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寒《我在故宫修文物》经典段落摘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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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故宫修文物
采访徐建华时,他工作室的另一角,一个年轻男孩一直在搓一张唐卡的褙纸。
我采访了两个半小时,他搓了两个半小时,身形不变,不疾不徐,旁若无人,仿佛入定,自我消融于这平静的无限重复之中。
那种节奏让人着迷,仿佛时间不存在,或者更换了度量方式,不再以分、小时、周、月、年作分割,而获得了新的更辽阔的坐标,以千年起计。
在此坐标中,个人变得渺小,但以另一种方式接近永恒。
老师傅们从来没有说八点钟上班八点钟到,基本上都在七点半、七点四十就来了。
来了之后不像现在先看手机看微信,看新闻,喝点水,吃个早点,人家是来了以后就系围裙。
他们那群人工作上真是。
所以那时当徒弟比现在苦,师父七点半就站那儿了,没有说师父干活,你在旁边坐着的。
那时候的人可能学技术也比现在更积极,大环境是这样。
他一看我没说徒弟也在那儿磨,磨得还不错,他就喜欢教你;你不爱干活,那他还教你干吗?他也费劲,你也费劲,弄这不高兴的事干什么?就推了,不告诉你了。
以前师父其实心里都有数,很少说到三遍,能给你说两遍就够可以了。
那时候当徒弟要聪明,某种程度上得走他前头。
师父来了,你这儿给他都归置好了。
沏水、打水、扫地、归置工作室屋子、扫院子,你这孩子勤谨,可以。
八点上班,我那时候都是七点就到了。
比老师傅还早,因为老师傅七点半就开始干活了。
基本上家里的事不管。
我从师父那儿也吸取了好多。
第一个就是这个人很直,不管干什么工作,这个人的人性跟品质要好。
第二个呢,就是你对文物的认知程度,和你对文物的热爱程度。
再有一个呢,你在这个工作中能起到什么作用。
所以每次出去我都带年轻人,让他们可以多看多学。
有的人为什么特别?跟学问的广度跟深度有关。
你的知识面的广度跟深度越大、越厚,这个人写出来的东西一定跟别人不一样。
(笑)我也一直在努力做这样的人。
我觉得我一开始对那些来应聘的博士生、研究生希望也挺大的,但是现在我也降低标准了,我觉得懂事最好。
真的是,别把无知当个性,别的都好办。
因为我们现在碰到的就是该遵守的制度,他们甚至有一些藐视。
三年学徒制仍然适用于招来的本科生或研究生,而且我们招聘的孩子,不一定是学这个的,他来的时候就是一张白纸。
所以我觉得懂事是更好的一个标准。
为什么我喜欢这个行业,我老说你跟文物,你的付出跟所得是成正比的。
我精心地修复这张画,我好好干,一定会在某个时刻,这个修复的东西会给你一个回报。
它不像外面人跟人打交道,你付出的和你想得到的不一定是成正比。
所以老说你对画好,画一定对你好,就是这样。
外面是在各种利益关系之中生活。
到这边那些就没有了,没有人去强调利益,很和谐。
我来的时候这屋还有四位老先生,都是女同志。
我一来大家都把
我当孩子一样。
这边就像一片净土,状态很纯粹。
因为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做一件很简单的事,看似简单,但又非常重要。
追求利益的心态一下就静下来了,反而更接近绘画的本质。
在这种状态下感受到的东西,才是最微妙的。
能够留下来的人都是喜欢这个,能天天看到真迹,能照一个真迹画太不容易了。
就是喜欢,别管挣多少。
这是一次重新审视工匠世界的机会,“在这儿最大的获得是磨性子,”不管来的时候是什么人,心高气傲也好,飞扬不羁也好,进故宫的年轻人都会经历一个“磨性子”的过程。
在故宫待了十年以上的年轻修复师,气质跟新来的人是不同的。
很难描述那种不同,他们走路的样子更沉稳自信,那种自信,是熟悉了文物修复中的条条框框、接受了界限后获得的一种自由,是千百次重复做一件事情后带来的具体的信心。
现代社会中的成功者离自己的创造对象通常遥远,所谓成功常常是银行中网络上瞬息万变的数字游戏,手艺人的自信却诚实而具体。
有时候,屈峰也管这个过程叫做修行。
人制物的过程中,总是要把自己想办法融到里头去。
人到这个世上来,走了一趟,都想在世界上留点啥,觉得这样自己才有价值。
相比于跳跃发散、讲求创意观念的艺术家思维,工匠思维是立足于地的老老实实,是在意每一件物品的手感,是面对文物如履薄冰的谨小慎微。
艺术家要性情张扬才能有观念上的突破,而工匠对文物的虔敬之心日益成为职业性的谦恭。
所以不是所有送来的文物都能修,“不能修的我就不接”。
“可以巧手以做拙作,不能庸工以当精致”,《髹饰录》中这条工艺原则,最好地概括了匠人原则。
好的工匠,一定是通过笨拙的学习之道成长起来,其间绝无捷径。
因为寻求捷径的投机在路的起点已被摒弃。
闵俊嵘的这条道路,也是许多和他一样美院毕业做文物修复的年轻人的必由之路。
临摹对我一直都是一种享受,因为你做的事让自己每天都在进步,你有成长感,有向上的感觉。
不像有的工作,下了班都不想提工作的事,因为那个过程对自身可能没有什么滋养,所以他也不会干得太好。
手工艺是时间的艺术,修复师的世界安静而诚实,双手与心的创造,流露出的不只是高超技巧,还有人手的温度,心的高洁。
正心诚意才能做出正确工艺,格物致知深入物的本质,当匠人的本真与物的本质相遇,物我两忘,日复一日,修缮文物,擦亮器具的过程中,他们自己的面貌气质也发生改变,仿佛有什么在他们身体内部也被日复一日地擦亮。
他们沉入工匠无名无我的广阔的时空中,面目变得沉静,在此时空中,个人变得渺小,但以另一种方式接近永恒。
答案也许就是木心先生的那首诗:《从前慢》。
从前的日子过得慢,一辈子只够爱一个人,一生只能做一件事。
正是我们被惯性和无明推得快速甚至踉跄的脚步突然让我们意识到,认真地慢下来是如此可贵。
或许我们也都曾想成为那种“择一事、终一生”的人,但走着走着,现实却总想把我们变成自己曾经讨厌的样子。
“静”,是这里给人最深的印象。
在钟表室采访王津,除了我们的说话声,就只有自鸣钟整点报时的钟鸣,悠扬,悦耳。
他的徒弟亓昊楠安静得仿佛不存在,虽然他明明在房间另一隅修理钟表。
“静”,变成一个整体的气场,人不由自主也静下来,感觉大声说话、用力走路都显得浮躁。
那一瞬,你突然明白这里面的人反复提到的“磨性子”“静下心”“沉住气”是什么意思。
任何一门宗教都
把修静入定、获得专注作为入道的途径,静者心不妄动,专注已包含身心合一,修道如此,修文物何尝不如此。
很平淡,很日常。
“工匠精神不就是对工作点点滴滴,就是你能跟你的工作对上话,这些东西其实都是潜移默化,从师父那里感悟到的,不见得他跟你说什么,而是你从他身上去感觉这种精神。
”形式上的师徒合同在三年约满后可以解除,但师徒关系将维系一生,师父对徒弟的影响也变成传承的一部分,代代传递。
杨泽华说:“我的能力也有限,我老是说每代人有每代人干的事,但是不管多少,你积极地去迈出这一步,后边还有人。
”每一代人都尽己所能地解决问题,如愚公移山,世世代代无穷匮也。
这个思维里令人感动的不是相信明天会更好的乐观,而是对一代代传承者的信任与期待。
这是瞬息万变、每十年就结束一个时代的现代化社会中奢侈的思维。
这种思维里有着对某种近于永恒之物的相信。
所以他到外地出差都会带年轻人一起,为未来的破局者培养人力阶梯。
这是个自我的时代,许多人略有所悟就自立门户,展现“我”的聪明及努力,而王有亮的态度里有种笨拙的老实、老实的谦逊,这种风格里有传统文化的气息,隐隐让人想起一个在当下已经“过时”的词——“尊师重道”。
“尤其在过去的民间社会,不读书,不进学校,自由从师学习百工技艺为专业的人,终其一生而‘尊师重道’的精神和行为,比起读过书,受过教育的人,更胜一筹。
”(南怀瑾)做派谦逊,但手艺漂亮,修复的是国之瑰宝,态度是轻松日常,轻松来自大量的经验,“反正干我们这行别偷懒,你干得越少越不行。
就得多干,你没悟性的必须得多干,才能找出这个感觉来。
”
做这活就害怕慌,着急。
必须得把性格磨没了,没有棱角了。
干我们这行别偷懒,你干得越少越不行。
就得多干,你没悟性的必须得多干,才能找出这个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