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四十年代中国文化
论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文学研究
来源：热点论文 [ 2009-3-29 15:16:27 ] 作者：杨扬 编辑：论文 寅恪从史学的角度对唐代诗歌、小说的研究、闻一多的唐诗研究、朱自清对“言志”、“载道”说的历史梳理、郭绍虞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夏承焘的唐宋词研究、刘大杰的中国文学发展史、钱锺书的古典诗文鉴赏，的确都是堪称典范的专家研究。因此，回顾20世纪30、40年代中国文学研究的历史进展，应该首先注意到学术研究队伍的构成、变化以及带给一个时代文学研究的影响。
二、30、40年代的学术研究机构
大学和现代学术研究机构的出现，是20世纪中国学术发展史上最重要的文化现象，它们对学术研究的影响是全面的，也就是说没有一种学术研究可以摆脱大学和重要的学术研究机构的影响而单独存在，中国文学研究自然也不例外。而中国现代学术机构首先当推北京大学。虽然北京大学是在蔡元培手里完成现代转型的，但在20年代前期，北大曾一度陷于困境。那些“五四”时期的文化风云人物，差不多都离开了。1920年陈独秀逃离北京到上海，从此走上了职业革命家的道路。1927年4月，李大钊被害。同年，刚从日本回国的胡适被迫滞留上海，随后几年在沪上靠教书撰稿为生。(注：1928年1月22日，丁文江函告胡适不要回北京，因天津当局审判并杀害高仁山，判词中牵涉到胡适。1929年9月4日，胡适复信周作人，说：“我此时不想到北京来，有几层原因，一是怕搬穷……二是因为二年以来住惯了物质设备较高的上海，回看北京的尘土有点畏惧……三是党部有人攻击我，我不愿连累北大做反革命的逋逃菽。”参见《胡适往来书信集》(上)，P459，P543～544，中华书局，1983。)经济上北洋政府忙于军阀混战，克扣教育经费，教师的薪水长期拖延不发，以至北京高校爆发教师集体向政府索薪的风潮。可以说，在北伐结束之前，中国的政局一直动荡不定，学术结构的建设也处于停顿状态。一些学人自发组织的学术团体，虽然对当时的学术起到推进作用，但无论规模还是社会影响，都还是有限的，更不要说研究基金的资助了。直到北伐结束，20年代后期，这种状况才有所好转。1930年11月，胡适重新回到北京大学，1931年1月，蒋梦麟执掌北大校长，聘任胡适为文学院院长兼中文系主任。随后，聘任大批留学人员到北大任教，并颁布《国立北京大学学则》。蒋梦麟有美国留学背景，思想上倾向教授治校和学术自由。早在20年代初发表的《北大之精神》中，他就倡导“大肚包容的精神”和“思想自由的精神”。这种思想可以说一直贯穿在他治
理北大的活动中。正是由于他的支持，胡适才得以在30年代的北京大学全面实施自己的学术计划。(注：陶希圣曾说：“北京大学居北平国立八校之首，蒋梦麟校长之镇定与胡适院长之智慧，二者相并，使北大发挥其领导作用。”“校务会议不过讨论一般校务。”“国立各大学之间另有聚餐在骑河楼清华同学会会所内随时举行，有梦麟北大校长，梅月涵(贻琦)清华校长，适之及枚荪两院长……清华会餐席上，适之先生是其间的中心，梦麟是决定一切之人。北大6年的安定，乃至国立八校6年的延续，没有梦麟与适之的存在与活动，是想象不到的。”转引自耿云志编《胡适评传》，P227～228，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到抗日战争爆发为止，整个30年代的前6年，在胡适的学术生涯中，可以说是继“五四”之后最为重要的时期，这一时期不仅确定了他几乎一生的研究领域，也就是说，凡是胡适在未来年代中想要研究的学术问题，在30年代前6年基本都涉及了。诸如中古思想史研究、文学史研究、《水经注》研究、清代重要思想人物研究等等。在文学研究上，他虽然没有像研究思想史那样全身心地投入，但对孙楷第的中国小说研究的提携和推荐，对郑振铎、陈寅恪《西游记》小说研究成果的关注，都是30年代文学研究中值得注意的。而且，像胡适这样身处学术主流中心位置的重要人物，他的推荐、介绍，往往会使某种研究和研究者较为顺利地获得学术上的发展。如傅斯年、朱光潜等进入北大就得力于他。傅斯年之所以在1926年回国后很快获得中山大学教授的聘书并兼任中文、历史两系主任之职，后又担任语言历史研究所筹备主任，表面上看，是朱家骅的推荐，其实真正起作用的还是傅斯年与胡适的关系。如果不是傅斯年与胡适的关系密切，思想投合，傅斯年是不可能这样容易就获得中山大学等学术机构的重要位置，更不用说后来担任中央研究院史语所所长之职了。同样，朱光潜1933年回国，当时国内学术界了解他的人并不多，他之所以能够被聘为北京大学教授，也得力于胡适。(注：据朱光潜说：是他的同学徐中舒将朱光潜的《诗论》讲稿交胡适阅读后，胡适聘任朱为北京大学教授。而且，后来筹备《文学杂志》，因朱光潜不像胡适等招人耳目，就由朱担任主编。参见《作者自传》，收入《朱光潜美学文集》第1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其他，像朱自清担任清华大学教授、周作人担任燕京大学教授，直接间接都与胡适有关。所以，所谓北京大学的影响实际上是体现了包括胡适在内的一些重要学术人物的学术计划在30年代开始全面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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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北大并峙的另一学术机构是清华大学。清华大学原为留美预备学校，主要以培训英语为主，直至1928年才确定为大学。首任校长是罗家伦。罗家伦为“五四”时期北大的学生领袖和“新潮”社的骨干，后留学欧美，与胡适是师生关系，与傅斯年、俞平伯、顾颉刚、毛子水等同为“新潮”社的战友。这样的成长经历使他很容易对“学术独立”等自由主义教育思想产生共鸣。所以，他在清华大学校长就职演说中明确提出新清华的生命在于“学术独立”(注：罗家伦在《学术独立与新清华》的演讲中说：“国民革命的目的是要为中国在国际间求独立自由平等。要国家在国家间有独立自由平等的地位，必须中国的学术在国际间也有独立自由平等的地位。把美国庚款兴办的清华学校正式改为国立清华大学，正是这个深意。我今天在就职宣誓的誓词中，特别提出学术独立四个字，也正是认清这个深意。”参见《清华大学校史资料》第2卷(上)，P199，清华大学出版社，1991。)。罗家伦后，清华校长几易人选。1931年12月，梅贻琦出任清华校长，由此开始了他长达17年的执掌期，也由此拉开了清华大学人文学科最辉煌的建设序幕。梅贻琦是早期清华培养的留美学生，有较长的国内国外的教育管理经验，同时，他的不少同学、朋友多为著名学者。所以，“学术独立”的思想自然而然在他的治校计划中保持并发扬光大。(注：参见梅贻琦的清华大学校长就职演说，收入刘述礼、黄延复编《梅贻琦教育论著选》，P9～11，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从文学研究的角度看，清华大学人文学者的研究中兴，得力于梅贻琦校长。清华大学不仅拥有像陈寅恪、闻一多、朱自清这样大师级的学者，更值得注意的是它培养出了像钱锺书这样的学术大师以及一大批著名的人文学者。这种人文研究的鼎盛气象，是20世纪中国学术史上的奇观。清华的治学风格，与北大有相同的地方，但也有差别。这就是清华的人文学者注重材料功夫，强调史料的挖掘和发现。对于新理论、新方法，力求通过具体问题的
新方法、新理论的需要来裁断材料。清华的人文学者从梁启超、王国维时期开始，就强调对原始材料的阅读和发掘，在有所心得和材料积累的基础上，再借助新的理论手段解决研究中遇到的方法问题。这种治学特点，在随后的闻一多、朱自清等清华学人身上得到继承。如闻一多研究唐诗，他首先是从诗人的生平考证和文本校勘开始，然后转入文学鉴赏；而他研究中国文学史，也是首先从上古文本的字句含义的把握开始，从训诂入手，搞懂字句的确切意思后，再来
把握整个文本的思想艺术特征。如他对《诗经》的训诂解读、对《楚辞》的校读，对《周易》爻辞的文字比较，具有非常扎实的研究功底。从20年代中期开始至40年代中期，闻一多对中国文学史各阶段的重要文献作了深入的研究，对中国文学史基本上有了一个清晰的思想轮廓，由此他准备撰写《中国文学史》，并且先期完成了《四千年文学大势鸟瞰》(注：《四千年文学大势鸟瞰》收入《闻一多全集》第10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闻一多因为遇刺而最终没能完成《中国文学史》，但从已有的研究看，不难见出他的研究路径和研究方法。其他如陈寅恪先生对唐代诗歌和小说的研究、朱自清在《诗言志辨》中对“言志”、“载道”的辨析与梳理等，可以说都体现了重材料和在具体研究中贯穿新方法的研究特点。(注：参见陈寅恪《元白诗笺证史讲义》、《韩愈与唐代小说》，收入《陈寅恪集·讲义及杂稿》，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朱自清的《诗言志辨》，收入《朱自清全集》第6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90。)这种文学研究与胡适所代表的北大学人的研究相比较，显然学术积累过程要长得多。胡适的《白话文学史》写作时间不过一年，而闻一多、朱自清，甚至包括浦江清等学者穷毕生之精力，最后还是没有完成文学史的撰写工作。且不说学术上谁的成果更见功力，但就维持这种研究的学术成本和经济成本看，假如没有强大而厚实的研究机构的帮助，像清华的人文学者的这种研究简直是难以维持的。事实上，从已出版的一些现代学者如梅贻琦、胡适、朱自清、吴宓、浦江清的日记所反映的情况看，大学体制(包括清华规定的学术休假)的确帮助了这些学者潜心研究学问。
北大、清华之外，其他散布各地的大学，特别是一些国立大学，如武汉大学、中央大学、中山大学等，对各地的学术研究都起到了稳定和推进作用。事实上，被今天视为经典性的30年代文学研究论著，许多是大学的讲稿或由讲稿修订而成，其作者则多半在大学任教。这一现象，构成了20世纪中国学术史最基本的特征。反过来讲，这一文化现象说明，离开大学和现代学术研究机构来研究20世纪学术史(包括文学研究的进程)，对影响学术史至关重要的一些问题的阐释，就会缺乏说服力。譬如，为什么30、40年代文学研究的重要成果一般都是以史见长，如小说史研究、批评史研究、文学史研究等。这种研究格式大概与大学教学以史为线的系统讲授方式有某种联系。再譬如一些学者的研究之间表面上看似乎没有关系，但假如将各种研究深入对比的话，就会发现研究者之间在大
学、研究机构中任职，就近交流，往往会相互影响。如30、40年代清华学者注重材料阅读、体验的治学风格，实际上与20年代梁启超、王国维开创的学风有关，而30年代像陈寅恪、闻一多、朱自清等继续这种学风，使得清华培养的学生以及相关的学者都沾染上这种研究风气。因此，研究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的沿革及源流，应该看到大学和学术机构对一个时期学术研究的整体影响作用。
三、30、40年代中国文学研究
就具体的研究而言，30、40年代中国文学研究整体上是朝系统化、专业化的方向发展。许多后来被当做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的专业方向，如文学史、小说史、文学批评史、新文学史、戏曲史、俗文学史、晚清小说史、词学研究等等，大都在这一时期，确立起自己在文学研究中的学术地位。有些专业的研究，尽管起步比较早，如中国文学史研究、小说史研究、戏曲史研究、唐诗研究、楚辞研究等，但其中较为成熟的研究和各大学中文系作为专业课程普遍开设，大概是在30、40年代。而且，这种研究的成熟与其在大学中文系的专业课程地位的确立是相互依存的。一方面，研究的发展使得某种专题研究上升到一种专业知识的水平，成为从事文学研究的学者必须具备的常识。如小说史、文学批评史在以往的大学教学中是根本没有的，就是一般研究文学的人也不觉得缺乏小说史、批评史方面的知识是一种职业缺憾。但到了20世纪30、40年代，一个研究中国文学的学者，假如还是不了解中国小说史、批评史，在文学研究中不涉及这方面的知识，一定无法适应当时文学研究的发展需要，将被现代学术所淘汰。最典型的例子便是钱基博的《现代中国文学史》。钱本人是以中国传统的诗文为文学正宗的，所以在他的《现代中国文学史》中一开始不论康、梁，也不讲陈独秀、胡适，辟首便是“方民国之肇造也，一时言文章老宿者，首推湘谭王ｋǎｉ@①运云”。即便如此，钱基博在书中论及具体的文学史现象和作家作品时，也不得不涉及到传统诗文之外的文体类型。如，书中不仅设立了“曲”这一章节，而且还有“新文学”这一编。在“新文学”一编中，专设一章谈“白话文”，其中涉及到周树人(鲁迅)的小说翻译和小说创作。(注：钱基博认为，“有摹仿欧文而谥之曰欧化的国语文学者，始倡于周树人之译西洋小说”，“而树人著小说，工为写实，每于琐细见精神，读之者哭笑不得”。参见刘梦溪主编《中国现代学术经典·钱基博卷》，P556，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这说明小说不仅成为文学史编撰体例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而且对小说的
文学史评价必须建立在小说研究的基本常识的基础上。如果还是以传统诗文的标准来衡量和要求小说，并缺乏小说研究的常识的话，就会像钱基博在《现代中国文学史》中评价鲁迅小说时所表现出的那种因对研究对象缺乏了解而产生的研究隔膜。从现代学科的分类角度来审视这一时期的文学研究，我们会注意到，在传统的古典文学研究方面，还是延续了20年代“整理国故”的思路，即用现代的学术眼光重新审视和估价中国古典文学的学术价值。所以，差不多所有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者，在自己的研究中都体现出对传统文学的批判态度。从郑振铎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自序》、郭绍虞的《中国文学批评史·总论》、林庚的《中国文学史·自序》和朱自清先生评郭绍虞、罗根泽、朱东润三人的批评史所体现的研究思想和研究态度看，受五四新文化影响而强调批判吸收传统文化的研究思路几乎是一致的。最极端的如闻一多先生，他从20年代后期开始至40年代中期，差不多花了整整十年的时间潜心中国文学史研究，而在回顾自己的这种钻“故纸堆”的研究经历时，闻一多说：“经过十余年故纸堆中的生活，我有了把握，看清了我们这民族，这文化的病症，我敢于开药方了。”(注：1943年11月25日闻一多致臧克家的信，收入《闻一多全集·书信》(12卷)，P380，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换句话说，他研究中国文学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揭示中国传统文化的病症。当然，在涉及具体的文学研究问题时，30、40年代的研究者较之以往的学者更加理性，他们基本上跳出了“信古”和“疑古”、“文言”和“白话”、“死文学”和“活文学”这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