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管事件

网络爆棚的城管事件之我见城管执法是城市管理的一种具体手段，是城市良好发展的必要条件，但城管执法是一个极其复杂的领域，涉及社会生活和生产的各个层面，与每一公民的权利和义务都有着直接且紧密的联系。

作为直接面向老百姓的基层政府管理人员，其行为方式将直接影响民众对政府管理体制的信任和评价，而现阶段我国城市管理中愈演愈烈的暴力执法行为，不仅损害政府形象，而且严重威胁了社会稳定，为群体性突发事件的发生埋下了隐患，同时也与以人为本，构建和谐社会的施政理念背道而驰，使城管执法面临着失效的困境。

日前苏州又爆出城管问题。

一市民因乱摆卖被查，因不满200元最高额罚款，从城管局三楼跳下摔成重伤；事前城管有无言语刺激和紧急施救，成为双方分歧。

近年来，城管暴力执法与百姓暴力抗法，已成为媒体的热门主题和社会的焦点议题，形成了“城管部门经常出问题——出了问题难以解决——旧问题尚未处理，新问题又出现”的恶性循环。

在城市管理中，由于作为执法方的政府部门确有权力和责任对城市管理中的违章行为进行管理和处罚，而执法相对人确实有许多是迫于生计而不得不从事违法行为，所以，两者之间的矛盾是难以调和的，执法问题的现状主要是执法人员的暴力执法行为，其原因主要表现在下面四方面：1. 落后的城管执法观念当前行政处罚是城市管理部门实现管理目标的主要手段，行政指导是辅助的管理手段，这种方式很难使被管者心服口服，被处罚的群众不但会叫屈喊怨，而且也不会对法律产生敬畏的思想。

在“官本位”执法观念的指引下，执法方式简单粗暴。

尽管执法部门突破“障碍”，但执法效果并不理想，并引发了很多矛盾甚至冲突。

城管执法中暴露的诸多问题实质上反映了社会处于转型期的大背景下，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冲突，传统管理手段与多元化社会中日益复杂管理对象之间的冲突。

长期以来，我国实行政府社会高度合一的管理模式，政府把对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看成仅仅是政府的管理。

公民主体在城管执法中的参与权被剥夺了，执法部门与执法对象处于直接对立的境地。

2. 执法人员的素质低下新形势下对执法队伍的素质要求在提高，而我们的执法队伍构成复杂，其中一部分执法人员没有受过系统的法律专业知识和岗位基本素质培训，并且有些执法人员公仆心不强，作风不正派，这都与我们重使用轻教育的城管执法观念有关，为少数利用公共权力谋取私利的行为提供了条件。

在执法过程中，以言代法、以权代法，既不出示证件也不说明理由便直接进行处罚，执法无程序或程序被简化掉的现象造成双方地位不平等，这也严重损害了城管执法队伍的形象。

3. 城管执法程序不规范城管执法人员是代表政府在执法，一定要严格按照法律程序办事，然而在城管执法过程中，尤其是影响公民权利和义务的具体行政行为时，很多情况下并没有遵循法定的程序。

在行政处罚案件中存在程序违法、徇私枉法、人为剥夺当事人权利的现象时常发生，如没收商品不开罚单，不说明情况，执法方式简单粗暴，甚至动用暴力将执法对象的商品推翻、捣乱等，都严重损害了城管队伍的社会形象。

根据有关部门在一个城市通过问卷调查的显示，该市市民对城管卷查工作的满意率只有29.20％；32.43%的人认为某些监察人员滥用职权，不依法办事；22.78%的人认为某些监察人员有贪赃枉法行为；40.15%的人对城管监察部门的总体评价为“一般”；究其原因主要是城管执法工作中存在滥用职权、执法违法、随意收费、任意罚款、以权谋私等现象。

4. 相关法律保障机制不健全到目前为止全国还没有一部关于城管执法的专门法规，现在城管执法的依据仅是《行政处罚法》中关于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的规定。

城管执法的法律效力和法律地位明显不足，城管执法主体在执法过程中处于一种尴尬境地：它不仅面临着执法相对人的质疑，而且在与其他部门打交道的过程中也处于“弱势地位”。

同时，也没有法律对城管执法人员的权利义务、法定职责以及履职范围等问题做出明确的规定，城管执法的范围不断扩大，从市容环境到工商管理，从城市节水到公安交通，几乎无所不包。

此外，缺少有效的监督制约机制，使得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被城管执法者任意使用，这就使城管执法方式简单化、粗暴化，增大了城管暴力执法发生的几率。

我认为要化解城管暴力执法事件从以下四个方面进行：1. 转变城管执法理念城市管理人员应该明白他们的职责就是为社会弱势团体提供完善的公共服务，而现行的城市管理体制是一种以城市为中心的决策产物，传统的观念驱使，使得城管执法者一开始就将被执法者放在了对立的位置上，把自己的思维和行为定位在“如何惩治”上，用管制犯罪的观念和手段来管理普通民众，视那些摆摊的小贩们只是管理的对象，这种暴力执法行为不仅解决不了弱势群体生存之艰和权力部门执法之难的困境，长久下去恐怕还会引发更多更大的对抗和冲突。

所以，应该将暴力型执法理念向以人为本的人性化执法理念转变。

人性化的执法理念主要表现在“以人为本”构建和谐社会的发展观念上，但因为执法对象大都是由农村涌入城市的农民和城市里的下岗职工所组成的弱势群体，他们的活动大都是为了维持生计，因此，政府的管理人员更应该做的是优先考虑穷人和弱势群体的利益，适度降低行业管理的门槛，建立一批摊位费便宜或不收摊位费的公益性市场，实行分梯级管理，将为弱势群体提供公共服务作为政绩的重要标准来对待。

2. 完善法律保障机制由于相关法律规范不明确，存在法律空白地带，处罚设定宽泛，法律规范实效性不强等诸多原因，急需国家有关部门尽快制定出一部专门的有关城市管理综合执法的法律，使城管执法部门能够得到执法相对人的更大认同。

同时加快建立权责明确、行为规范、监督有效、保障有力的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压缩自由裁量权弹性，避免出现随意收费、任意罚款、滥用职权的城管现象，不断提高依法行政和严格执法的质量和水平。

3. 规范城管执法程序城管执法，不仅要严格遵循实体性，而且还要严格遵守程序法。

程序合法是实体合法的保障，在实体合法的基础上重视程序，才能保证行政执法行为本身的公正、合理，才能维护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

城市管理行政执法机关应该按照行政处罚法以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并结合本部门的实际建立一系列程序性制度，如行政处罚分级管理和备案制度，行政处罚错案追究制度，行政处罚证据及暂扣制度，调查取证制度，听证制度，审查决定制度等，并用有关监督力量保障各项制度规范化运行。

4. 提高城管执法人员的素质城市管理行政执法部门，要适应新形势对城管执法工作的严峻挑战，必须高度重视队伍建设，提高行政执法人员素质。

首先，要强化用人管理，严把进人关，严格参照工作人员录用标准和程序向社会公开招考执法人员，特别是应具备法律专业知识，以逐步提高城管执法队伍整体的法律素质；其次，要严格评议考核制度，不仅在执法机关内部要建立完善的考核制度，而且要建立健全社会考核制度，让公民参与对执法人员执法行为的监督，从而提高执法人员的素质；第三，加强思想教育，通过对城管执法人员进行崇法尚礼的思想道德教育，建立一只知法懂法崇尚文明礼貌的执法队伍，从而提供真正高质量的文明的服务。

当然要想不再出现网络上的爆棚事件还任重道远，这需要我们社会的共同努力。

唐钧：城管难题的出路，从管制到服务城管难题的出路，在于城管定性的根本性转变：从管制走向服务。

但上海“解禁路边摊”的改革“在掌声中缓行”的现实，又说明要实现这一转变，并非城管部门一家之力能为之，而是需要多部门配合的政府整体行为。

日前苏州又爆出城管问题。

一市民因乱摆卖被查，因不满200元最高额罚款，从城管局三楼跳下摔成重伤；事前城管有无言语刺激和紧急施救，成为双方分歧。

近年来，城管暴力执法与百姓暴力抗法，已成为媒体的热门主题和社会的焦点议题，形成了“城管部门经常出问题——出了问题难以解决——旧问题尚未处理，新问题又出现”的恶性循环。

城管难题，症结关乎社会之痛，难在单凭城管一家无力彻底解决，路在政府管理回归公共服务之途。

城管难题的症结，可以概括为三个层次。

第一个层次是城管部门的问题。

突出表现在：队员素质的良莠不齐，部分队员的执法不规范，言语不文明等等。

第二个层次是管理对象的问题。

突出表现在：部分商贩知法犯法，屡教不改，态度恶劣，行为极端等等。

第三个层次是社会保障的问题。

突出表现在：极少数公民极度缺乏生活资料的保障，敢于铤而走险，敢于暴力抗法等。

研究城管难题，要从这三个层次整体思考。

城管难题的症结，实质上是社会矛盾的集中体现：社会管理队伍的执法之痛，社会公民的抗法之痛，社会保障的瑕疵之痛。

对此，各地的城管主管部门在管理上也纷纷改革创新，加强城管执法队伍建设，寻求解决之道。

比如，加强城管执法的法制化，对于某些城管队员的违法乱纪行为依法处置。

城管执法时要求态度礼貌，言行文明，把工作方式从“强硬”执法逐步转变为“柔性”管理。

而且，运用高新科技，辅助执法。

城管的处置环节引入先进的网络化和数字化管理，应用手机、摄像、拍照等高科技设备，明察秋毫，精确定位，留存证据，全程监控。

这些举措提升了城管队伍的素质，完善了执法环节，部分解决了城管难题。

但是，从长期来看，这仅仅是城管部门的出路，并非城管难题的出路。

城管执法的定性，从根本上说，通过对违章乱纪行为的直接管制，为社会提供间接的公共服务。

城管执法的功能，从本质上是服务社会。

而城管执法的对象，多数是需要社会关注和政府援助的贫困群体，从本质上是最需要公共服务的社会弱势群体。

城管的直接管制，是否会堵塞其中极少数贫困公民的生存之路，而违背服务全社会的初衷？在此，城管难题中社会之痛的矛盾凸显出来。

这实际上是政府管理理念冲突所导致的城市管理的体制僵局。

因此，城管难题的出路，在于城管定性的根本性转变：从管制走向服务。

上海“解禁路边摊”的思路符合该出路的走向；但上海改革“在掌声中缓行”的现实，又说明要实现这一转变，并非城管部门一家之力能为之，而是需要多部门配合的政府整体行为。

一方面，城管部门在加强自身建设的基础上，转变观念，明确城管职能的根本定性是服务而非斗争；逐步从“惩治”到“规诫”，从“驱赶”到“说服”，从“清除”到“引导”。

另一方面，政府相关部门在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过程中，调整思路，做好社会保障工作；逐步从“清理”到“管理”，从“处理”到“帮扶”，从“整治”到“保障”。

城管难题的症结是“社会之痛”；城管和政府相关部门需体察“切肤之感”；管制之路既然坎坷多舛，服务之途恰好回归本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