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诗人阿赫玛托娃刍议

俄罗斯诗人阿赫玛托娃刍议
阿赫玛托娃·安娜·安德烈耶夫娜是苏联俄罗斯女诗人。

一提起“安娜·阿赫玛托娃”这个名字不能不让人立刻想起冠在这个“最适合人的嘴巴和耳朵的名字”之前的修饰语：“俄罗斯诗歌的月亮”、“20世纪俄罗斯的萨福和莫扎特”、阿克梅派杰出的代表人物等等这样耀眼的光环。

阿赫玛托娃以自身的天赋使自己同时代的人坚信她必将成为而且已经成为一代诗人。

她用丰富而又细腻的笔触“为自己建立了一座非人工的纪念碑”。

她以自己独特的声音唱出了女性的内心情怀，揭开了世界女性主义文学的新篇章。

标签：俄罗斯诗人；阿克梅派；女性主义文学
一、文学界对阿赫玛托娃的高度评价
阿赫玛托娃是俄罗斯文学史上著名的女诗人之一，被誉为“俄罗斯诗歌的月亮”。

她和前夫古米廖夫同是阿克梅派的杰出代表。

她的诗善于捕捉情感震颤、灵魂律动和心流涟漪，因而被诗评家称为“打开了一颗与其说是极其柔软，倒不如说是刚强的，与其说是爱流泪，倒不如说是残酷的抒情的心灵。

”在她之前俄罗斯从来没有人这样写过。

她的诗可以与萨福的作品及莫扎特的音乐相媲美。

二、阿赫玛托娃的简要生平
阿赫玛托娃是一位海军机械工程师的女儿。

1889年6月11日出生在敖德萨近郊，大部分童年时代在彼得堡近郊的“皇村”度过。

她11岁时写了第一首诗。

当爸爸得知女儿写诗时很不高兴，不许她用父亲的姓(戈连科)发表任何作品，于是她就取了阿赫玛托娃这个笔名。

从此，阿赫玛托娃成了俄罗斯和世界文学史上一个响当当的名字。

人们反而忘记了她的真名阿尼亚·戈连科。

1912年春天，一本署名安娜·阿赫玛托娃的诗集《黄昏》在俄罗斯出版了。

诗集一出版，阿赫玛托娃立刻引起了诗坛的关注，《黄昏》诗集在读者中获得了极大的共鸣。

1914年3月，阿赫玛托娃的第二本诗集《念珠》出版。

1917年9月，第三本诗集《白色的群鸟》出版。

三本诗集出版后，阿赫玛托娃已经跻身于俄罗斯一流诗人行列。

十月革命前后，阿赫玛托娃的思想经历了复杂的转变过程。

但她仍然勤奋地进行诗歌创作。

1921年出版了诗集《车前草》，1922年《耶稣纪元》问世。

从20世纪20年代中期开始，阿赫玛托娃的诗被禁止发表和出版，她本人也被禁止出入公众场合，因为她无论走到哪儿，人们都会不由自主地站起来。

于是她用了10多年时间认真研究圣彼得堡的古建筑及普希金的生平和创作。

20世纪30年代中期后，阿赫玛托娃再次投入了诗歌创作。

卫国战争期间及卫国战争之后，她的诗歌创作进入了新的活跃时期。

不料，1946年8月，她又一次受到了批判。

直到1952年，才逐渐恢复名誉。

历经磨难，诗人变得越加聪明，更加成熟。

1966年，阿赫玛托娃逝世。

而直到1987年，她的《安魂曲》才全文发表。

三、阿赫玛托娃诗歌的特点及创作道路
女诗人的传奇一生充满悲剧色彩。

她成名于十月革命前，初期以写抒情诗驰名。

作品细腻动人地揭示了女性的感情世界和内心秘密，尤其深受青年读者的衷心喜爱。

人们把她同古希腊著名女诗人萨福相媲美，称她为“俄罗斯的萨福”。

早在上个世纪20年代，她的诗已引起我国诗人的注意，郭沫若曾将她的两首抒情诗译成中文，并给予极高评价：“她的著作表现着这位天才的抒情诗人之古典的清澈意味与其沉着的用词。

她的疏淡的韵文很喜欢用颠倒的简语。

革命并没有威骇了她，依然在苏维埃共和国度过她的生活。

”
年轻的阿赫玛托娃的名字是与阿克梅派联系在一起的。

阿克梅派开始成为一个流派，是在1910年前后。

把外部事物与内心感情紧密结合起来的表现手法是阿赫玛托娃对阿克梅派艺术的创新。

她的诗言简意赅，表达准确，散文般的诗歌语言无以伦比，不可替代。

她的诗大多为12至16行，虽然言辞不多，但每一首诗都有前因后果，讲述了一个完整的故事。

阿赫玛托娃确立了俄国抒情诗的短小形式。

1910年，阿赫玛托娃嫁给古米廖夫。

对后者而言，安娜是缪斯、普绪克、海洋女神、美人鱼、月亮女郎、夏娃、酋长的女儿，几乎有整整十年时间，阿赫玛托娃在他的创作和生活中一直占据了最重要的位置。

不过，两位天才诗人的共同生活似乎并不像常人以为的那样幸福，他们各自强烈的个性往往会给对方造成伤害。

这种受挫的情绪在阿赫玛托娃早期的抒情诗中已经初露端倪：“时而像蛇一样蜷缩一团，在心灵深处施展巫术；时而整天像一只鸽子，在白色的窗前咕咕絮语。

……总是那么固执、那么诡秘地挪走人的快乐、挪走安宁。

”这也是早期阿赫玛托娃诗歌的特色，描述微妙的伤感情绪的她具备女性特有的天分，似乎能在文字中捕捉流动的声响。

1912年，阿赫玛托娃的第一部诗集《黄昏》出版，获得了评论界良好的反应。

批评家维诺格拉多夫的评论是，“诗人仿佛在镜子中观察内心状态的外在表现”。

两年后，她的第二本诗集《念珠》出版，奠定了她在二十世纪俄语诗坛上的重要地位。

十月革命前后，该诗集曾重印过八次，可见其受欢迎的程度。

1913年，彼得堡开设了一家专为流浪艺术家和诗人提供活动场所的酒吧——“野狗俱乐部”。

阿赫玛托娃是这家酒吧的常客，她的不少诗歌都是在这里首先朗诵，然后广泛传播出去。

她在一首诗中对此有所描述：“这里，我们全是酒鬼和荡妇，/我们在一起多么郁闷！/连壁画上的鲜花和小鸟/也在思念流动的彩云。

……/啊，我的心多么忧伤！/莫非在等待死期的来临？/那个如今正在跳舞的女人，/她命中注定要下地狱。

”
阿赫玛托娃毕生都在创作诗歌。

无论她处于什么样的环境中，是在大清洗年代，还是在战争期间，她都与时代同呼吸共命运。

1940年后，阿赫玛托娃的抒情诗有了“道路感”，诗境开阔，思想尖锐。

现在，国际社会研究的热点主要放在了她的长诗《无主人公的歌》和《安魂曲》上。

阿赫玛托娃在《我的简历》中说，诗歌连结着时代。

这两首长诗是时代的产物。

有人这样评价她的长诗：《安魂曲》是一部真正具有人民性的作品。

她采用了民间哀歌的形式，表达了在大清洗中成千上万人的巨大悲恸。

俄罗斯著名评论家符·维·阿格诺索夫在评价她的长诗时
说，阿赫玛托娃的诗是自己时代的声音，她用自己的诗反映出俄罗斯的灾难。

1946年8月14日，联共(布)中央下达了一个特别决议：取缔《列宁格勒》杂志，并撤换《星》杂志的全部编辑人员。

这两份杂志的罪咎之一就是，他们“为阿赫玛托娃空洞的和不问政治的诗歌提供篇幅”。

随后，中央政治局委员日丹诺夫两次在大会上作报告，他恶狠狠地宣布：女诗人阿赫玛托娃，是一个把淫秽和祈祷混合在一起的“半修女、半荡妇”，她那些诗歌——日丹诺夫直截了当地说：“是一堆破烂货”。

日丹诺夫的话就是代表“最高指示”的。

同年的9月4日，阿赫玛托娃(还有左琴科)被开除出苏联作家协会，从此再也不准发表一行文字，并且从此开始了她更为苦难的生涯。

阿赫玛托娃与苦难的渊源并不是从1946年开始的，还可以追索得更远。

她的第一个丈夫、著名阿克梅派诗人尼古拉·古米廖夫，于1921年因反革命的罪名被秘密警察镇压。

1936年，她的儿子列夫·古米廖夫，还有她后来的丈夫、艺术史家普宁都被关进了监狱。

儿子在20年中3次入狱，1956年被释放；普宁过了17年的监禁和流放生活，1953年死于狱中。

1946年对阿赫玛托娃的裁决并没有充足的理由。

这不过是新政权意识形态控制中的一次淫威表演，更直接地说，就是日丹诺夫不爱看到阿赫玛托娃这类人的名字。

尽管阿赫玛托娃1918年就与古米廖夫离了婚，但在当局的眼里，她永远是古米廖夫、一个被处决的布尔什维科的敌人的遗孀。

对此只能这样解释：由于上面所列举的那些残酷事实，新的国家政权便将自己“以牙还牙、以眼还眼”的暴力逻辑用到了诗人阿赫玛托娃身上，认为阿赫玛托娃会把因丈夫和儿子的死而产生的仇视他们的心情，写进了自己的诗歌中。

日丹诺夫明确地说：在阿赫玛托娃的诗歌中，除了报复以外，什么也没有。

阿赫玛托娃写于儿子被关在集中营期间的长诗《安魂曲》，看上去，的确带有自传色彩：一个妇人的儿子被捕了。

她带着为儿子准备的包裹等候在监狱的大墙下。

她到处探听儿子的命运。

但是，阿赫玛托娃无疑不是在仅仅写自己的儿子，而是写给所有受伤母亲的，东方和西方的，白人和黑人，过去的和现在的，苏联的和中国的。

并说“我无时无刻，不论何地都要将她们回忆，在新的劫难里，我也决不忘记。

”
我知悉一张张脸怎样凋谢，
眼睑下流露出凄楚惊恐的目光，
苦难怎样将粗粝的楔形文字，
一页页刻上面颊，
一绺绺乌黑的浅灰的鬈发，
霎时间怎样变成一片银白，
微笑怎样从谦和的嘴角边枯萎，
恐惧在干涩的轻笑里颤栗。

我不仅是为我一个人祈祷，
而是为了所有和我站在一起的人们，
无论是酷烈的寒冬，还是七月的热浪，
我扑倒在瞎了眼的红墙下。

(《安魂曲》，楼肇明译)
在普遍的苦难、恐惧、伤害面前，诗歌又有什么用呢？阿赫玛托娃说她要用不幸的话语，为曾经和正在受苦难的人们“编织一块巨大的遮羞布”。

用心去聆听她的声音吧！那是安娜在用永恒的竖琴为亡灵弹奏。

从她那被掐断的歌喉里哼唱出来的“安魂曲”，不但安放了诗人自己那颗不安的灵魂，更安放了众多孤苦无告的母亲们的灵魂。

《安魂曲》是一部无与伦比的史诗，更是一曲黑暗岁月里的悲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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