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千年的国际私法

穿越千年的国际私法

子非鱼

拉丁法谚云：有社会斯有法律，有法律斯有社会。与历史悠久的刑法、民法、诉讼法相比，国际私法，性质颇为独特。公法乎？私法乎？实体法还是程序法？国际法抑或国内法？答案出人意表：国际私法非公法，非私法；非实体法，亦非程序法；为自成一类的法律适用法，是具有国际性的国内法。

公元14世纪，意大利北部各城邦商业繁荣，民商事交往空前活跃，西方世界国际私法呱呱坠地，于焉诞生。此后，舞台大幕拉起，音乐响起，英雄辈出，你方唱罢我登场。

犹记得，16世纪法国学派、17世纪荷兰学派，各擅胜场。18世纪《法国民法典》纳入国际私法，开国际私法法典化先河，影响后世极深。19世纪英美学派不甘落后，力争迎头赶上。

20世纪后半叶，美国爆发轰轰烈烈的“冲突法革命”，挟超级大国之优势，高举“最密切联系原则”大旗，向全球扩张渗透，一路攻城略地，所向披靡。

对此茫茫百感多。台湾法学界曾有教授感慨：中华大地国际私法，立法适用落后西方一两百年，学说落后五六百年，能不悲乎？

是耶？非耶？穿越千年时光隧道，公元651年唐代《永徽律》分明规定：诸化外人，同类自相犯者，各依本俗法，异类相犯者，以法律论。足证古代中国，立法者解决涉外冲突，自信满满。秉承本国司法主权操之在我原则，同时又不失灵活性，允许合理适用外国法，关照异族风俗习惯。

唐代韦绚《刘宾客嘉话录》载：李约尝江行，与一商胡舟楫相次，商胡病，因邀与约相见，以二女托之，皆异色也。又遗一大珠……及胡商死，财宝数万，约皆籍送官，而以二女求配。李约高风亮节，胡商财物一介不取，全部登记送官。再由官府确认亲属身份，安排继承遗产。短短一则掌故，侧面反映唐代外商死后，财产继承的法定程序。

宋代每每法外施恩，扩大外国人亲属继承范围，延长继承时效。楼钥《攻媿集》记崇宪靖王轶事：真里富国大商死于城下，囊赍巨万，吏请没入，王曰：“远人不幸至此，忍因以为利乎？为具棺敛，属其徒护丧以归。”异国之君，有感而发：“吾国贵近亡没，尚籍其家。今见中国仁政，不胜感慕，遂除籍没之例矣。”古人仁政，传为佳话。

惜鸦片战争一役，三军尽墨。中国四面受敌，列强协力谋我，国势凋敝，无力回天。不平等条约层出不穷，治外法权大行其道。强国动辄援引领事裁判权，吾国独立自主法权尽丧。直到民国六年，北洋政府首颁《法律适用条例》，神州国际私法法典化曙光乍现。

民国年间，上海首富英籍犹太人哈同遗产案，喧腾一时。来自伊拉克的哈同，投资沪上房产发迹。富可敌国的他，财旺丁不旺，先后收养20名中外子女。哈同死后，围绕天文数字的遗产，各方对簿公堂。究竟依据犹太法、英国法、伊拉克法，还是中国法？官司从1931年打到1947年，缠讼经年。二战期间，治外法权相继废除。前期以英国法审理的本案，才转采中国法为准据法和解结案。

当下全球化时代，世界渐成地球村，人才、资金、商品、服务跨国流动频繁，无远弗届。国家经济交往、跨国民事活动司空见惯。中国人走出去，外国人来中国，双向交流比比皆是。衍生种种民事法律争议与纠纷，亟待解决。

无怪乎，各界强烈呼吁尽快制定一部汲取国际经验，体现中国气派的法律适用法。内容务求详明，因应而不穷。精神宜兼顾内外国情，确认外国人合法权益之中，注重本国人民利益之保护与公序良俗之维持。

新世纪伊始，我国国际私法立法陡然提速，历经八载春秋，新中国第一部完整系统的《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于2010年获得全国人大常委会高票通过。

齐湘泉教授亲身参与立法起草工作，积多年研究之心得，日前推出力作《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原理与精要》。从宏观与微观角度，对新法加以全方位诠释。举凡立法背景、一般规定、民事主体、涉外婚姻继承、涉外物权债权知识产权，无不如数家珍、娓娓道来。

作者大胆提出，汉武帝时代，远嫁乌孙国王的刘细君，不甘转继婚。天子颁诏：从其国俗。堂堂天朝上国公主，入乡随俗，此举无异承认乌孙国法属地效力，自愿限制汉律属人效力。一举突破中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源自唐朝的主流观点，足足提前700多年。理论探索的勇气，值得称许。

教授夫子自道，曾在法律起草过程中，力主确立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为主，辅以最密切联系原则的一段往事。立法者果然从善如流，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地位大幅提升，代表公权力尊重私权，反映立法理念重大变化，更标志法律适用法完成革命性重构。相较他国国际私法，法律适用法可谓初生牛犊不怕虎，大有后来居上之势。

来源：法治周末《法制日报》2011年3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