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寒《我在故宫修文物》经典段落摘选

我在故宫修文物

采访徐建华时，他工作室的另一角，一个年轻男孩一直在搓一张唐卡的褙纸。我采访了两个半小时，他搓了两个半小时，身形不变，不疾不徐，旁若无人，仿佛入定，自我消融于这平静的无限重复之中。那种节奏让人着迷，仿佛时间不存在，或者更换了度量方式，不再以分、小时、周、月、年作分割，而获得了新的更辽阔的坐标，以千年起计。在此坐标中，个人变得渺小，但以另一种方式接近永恒。

老师傅们从来没有说八点钟上班八点钟到，基本上都在七点半、七点四十就来了。来了之后不像现在先看手机看微信，看新闻，喝点水，吃个早点，人家是来了以后就系围裙。他们那群人工作上真是。所以那时当徒弟比现在苦，师父七点半就站那儿了，没有说师父干活，你在旁边坐着的。那时候的人可能学技术也比现在更积极，大环境是这样。

他一看我没说徒弟也在那儿磨，磨得还不错，他就喜欢教你；你不爱干活，那他还教你干吗？他也费劲，你也费劲，弄这不高兴的事干什么？就推了，不告诉你了。

以前师父其实心里都有数，很少说到三遍，能给你说两遍就够可以了。那时候当徒弟要聪明，某种程度上得走他前头。师父来了，你这儿给他都归置好了。沏水、打水、扫地、归置工作室屋子、扫院子，你这孩子勤谨，可以。八点上班，我那时候都是七点就到了。比老师傅还早，因为老师傅七点半就开始干活了。基本上家里的事不管。

我从师父那儿也吸取了好多。第一个就是这个人很直，不管干什么工作，这个人的人性跟品质要好。第二个呢，就是你对文物的认知程度，和你对文物的热爱程度。再有一个呢，你在这个工作中能起到什么作用。

所以每次出去我都带年轻人，让他们可以多看多学。有的人为什么特别？跟学问的广度跟深度有关。你的知识面的广度跟深度越大、越厚，这个人写出来的东西一定跟别人不一样。（笑）我也一直在努力做这样的人。

我觉得我一开始对那些来应聘的博士生、研究生希望也挺大的，但是现在我也降低标准了，我觉得懂事最好。真的是，别把无知当个性，别的都好办。因为我们现在碰到的就是该遵守的制度，他们甚至有一些藐视。

三年学徒制仍然适用于招来的本科生或研究生，而且我们招聘的孩子，不一定是学这个的，他来的时候就是一张白纸。所以我觉得懂事是更好的一个标准。

为什么我喜欢这个行业，我老说你跟文物，你的付出跟所得是成正比的。我精心地修复这张画，我好好干，一定会在某个时刻，这个修复的东西会给你一个回报。它不像外面人跟人打交道，你付出的和你想得到的不一定是成正比。所以老说你对画好，画一定对你好，就是这样。

外面是在各种利益关系之中生活。到这边那些就没有了，没有人去强调利益，很和谐。我来的时候这屋还有四位老先生，都是女同志。我一来大家都把

我当孩子一样。这边就像一片净土，状态很纯粹。因为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做一件很简单的事，看似简单，但又非常重要。追求利益的心态一下就静下来了，反而更接近绘画的本质。在这种状态下感受到的东西，才是最微妙的。

能够留下来的人都是喜欢这个，能天天看到真迹，能照一个真迹画太不容易了。就是喜欢，别管挣多少。

这是一次重新审视工匠世界的机会，“在这儿最大的获得是磨性子，”不管来的时候是什么人，心高气傲也好，飞扬不羁也好，进故宫的年轻人都会经历一个“磨性子”的过程。在故宫待了十年以上的年轻修复师，气质跟新来的人是不同的。很难描述那种不同，他们走路的样子更沉稳自信，那种自信，是熟悉了文物修复中的条条框框、接受了界限后获得的一种自由，是千百次重复做一件事情后带来的具体的信心。现代社会中的成功者离自己的创造对象通常遥远，所谓成功常常是银行中网络上瞬息万变的数字游戏，手艺人的自信却诚实而具体。有时候，屈峰也管这个过程叫做修行。

人制物的过程中，总是要把自己想办法融到里头去。人到这个世上来，走了一趟，都想在世界上留点啥，觉得这样自己才有价值。

相比于跳跃发散、讲求创意观念的艺术家思维，工匠思维是立足于地的老老实实，是在意每一件物品的手感，是面对文物如履薄冰的谨小慎微。艺术家要性情张扬才能有观念上的突破，而工匠对文物的虔敬之心日益成为职业性的谦恭。所以不是所有送来的文物都能修，“不能修的我就不接”。“可以巧手以做拙作，不能庸工以当精致”，《髹饰录》中这条工艺原则，最好地概括了匠人原则。好的工匠，一定是通过笨拙的学习之道成长起来，其间绝无捷径。因为寻求捷径的投机在路的起点已被摒弃。闵俊嵘的这条道路，也是许多和他一样美院毕业做文物修复的年轻人的必由之路。

临摹对我一直都是一种享受，因为你做的事让自己每天都在进步，你有成长感，有向上的感觉。不像有的工作，下了班都不想提工作的事，因为那个过程对自身可能没有什么滋养，所以他也不会干得太好。

手工艺是时间的艺术，修复师的世界安静而诚实，双手与心的创造，流露出的不只是高超技巧，还有人手的温度，心的高洁。正心诚意才能做出正确工艺，格物致知深入物的本质，当匠人的本真与物的本质相遇，物我两忘，日复一日，修缮文物，擦亮器具的过程中，他们自己的面貌气质也发生改变，仿佛有什么在他们身体内部也被日复一日地擦亮。他们沉入工匠无名无我的广阔的时空中，面目变得沉静，在此时空中，个人变得渺小，但以另一种方式接近永恒。

答案也许就是木心先生的那首诗：《从前慢》。从前的日子过得慢，一辈子只够爱一个人，一生只能做一件事。正是我们被惯性和无明推得快速甚至踉跄的脚步突然让我们意识到，认真地慢下来是如此可贵。或许我们也都曾想成为那种“择一事、终一生”的人，但走着走着，现实却总想把我们变成自己曾经讨厌的样子。

“静”，是这里给人最深的印象。在钟表室采访王津，除了我们的说话声，就只有自鸣钟整点报时的钟鸣，悠扬，悦耳。他的徒弟亓昊楠安静得仿佛不存在，虽然他明明在房间另一隅修理钟表。“静”，变成一个整体的气场，人不由自主也静下来，感觉大声说话、用力走路都显得浮躁。那一瞬，你突然明白这里面的人反复提到的“磨性子”“静下心”“沉住气”是什么意思。任何一门宗教都

把修静入定、获得专注作为入道的途径，静者心不妄动，专注已包含身心合一，修道如此，修文物何尝不如此。

很平淡，很日常。“工匠精神不就是对工作点点滴滴，就是你能跟你的工作对上话，这些东西其实都是潜移默化，从师父那里感悟到的，不见得他跟你说什么，而是你从他身上去感觉这种精神。”形式上的师徒合同在三年约满后可以解除，但师徒关系将维系一生，师父对徒弟的影响也变成传承的一部分，代代传递。

杨泽华说：“我的能力也有限，我老是说每代人有每代人干的事，但是不管多少，你积极地去迈出这一步，后边还有人。”每一代人都尽己所能地解决问题，如愚公移山，世世代代无穷匮也。这个思维里令人感动的不是相信明天会更好的乐观，而是对一代代传承者的信任与期待。这是瞬息万变、每十年就结束一个时代的现代化社会中奢侈的思维。这种思维里有着对某种近于永恒之物的相信。所以他到外地出差都会带年轻人一起，为未来的破局者培养人力阶梯。

这是个自我的时代，许多人略有所悟就自立门户，展现“我”的聪明及努力，而王有亮的态度里有种笨拙的老实、老实的谦逊，这种风格里有传统文化的气息，隐隐让人想起一个在当下已经“过时”的词——“尊师重道”。“尤其在过去的民间社会，不读书，不进学校，自由从师学习百工技艺为专业的人，终其一生而‘尊师重道’的精神和行为，比起读过书，受过教育的人，更胜一筹。”（南怀瑾）做派谦逊，但手艺漂亮，修复的是国之瑰宝，态度是轻松日常，轻松来自大量的经验，“反正干我们这行别偷懒，你干得越少越不行。就得多干，你没悟性的必须得多干，才能找出这个感觉来。”

做这活就害怕慌，着急。必须得把性格磨没了，没有棱角了。干我们这行别偷懒，你干得越少越不行。就得多干，你没悟性的必须得多干，才能找出这个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