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革命领袖都是贵族中的激进派

为什么革命领袖大多为贵族中的激进派

[关键词]：基因革命领导叛逆领导力领袖人格

[内容摘要]：革命领袖大多为贵族中的激进派，这个观点存在很大的争议，但是却偏偏有如此多的现实依据，针对这个有争议性的神秘论题，我提出六个原因，分别为基因，家庭和父母的影响，青春期的叛逆，高自尊、高内控、专制主义，领袖人格、事业、情感突破的三位一体，改革型领导和交易型领导。

正文

打造法兰西帝国的“法国人的骄傲”拿破仑出生于科西嘉贵族，被尊称为“美国国父”的华盛顿出生在弗吉尼亚的一个大种植园奴隶主家庭，印度国父、“圣雄”甘地的父亲是印度一个土邦的首相，被誉为“全球总统”的南非黑人领袖曼德拉出生在一个大酋长家庭、曾被指定为酋长继承人，在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中自认“护国主”的克伦威尔出生在一个拥有一座大农庄的乡绅家庭，德意志“铁血宰相”俾斯麦出生于普鲁士一个大容克贵族世家，新中国开国领袖毛泽东的父亲是韶山数一数二的富农...以上这些世界各地的革命领袖们不论他们的革命方式有多大的差异，在早年的家境比较上出奇的相似---家境丰裕，多为当时社会的上流人士，甚至是贵族。

这不得不让我们惊讶！革命领袖的领导力及日后的成功跟他的家境到底有什么联系呢？

首先我们需要搞清楚两个定义：领袖、领导力。在《领袖的诞生》里是这么界定的：“领袖，应该界定为那种突破了集体构成中情感联系的束缚，通过他的人格和事业赢得人民群众接受和认可的领导人”[1]。在《领导学》中领导力被认为是“领导者和追随者之间的影响关系，双方从共同的目标出发，力图获得真正的变化和结果”[2]。相对于其他领域的领导者的领导力而言，革命领导更具有集体性，比其他类型的领导更依靠运动、党派和各种政治组织。因而需要独自界定。

下面我将从六个方面简要分析革命领袖出自贵族家庭的原因。

一、基因

“领导应该生来就具备一套遗传特征，这些天生的特征又会创造出新的原始材料，它又可用于后天培养领导的才能。如果毫无领导潜能，也就无所谓开发潜能”。[3]中国古代也曾有这么一句疑问，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而且在一战前，领导学研究都对特质论情有独钟。虽然后来被行为论、权变论取代，但是并不能因此说它完全错误。贵族家庭的生活宽裕，精神生活丰富，这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后代的基因发展。所以如果按照与穷人的比例来说，贵族的基因相对优秀，有一定的科学性。

既然我们关心的是最终达到领导最高点的这一过程，那么就需要关心可能成为这一过程的源泉的所有人类因素，必须考虑生理过程。它们是欲求和需要的起源，通常有助于命运的形成。“基因遗传开始了一系列生命机遇的开放和闭合---这些机制强大有力，足以直接影响性格的发展，不管文化、社会和政治的中介力量有多么强大。”[4]

二、家庭及其父母的影响

家庭是领导最初的发源地，父母是最初的领导

弗洛伊德认为：家庭作为社会权威的承担者，在抚养孩子的过程中是很重要的。贵族的家境使得领袖们小时候可以接受很好的教育，认识很多名人，能够跟上流社会相通，见多识广，对其洞察力和创造力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大部分革命领袖除了家境富裕外，还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父母双方必定有一方比较平和，另一方倾向于专制。父母双方的这种矛盾性格造就很多领袖们的复杂个性。根据弗洛伊德的

观点，大部分人生来就有俄狄浦斯情结，即男恋母女恋父。那么作为孩子，很容易找到一个模仿对象，或者父亲或者母亲，甚至两者兼而有之，但是他们的模仿是有选择的，是基于原始的、自发的欲求。从小就有的榜样力量，使得他们更容易比同龄人突出，因为他们的父母大多都是很优秀的人。例如，甘地从他父亲那里公正、忠心、坚强和宽容的品格；马丁路德金从他父亲那里学到了自尊自信，无畏无惧，敢作敢当；“俾斯麦的理性，他深入而不为情所动的睿智，都是母亲遗传给他的，但是他的脾气，他的性格，大概是他父亲那里得来的...他们不知不觉地史少年俾斯麦成为一个自傲自大的务实主义者，除非现实环境迫使他让步，他才肯向一个更高的权威让步”，当然这也为他以后的铁血政策埋下了伏笔。[5]

伯恩斯在《领导论》中也说，“领导的品质产生于这些模仿、选择、角色承担与共情的过程...领导能力来自于对他人的需要、角色和价值观念的理解，这样便出现了领导者和追随者之间的差别”。可见，一个人的领导行为从小时候就已经开始了，且很大程度受父母的影响。

三、青春期的叛逆

在青春期来临的时候，孩子往往表现出强烈的“执拗”，对父母表现出强烈的心理逆反，对自己则表现出标榜个性的强烈冲动。弗洛伊德认为，孩子被迫进行社会化，这种强迫会激发孩子用各种方式对权威进行反抗。儿童表面上顺从父母的愿望，暗地里却有着秘密的反抗，当他们发现父母其实和自己类似，都是通过努力从而掌控现实时，就开始了反叛。就像柏拉图在《理想国》里的古阿斯，一旦他们离开了领导者的视线，他们就会开始追求自己的目标，而这个目标往往与领导事先规定的方向背道而驰。

维克托. 沃尔夫斯坦在他的《革命人格》中发现，列宁、托洛夫斯基、甘地基本上属于弗洛伊德式的解释，即每个人都与自己的父亲有一种不同寻常的矛盾关系。“当年轻的本性与父亲的权威发生冲突时，个人极有可能响应职业的号召，革命性的活动是一个职业，使得他们得以克服内心的恐惧并有望解决它们...革命是带着与权威相左的冲突进入政治王国来摆脱恋母情结和矛盾心理的事业”。青春期的叛逆使得他们强烈要求消除权威，渴望与父母平等的了解现实。例如毛泽东“在以前与他父亲的冲突中学到的全部坚韧，都有助于他战胜他人...他增强决心，自己要独树一帜，过另一种生活”；[6]俾斯麦“按照自己的意思去节制一切，绝不容许有任何人在他之上...这个孩子生下来就觉得他的母亲是他的仇敌，讥笑他母亲是一个女腐儒，对他很不负责任”。[7]

四、高自尊、高内控、专制主义

出生贵族的孩子在跟人相处过程中会表现出那种与生俱来的骄傲，比出生贫寒的人有较高的自尊。伯纳德.巴斯在总结了大量的心理学研究后发现，具有高度自尊的人表现的“更喜欢去改变他人，去领导别人，而不是被他人所改变和乐意顺从他人”。很明显，在自信和自尊方面，贵族领导的程度要高于贫寒出生的领导。

研究发现，“两种性格特征对领导行为的影响深远，那就是内控观和专制主义，拥有这么两种性格特征的人，更愿意去影响别人，并且去争取领导地位”[8]贵族出生环境，家庭教育以及对仆人的管理等方方面面都表现出对内控甚至专制的复制，所以孩子对此从小耳濡目染，潜移默化的成为他性格的一部分。这也使得在与出生贫寒的领导者争取领导地位时，他们更具有主动性。

五、领袖人格、事业、情感突破的三位一体

各国领袖、采取不同方式革命的领袖虽然在人格上有一定差异，但是更多的是共同点，如坚韧、持久、睿智、沉着、高情商、对他人一般化的爱，具有反叛精神，能够接受革命的洗礼，具有全局观，渴望为国家和民族贡献自己的力量等。马克思.韦伯也曾经归纳过政治家应该有的人格结构：一是热情，政治热情，但绝非“不能生育的亢奋”；二是冷静的判断力，“对人对事都要保持距离感，这种距离感是献身于自己的事业、始终清晰地地盯着自己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