“以时禁发”,禁止老百姓在动、植物生长繁殖季节进行捕伐作业,禁止捕杀有小动物,破坏植物嫩芽花朵。二是“务地利”,即充分利用土地资源。“务地利”包括精工细作,因地制宜和开垦荒地等。管子有专门的论文讨论土壤情况和如何因地制宜的种
植农作物,要求“使五谷桑麻皆安其处”(《立政》),即让五谷桑麻等粮食和经济作物都能种植在适合生长的土壤上。管子还非常重视开垦荒地,反复强调“地不辟者,非吾地也”。土地广大而不开辟会造成国、民的贫穷,“地博而贫穷者,野不辟也”(《权修》)。而开垦了荒地,人民才会安居乐业,国家才能富裕,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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