浏阳花炮：传说与传承

花炮业在浏阳的沿袭与繁盛，除了历史的机缘巧合，也是一种基于生计的现实选择。群山环绕的浏阳，没有足够的田地，也没有丰饶的物产，养家糊口、改善生活的希望，更多被放在传承下来的花炮手艺上。这种与风险相伴的产业，经过数代人坚持，已经规模化为浏阳地方经济的核心支撑。
46岁的马贤水是大瑶天子坡村人，村里
祖辈传下来的手艺就是制作引线。在花炮生产里，这是危险性仅次于制造火药的环节。马贤水从7岁开始就跟着父亲和爷爷学习制作引线，家中8个兄弟姐妹，全都不例外。天子坡村和浏阳其他地方一样，人多地少，人均才三分田，只能靠传下来的花炮手艺谋生。“以前做引线要用的材料是硝酸钾、杉木炭和硫磺，全靠手工搓，一个人一天10个小时最多能做1万米，每米1分钱，纯粹是养家糊口。”马贤水说，“那时候的人胆子大，没有电，就在煤油灯下做，军工硝也敢堆放在床底下，两间屋子一间放着军工硝，旁边那间也敢支个灶炒菜做饭。”上世纪90年代是原料产业利润最丰厚的时期，马贤水说，他的家庭作坊一年产值能达到50万元，利润高达40%。1994年，马贤水就修起了两层楼的水泥砖房，家庭作坊的规模也不断扩大。
从消费习惯上说，中国的花炮从驱魔辟邪到用于婚丧庆典，经历了长远的过程，而从清末开始的社会动荡也决定了国内的消费市场有限，倒是花炮的出口，从清末到民国规模不断扩大。解放后，因为出口创汇的需求，浏阳的花炮重新得到关注。浏阳市原政协主席汤贤富回忆，“上世纪70年代，花炮产业恢复和发展起来之后，来到浏阳的第一家外国公司还是香港公司带过来的，他们参观了牛石花炮厂”。计划经济时代浏阳的花炮出口并不需要自己寻找客户，外国客户一般都是通过香港公司和各省级进出口公司完成订货，这些订单再一层层辗转下到浏阳的出口公司。汤贤富从1986年开始担任浏阳市花炮出口公司的经理，直到1993年，面向市场体制变革，销路才成了头等大事。他也因此成为浏阳最早踏出国门、参加欧美花炮交易会联系客户寻找订单的人。“两个大箱子，一箱方便面，一箱花炮目录。”1993年月，汤贤富带着翻译两个人到了德国纽伦堡玩具博览会，拿到了第一笔1万箱订单，十几万美元，这也成为浏阳花炮出口公司当年的第一笔业务。
东峰界刚好是湖南和江西的交界处，历史上行政归属多次变迁，解放后重新划定省界，东峰界的正式属地是湖南。到了每年农历4月18日这天，大瑶家家户户都会在家中用红纸贴出李畋的牌位，宰杀牲畜祭祀他的诞辰，沿袭下来，就成了花炮行业的“大日子”。而以大瑶为中心，通过319国道和106国道衔接起的2省4县市——湖南浏阳和醴陵、江西上栗和万载，占据着全国烟花鞭炮市场80%的内销份额和90%以上的出口份额。分得再细一些，不管是内销还是出口，其中60%以上的烟花市场为浏阳所占据，庞大的销售额似乎再度证明了花炮正宗嫡传的历史脉络。
花炮博物馆是刘雨文发动村民集资自己修起来的，想法很简单，就是尽可能地保存下一段花炮的历史脉络。这座耗资上千万元的博物馆也成为大瑶人经济实力的印证，博物馆直接征用大瑶一处占地96亩的刘氏庄园，这座百年老宅尚存部分斑驳断墙，为茂密的植物所缠覆。刘雨文说，这里本来是一个爆庄，爆庄就是以前专门从事鞭炮运销的商行。根据史料记载，这样规模的“爆庄”，清末浏阳有15家，到民国时期一度增至81家。1956年以后，保留下来的一部分爆庄改造成国营商店和供销合作社，得以继续开展贸易，并在省内外一些重要商埠，包括香港、澳门和南洋等地，设有支庄或
口通过大的爆庄转运到上海，漂洋过海到欧美诸国。运送往东南亚的货物则从香港和澳门转运”。各国所需的货物也各有不同，“东南亚华人居多，热衷红炮，而欧美则以烟花为主”。
演变下来，上海和香港成为花炮出口最重要的港口，通过过境这些港口的大型海轮，按照配载比例，运输到欧美各国的贸易港口。而从地理上说，浏阳花炮通过陆路运输到佛山，然后从三水港出港到香港是最方便的路径。北海港也能辗转到香港，但运费高昂，最麻烦的是，在烟花运输旺季的7月至9月又是季风期，航期难以控制，而载货的海轮只是在香港中转，并不会等候这些运货船只。赶不上合适的时间，又要等待物流的排期，成本倍增。
2000年马贤水从家庭作坊转向开办工厂，用每亩1000元的价钱，承包下280亩的山头，期限30年。积累下来的那些经验和教训，在厂区规划里有了用武之地。浏阳多山的地形，在这个时期又成为花炮产业发产的天然有利地形。工棚一般都沿着山势搭建，从高处俯瞰，就像一条迂回曲折的回廊，彼此间有着足够的间隔，并且形成天然的高低错落，任何一间发生意外，都不会波及到其他的工作间，事故危险的伤害性也因此被降到最低的程度。只是对于花炮行业来说，传统和现代是一个相对的概念，马贤水说，“从作坊到工厂，最大的改变就是规模变大，生产区域划分得更科学”，“但很多环节还是必须依靠传统的手工操作，没有机器可以取代”。而在花炮厂的生产车间，情况也是一样的。
代庄。刘氏庄园的历史可以上溯至清代，也是浏阳传统鞭炮的鼎盛时期，刘雨文说，“浏阳‘十家九爆’的规模就是这时候形成的”。
传统的鞭炮生产原材料并不复杂，土纸、土硝、硫磺、炭末、红白泥土都可以在附近地区就地取材，关键就在于制造工艺。“一纸二硝三做手”，这是流行于浏阳鞭炮行业的老话，其中“做手”说的就是“手工工艺”。刘雨文说，老辈人做炮，纸和火药都有讲究，“纸分成爆料纸、皮子纸和雪花纸，爆料纸用来直接装裹火药，最好的是浏阳和江西上栗产的浏表纸，以及江西萍乡和衡阳白果产的细表纸。皮子纸是用来卷制鞭炮纸筒的，没有太多讲究;用来褙筒和制作引线的雪花纸则以邵阳和江西泸溪所产为最好”。而火药的三种成分里，“硝要江西萍乡和湖南醴陵的，硫磺要湖南常宁的，炭要杉木烧制的”。
从制硝开始，传统的鞭炮工艺有一共有12道流程、72道工序，通过一代代人手把手地传承流传下来，并得以不断改进。有许多土法子已经不用了，也只有上了年岁的老辈人才能回忆起来。替花炮博物馆守门的老师傅曾庆嘉已经72岁，他回忆，“以前人们做鞭炮，叫做红炮，要自己熬硝”，原料一般是取年代久远的“老屋墙角，以及厕所向阳一面的墙角剥落的碱土”，这种泥咬一下的话，“要能扯嘴巴，有点结才好”。老墙泥“要捶烂、过筛、加禾灰、添水、用火熬制”。一般要熬上数个时辰，首先熬出来的是沉淀在锅底的硝盐，把盐都捞走，再熬，剩下的才是硝水，硝水沉淀上一天才能凝成硝块。接下来是“冲硝”，用碾槽或者石磨把硝碾碎。这还只是做炮的第一步。自制的硝，再辅以硫磺、木炭，按照一定的比例配成火药，接下来才能进入鞭炮的具体制作，“从扯筒、褙筒到装硝，用黄泥打底、白泥封口，用麻线结鞭”，曾庆嘉说，“一共12到工序，每道都要很仔细”。
成本压力最终要传递到消费市场的终端，麻烦的是，对于浏阳花炮来说，2008年遭遇到了出口受阻。因为年初2月14日佛山三水港码头烟花仓库的爆炸，三水港对于花炮禁运，上海港因为奥运会也从7月开始停运一个月。剩下开放的只有运费昂贵的北海港，这对于以外销为主的浏阳花炮企业来说雪上加霜。浏阳花炮的外销传统形成于清代，早在光绪年间，浏阳花炮已经开始出口海外。浏阳市花炮局局长徐强国说，“历史上武汉从清朝开始就是大的花炮贸易中心，鞭炮或者从大瑶南川河的码头荷花滩走水路，被运往醴陵、湘潭，或者就是工人们背皮篓子、挑长担，送到浏阳、长沙，然后再辗转通过水路和陆路运送到武汉，在汉
2000年之前，家庭作坊式的“非法生产”在大瑶依旧是常态，这或许更多的跟传统观念相关，“天天跟危险品打交道的人，看多了也就习惯了，除非真的发生大事，不然内心的确很难警觉”。马贤水拿自己当例子，1997年的一场爆炸才让他彻底意识到安全的重要性，因为一道工序出问题，他家两层楼的房子都炸塌了，损失了10多万元，所幸没有人员伤亡。这也是马贤水跟火药打交道以来第一次出事，他从此再不敢把引线作坊放在家里，在旁边的山坡上搭了个简陋的棚子，第一次做到“生活和生产分开”。回想起来，现在的浏阳花炮安全生产标准，马贤水说，其实都是“一点一点拿血的教训换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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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链的传统与现代
一年中除了过年和气温相对炎热的6月至8月，大瑶都会呈现出车辆喧嚣的繁荣，这里已经发展成为中国目前最大的花炮原材料集散地。历史渊源当然是原因之一，还有一个原因是交通——319国道和106国道交织起的公路网络，让大瑶成为花炮主产区的中心地带，不止是浏阳人，各地的花炮材料供应商和生产厂商都汇聚于此。军工硝、引线、银粉……围绕花炮制作所需的各种原料，大瑶呈现出明显的产业细分，形成了专门的产业链。
引线厂给马贤水带来了丰厚的收益，现在开的“本田”已经是他更换的第4辆车，他的3个孩子全都上了大学。他也拿出了自己的部分资产从事公益事业，汶川地震后，他组织引火线协会的成员带着钱和物资第一时间去了灾区。马贤水常
常感叹这个行业的艰辛，“太脏了，一天下来，灰头土脸，衣服就没有干净的时候”。他因此并不希望孩子们继承他的事业，“读了大学，就该找个更好的工作”。大女儿毕业去了政府部门，小儿子还在上大学，专业是摄影，只有大儿子在厂里帮忙，替他开车送货。2008年原材料和劳动成本的上涨，让马贤水有些萌生退意，“生意太不好做了，成本涨得太快了”，“军工硝从去年的6400元一吨，涨到了今年的1.3万元一吨，但引线的价格和以前相比，每米才涨了两分钱”。而那些非法作坊的存在，却让引线的价格遭遇恶性竞争，“太多‘提篮子’拉生意的人，非法作坊的东西都偷偷混了进来，价钱反而下去了。90年代的高氯酸钾引线就要每米8分钱，结果到了现在，反而被压到了每米7分5”。算下来，引线的利润已经从以前的40%降到了8%左右。浏阳市花炮协会副会长黄文辉给出的数字是，“70%以上的企业赚不到钱，10%以上的企业要亏本，20%的企业可以赚到一点钱，但是赚不到大钱”，他的结论是，“烟花老板都不再快乐”。上一页下一页 查看 《三联生活周刊》 的所有文章进入营销论坛与作者交流
记者◎王鸿谅
追寻发源地
刘雨文最津津乐道的，并不是自己白手起家的花炮厂，而是他的花炮博物馆和花炮历史。这位兼任博物馆馆长的村支书是地道的浏阳大瑶镇路东村人，和村里的其他人一样，可以掰着手指头细数至少家族三代经营花炮的往事。
不过，这远不是花炮的源头。《浏阳县志》上引用1935年出版的《中国实业志》记载，“湘省爆竹之制造，始于唐，盛于宋，发源于浏阳也”，花炮的历史一下子就上溯到了1400多年之前。而唐代《异闻录》的记载，成了花炮技艺寻根的民间依据:“李畋居中，邻人仲叟家为山魈所祟，畋命旦夕于庭中用竹著火中，鬼乃惊循。”到了刘雨文这一辈人，这驱鬼辟邪的简短记载已经被传说大大丰富，李畋早就是不容置疑的花炮始祖，他的故里也被详加考证，结论是浏阳大瑶东峰界的烂泥湖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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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口和内销
回过头算，从1997年开始的几次工厂化改造，逐步让浏阳传统的花炮产业完成了从家庭作坊到工厂的转变。黄文辉把1995到2005年这10年称为浏阳烟花的“黄金十年”，他提供的数字是，“从1998到2007年10年间中国烟花爆竹的总产值已经达到180亿元，20年增长40倍。这180亿元中，出口约40亿元，国内市场约140亿元”。压力从2008年开始显现，除了原料的价格迅速上涨之外，劳动力成本也在涨，人均50元一天的工作已经不再具有竞争力。马贤水拿自己厂里生产线的女工曾华珍举例，“她一个人要负责两台编织引线的机器，技术熟，算上奖金，日工资能拿到12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