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学经典个案——胖女人

欧文亚龙《爱情刽子手》经典个案——胖女人

（一）

世界顶尖网球选手为修正击球时的弱点会每天练习好几个小时；习禅的人会日复一日追求心灵的寂静；芭蕾舞者会不断追求完美的平衡；牧师则是在永远检视自己的良知。每一种职业都有一个可臻完美的领域，对心理治疗师而言，这个领域——这个永远学不完也毕不了业的自修课程——称为反移情。移情（transference）是指患者误将早年人际互动中产生的情感转而依附(移转)到治疗师身上，而反移情（counter-transference）的意思刚好相反——指治疗师对患者抱持类似的不理性情感。有时候太强烈的反移情作用会使治疗无法深入。可以想象，如果一个犹太治疗师遇到纳粹患者，或是一个遭遇性侵害的女治疗师遇到强奸犯，将会是何种情形。事实上任何心理治疗师都免不了受到反移情作用的影响，只是程度可能没有那么严重而已。

贝蒂踏进治疗室的那天，当我看到她挪动重达一百一二十公斤、身高一百五十七厘米的庞大身躯走向我那张简约的拥有高科技含量的办公椅时，我深知等待我的将是一场与反移情作战的艰苦斗争。

我一向讨厌胖女人，看了就令人倒胃口：身体可笑的横向晃动，整个人毫无线条可言——胸部、腹部、大腿、臀部、肩膀、下颚轮廓、颧骨，每个部分——女人让我喜欢的每个部分都淹没在大堆肥肉里。我也讨厌她们的衣服——多半是宽松毫无样式可言，下身甚至穿上僵硬的如象腿的牛仔裤，显露出她们水桶般的大腿。她们怎么敢强迫我们所有的人欣赏这副尊容？

我从未探索过自己为何有这种可悲的感觉，而且因为这种感觉太根深蒂固，我甚至都不认为是偏见。但如果一定要我作出解释，我想可能与我早年的生活里那些具有控制欲的胖女人有关——包括我的母亲。我是第一代在美国出生、充满抱负与冲劲的俄裔新移民，当我决心要永远脱去那种俄罗斯犹太小镇的乡俗时,当然也想甩掉家庭里常见的肥胖特质。

我还可以揣测其他可能的因素，例如我向来喜欢欣赏女人的身体——也许较多数男人更甚。不，不只是欣赏——而是将之提升、美化、幻化到了超乎理性的层次与标准。或者我厌

恶胖女人是因为她们亵渎了我的欲望，放大了玷污了我所珍视的女性的可爱特质？再或者是因为她剥夺了我的美好幻想，显露出那粗鄙的肉体——肥胖的那样肆无忌惮？

我生长在种族隔离的华盛顿特区在那个黑人小区里，我是唯一一个白人家庭里的独子。在街上，黑人因我是白人而欺辱我；在学校，白人因我是犹太人而欺辱我。不过总还是有一种人垫底——大屁股的胖小孩；他们成为众人的笑柄，永远不会被选入体育队，永远无法跑完操场。我也需要有人让我讨厌，也许我的偏见是从那时候养成的。

当然，我不是唯一有偏见的人，文化的增强作用（cultural reinforcement）随处可见。谁会对胖女人有好感？然而我的轻蔑似乎超越了所有的文化规范。早年我曾在一所戒备森严的监狱服务，患者都是罪犯，其中罪行最轻的是单一谋杀罪。我毫无困难就能接受那些人，努力去了解他们，想办法表达支持。

但每当我看到胖女人吃东西，那种探讨人性的意愿马上就降低许多，恨不得立刻将对方的食物拿开，按住她的脸埋进冰淇淋里——“别吃了！还没吃够吗？真受不了！”我真想把那张嘴缝起来！

感谢上帝——可怜的贝蒂完全不知道这些事，继续无辜地走向我的椅子，慢慢放低身子，整理衣服的折痕两脚显然碰不到地板。她期待地看着我。

我心想，她的脚为何碰不到地板？她并没有那么矮。坐在椅子上看起来有些高，好像坐在她自己的大腿上似的，也许是因为她的臀部与大腿的肉太多，以致脚被吊在半空中？我赶紧将这个问题从脑海中驱逐出去——毕竟这个人是来向我求助的。没多久我发现自己想到电影《欢乐满人间》（Mary Poppins）里肥胖的卡通女人——唱着一长串无意义的字——贝蒂让我想到那个人物。我努力把这个念头也甩开。就这样，那次会谈全都耗费在努力排除一个又一个贬损的念头上，好让自己完全专注在她身上。我幻想电影《幻想曲》（Fantasia）里魔法师的学徒米老鼠施展魔法去除我的胡思乱想，到最后又变成必须去除这个意象才能专注在贝蒂身上。

依照惯例，我先从基本资料问起。贝蒂告诉我她今年二十七岁，单身，在纽约一家大型连锁店担任公关，三个月前被公司派到加州协助开设新店，将在这里呆十八个月。

她是独生女，家住德州贫穷的小农场，十五年前父亲去世后由母亲独身抚养。贝蒂书读得不错，上了州立大学，后来在德州的百货商店工作，两年后调到纽约总公司。她从小就胖，青春期更是明显胖了起来。除了两三次经过猛烈节食在短时间内减掉一二十公斤外，自二十一岁后体重就一直徘徊在九十到一百一十二公斤之间。

我开始进入正题，提出标准的第一个问题：“什么事情让你困扰？”

“所有的事。”贝蒂说她的生活中没有一件事顺利，事实上，她根本没有生活可言。每周工作六十个小时，在加州没有朋友，没有社交，没有任何活动。她的生活圈子局限在纽约。由于和同事相处不和睦使她的职位已岌岌可危，若现在请调回去，她的事业一定会完蛋。公司会让她和另外八位新人一起接受三个月的密集训练，但她的表现和升迁都不及其他八人，这让她耿耿于怀。她现在住在郊区附带家具的公寓里，除了工作，吃东西，计算十八个月何时结束，什么事也没做。她在纽约的精神科医师法柏（Dr·Farber）那里看了近四个月，医生开始给她抗忧郁剂，她持续服用却不见效果，依然严重沮丧。她每晚哭泣，希望死了算了，睡眠也是断断续续，总是在四五点钟醒来。每天郁闷地把自己关在家里，周日放假也不打扮，整天坐在电视机前吃甜食。上周她打电话给法柏，法柏给了她我的名字，建议她来求诊。

“告诉我生活中有哪些事让你烦恼。”我说。

贝蒂笑着说：“我吃东西毫不节制，事实上这方面我一直无法控制，但现在真的感到严重失控。这三个月下来我大概胖了九公斤，原来的衣服多半都穿不下了。”

我听了很惊讶。她的衣服看起来根本没有形状，仿佛可以无限延展，我无法想象如何能够穿不下。

“还有其他的理由让你现在来求诊吗？”

“上周我因头痛去看医生，医生说我的血压高得危险，高压220低压110，非得减重不可。医生看起来很担心，我不知道是否该当真——加州的人都那么注重健康。那个医生穿牛仔裤和跑鞋上班呢。”

贝蒂讲这些事的时候是用一种聊天的愉快的语调，仿佛谈的是另一个人，仿佛我们是两个大学生，在某个下雨的周日午后在宿舍交换听来的故事。她试着让我和她一起谈笑，谈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