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布楚条约》与早期中俄通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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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情况下, 是否缔结一项通商条款成了和谈成败的关键。通商问题在中俄两国政府对 外政策中的地位是截然相反的。沙皇政府把同东方的贸易视为向西方扩张的支柱; 而沿袭中国 古代封建专制制度的清王朝, 一向以“天朝大国”自居, 只有“恩施市利”的传统, 从无签约贸易 的先例, 但在尼布楚谈判中, 为了求得政治上的妥协, 终于做出破例之举。不久, 中方表示, 在缔 结通商条款问题上愿意让步; 俄方则表示, 在要求中方不在雅克萨建盖房屋并将其写入条约一 事上不再坚持。 至此, 双方在所议所有问题上达成了一致意见,《尼布楚条约》得以缔结。
俄方坚决要求在所签条约中“列入允许相互贸易的条款”; 中方则表示, 中国对此“不能答 应”, 因为中国没有与外国就通商事宜签约的先例。 索额图还让担任翻译的耶稣会士向俄方说 明: 荷兰曾三次遣使来华, 请求“以纳贡来交换在中国进行贸易的权利, 但荷兰仍然没有被允许 在中国进行贸易”。 对此, 戈洛文一面高谈阔论俄国与荷兰不同, 俄国发展对华贸易不是为了 “私利”, 而是“为了巩固两个邻邦之间的友谊”; 一面暗中加紧向耶稣会士施加影响, 下令允许 耶稣会士随从人员在尼布楚做些买卖, 以换取耶稣会士们答应说服清朝使团同意俄方的意见。 但是, 几经交涉, 清朝使团仍然拒绝在条约中列入通商条款。中方代表的态度, 使戈洛文十分恼 怒, 他最后宣称:“不列入有关贸易以及不在阿尔巴津 (雅克萨) 所在地建立任何居民点的条款, 他们将不缔结条约。”①
① 《列宁全集》, 第 21 卷, 85 页, 人民出版社, 1965。 ② 刘毅政:《中俄雅克萨战争史》, 218 页,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91。 ③ 斯拉德科夫斯基:《俄国各族人民同中国贸易经济关系史 (1917 年前) 》, 95 页, 莫斯科, 1974。 ④ 班蒂什—卡缅斯基:《俄中两国外交文献汇编》, 40 页, 商务印书馆, 1982。 ⑤ 齐赫文斯基主编:《17 世纪俄中关系文件资料集》, 第 1 卷, 341 页, 莫斯科, 19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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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5-2006 Tsinghua Tongfang Optical Disc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案, 逐条作答。关于通商问题, 索额图表示:“中国从不明令禁止商贾人员往来、进行自由贸易”, 表达了可以允许自由通商的意向。 但在是否要将通商列入条约的问题上, 双方发生严重分歧。
可见, 通商问题在早期俄国对华政策中占有不容忽视的重要地位。俄国政府参加尼布楚谈 判, 是有备而来, 其态度是积极的、主动的, 绝非是在清军大兵压境情况下, 在“丧魂落魄的惊恐 中”⑥走向尼布楚谈判桌的。
《尼布楚条约》是“经过平等谈判、中国政府作了让步的结果”⑦。 但在某些著述
2 中,“中国政府所作的让步”往往被单纯地理解为领土归属上的让步, 有的著述虽然提 到谈判中的通商议题, 但没有进一步考察它在缔约过程中所起的作用。 尼布楚谈判的中心议题是划界, 在半个月的时间里, 双方围绕这个中心议题唇枪舌箭, 讨 价还价。 毫无谈判经验的清政府首席谈判代表索额图, 在谈判初期就连续做出重大划界让步, 和盘端出了康熙皇帝为谈判拟定的最后边界线。 结果戈洛文仍不接受, 继续要价, 而索额图已 无路可退, 十分被动。 所幸通商议题提供了打破划界僵局的机会。 在谈判中, 俄方坚持要求签 订一项双方自由往来贸易的协议, 索额图就此表示: 中国商人没有必要去俄国, 但如果俄国商 人“愿意到中国来贸易, 那末只要俄罗斯使节肯在边界问题上实行让步, 就可以允许他们前来 贸易”⑧。当然, 老谋深算的戈洛文绝不会轻易就范。直到谈判濒临破裂之时, 戈洛文才终于抛 出一个书面条约草案, 同意以格尔必齐河和额尔古纳河为边界线, 但同时提出了扩大两国通商 的要求: 双方“互派使节及随行商贾人员, 每五年一次”⑨。 索额图针对俄方提出的书面条约草
① 巴德雷:《俄国·蒙古·中国》, 第 2 卷, 301 页, 伦敦, 1919。 ② 何秋涛:《朔方备乘》, 卷三七。 ③ 科尔萨克:《俄中通商历史统计概述》, 18 页, 喀山, 1857。 ④ 卡巴诺夫:《黑龙江问题》, 20 页,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83。 ⑤ 雅科夫列娃:《1689 年第一个俄中条约》, 136～ 137 页, 商务印书馆, 1973。 ⑥⑨ 齐赫文斯基主编:《17 世纪俄中关系文件资料集》, 第 2 卷, 45 页, 546 页, 莫斯科, 1972。 ⑦ 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沙俄侵华史》, 第 1 卷, 188 页, 人民出版社, 1976。 ⑧ 雅科夫列娃:《1689 年第一个俄中条约》, 164 页, 商务印书馆, 1973。
诚然, 俄国接受和谈, 军事上力不从心是一个重要原因。当时俄国国内政局不稳, 宫廷权力 之争愈演愈烈。与此同时, 西线战事吃紧, 争夺出海口的新的对土耳其战争已迫在眉睫, 而黑龙 江流域距离俄国政治、经济中心过于遥远, 军队供给难以保证, 因此没有力量再在东线开辟一 个战场。 不过, 这还不是问题的全部。 俄国政府接受和谈, 绝非仅仅是由于它军事失利不得不 谈, 更重要的是它决定进行战略调整, 把对华图谋的重点暂时由领土占领转向财富占有。
“俄国毫无疑问是一个有侵略野心的国家”②。国内近年出版的大量论著, 令人信
3 服地证明: 从《尼布楚条约》签订直至 19 世纪中叶, 俄国从来没有放弃“通过战争来使 占领中国这个世界上最富有、各种物产都比亚洲其他国家和欧洲国家丰富得多的国 家的意图付之实现”③的梦想。不过, 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事实上, 在这长达一个半世纪的 时间里, 俄国朝野尽管不时发出“收复失地”的叫嚣和“远征黑龙江”的鼓噪, 但更多的情况则是 担心清政府不履行《尼布楚条约》, 担心通商关系被破坏。而这恰恰说明, 俄国政府对《尼布楚条 约》的签订是满意的、庆幸的。
早在《尼布楚条约》签订后不久, 俄国政府就确定了以“温和”态度处理对华关系, 以免激怒 清政府, 影响通商的方针。 1731 年, 曾代表俄国政府同中国签订《恰克图条约》的萨瓦, 在呈沙 皇的《秘密报告》中告诫政府不要在“没有极其充分的准备”的情况下,“因一件小事就与中国人 开 战, 而应尽可能地”扩大贸易, 增加利润。④ 1764 年, 沙皇叶卡捷琳娜二世召开“七大臣会 议 ”, 讨论远征黑龙江问题, 但由于“不愿失去”对华贸易, 大臣们一致认为不宜对华开战。⑤ 1777 年, 俄军染指中国亨滚河, 清政府立即声明抗议, 并以将停止“一切贸易关系”相威胁, 俄 方不得不“暂时再次放弃自己对阿穆尔河 (即黑龙江) 的图谋”⑥。1791 年, 俄国政府为尽快恢
1689 年中俄尼布楚谈判之前, 中俄两国在黑龙江流域经历了持续 40 余年的军
1 事冲突。是什么原因促使一向按照“农奴制特权的原则对待邻国”① 的俄国接受了清 政府的和谈倡议, 坐到了尼布楚的谈判桌旁?对此, 常见的说法是: 俄国政府在进犯黑 龙江流域的“俄军面临覆灭境地时”,“才不得不接受清政府曾多次提出的和平建议”②。
失去中国市场的危险, 迫使俄国政府权衡利弊。沙皇政府是俄国封建农奴主阶级和新兴商 人阶级利益的代表者, 对外征服和夺取更广大的国外市场是它的既定目标。17 世纪下半叶, 当 俄国席卷西伯利亚后的继续扩张遭到中国遏制之时, 它也正受到市场问题的严重困扰。西伯利 亚盛产毛皮, 俄国政府以“实物税”名义从西伯利亚各地无偿征收的毛皮和以“什一税”名义从 各关卡征收来的皮货充斥莫斯科。然而俄国国内市场早已饱和, 欧洲市场由于北美皮货竞争也 已滞销, 俄国政府正“处于极其困难的境地”③, 迫切需要寻找更有利的市场。 中国邻近西伯利 亚, 又拥有极好的毛皮销路, 自然是最理想的国外市场。 更重要的是, 中国的丝绸、大黄、珠宝、 棉布等商品在俄国颇受欢迎, 俄国商人“无论直接同中国易货贸易, 还是在欧洲和中国之间经 营转口贸易, 都可获得巨利”④。此外, 中俄贸易也是当时俄国在西伯利亚的行政机构赖以生存 的支柱, 因为这里的军役人员和移民主要依靠同中国人易货来维持日常生活必需品的供应。因 此, 尽快恢复并在原有基础上扩大同中国的贸易, 对于俄国来说, 具有非同寻常的重要意义。
17 世纪俄国政府在对华关系上奉行的是领土扩张与拓展贸易双管齐下的政策。 一方面, 它指使哥萨克在黑龙江流域大肆劫掠; 另一方面, 又在不间断地派遣使团和商队来华, 攫取商 业利益。1655- 1675 年间, 仅有案可查的, 就至少有 3 支俄国使团和 5 支大型俄国商队到过北 京, 这些使团和商队都在北京进行了颇为合算的贸易。其中, 最有代表性的是 1669 年到北京的 阿勃林商队, 它带到北京的俄国货物总价值 4 359 卢布 83 戈比, 在北京变卖后, 购入中国货返 销莫斯科, 转手获得 18 751 卢布 94 戈比, 盈利 3 倍以上。③
对华贸易的巨额利润, 使财政拮据的俄国政府欣喜若狂。 1675 年, 俄国政府“装作……不 知道俄国人在阿穆尔河 (黑龙江) 一带扩展地盘之事”④, 派遣斯帕法利使团到北京, 就扩大两 国贸易关系之事同中方洽谈。斯帕法利受命请求中国皇帝“谕派中国臣民到沙皇陛下的俄国去 经商”,“没有变动地、毫不间断地每年”向俄国投入“1000、2000、3000 普特或更多的银子”, 并 就此同中国“签订书面字约”⑤。 但是, 黑龙江流域事态的发展已使清政府忍无可忍, 礼部侍郎 马喇在与斯帕法利会晤时, 代表清政府向其提出停止侵扰中国边疆等三项要求, 并声明, 如果 不能满足这三项要求, 今后俄方“一律不得遣使或前来经商”,“既然战争正在进行, 还有什么贸
① 雅科夫列娃:《1689 年第一个俄中条约》, 187～ 188 页, 商务印书馆, 1973。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 9 卷, 18 页, 人民出版社, 1962。 ③④ 班蒂什—卡缅斯基:《俄中两国外交文献汇编》, 395 页, 商务印书馆, 1982。 ⑤ 纳罗奇尼茨基等:《远东国际关系史》, 第 1 册, 56 页, 莫斯科, 1973。 ⑥ 涅维尔斯科伊:《俄国海军军官在俄国远东的功勋 (1849—1855) 》, 46 页, 莫斯科, 1947。
1685 年 12 月 (此时第二次雅克萨之战尚未开始) , 俄国政府决定接受清政府的和谈倡议 并派遣戈洛文使团赴黑龙江同中方谈判。 1686 年初俄国外务衙门下达给戈洛文的训令, 明确 表明了沙皇政府对于通商问题的态度: 应“尽量设法做到缔结关于和平、贸易和边界的条约”; 如果能够缔结条约,“就应当达成这样一个协议: 毫无阻碍地互相贸易”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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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可言?”①1684 年第一次雅克萨之战前夕, 清政府为进一步以断绝贸易要挟俄方, 命令喀尔 喀蒙古车臣汗所属各部一并停止与尼布楚等地俄人的商务关系,“绝互市以困之”②。
学习与探索
·黑龙江流域历史与文化·
1998 年第 6 期
总第 119 期
百度文库
《尼布楚条约》与早期中俄通商
宿 丰 林
1689 年缔结的中俄《尼布楚条约》, 作为中俄关系发展史的重要里程碑, 一直是备受学术 界关注的研究课题。但以往研究主要是从中俄早期政治、外交、军事角度进行剖析, 没有充分讨 论通商因素的作用。本文拟就此问题进行探讨, 以期换一个角度审视《尼布楚条约》的性质与意 义, 深化《尼布楚条约》问题的研究。
上述事实说明, 通商问题是尼布楚谈判的重要议题; 通商问题的议决具有不可替代的、关 系全局的作用。俄方在谈判中让出了一部分本来属于中国的领土, 但又以获取通商权益做了补 偿; 清政府得以缔结了一项靖边条约, 但不得不在通商问题及部分领土归属方面做出重大让 步。 于是, 双方有条件的妥协导致《尼布楚条约》的议结。
俄方坚决要求在所签条约中“列入允许相互贸易的条款”; 中方则表示, 中国对此“不能答 应”, 因为中国没有与外国就通商事宜签约的先例。 索额图还让担任翻译的耶稣会士向俄方说 明: 荷兰曾三次遣使来华, 请求“以纳贡来交换在中国进行贸易的权利, 但荷兰仍然没有被允许 在中国进行贸易”。 对此, 戈洛文一面高谈阔论俄国与荷兰不同, 俄国发展对华贸易不是为了 “私利”, 而是“为了巩固两个邻邦之间的友谊”; 一面暗中加紧向耶稣会士施加影响, 下令允许 耶稣会士随从人员在尼布楚做些买卖, 以换取耶稣会士们答应说服清朝使团同意俄方的意见。 但是, 几经交涉, 清朝使团仍然拒绝在条约中列入通商条款。中方代表的态度, 使戈洛文十分恼 怒, 他最后宣称:“不列入有关贸易以及不在阿尔巴津 (雅克萨) 所在地建立任何居民点的条款, 他们将不缔结条约。”①
① 《列宁全集》, 第 21 卷, 85 页, 人民出版社, 1965。 ② 刘毅政:《中俄雅克萨战争史》, 218 页,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91。 ③ 斯拉德科夫斯基:《俄国各族人民同中国贸易经济关系史 (1917 年前) 》, 95 页, 莫斯科, 1974。 ④ 班蒂什—卡缅斯基:《俄中两国外交文献汇编》, 40 页, 商务印书馆, 1982。 ⑤ 齐赫文斯基主编:《17 世纪俄中关系文件资料集》, 第 1 卷, 341 页, 莫斯科, 19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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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逐条作答。关于通商问题, 索额图表示:“中国从不明令禁止商贾人员往来、进行自由贸易”, 表达了可以允许自由通商的意向。 但在是否要将通商列入条约的问题上, 双方发生严重分歧。
可见, 通商问题在早期俄国对华政策中占有不容忽视的重要地位。俄国政府参加尼布楚谈 判, 是有备而来, 其态度是积极的、主动的, 绝非是在清军大兵压境情况下, 在“丧魂落魄的惊恐 中”⑥走向尼布楚谈判桌的。
《尼布楚条约》是“经过平等谈判、中国政府作了让步的结果”⑦。 但在某些著述
2 中,“中国政府所作的让步”往往被单纯地理解为领土归属上的让步, 有的著述虽然提 到谈判中的通商议题, 但没有进一步考察它在缔约过程中所起的作用。 尼布楚谈判的中心议题是划界, 在半个月的时间里, 双方围绕这个中心议题唇枪舌箭, 讨 价还价。 毫无谈判经验的清政府首席谈判代表索额图, 在谈判初期就连续做出重大划界让步, 和盘端出了康熙皇帝为谈判拟定的最后边界线。 结果戈洛文仍不接受, 继续要价, 而索额图已 无路可退, 十分被动。 所幸通商议题提供了打破划界僵局的机会。 在谈判中, 俄方坚持要求签 订一项双方自由往来贸易的协议, 索额图就此表示: 中国商人没有必要去俄国, 但如果俄国商 人“愿意到中国来贸易, 那末只要俄罗斯使节肯在边界问题上实行让步, 就可以允许他们前来 贸易”⑧。当然, 老谋深算的戈洛文绝不会轻易就范。直到谈判濒临破裂之时, 戈洛文才终于抛 出一个书面条约草案, 同意以格尔必齐河和额尔古纳河为边界线, 但同时提出了扩大两国通商 的要求: 双方“互派使节及随行商贾人员, 每五年一次”⑨。 索额图针对俄方提出的书面条约草
① 巴德雷:《俄国·蒙古·中国》, 第 2 卷, 301 页, 伦敦, 1919。 ② 何秋涛:《朔方备乘》, 卷三七。 ③ 科尔萨克:《俄中通商历史统计概述》, 18 页, 喀山, 1857。 ④ 卡巴诺夫:《黑龙江问题》, 20 页,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83。 ⑤ 雅科夫列娃:《1689 年第一个俄中条约》, 136～ 137 页, 商务印书馆, 1973。 ⑥⑨ 齐赫文斯基主编:《17 世纪俄中关系文件资料集》, 第 2 卷, 45 页, 546 页, 莫斯科, 1972。 ⑦ 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沙俄侵华史》, 第 1 卷, 188 页, 人民出版社, 1976。 ⑧ 雅科夫列娃:《1689 年第一个俄中条约》, 164 页, 商务印书馆, 1973。
诚然, 俄国接受和谈, 军事上力不从心是一个重要原因。当时俄国国内政局不稳, 宫廷权力 之争愈演愈烈。与此同时, 西线战事吃紧, 争夺出海口的新的对土耳其战争已迫在眉睫, 而黑龙 江流域距离俄国政治、经济中心过于遥远, 军队供给难以保证, 因此没有力量再在东线开辟一 个战场。 不过, 这还不是问题的全部。 俄国政府接受和谈, 绝非仅仅是由于它军事失利不得不 谈, 更重要的是它决定进行战略调整, 把对华图谋的重点暂时由领土占领转向财富占有。
“俄国毫无疑问是一个有侵略野心的国家”②。国内近年出版的大量论著, 令人信
3 服地证明: 从《尼布楚条约》签订直至 19 世纪中叶, 俄国从来没有放弃“通过战争来使 占领中国这个世界上最富有、各种物产都比亚洲其他国家和欧洲国家丰富得多的国 家的意图付之实现”③的梦想。不过, 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事实上, 在这长达一个半世纪的 时间里, 俄国朝野尽管不时发出“收复失地”的叫嚣和“远征黑龙江”的鼓噪, 但更多的情况则是 担心清政府不履行《尼布楚条约》, 担心通商关系被破坏。而这恰恰说明, 俄国政府对《尼布楚条 约》的签订是满意的、庆幸的。
早在《尼布楚条约》签订后不久, 俄国政府就确定了以“温和”态度处理对华关系, 以免激怒 清政府, 影响通商的方针。 1731 年, 曾代表俄国政府同中国签订《恰克图条约》的萨瓦, 在呈沙 皇的《秘密报告》中告诫政府不要在“没有极其充分的准备”的情况下,“因一件小事就与中国人 开 战, 而应尽可能地”扩大贸易, 增加利润。④ 1764 年, 沙皇叶卡捷琳娜二世召开“七大臣会 议 ”, 讨论远征黑龙江问题, 但由于“不愿失去”对华贸易, 大臣们一致认为不宜对华开战。⑤ 1777 年, 俄军染指中国亨滚河, 清政府立即声明抗议, 并以将停止“一切贸易关系”相威胁, 俄 方不得不“暂时再次放弃自己对阿穆尔河 (即黑龙江) 的图谋”⑥。1791 年, 俄国政府为尽快恢
1689 年中俄尼布楚谈判之前, 中俄两国在黑龙江流域经历了持续 40 余年的军
1 事冲突。是什么原因促使一向按照“农奴制特权的原则对待邻国”① 的俄国接受了清 政府的和谈倡议, 坐到了尼布楚的谈判桌旁?对此, 常见的说法是: 俄国政府在进犯黑 龙江流域的“俄军面临覆灭境地时”,“才不得不接受清政府曾多次提出的和平建议”②。
失去中国市场的危险, 迫使俄国政府权衡利弊。沙皇政府是俄国封建农奴主阶级和新兴商 人阶级利益的代表者, 对外征服和夺取更广大的国外市场是它的既定目标。17 世纪下半叶, 当 俄国席卷西伯利亚后的继续扩张遭到中国遏制之时, 它也正受到市场问题的严重困扰。西伯利 亚盛产毛皮, 俄国政府以“实物税”名义从西伯利亚各地无偿征收的毛皮和以“什一税”名义从 各关卡征收来的皮货充斥莫斯科。然而俄国国内市场早已饱和, 欧洲市场由于北美皮货竞争也 已滞销, 俄国政府正“处于极其困难的境地”③, 迫切需要寻找更有利的市场。 中国邻近西伯利 亚, 又拥有极好的毛皮销路, 自然是最理想的国外市场。 更重要的是, 中国的丝绸、大黄、珠宝、 棉布等商品在俄国颇受欢迎, 俄国商人“无论直接同中国易货贸易, 还是在欧洲和中国之间经 营转口贸易, 都可获得巨利”④。此外, 中俄贸易也是当时俄国在西伯利亚的行政机构赖以生存 的支柱, 因为这里的军役人员和移民主要依靠同中国人易货来维持日常生活必需品的供应。因 此, 尽快恢复并在原有基础上扩大同中国的贸易, 对于俄国来说, 具有非同寻常的重要意义。
17 世纪俄国政府在对华关系上奉行的是领土扩张与拓展贸易双管齐下的政策。 一方面, 它指使哥萨克在黑龙江流域大肆劫掠; 另一方面, 又在不间断地派遣使团和商队来华, 攫取商 业利益。1655- 1675 年间, 仅有案可查的, 就至少有 3 支俄国使团和 5 支大型俄国商队到过北 京, 这些使团和商队都在北京进行了颇为合算的贸易。其中, 最有代表性的是 1669 年到北京的 阿勃林商队, 它带到北京的俄国货物总价值 4 359 卢布 83 戈比, 在北京变卖后, 购入中国货返 销莫斯科, 转手获得 18 751 卢布 94 戈比, 盈利 3 倍以上。③
对华贸易的巨额利润, 使财政拮据的俄国政府欣喜若狂。 1675 年, 俄国政府“装作……不 知道俄国人在阿穆尔河 (黑龙江) 一带扩展地盘之事”④, 派遣斯帕法利使团到北京, 就扩大两 国贸易关系之事同中方洽谈。斯帕法利受命请求中国皇帝“谕派中国臣民到沙皇陛下的俄国去 经商”,“没有变动地、毫不间断地每年”向俄国投入“1000、2000、3000 普特或更多的银子”, 并 就此同中国“签订书面字约”⑤。 但是, 黑龙江流域事态的发展已使清政府忍无可忍, 礼部侍郎 马喇在与斯帕法利会晤时, 代表清政府向其提出停止侵扰中国边疆等三项要求, 并声明, 如果 不能满足这三项要求, 今后俄方“一律不得遣使或前来经商”,“既然战争正在进行, 还有什么贸
① 雅科夫列娃:《1689 年第一个俄中条约》, 187～ 188 页, 商务印书馆, 1973。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 9 卷, 18 页, 人民出版社, 1962。 ③④ 班蒂什—卡缅斯基:《俄中两国外交文献汇编》, 395 页, 商务印书馆, 1982。 ⑤ 纳罗奇尼茨基等:《远东国际关系史》, 第 1 册, 56 页, 莫斯科, 1973。 ⑥ 涅维尔斯科伊:《俄国海军军官在俄国远东的功勋 (1849—1855) 》, 46 页, 莫斯科, 1947。
1685 年 12 月 (此时第二次雅克萨之战尚未开始) , 俄国政府决定接受清政府的和谈倡议 并派遣戈洛文使团赴黑龙江同中方谈判。 1686 年初俄国外务衙门下达给戈洛文的训令, 明确 表明了沙皇政府对于通商问题的态度: 应“尽量设法做到缔结关于和平、贸易和边界的条约”; 如果能够缔结条约,“就应当达成这样一个协议: 毫无阻碍地互相贸易”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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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5-2006 Tsinghua Tongfang Optical Disc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易可言?”①1684 年第一次雅克萨之战前夕, 清政府为进一步以断绝贸易要挟俄方, 命令喀尔 喀蒙古车臣汗所属各部一并停止与尼布楚等地俄人的商务关系,“绝互市以困之”②。
学习与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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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第 119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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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布楚条约》与早期中俄通商
宿 丰 林
1689 年缔结的中俄《尼布楚条约》, 作为中俄关系发展史的重要里程碑, 一直是备受学术 界关注的研究课题。但以往研究主要是从中俄早期政治、外交、军事角度进行剖析, 没有充分讨 论通商因素的作用。本文拟就此问题进行探讨, 以期换一个角度审视《尼布楚条约》的性质与意 义, 深化《尼布楚条约》问题的研究。
上述事实说明, 通商问题是尼布楚谈判的重要议题; 通商问题的议决具有不可替代的、关 系全局的作用。俄方在谈判中让出了一部分本来属于中国的领土, 但又以获取通商权益做了补 偿; 清政府得以缔结了一项靖边条约, 但不得不在通商问题及部分领土归属方面做出重大让 步。 于是, 双方有条件的妥协导致《尼布楚条约》的议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