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若干问题论文

鸦片战争若干问题论文摘要：以军事手段封锁一国海岸线，显然属于战争行为。

1840年6月22日，英军宣布封锁广东沿海海岸线，也就宣告了战争的开始。

懿律到达广东的时间应是1840年6月30日，而不是28日。

定海之战中，张朝发受伤而死，应是鸦片战争中第一个为国捐躯的高级将官。

《穿鼻草约》根本不存在，义律与琦善达成的所谓共识也不足以成为英军侵占香港的理据。

关于虎门大战前后琦善裁撤军备、不增援的说法可能来自于骆秉章的一份奏折。

琦善可能是最先认识到英军能够陆战之人。

三元里抗英斗争发生时余保纯应为署广州府知府，而不是广州府知府。

在英船沉没的问题上，姚莹、达洪阿确有不实虚夸之词。

关键词：鸦片战争；懿律；定海之战；张朝发；琦善；《穿鼻草约》；余保纯；台湾人民抗英斗争一目前，各大图书馆、档案馆所收藏的鸦片战争资料可谓汗牛充栋，学术界的相关科研成果也是难计其数。

就鸦片战争中的诸多基本问题而言，学术界已达成不少共识，但由于对资料掌握的程度有别和解读的不同，在某些问题甚至是重大问题上，学者之间仍存在着不同意见和争论，一些有影响的观点也还有进一步斟酌、讨论的必要。

下面，笔者拟就几个有关问题进行考证和辨析。

二（一）关于鸦片战争的起始时间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学术界以往大致有三种观点：一种观点以为，鸦片战争开始于九龙之战、穿鼻之战；另一种观点则宣称，第一次定海战役当为鸦片战争真正发端的标志；还有一种观点认定，此次战争正式开始于1840年6月，即英国舰队大批抵达广东海面之时。

持第一种观点的学者，可以牟安世、姚廷芳等人为代表。

牟安世认为，中英九龙之战揭开了鸦片战争的序幕，同时也是鸦片战争的正式开始〔1〕。

姚廷芳认为发生于1839年11月3日的穿鼻之战是“鸦片战争的序幕，也可以说是开始的日子”〔2〕。

《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的编者认为鸦片战争始于1839年，实际也可归为这种观点〔3〕。

但这种看法存在可以商榷之处。

鸦片战争是中英两个国家之间的战争。

九龙、穿鼻战事发生前，义律是英国政府驻华商务监督，代表英政府管理在华英国商人，发展对华外交关系，并未获得发动战争之授权。

英国外相巴麦尊虽然主导英国对华外交事务，但他毕竟只是外相，要发动对华战争，还必须经由英国内阁和议会开会讨论、表决方能发动。

1839年10月，巴麦尊致信义律，表示英国政府准备发动战争，要义律做好准备〔4〕，但此时巴麦尊的决定尚未成为英国政府公开的政策。

直到穿鼻之战爆发时，巴麦尊的信还在送往广东的途中，并未到达义律手里。

但义律一收到巴麦尊的信，其行为就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他一方面从广州撤走英国商人和侨民，以确保他们的人身和财产的安全，另一方面做好了等待英国侵华舰队到来的准备，而不是再次肆无忌惮地挑起武力争端。

可见，义律之前之所以发动九龙之战、穿鼻之战，完全是他个人出于维护英国殖民强权而妄自使用武力的结果。

李章鹏鸦片战争若干问题考辨而且，我们还须看到，在中国使用武力，推行英国殖民强权，并非始于义律。

1834年，英国驻华商务监督律劳卑为了对抗两广总督卢坤禁运的命令，就曾下令英舰炮击过守卫珠江口的虎门炮台。

如果没有英国政府的后续行为，与律劳卑炮击事件一样，九龙之战、穿鼻之战也只不过是另两起无关紧要的武装冲突而已，并不必然导致大规模的战争。

巴麦尊之所以作出战争的决定，更多的是迫于英国纺织资本家和鸦片商人的压力，出于对英国战略利益的考虑，与九龙之战、穿鼻之战并无太大的关系。

事实上，巴麦尊作出战争决定时，穿鼻之战尚未发生，九龙之战的讯息也没有传回伦敦。

因此笔者以为，将九龙之战、穿鼻之战看作是鸦片战争的正式开端，是不太妥当的。

至于第二种观点，即认为鸦片战争真正开始于第一次定海之战发生之时，则以炎明、冯琛和王和平等人为代表①，他们十分强调浙江战场在整个鸦片战争中的地位。

不可否认，定海确实是鸦片战争中第一次重大战斗发生的地方，浙江也确实是鸦片战争的主战场之一，但是，这与鸦片战争真正开始的时间问题不能混为一谈。

将第一次定海战役发生的时间——1840年7月5日认定为鸦片战争正式爆发之日，显有不妥之处。

英国外相巴麦尊致全权大臣的训令，是持上述观点学者的一个最为重要的论据。

他们认为，巴麦尊明确要求英军采取的第一项战争行动即是占领舟山岛。

这种认识，不妨说是片面地理解巴麦尊的训令的结果。

实际上，以武力封锁广东海岸线才是巴麦尊训令要求采取的第一项军事行动，英国舰队到达广东海面后也严格地执行了这一命令。

宣告封锁广东海面之后，英军才陆续北上，继而占领舟山群岛，驶抵白河口，逼迫清廷谈判。

因此，谈及英国的战争行动，绝不能忽略封锁中国海岸线这个重要的组成部分，这是毫无疑问的。

不仅如此，笔者以为，封锁中国海岸线，在巴麦尊最初的战争构想中还居于最为中心的地位。

通观巴麦尊的训令，封锁中国沿海逼迫清政府同意英国的要求，是英军最为主要的任务。

而占领舟山岛只不过是英军行动的一个重要步骤，它一方面为英军进一步行动提供了军事基地，另一方面则可为满足英国条约之需——清廷割让一处岛屿给英国，打下一个很好的基础，至少造成一种既成事实，即英军已占领舟山岛，可作与清政府进一步讨价还价的资本〔5〕。

彻底打败、打倒清政府并不是英军的主要目的。

英军第二阶段的军事行动虽与第一阶段有很大的不同，但在战争构想上却存在一致之处。

眼看封锁中国海岸线不能达到目的，英军才转而封锁中国的漕运线，因为漕运线是清政府的生命线。

封锁漕运线之后，英军很快就如愿以偿。

而根据国际法的规定，以军事力量封锁某一国的海岸线，当然属于战争行为。

但从炎明等学者的论述中，不难看出其对战争行为外延的理解尚显狭窄，对英军封锁中国海岸线这一战争行为着实缺乏高度的重视。

与此同时，对第一次定海战役之前发生的厦门战斗，冯琛、炎明等人也以为只是一次微小的战斗，不值一提。

但问题的根本不在于战事的大小，而在于其性质。

如果说鸦片战争真正始于定海之战，那么此前发生的厦门战斗难道就不属于鸦片战争？如果属于的话，鸦片战争并不始于第一次定海之战可得而知。

第三种观点是学术界的主流观点，很多学者认为，鸦片战争应该开始于1840年6月英国舰队大批抵达广东海面之时。

如茅海建就持这种观点〔6〕。

此种看法应该说是较为合理的。

但问题在于，英舰是陆陆续续而不是在同一天抵达广东海面的，因此鸦片战争究竟发生于哪一天，仍然有待确认。

但如果承认以武力封锁一国海岸线属于战争行为，那么我们就可以认定，1840年6月22日，即伯麦宣告封锁广东海面之时，也就正式宣告了鸦片战争的开始。

（二）关于懿律到达广东的时间问题关于懿律到达广东的时间，茅海建经过考察认为是1840年6月28日〔6〕，而义律在6月30日致巴麦尊的报告中则说是当天到达〔7〕。

义律的报告是一份正式的官方报告，且产生于懿律到达的当天，可信度应较高。

在没有充分证据反驳的情况下，还是当以义律的说法为准。

（三）关于张朝发是否为战死的第一个中国高级将领问题以往的大部分史书给读者一个印象，即三江口协副将陈连升乃是鸦片战争中中方第一个战死的高级将领，定海水师总兵张朝发战死之真相往往被忽略了。

就笔者所知，最早认为张朝发是战死的应为夏燮、刘曾騄等人。

在《海疆殉难记》中，夏燮为张朝发鸣不平说：“考总兵之死，与裕帅之殉难于镇海泮池，被人抢救，舆至余姚而卒，大略相同，徒以乌抚参奏在前，不得同邀恤典，浙人以此惜之。

”因此，他要将张朝发的事迹附记于定海县令姚怀祥之后，“以慰其不瞑目之忠魂”〔8〕。

刘曾騄则以简洁的笔调对张朝发之死作出评论，谓英船“乃窜浙江”，“陷定海，总兵张朝发、知县姚怀祥死之”〔9〕。

可惜的是，他们的观点并没有引起多少人的共鸣。

宣扬浙江沿海军民抗英史迹是镇海口海防历史纪念馆的基本陈列内容之一，在有关鸦片战争的展览中，镇海口海防历史纪念馆只提到在浙江战场牺牲的葛云飞、王锡朋、郑国鸿和谢朝恩四总兵，对最先牺牲的张朝发却只字未提。

那么，张朝发是不是鸦片战争中第一个战死的高级将领呢？这个问题又可以分解为两个问题来回答。

首先是，张朝发之死是否早于其他高级将领？厦门战斗是鸦片战争中第一场战斗。

这是场小规模的冲突，双方死伤不是很多。

据闽浙总督邓廷桢、厦防同知蔡觐龙等人的奏折，清军被炮火击毙兵弁9名；而据英军布朗底号船长鲍彻报告，英军无一伤亡②。

接下来的战斗就是定海之战了。

定海之战也被有些学者视作鸦片战争第一场重大战斗①。

在这场战斗中，负有守土之责的张朝发、姚怀祥，一个受伤身死，一个兵败自杀。

姚怀祥在定海失陷时就投水自杀，而张朝发因伤延至近一个月后（1840年8月）才去世。

姚怀祥只是署理知县，而张朝发则是正二品水师总兵。

定海失陷后连续几个月没有大的战事，直到1841年1月，英军才重新集结进攻大角、沙角炮台。

也就是在这场战斗中，三江协副将陈连升父子英勇牺牲。

显然，张朝发应是鸦片战争中第一个去世的领兵抗英的高级将官，他的死要比陈连升、关天培等人为早。

其次，张朝发是否属于战死？依据档案记载，张朝发确系因战斗受伤而死，理应视为战死，应当享受战死优恤之礼。

可实际上，张朝发一直没有得到清廷的恩恤，也没有获得后人应有之评价。

其中原因可能有二：其一，张朝发不是中炮当场死亡，这与当场战死或自杀殉国还是有点差别；其二，恐与定海失守后清廷最初的反应有关。

获知英军进攻定海后，浙江巡抚乌尔恭额即具折上报情况，对张朝发横加指责：“夷船在洋游奕，既经带兵防堵，何以任其登岸？均应严查奏办”〔10〕。

定海失陷后，乌尔恭额又立刻上奏道光帝，报告定海失守情形，并请旨处分张朝发等人。

在奏折里，乌尔恭额虽然报告了张朝发受伤落水的情况，却认为张朝发对定海的失陷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乃该镇张朝发愎谏撤守，以致丧师失城，其情罪有应得”〔11〕。

收到乌尔恭额的奏折后，道光帝下令将张朝发革职拿问。

随后，道光帝根据刑部的拟议，判处张朝发斩监候。

根据档案记载，至此，道光帝认定的张朝发的罪状，恰是乌尔恭额奏议的“愎谏撤守”、“丧师失城”〔12〕。

伊里布到达浙江后，复查定海失守情形，认为：“张朝发先因愎谏丧师，迨受伤进城，复不设法固守，辄即遁回镇海，以致城被攻陷，实属咎无可逭，业已因伤身故，应无庸议”〔13〕。

这里张朝发又多了一条罪状，即“遁回镇海，以致城被攻陷”。

临阵脱逃，向来为人所不齿。

所以，张朝发此举不仅牵涉到律例，更属道德问题。

其实，关于张朝发究竟如何“愎谏撤守”，并无真凭实据。

这种说法，恐与巡抚乌尔恭额等逃避责任不无关联。

在当时，张朝发因战伤而死，却没有当即战死，遂被认为有罪之身，诚不足为怪。

但即便其真有防御失职责任，也仍不失为因战殉职的第一位清朝总兵。

对于定海战败的原因以及英军的强大，清廷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缺乏清醒的认识，故对于张朝发战败责任的最初认定，在某段时期内也就成为盖棺之论。

后时过境迁，张朝发的死也就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