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密中国价格

记者亚力山德拉•哈尼(Alexandra Harney)在新书《中国价格：中国竞争优势的真实成本》(The China Price: The True Cost of Chinese Competitive Advantage)中，描述了不择手段的中国公司从西方合作伙伴榨取更大利润、损害其员工和西方消费者的做法。其结果是带来不安全的生产条件和环境污染——以及到达西方消费者手中的商品往往质量低劣，有时甚至危险。

不应该用这一标准来衡量整个中国的制造商，但哈尼女士提出了一些严肃的问题。西方公司能在多大程度上意识到，在外国参观者所看到的示范工厂背后隐藏着“影子工厂”？西方人能否戒除自己对廉价商品的瘾？当计算入真实的环境及经济成本时，商品真的还便宜吗？而谁有能力改变这一切——消费者、中央政府、还是省级政府？

中央政府实际上对各省份的控制有多大？地方官员是否准备好推行各项环境、劳动或安全法规？

L•H•洛(L H Lowe), 纽约

亚力山德拉•哈尼：中央政府可以制订法律并确定政策，但执行要靠各个地方政府。从历史上看，当企业违反环境、劳动或安全法规时，地方官员总愿意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样做有“理性”的原因：因为这些官员的升迁取决于他们吸引投资和促进经济增长的能力，他们有动力去创造他们所认为的有利投资环境。在许多情况下，地方官员将经济增长置于其它所有优先事项之上，这导致了我们今天在中国所看到的环境退化、安全问题和劳动问题。

这种情况正开始改变。例如，我遇到过一位项目被南方城市深圳的官员们拒绝的投资者，因为他想在那里建立的制革厂污染过重。我还参观过另一家工厂，由于当地百姓向地方政府请愿形成压力，这家工厂被迫将其污染最严重的业务迁移到城市的另一端。这种转变能否持久的关键将在于什么时候地方政府决定，经济增长的副作用构成足够严重的问题，导致他们必须更加一致地执行这些法规。

什么是处理中国工作条件及环境相关问题的最好办法？

维克托•O•莱德尼沃夫(Viktor O Ledenyov)，乌克兰

亚力山德拉•哈尼：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加强执行中国政府所制定的各项劳动法与环境法。中国出台了很好的、严格的环境与劳动法。但它在执行这些法律方面需要做得更好。沿着这个方向，下一步应该是增加劳动与环境方面政府监察员的数量——目前为止，这方面的人力根本不够。

与此同时，那些从中国购买产品的公司也应该思考如何与中国的工厂打交道，以及自己的商业行为是帮助还是妨碍了工作条件与环境的改善？我常常听到中国的工厂管理者表示，他们承受着极大的压价压力，因此不太可能在遵守所有劳动与环境法规的同时还能赚到钱。

作为消费者与投资者，我们可以向这些我们拥有股份和购买产品的公司提出更多的问题。消费者施加更大压力，要求了解商品产地和生产方式的信息，这些压力会很有效地迫使跨国公司更加深入地思考这些问题。

许多中国人日益感觉，西方媒体及政府迫切想要看到中国经济垮台，并愿意做任何推波助澜的事来看到这种情况。你认为西方对中国的报道，例如在产品安全问题上的报道，是公正和没有偏见的吗？

康纳•格里芬(Conor Griffin)，上海

亚力山德拉•哈尼：我也听过这种观点，显然是西方有些人对中国的崛起感到担忧。但作为英国《金融时报》驻华记者，我从未见到任何证据表明西方媒体的任何人想要中国经济垮台。而我也不认为西方政府愿意看到中国经济遇到麻烦，因为全球经济的相互依赖性已经很高。中国在当今全球经济体系中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不仅是因为它生产了如此多我们每天使用的商品，还在于它购买的美国国债，全球大宗商品市场，并且对于许多跨国公司来说，它还是关键的增长市场。

话虽如此，我确实从媒体界一些朋友那里听到批评：即国际上对中国产品安全问题的某些报道是过分炒作。重要的是要承认，对于那些案例中发生的问题，西方公司也要承担部分责任。

中国竞争优势的真实成本，是不是以服务业为基础的美国经济的衰退？如果中国工人仍然贫困，而美国工人更为贫困，那谁是赢家呢？

米歇尔•希马(Michel Xima)，法国

亚力山德拉•哈尼：我看这个问题的角度略有不同。我并不真的认为中美经济关系是一种“零和博弈”。即便是中国作为许多商品的生产商繁荣发展，但在创新、高科技领域，以及有利可图的品牌和营销方面，美国仍然更胜一筹。但我确实认为，随着就业机会迅速转移到其它国家的低成本地区，全球化必然带来真正而痛苦的调整。中国和美国都正在努力应对全球化带来的这些根本问题。

我有一种明确的印象：中国知道自己处于强势，因此它能够运用其经济与政治实力，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以自己人民的福祉、出口产品的质量和全球其它国家的利益为代价。伦敦与巴黎发生了一些与西藏问题和奥运会相关的抗议活动，你认为这会在某种程度上使得中国认识到他们面临声誉风险，必须加以处理吗？

曼尼•皮莱(Mani Pillai)，伦敦

亚力山德拉•哈尼：我认为从中国的角度来看待这些问题很重要。当中国向海外出口商品时，它不是在试图展示其实力，而是试图帮助其经济发展，提高自己人民的生活水平。依我看，质量问题反映了一系列因素：中国在执法方面有所欠缺，国际买家追求更低的价格和更快的交货时间，国际供应链的复杂程度，以及这些供应链内各种人希望尽可能地省钱。

单独来看，我肯定伦敦与巴黎的抗议活动已经让中国政府官员踌躇，看看他们如何回应会很有意思。

具有社会责任感的投资者怎样计入那些应被视为中国产品真实成本外部因素的价格（污染、碳排放等）？约瑟夫•巴斯拉利安(Joseph Basralian)，纽约

亚力山德拉•哈尼：我认为所有投资者——不仅是具有社会责任感的投资者——都应该向他们所投资的公司提出更多问题。应该更多地了解至今尚未完全计入的隐性环境与劳动成本，无论是他们正在使用的工厂的排放量，还是他们让供货商员工加班工作的时间。回答有关工厂条件的问题，提供了观察公司运营方式以及供应链中潜在隐性成本规模的极佳视角。而回答这些问题还带来一个好处，它可以促进上市公司提高其透明度。.

中国除了工资水平低得离谱以外，还对某些产品实行倾销，并对污染不加以法规约束，这使得公平竞争毫无可能。难道你不觉得，唯一能够保护针对廉价中国出口商品的保护措施的办法，就是施行进口关税，就像美国已经在做的那样吗？

罗伯托•卡斯蒂拉诺(Roberto Castellano)，萨尔索马焦雷，帕尔马，意大利

亚力山德拉•哈尼：对于其它国家而言，与一个没有充分执行其劳动及环境法律的国家竞争，确实很不容易。这我同意。但这也是现代供应链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公司愿意将订单转移到那些总体成本最低的国家，正如我们现在看到的中国南部地区成本上升的情况。如果一个国家对另一个商品更廉价的国家建立进口壁垒，公司将把其订单转移到第二廉价的国家。

在我看来，如果某个国家（例如美国或意大利）目的是保护与培植本国产业，那么进口关税似乎是短期内的解决办法。鉴于事实上总有另一个发展中国家在排队等着以低价来生产产品，不如创造性地思考一下，如何增强美国或意大利产业的竞争优势。

如果中国不再能凭借成本竞争，会发生什么情况呢？中国工人已使后进工业化国家工厂工人的就业前景降至零，他们今后是否会加入无法负担日益上升生活成本的全球城市无业贫困人口的队伍中？或者，是否总会有愿意接受全球最低工资的城市农民工供应？政府会不会运用盈余来提供帮助？国内增长是否将弥补需求缺口？

吉米•格雷尔(Jimmy Greer)，伦敦，英国

亚力山德拉•哈尼：这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因为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种情况已经在中国的南部发生了。在中国南方的广东省，由于人民币升值、原材料成本上升、工资不断上涨以及新劳动法等综合原因，数千家工厂即将关闭。

到目前为止，中国南方由于工厂关闭而下岗的工人似乎不难找到工作：中国的经济正以两位数的速度增长，到处有大量的工作机会。在目前，就像你所提到的，仍然有大量农民工到城市来找工作。

然而在未来，已在进行的人口结构变化将对中国工厂内部乃至中国整个经济中正在发生的事情产生巨大影响。由于1979年开始实施的独生子女政策，年轻工人的供应量正在放缓。在我为这本书进行调研的过程中，我遇到了许多20来岁的中国农民工，他们希望从工厂里出来做点别的事情。他们想要更高的工资、更好的待遇和更高的技能，而不只是混口饭吃。我认为，这批“Y一代”将塑造中国工人未来的前景

考虑到中国目前正设法增加农业产量，并且已经拥有2亿吨的粮食储量，我们可以预计它将进一步垄断粮食出口市场。如果是这样，西方要怎样做才能保证此类食品的安全？在此之前，比如说，近期在日本出现了与中国混有杀虫剂的饺子有关的食物中毒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