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林语堂的女性崇拜思想

论林语堂的女性崇拜思想关键词：林语堂、女性崇拜思想、文学

所属专业：文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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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小九

2014-12-8

论林语堂的女性崇拜思想

中国新文化、新文学的最大功绩之一即是发现了“人”，尤其是发现了“女性”。“是否关注和如何关注女性”成为衡定现代人优劣高下的试金石。周作人说过，“鄙人读中国男子所为文，欲知其见识高下，有一捷法，即看其对佛法以及女人如何说法，即已了解无遁形矣”。〔1 〕那么，作为中国现代著名作家的林语堂是否关注和如何关注女性呢？对此，学术界未能给以充分的注意。事实上，林语堂不仅尽其一生关注女性，而且有着独特的女性观念，即女性崇拜思想。通过对林语堂女性崇拜思想的详细解读，我们既可理解林语堂对“女性解放”的独特贡献；又可充分认识林语堂的思想、文化选择与审美趣味；还可获得关于女性未来发展趋向的某些启迪。

一、迷人的女性世界

林语堂曾自信地说：“我有雄心让我的小说留传后世”。〔2〕确实，林语堂的小说有许多富有价值的内容。而女性形象即是其一。

首先，林语堂笔下的女性形象性格具有稳定的内涵，没有明显的阶级性和意识形态色彩，这与许多中国现代作家塑造的女性形象是不一样的。林语堂曾提出危言耸听的女性观，“人们对中国人的生活了解越多，越会发现所谓的妇女的压迫是西方人的看法，似乎并不是仔细研究观察中国人生活之后得出的结论。这个批评肯定不适用于中国的母亲这个家庭的最高主宰”。〔3〕这里，林语堂否认中国历史上女性所受的压迫，充分显现政治观的保守和意识形态的迟钝。但另一面，由于中国历史上女性受压迫的非绝对性，也由于文学审视视角和方式的独特性，林语堂塑造的女性形象就别有意义。《京华烟云》塑造了很多女性形象，她们有着母女、姐妹、妯娌、主仆等多种关系。其中除了姚太太与银屏的矛盾外，女性间多是和平相处，没有阶级斗争的残酷，主仆间也不是壁垒森严，而是较为平等。姚太太与银屏也不象许多现代作家笔下的主仆间有着强烈的阶级意识冲突，而更多的却是女人间的争夺战。就木兰形象而言，她虽是富家女，但丝毫没有剥削阶级的骄奢淫逸、颐指气使，而是和气、温柔、善良、勤劳、质朴。显然，林语堂注重的是发掘女性共同的“人性”光辉。《红牡丹》塑造了光绪年间的女性红牡丹。作者没有赋予牡丹多少阶级内容，只是注重挖掘她与人类相通的人性内容，即对爱情、自由、人性、个性的追求。译者曾言：“本书写寡妇牡丹，纯系自然主义之写法，性的冲动，情之需要，皆人性之本能，不当以违背道德而强行压抑之，本书主题似乎即在于是”。〔4 〕还有《风声鹤唳》中的丹妮，《朱门》中的柔安，《赖柏英》中的赖柏英，作者

的立足点均在于此。另外，与许多中国现代作家强调女性性格、个性等的发展性、变动性不同，林语堂不注重“成长性”或“衰败性”的把握，而喜爱写女性的“常性”、“稳定性”，她们自始自终保持美好的“人性”不受污染，并把对爱情、自由、个性与美好的追求作为自己人生的目的和价值意义之所在。

与忽略女性形象的阶级意识和意识形态相关，林语堂笔下的女性形象往往没有祥林嫂、蘩漪、金子、曾树生、翠凤、曹七巧等的“沉重感”和“悲剧性”，而有着轻灵潇洒、明秀高雅的特征。一是表现女性天姿灵秀的外貌，塑造她们天成的丽质风姿。林语堂描绘了木兰有着巧夺天工的美貌后感叹说：“造物自然赋予她如此的完美，奈何！奈何！”〔5〕当然，林语堂并不是把女性当成“尤物”来鉴赏、玩味，而是用貌美表达女性的自然天成，赞叹女性是上苍自然育化的“精华”。二是表现女性的精神境界，写她们精神世界的超凡脱俗。三是表达女性的“乐天知命”、“心安理得”的处世态度与生活原则。林语堂笔下的女性决非甘作封建专制的奴隶而任凭他人摆布，她们有着个性解放的色彩。然而，她们又不是一味“抗争”，而是表现出某些容忍与顺从。比如木兰，她明知自己更爱立夫，但别人为她安排好与荪亚的婚事，她也并不反对。因为她知道她嫁给荪亚，“没有梦绕魂牵，只是正常青年男女以身相许，互相敬重，做将来生活上的伴侣，只是这么一种自然的情况。只要双方正常健康，其余就是顺乎自然而已矣。”〔6〕表面理解容易得出结论说，木兰个性脆弱，思想保守，缺乏妇女解放意识，其实，木兰是老庄思想的崇信者，她相信“天命”、“运数”、“缘份”、“不争”和“顺性任情”。这里重要的是木兰对“逆境”采取的达观与超然态度。当然，这也是林语堂的女性观。他说过：“潇洒”应该“先从女人说起，可以一直说到文学作风，一贯而下。”〔7 〕林语堂笔下的女性虽也历经苦难，但其内心却洗净了沉重与悲哀。她们是以精神的丰赡与高尚，心灵的灵动与透彻，气度的潇洒与飘逸为特色的。

林语堂的女性形象还有着丰富而细腻的内心世界，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神奇，二是细腻。滨田正秀说：“女性，对男子而言，永远是一个不可捉摸的充满矛盾的神秘境地。”〔8 〕林语堂也说：“我最喜欢同女人讲话，她们真有意思，常使我想起拜伦的名句：‘人是奇怪的东西，女人是更奇怪的东西’。”〔9 〕丹妮对博雅与老彭的感情是难以一言以蔽之的。开始她对博雅芳心相属，但她做梦也没想到后来竟爱上博雅的挚友，即她的父辈老彭。可见她感情之神妙难测。在爱情上，最能表现矛盾心理的是红牡丹。她对金竹、孟嘉、南涛、德年都曾付出纯洁的爱，从而打破了“爱是绝对专一无私”的神话，反映了“爱”的丰富、复杂与微妙性质。另外，林语堂小说还展示了女性的潜意识心理，从而丰富了女性的心理世界。以《红牡丹》为例。小说开始不久即叙述牡丹对孟嘉的关切之情。那时，丈夫刚刚病死，牡丹拿出她保存的三卷《孟嘉文集》，当别人提及孟嘉，“牡丹的脸上立刻亮起来。”〔10〕她还记得十一岁时，身为翰林的孟嘉回家省亲，曾“一双手摸着她的前额，说她‘漂亮，聪明’。这么两个赞美之词，对她的小姐时代便有无限的影响。现在她往事的记忆，往日的印象，声音，和家里花园

的一棵特别的树，在忘记了好久之后，又浮现在心头。”〔11〕显然，这是作者对牡丹潜意识的深刻剖析。林语堂还注重表现女性性爱意识的纤细、敏锐，尤其是性意识萌动、发展过程，而且描写得优美无邪，这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是少见的。就如同有的论者说的：“无论沈从文还是巴金，都不曾深入于少女意识深层，如此逼真地描写她们性意识的萌动。她们无不乐于玩赏少女的天真情态，理想化以至‘圣洁化’中有十足的男性趣味。”〔12〕

总之，林语堂比较偏爱女性，并塑造了一个与众不同的女性形象系列，这是中国现代文学的一次重大收获，从中也反映了林语堂对女性视角的热爱与执著。

二、女性的话语本文

分析林语堂笔下女性形象的独特性固然必要，要探讨其审视女性的独特角度更为重要。在林语堂看来，“女性”与“男性”处于怎样的关系中，作为“男性”作家林语堂是怎样展示“女性”的，林语堂关于女性问题的理论支点是什么？

中国古代爱情文学模式是“一男多女”结构。鲁迅曾说过，《平山冷燕》、《玉娇梨》、《好逑传》等书，都是那种“一个以上佳人共爱才子”的模式。〔13〕林语堂与其他中国现代作家一起突破了这一模式。不同的是他又走向“一女多男”的模式。木兰、丹妮、红牡丹、武则天都属“一女多男”模式的主角。这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是少见的。另外，林语堂的男女两性关系的文学描述往往是：女性占据主导地位，具有进攻性，女性是行为与动作的发动者、操纵者，是“主语”，而男性则是受控者，是“宾语”；在婚恋的结果上，女性多是成功者、胜利者，而男性多是失败者；面对爱情悲剧，女性也总是比男性更具承受力。虽然木兰、牡丹、赖柏英、丹妮都对爱情炽烈如火，可一旦不能如愿，她们却比男性镇定自若、从容达观、安天乐命，从中表明其主体性和自我价值意义的确立。西蒙·波娃说过，女性“只有拒绝爱情时，她才能避免依附别人。”〔14〕在才智与力量上，林语堂也表现了女性优胜的倾向。老彭劝过博雅要重视丹妮，“喔，你得看重她。你永远不明白女人有多大的力量。”〔15〕还有木兰，她竟从容不迫完满解决了丈夫的婚外恋情，显示其惊人的智慧和天成的灵性。林语堂还在柔弱的柔安身上看到了不亚于大丈夫的果决与勇敢，在暴虐的武则天身上看到了天赐的为政才华与石头般的耐心。

其次，林语堂笔下的女性并不是被男性审视，任凭叙述者述说的“他者”、“听众”，更不是一个无语的“沉默者”，而是“讲者”，是“叙述人”。总的说来，中国现代作家审视女性多是偏于发掘其悲惨命运及悲剧动因，这是相当有意义的。但他们往往站在“女性与封建文化”的因果关系而非从男女两性的视角进行考察。如鲁迅塑造的祥林嫂以其“沉默”与“无言”而著名，站在女性对传统文化承载的角度看，这当然是非常成功的典型，但站在“女性”的角度我们却感到叙述人“我”和作者鲁迅同祥林嫂之间有着深深的隔膜。还有《伤逝》，鲁迅让涓生叙述子君，子君被剥夺了言说、陈述、辩解的权力，子君的一切是非曲直我们只能从涓生的叙述中获得，子君作为女性独特的性情、